读8月27日南方周末 - 图文

读8月27日南方周末《硬崛起与软辐射》一文。作者在文中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段讲演辞： “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中这些简单的话语便是理解美国人的开端，它不但表达了我国政府的根基，也表达了我们共同信条的实质。所谓“美国梦”，就是这样一种信心：通过勇气，汗水和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命运限制。并且只要每个男人和女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取决于拥护这些价值的男男女女。我们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些价值观的实践程度。 作者评价这一段话说：“简单明了，易于传播，富有感召力，但又具有深邃的哲学基础。”哲学总是基于人性的。人性最基本的动机是：追求权力、财富、异性。人类许多美丽的理论言说，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基本动机。这种基本动机并不包含善恶，但在实现这动机过程中会衍生出善恶来。美国的开国者们是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的。他们尤其忧患由权力膨胀而产生的恶。权力必然要膨胀。掌权者总能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断衍生出无穷无尽、花样翻新的个人利益来。正由于此，美国人才用平等反对特权，才用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美国人才创设制度、制定法律，来约束驯服权力。美国人对权力之恶的忧惧是如此之深，以致在制定宪法之后，又专门制定权利法案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权力侵犯。中国人则相反。中国人对权力总是依赖的、迷信的、放纵的、崇拜而心怀恐惧的。中美两种不同的权力观念，演变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二者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人只有认识人性的本质，认识人性的这种基本动机，认识任何理论言说只不过是这基本动机的辩辞，才能打破权力神圣，才能抹去权力光环，才能构造出符合自己利益的理论话语。每个人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不仅是为了自己幸福，也是为了国家繁荣，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尽管英国光荣革命在先，但法国大革命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其影响远大于英国光荣革命。相比之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被认为是一次比较民主、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完全统治。 一次彻底的革命离不开领导者彻底的动员，革命前的宣传相当重要，最好能收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这一点法国资产阶级做得不错。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期间，反封建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历史上的各个国家成功的政治革命，都在前期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思想改造和动员。法国如此，美国亦如此。而中国清末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之所以失败，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也是重要原因。法国大革命中同处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共同反抗已不符时代潮流的贵族和教士特权阶级的压迫，最终建立起崭新的制度。

回过头来说西哀耶斯的这两篇文章，我认为当中的许多闪光点，如今已广为人所认同，在他那个时代就能鲜明地提出来实属不易。自由、法制、平等思想的提出，是对特权阶级的挑战。第一：他辨析了荣誉与特权的关系，批判世袭特权阶级仗祖宗的光享不应有的权的事实。第二：他提出了让所有第三等级振奋和深思的口号：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同时

西哀耶斯总结了第三等级的三个政治要求：第三等级代表只能选自真正属于第三等级的公民！第三等级的代表须与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在数量上相等！三级会议投票不依等级，而依人头！

在“荣誉”和“特权”关系上，今日的特权阶级不应凭借往日其祖先曾大大效劳于国家，而胁迫人们把这种本应表现在内心的对国家功臣的敬意和感激变质为赐予功臣以荣誉，且附带爵位、官职、金钱以及跨越普通法控制的权利优越权的奖励，并且功臣们享有的这份荣耀和这种奖励可以代代世袭，子孙无功亦受用，于是便衍生出了特权阶级。西哀耶斯在《论特权》一文中指出“敬意这种感情仅仅与人民的感激之情相联系，因为祖国存在于，而且只存在于人民之中，那里才是真正的需要”。他认为“各式各样斑驳陆离的标记与勋章则强使人们对于平庸、卑鄙与邪恶表示尊重与敬意。结果，种种荣耀窒息了真正的荣誉，而使人们的心灵堕落”。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是要求由你们的同胞来褒扬，而是力求使自己有别于你们的同胞”。如此下去，祖国的概念缩小了，只局限于特权阶级而非全民。但在西哀耶斯的心目中，第三等级同国家的观念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另外，根据我的理解，西哀耶斯所承认的等级差别只存在于工作需要上，而不是身份种姓中。他说的“唯一必要的等级制度建立在那些代行主权的人们之间。正是在这里，人们才需要将权力分成等级；正是在这里，才存在真正的上下级关系，因为国家机器只有借助这种联系方能运转”。也就是说，由于行政、职务的需要，必须划分出上下级，但在工作之外、生活之中，无所谓贵人贱民。在法律规定上，人人平等，没有说在普通法之外还出台一部特权法，罗列种种寄生世袭特权者们可以享受的优惠和豁免。普通法下，人人的权利和义务平等，所谓特权者不能光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所谓平民不能有履行不尽的义务却无对等的权利。只被小部分人享有的权利也就成了特权。现在人民要做的就是追回自己应有如今却被压制的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权利。说到政治权利，最基础的首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享受其他权利的前提。所以在法国封建王朝日益腐朽、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契机下，第三等级的中坚代表向不合理的三级会议体制提出不满，就会议代表的推举方式提出抗议，指责第三等级代表非出自第三等级，实际仍是特权阶级的发言人。

当然，在公民代表权或者说选举权的问题上，西哀耶斯的主张明显体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体现了男性对女性惯有的歧视，他把女性、游民乞丐、仆役排除在公民资格之外，这点显然不合理。我对西哀耶斯的观点有几点疑议。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成功如此彻底，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发人深思，就在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色：法国资产阶级走了一条群众路线，资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结成政治联盟，共同推动革命高潮的迭起！但是，忽视半边天——占一半人口的女性权益，忽视社会底层穷人的权益，这也符合“平等、公平”的宗旨？我们看《什么是第三等级》中的一段话：“妇女到处都不论是非被排斥在这类代表权之外。人民的政治信任不能交付给游民或乞丐，一向如此。仆役和所有依附于主人的人，未入籍的外国人，能接受他们加入国民代表之列吗？因此，政治自由同公民自由一样有其限制”。他和广大的传统势力仍坚守着过时的偏见：女性天生是弱者，缺乏理性，只能

成为男性的附庸，她们没能力参与公共政治事物。他甚至觉得广大的仆役只会为主人即特权阶级说话，所以不可以让这些人拥有政治权利。殊不知，女性在新思想下也已觉醒，完全有能力进入政治领域活动。三级会议前在众多的请愿书里也有女性发起的争取妇女权益的申请书。而人的天性决定人在利益前不可能不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因此怎么能断言仆役们就不会为自己说几句话？既然想发动占社会绝对优势人数的新社会新制度的争取运动，既然资产阶级并不在第三等级中占有半数以上的人口，怎么能给女性和穷人一票否决，让这些人丧失对革命和权利的热情？还有，简单地把公民划分成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也不合理。我个人认为，西哀耶斯有以局部代整体之嫌，从小册子上的言辞中，他把有丰厚财富、接受了教育的资产阶级归到积极公民中一类，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有资格参与政治生活，获得选举权。而根据他对积极公民的定义，又有几个平民符合条件？如此一来，不就是发动了人民为资产阶级卖命地革命,事后又不给人民一些“奖励”，不就是说你特权阶级不能在三级会议里担当第三等级的代表，改由我资产阶级来代表人民，实际上资产阶级能完全代表人民，替人民谋利吗？不尽然。只有人民自己能代表人民代表国家。

最后，不管怎么说，一个事业上并不失意的修道院长能够散发这种让特权阶级极不舒服的舆论，我们就应当肯定他的行为。他的努力也的确促进了第三等级的革命反抗热情。站在他那个时代，其观点中的欠合理因素理应包容，并且，他那些超前性的观点也就是那些闪光点至今仍熠熠生辉！1788年，法国第三等级议员西耶斯著了《论特权》一文，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给予某些人以荣誉特权，最过硬的理由无非是这些人曾经大大效劳于祖国，也就是效劳于国民”，那么“对有功于躯体的肢体给予奖励；但千万不要荒谬愚蠢到用抬高肢体去压低躯体”因为“公民群众永远是人们为之效力的主体。”“不应该以损害一个人来酬报另一个人。让我们切勿把特权与酬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

法国第三等级议员西耶斯的“论特权”也是整个法国第三等级的“论特权”，西方资产阶级反等级特权的革命是彻底的。那是因为“在荣誉特权的伪善名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金钱上的好处是荣誉特权不打算侵占的”（ 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样，资产阶级再能拼搏再能奋斗，也难以在实现利益上如愿以偿。因此，等级特权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亟待扫除的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认定资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等级和特权，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没有了等级和特权，那么，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原本不应该存在等级特权。

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有等级，有特权。甚至比皇权社会更甚。 于是，西方社会在“消灭了等级特权”这一点上，比我们先进。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包容等级包容特权的社会主义——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二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几千年皇权社会基础上，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严格限定的特权基础上，建立在县、乡、镇政权都热衷搞独立王国、热衷于将自己的执政地搞成天安门、

白宫的基础上。虽然最高执政集体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但六、七千万党员中，认真读过几本马克思原著的属凤毛麟角，他们中很大部分接受的是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灌输者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宣传部门把“人权”划出马克思主义范畴，却不肯动“皇权”的毫毛。众多接受“灌输教育”的干部，其思想行为与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有着千般隔膜，却对当“土皇帝”万般憧憬。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包容着等级包容着特权的“社会主义”。

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公有制”，等级特权以政治地位划分贵贱人等。1949年以后，中国人在“低工资”上是平等了，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专政对象”自然不会与人民平等，就是在“人民”中间，干部与群众也不平等，党员与非党员也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通过“政治待遇”、“政治地位”的差异体现出来。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非常看重这些差异。五十年代，文艺界工资分成文艺级和行政级，行政级比文艺级工资低不少，很多人选择了行政级。这是因为行政级有相应的政治待遇（这就是行政级与文艺级的等级差异），看文件、听报告、能否订阅《参考消息》，能否享有高干医疗待遇都要选择了行政级才能享受。如果同样的工资级别，党员还要比非党员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党员非但没有情绪，还以此而自豪，这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要比非党员高。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为了政治地位损失些工资收入，在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这就是等级制，经济上看来平等了，政治上很不平等。在经常需要填的各类表格上，“政治面貌”栏是按党员、团员、群众、民主党派等划分的。 “政治面貌”是党员和团员的，意味着比群众有觉悟，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权利。年轻人如果是党员，社会给予更多的尊敬和荣誉，参军上大学都优先考虑；当时连谈对象，都必问对方“政治面貌”如何，除了说明人们普遍“追求进步”，也有着很现实的功利考虑。

不仅如此，档案制度直接就是为这种不平等服务的制度。中国的干部档案与群众档案是分开管理的，而干部档案就是“为组织干部人事部门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干部和正确选拔使用人才提供依据”而建立的（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这也意味着只有档案归组织部门管的人，才能进入仕途，否则，就只能是“群众”，群众更多的是承担义务，没有任何特权。

将“干部”和“群众”截然分开，将“管干部”的组织部门与“管群众”的劳动部门截然分开，强调“干部”的身份，这同样是不平等的表现。文革说是要破除等级制，但也正是在文革中，“革干子女”红卫兵地位明显要高出工农子弟红卫兵一等，当时红卫兵都穿军装，只有穿“四个口袋”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才最显“正宗”，这就是在强调高干老子的等级身份！在那些年代里，乘飞机要开单位证明，乘软卧需要“干部证”，甚至到了已经改革开放的80年代，笔者家有长辈要从上海回乌鲁木齐，因为火车票紧俏就托台商买票——当时台商有着优先购买火车票的“特权”，台商买的是软卧票，笔者长辈持了软卧票，检票处却不让他上车，说是需要出示“干部证明”，最后是让他到无座的车厢去席地而坐——今天可以上法院起诉的行为，当年视为天经地义。

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但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就可以凭商业部门发的“特供本”，特供到许多优质紧俏商品。在每户每月供应1～2斤肉、1～2斤蛋的年代，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干部却可以每人每月特供2斤肉2斤蛋2斤糖甲级烟一条，行政七级以上的国营大单位领导可以每人每月特供4斤肉3斤蛋2斤糖甲级烟二条，行政十七级以上十三级以下的没有“特供”肉蛋甲级烟的资格了，每人每月供应2斤黄豆和1斤白糖也算“特供”了。。。。。。。。“特供”就是特权，当然除了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名专家名教授知名人士也享受了“特供权”。在物资供应整体匮乏的年代，这种“特供”现在看来那么微不足道，但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这已经是特权，已经与当时民众生活拉开了很大距离。所以，当现今网上普遍呼吁反对退休待遇双轨制时，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个根子早就植下了，我们这些“人民”曾经把当官的拥有这种特权视为天经地义，这就是皇权社会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现在人们不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当时还有好多书属于“内部发行”之列，伯恩斯坦、托洛斯基的书“内部发行”还可以理解，连周一良的《世界通史》都属于“内部发行”就匪夷所思。笔者案头一套1972年版的周一良《世界通史》，封底就印着“内部发行”四字，而笔者当时也的确通过“内部”购得的——托“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从交通大学购来的。

现在有人认为文革是反等级特权的，因为文革提倡“36元万岁”，不错，文革的确把36元的工资制度宣传成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但大家都拿36元工资，这就是人人平等吗？我作为一个拿过多年36元工资的过来人，我把这理解成是当时执政阶层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只能用限制消费的办法来掩盖供应不上的矛盾，从源头上控制住工资额，就是掩盖供需矛盾的办法。不过，多年36元工资雷打不动，这与“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宣传不是自相矛盾吗？那就把36元工资制度当成“共产主义”供奉起来！谁敢质疑“共产主义”呢？

在非战争状态下基本生活资料极度匮乏长达三十年之久，对于没有“特供证”的普通人来说，这日子不好过（下面我会用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告诉大家详情）。过日子的普通人不会喜欢过这样的日子。除了有“特供证”的是例外。持有“特供证”就是持有特权。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真的不应该有那么些不平等。但我们维护了这些不平等。 就是在共产党高层，不平等也显而易见，不过党内的不平等不是以经济形式出现，而是以最高领导有着剥夺另一些高层人士政治生命的形式出现。记得薄一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1965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人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也就一年功夫，毛泽东“动根小指头”，就把刘少奇打倒了。

也有人认为当年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有不少比重，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也有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这说明当年工人农民与国家领导人地位是平等的；然而，恰恰是当时人大开会百分之百的“举手率”，说明工人农民的“参政”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参加人大的工人

农民不可能与国家领导地位平等——他们自己也根本不敢有这种“平等”念头，他们对能参加人代会的“感恩”意识要超过参政的责任意识。又恰恰是这种感恩心态，决定了他们参加人大只能是成为举手表决的机器。对于国家施政的失误，从没有听到他们说声“不”！这怪工人农民人大代表吗？不！这是政府的失误。对政府具有感恩心态，正是作为人大代表的工农分子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人大代表的责任是监督帮助政府执政，而不是其他。工农代表绝大部分都是劳动模范，他们是各行各业建设者中的皎皎者，但是，他们缺乏监督政府执政的意识和能力，政府并没有对这些工农代表灌输过要监督政府执政的意识、更没有帮助工农代表提高“监督”的能力和水平；政府灌输的只是“当好螺丝钉”的意识。而“螺丝钉意识”只是“臣民意识”，臣民意识是皇权社会的百姓意识，臣民意识占上风，那只能俯首称臣，还谈得上挺直腰杆监督政府吗？只有在大中型企业中，企业的工人对企业的生产管理是有着一定发言权的，但这毕竟与“参政”是两码事。

长期以来，国家对国民灌输“臣民意识”灌输得卓有成效，这正说明国家并没有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最闪耀着人文光辉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听进去，说明我们的“灌输”本身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甚至是肢解。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法国普通农民是以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姿态向国王上陈情书的：“取消和废除向来破坏平等的特权，平等甚至应该是支配父子之间关系的原则”、“居民们指出：他们曾经缴过修路捐，但一条路也没有修好。”法国特罗瓦城商界则对国王陈请：“从今以后不得因滥用国王敕令肆行拘捕而破坏公民自由”、“非经全国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租税”。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通农民普通商人是这样挺直了身板与国王说话，我们这里是不宣传的，更不会“灌输”给老百姓听。虽然互联网带来了时代的飞跃进步，今天的中国农民见到国务院总理都不怵了，都敢哭敢诉了；群体事件的大量涌现也说明人民有了权利意识，但致使农民在总理目前哭诉的原因、致使群体事件大量发生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而我们对等级特权碰都没有碰的缘故，有着等级特权利益的人们为了“力求使自己有别于同胞”（西耶斯语），拼命彰显扩张自己的权力权利，到了基层百姓这里，利益被剥夺殆尽。2001年我曾因工作关系在两个月时间内乘火车和长途汽车跑遍华东某省十一个地级市附带一些乡镇，中国底层社会的无助无援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为所欲为，我亲眼见亲耳闻，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冒出那么多的上访居民，实在是被逼无奈！从那十一个地级市归来后，我专程到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看着排成长队的访民，看着马路对面来自各省的公安车辆，我在凌厉的寒风中长久伫立，心情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

为什么执政党执了政以后就不愿向等级特权开刀了呢？因为这等于将到手的利益放弃。利益只要到手，就不肯易主。注意！资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了封建国家等级特权这些利益，而不是“易主”让自己来继承。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即有钱的城市平民等级，另外两个等级是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等级到今天还存在，马克思为什么说是被资产阶级“消灭”了呢？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用金钱的力量把这两个阶层“摆平”了！就像皇室表面被立宪制“摆平”，骨子里还是被金钱摆平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只相信资本的力量，这个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述：“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

照理，中国的各级执政者除了人民利益就没有其他个人利益，他们不应该有什么 “金钱势力”。但由于高级官员不愿意公布个人财产，这使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悄悄地拥有了金钱势力。不管如何，高级官员不愿意公布个人财产本身就是持有特权的反映，他们如果真的悄悄拥有了金钱势力，那更是持有等级特权的必然结果。

今天中国，已经从“计划”走向“市场”。这是权贵——等级特权的代表主导的“市场”。我们通常称之为 “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三

“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它既不是传承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是除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包括不认权贵权势；也不是传承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家精神的资本主义——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见识了西方资本文明、从内忧外患中挣扎出来的那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视权力为特权，以权力为本位，用权力操纵国有资产，用权力将国有资产“化”私有。权贵资本主义这些特点决定了“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制度的变种。它根本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敌。只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具备有与权贵——皇权政治制度抗衡的力量，中国资本主义始终仰皇权政治的鼻息或生存、或毁灭。

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皇权社会的等级特权制度并没有得到清算，这样，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和进入社会主义，是带着西方社会早已扔掉的包袱——等级特权而进入的，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包袱，是一个癌症毒瘤。这个包袱，这个癌症毒瘤，使得我们搞任何“主义”的结果都是回到皇权主义的怪圈。

我们既然对等级和特权连毫毛都未动，那么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权贵家族和权贵集团就利用等级特权先富、暴富，他们或者借能制定政策的便利，或者借盘根错节的关系，在钱与权之间架起了通道，又利用等级特权堵死民众对其暴富行为和暴富过程的追本溯源，总而言之，中国式市场经济必然要与等级特权共舞。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拥有等级特权者当然要在第一时间介入其中。八十年代初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开始的改革最后变成了少数权贵的饕餮大餐，所有发生着的一切就是这样顺理成章。也是这种“社会主义”，使我们懂得权钱结合的“市场经济”，比消灭了等级特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血腥得多，要黑得多。

在西方，消灭等级制和消灭特权的任务是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执行过这项任务，无产阶级同样没有执行过这项任务，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还是没有执

行过这项任务，相反，还维护巩固了等级和特权。所以，存在等级存在特权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要走与等级特权决裂的一步，既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供奉存在着等级特权的“社会主义”，否则，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问题在于，在利益目前，谁肯放弃？如果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逐步放弃特权，那夺取政权之初，为什么不像巴黎公社成立时的公职人员那样不要一切特权，只拿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当然，客观分析，巴黎公社就存在几十天，如果时间稍长，公职人员“只拿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也是办不到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看来，革命了几十年，反等级反特权的这一步始终却没有动弹。这一步不走，我们面临的是“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的问题。哪一天，中国的普通百姓对官员的态度能象18世纪法国农民对国王的态度，中国社会的反等级反特权才算卓有成效了。当然，借助于互联网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信息不再闭锁的普通人已经纷纷在在官员面前挺起了腰杆，这是中国了不得的进步！但是下级官员在上级官员面前远不及普通人在官员面前显得更有尊严，因为他们的晋升需要有特权的人点头哇！在中国现阶段，各级官员才是反等级反特权的最大障碍。等级和特权——这个中国的奥吉厄斯牛圈将由谁来打扫呢？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看来，当年西方资产阶级坚决彻底反等级特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封建贵族的特权妨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份自己的利益，才会感觉到被侵犯。而我国在九十年代以后，工人农民利益一直等到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才感觉到被侵犯，是不是我国的工人农民一直缺乏法律层面意义的个人利益意识、从而对利益被侵犯的感觉神经已经被麻痹的缘故呢？如果这种解释能成立，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将更多。

当制度未为“市场”作准备，“市场化”必然孵化“权贵经济” ——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四

1993年，宪法修正案宣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整个制度立法并没有为发展市场经济作准备，光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宪法条文间的矛盾就可见一斑（王鍊利：《剥削两字是鸵鸟？》）。加上中国将皇权社会等级制特权制的实质“不把人当人”意识原封不动的维系了下来，中国也就迎来了最不把人当人的“市场经济”。 山西黑煤窑、深圳血汗工厂只能出现在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中。

主导这种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就是皇权社会的“官高为大”意识，在下呼应的则是“唯上是从”。在没有步入市场经济时，社会虽然也是“官高为大”，但因为权利没有被物质化，“官高为大”是通过对人的严密控制得以体现，通过票证制度、档案制度、户籍制度对人进行控制，强化了权力“管制人”的一面，而被管制者却不能挑战管人者的权威，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曾都出现过 “反对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事件，仅仅对基层党组织领导提意见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和右派的不在少数，这就是“官高为大”与“唯上是从”相呼应的结果。等到步入了“市场经济”， “官高为大”则通过权贵控制了生产领

域、销售领域、金融领域从而操纵了国民经济命脉表现出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垄断行业”，就是权贵在垄断，也只有权贵才垄断得了呀！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是用详尽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利益经济，上世纪大陆的国民党政府也明白这点，国民党政府在为劳资关系立法上毫不含糊，诸如《上海劳资调节条例》、《上海解决工商纠纷条例》、《职工待遇暂行规定》、《学徒暂行规则》就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制定的。对劳资双方的职、权利、生产条件、劳动保险以及工人的年龄、最低工资率、产假待遇、津贴、抚恤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劳资间关系，有了这些法律法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就整体而言就不可能像今天的所谓“资本主义”那样血腥；而国民政府在1928年到1937年期间处理了2569件劳资纠纷案和罢工案，也是“有法可依”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国民党政府对劳工案的调处结果是以偏袒资方为主呢？历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上海社科院院长、顾问的年近九旬的张仲礼先生曾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研究表明，“对政府调处权威挑战与抵制尤力的往往是资方”，因为本来无法可依、无人干涉的劳资冲突现在被框架在现代法政范围内，使资方对劳资纠纷处理的随意性与自由度大为降低，劳工法案对工人的起码权益规定意味着资方无限制剥夺工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

我们今天进入了市场经济，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秩序，更没有任何法律能制约等级特权为所欲为！于是，市场经济就成了权贵的长袖善舞之处。权贵的资产如滚雪球一般滚大，他们无情掠夺了全体人民几十年中节衣缩食创造出来的国家财产，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改革更是将几代人民创造的财富转让给权力者或权力者的关系户。转让给了他们，等于人民几十年的奉献是为他们所奉献，他们是“发”了，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了，许许多多底层百姓却因为他们的掠夺而失去了职业、失去了耕作的土地、失去了生活保障！更悲惨的，就是落到小煤窑、血汗工厂这样的地步。

我们需要补上“认识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课——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五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英雄——项松茂，他是生产固本肥皂的五洲企业经理，他为了营救被日军抓捕的本企业11名义勇军职工，被日军枪杀。他去营救职工时大义凛然：“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我是五洲的负责人，我不去救，难道还叫别人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说出“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对比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而项松茂被日军审讯时由日军保留下来的审讯记录，也使我们见识了民族资本家的民族气节：“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反怪我们！你们清楚地想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办法，倒用军队占领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资料来源：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和宁波统战部网站）

创办了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的竺梅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十天，花费几千元的广告费在《申报》刊登《告全国同胞书》，大声疾呼全国同胞齐心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竺梅先率先捐献出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他还邀请医师和护士40多人，先后救护伤员达4000人，而伤兵医院的费用，三分之一由他捐献，其余由他向爱国工商业者募捐。（资料来源：宁波统战部网站）

说这两件离开我们七十年的轶事，是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积极抗日的资本家存在。长期以来，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就联系到“批判”两字，批判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根本就不清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原始资本主义那么血腥，马克思还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呢！我们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了解多少？而我们今天不反等级、不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真的就具备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了吗？用充满不平等的“社会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能理直气壮吗？批判者又凭什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呢？难道就因为 “上面”说要批判，就批判吗？就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点无可否认，至今仍然是这样！）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只有被批判的份，就不值得被我们吸收和继承吗？如果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就别提社会主义了，我们离“资本主义”都还远着。

看二、三十年代上海真实的劳资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能简单评价。因为在民族资本家眼中，“工人”是分等级的，技术工人、学徒工、普通熟练工的待遇可以有天壤之别。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是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老板反过来“求”着技术工人的事情，是并不少见的；而学徒工、普通熟练工则被苛刻对待，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见。但民族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倡导下，已经在寻求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并在努力实践。

由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忻平著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徐新吾、黄汉民著作《上海近代工业史》，搜集了浩繁史料，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特别是张仲礼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资产经济在二、三十年代的活动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使我们能改变以往对中国民族资本家漫画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民族工业史，有助于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去了解“资本主义”。笔者以下关于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的论述，多出于张仲礼、忻平、徐新吾、黄汉民、徐鼎新的研究成果及引用史料。

德大纱厂的穆藕初认为，过去旧时资本家不把工人当人看，不仅浪费了企业发展最大能量，还造成了阻力和对立面。因此，他要求在自己的厂里增进工作效率与改善劳工生活必须统筹兼顾，要尊重个人、要想方设法发挥每个工人的积极性。说“唯有劳资协调，始足以维持于永久”。

康元制罐厂内有整洁的职工宿舍，有沐浴室，有整容室，有运动场，有娱乐室，有合作商店，凡职工都能参加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厂方还邀请名人来厂演讲，组织职工看教育

影片，使职工“安心尽职，努力生产”。（笔者的前辈就在三、四十年代的康元制罐厂当技术工人多年，此不是虚说）。

荣家在申新棉纺系统内设劳工医院，开办劳工储蓄，设立自治法庭，开展文体娱乐读报活动。厂方提出目标是“消灭劳资纠纷”、“促进劳资合作”、“增进产品出数”、“培养劳工们合群的精神和习惯”。申新九厂的技术工人工资可达50～60元，超过了一般的低级职员。

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工资形式大致可分为奖金、津贴与佣金、分成三类。奖金又分升工、赏工、年赏、节赏、月赏、生产快赏、功过赏、勤工赏、质量奖、考勤奖、花红等，上海英电公司年赏以12月发双薪形式发放，法电公司花红相当于月工资的三倍，1938年底，上海鸿章纱厂因营业发达，职工年赏和红利的数目增加到等于40个月的工资。升工多用于按日计酬的单位，月满勤26日，加赏4天工资。津贴则包括米贴、伙食津贴、房贴、煤贴、工作津贴、年资津贴、福利津贴等，一般用作对通货膨胀的补偿。佣金、分成主要出现在商业服务业中。

上海能在三十年代吸引了国内30％的产业工人，这里，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准属全国工人最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二十年代后期到1935年，对几百户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支出情况作了跟踪抽样调查，坚持记帐的家庭有305家，户主从事职业为分别为纺织业、化学业、机器建筑业、食品业、水电印刷业和运输小贩。305户家庭的户均人口4.62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2.0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2.24人（包括本身）。每户年均收入416.51元（300元～500元占57.4％，最低的200元～300元占20.3％），年均支出454.38元（户年均亏空37.87元），年均食物开支241.54元，月均食物开支20元。月均20元的食物开支其生活质量达到怎样程度呢？笔者根据1980年上海居民凭票供应食品量并参考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人均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再以1933年的物价计算1980年上海居民食品消费费用，得出结果如下：以1933年物价计算1980年每户主要食品消费的价格（每户人口以三十年代平均4.62人计算）：米114.4斤，价8.78元（法币，下同）；豆油2.3斤，价0.39元；猪肉9.2斤，价2.85元；蛋2斤，0.38元，水产品2斤，价0.5元（按1933年白鱼价为平均价，1933年青鱼0.35元/斤，鲫鱼0.40元/斤，大黄鱼0.2元/斤，小黄鱼0.15元/斤）；鲜菜113斤，价4.5元；食糖2.8斤，0.23元，散装黄酒5.7斤，0.74元；（1933年物价依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上述一共18.37元。还余1.63元，根据1933年物价，如买水果，香蕉0.12元/斤，泊头鸭梨0.3元/斤，烟台苹果0.37元/斤，福桔0.23元/斤；而按照上海1980年的生活水平，除了有小孩的家庭每天给孩子吃点苹果或梨，大部分家庭成员是不可能每天吃水果的。1980年蛋和水产的计划供应量是每户两斤，有时还不能保证供应，鲜猪肉每人两斤。因此，1980年上海居民消费的米、猪肉、蛋、水产、蔬菜等主要食物消费量用1933年单价折算18元就够，说明1933年的上海普通工人吃的水平与1980年上海全体市民平均水平差不多，即基本能达到温饱。1980年是文革结束的第四年，供应比七十年代要好些了。但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是552.84元，其中食品支出309.6元，恩格尔系数高达56，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工人

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却只是53.15，虽然这53.15的恩格尔系数要靠借贷达到，也能说明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用借贷维持的生活质量还是比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要高些。还需要指出，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户均人口4.06人，比三十年代少0.5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1.69人，比三十年代少负担0.55人；家庭就业人口2.41人，比三十年代多0.35人，如果三十年代工人家庭人口状况如1980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应该更高。

在“穿”的方面，305户家庭年均添置衣服费用34元，34元一共可买10斤棉花，10丈细布（用纱织的布），5丈线呢（用线织的布，较细布厚实），并还余3元可作制衣工钱和买钮扣等辅料，这还只是张仲礼先生仅凭物价指数与收入开支对上海工人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最低量推算。比较上海计划供应时发放布票的最高标准是每人1丈6尺（一条被里所需布料或一套外衣所需布料）和纺织品专用券3尺的定量，就可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用于“穿”上的消费远较上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要宽裕得多，宽裕度近一倍（家庭用布十五丈与家庭用布8.8丈之比，还没有将1961年每人仅发布票6尺6寸、1962年每人仅发布票7尺7寸“平均”进去）。而且，从1926年到1935年十年间，分别来自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的两个统计调查都表明， 43种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为13.3％，平均年上涨1.33％（《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说明上海1926年到1935年的十年间生活物价基本稳定，上海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产业工人是可以维持上海标准的低水平温饱生活的，而33％的工人家庭平均年收入在500元以上，那已经是温饱有余了。正因为一般家庭都能维持低水平温饱生活和33％的工人家庭温饱有余，对摩登时尚的追求才能成为三十年代整个上海市民阶层所趋的潮流，由此可见，对于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上海而言，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整体上并没有处在“饥寒交迫”的程度。

我在上海虹口区石库门中长大，周围多是工厂工人和普通职员，他们几乎都来自江南水乡，少部分来自广东。当六十年代“忆苦思甜”时，“大人们”都是诉日本入侵之苦，而对受资本家剥削之苦的控诉并不很强烈，只是说当学徒时要早起生煤炉、帮老板娘领孩子等，还认为这是当学徒难免的。那时我虽然才十岁左右，已经在纳闷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了。1968年我进了工厂当机加工工人，带我的师傅在1949年前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丰果品行的学徒。他有一次很随便说起：“阿拉老板对阿拉很好，都与阿拉一起吃饭的，阿拉吃啥他吃啥。”车间里马上就有人向“上面”反映，说他“觉悟不高”，他梗着脖子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嘛！”我那时刚走出校门，感到学校与工厂就是不一样，因为如果这话是学校老师说的，那老师早就被“飞机式”了，可我的师傅什么事也没有，还是当他的“班组长”。我感到即使是在高压政治下，底层社会还是崇尚实事求是的。

当然，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劳资矛盾得以缓和不等于劳资矛盾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存在的。民族矛盾可以转移阶级矛盾，但不能因此化解阶级对立。技术工人待遇是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然而技术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三分之一还不到；野蛮落后的包身工制

度、养成工制度（养成工指学艺只给吃饭不给工钱，限制人身自由，学艺期满要在工厂继续工作3～4年，工资仅为正式工人一半的那部分工人）、童工制度又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并存。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劳资矛盾。1929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对21个工业行业28.57万名工人作了调查，工作八小时的只占1.07％，大部分行业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甚至多达16小时。男工月工资平均17.52元，女工工资只有男工60％，童工只有41％（见上海市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上海家庭只有依靠家庭成员充分就业以增加工资外收入。上海报童、老年报贩、童工女工之多就鉴于此，工人罢工以求得改善生存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就一直在进行着。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1924~1927）曾经废止了超时工作制，到30年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延长工时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中恢复，国民党政府编撰的资料中如实反映了这一点，如毛纺业工时从10小时延长到11.07小时，怡昌丝厂工时延长到12小时，日工资却从0.58元下降到0.42元（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统计概要》，1935年出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民国21年度劳资纠纷参考资料》1936年）。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下层社会中的一部分由此看到了并实现了“向上”发展的希望；同时，下层社会还有大批“向上”机会渺茫的人，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的。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能吸收和发扬光大一切有利于她本身发展、有利于“社会资本化”的要素，却无情摒弃了还未来得及为“社会资本化”提供服务的其余要素。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冷血无情的一面，中国城市中罢工的频频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

民族资本家时代正是大办教育的时代

进入了“民族资本家时代”以后，上海一些新式资本家深感员工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工厂企业开办各类学校成了风气。纺织系统的申新、新裕和沪东沪西各厂都办有职业学校和夜校，华商电气公司根据国民党市政府“强迫教育”方针，设扫盲速成班；阜丰面粉厂开设工人学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文化课；五洲的项松茂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康元制罐厂规定新进厂工人须经过五年的教育，使之达到初中毕业水平；总经理项康元提出办厂宗旨：务必使本厂成为学校化的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务必使本厂成为工厂化的学校，实行生产教育；他规定工厂实行职业教育的内容为：一、智能教育，二、常识教育，三、体格教育，四、道德教育，五、消防教育。厂歌唱道：“挺起胸膛，举起两肩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陶行知对康元制罐厂重视教育极为赞赏，认为“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教、学、做合一之极则”，“是创造新中国之途径”。

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认为“企业即学校，且为最实际的学校。”“凡有职工的地方，不

管哪一个港口，哪一只轮船，哪一只囤船，哪一个车间，都有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他说：“我们这样训练人才不是要求他们仅有一种找饭吃的能力，……乃要求他们都有能力帮助社会，帮助社会解除灾难，创造福利。”

重视职业教育，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有了最为直接的人才来源。如荣家企业集团开办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直接从工人中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为了使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能适应现代化工业设备操作需要，专门设立工人晨校和工人夜校，进行在职教育。教育纯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不收学杂费和书籍费。讲授的课程达22种之多。工人可以自由选修，学习时间分两年、一年、半年。并还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和简单乐器演奏技能，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活动。

大隆机器厂的工人几乎全部是本厂学徒出身，工头、领班、后来连各部主任甚至厂长都是由本厂出师的学徒提升。三友实业社培养了一大批学徒工人，他们以后成为全国各毛巾被单织造业的厂长经理和老板。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厨味精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天津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非常重视教育。

当然，更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兴办学校的先驱如开创实业教育先河的张謇、创建集美学校的陈嘉庚、创建浙江省立锦堂学校的吴锦堂、兴办300多所学校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五金大王”叶澄衷、毁家兴学办浦东中学、广明小学的杨斯盛等，更是重教重学的楷模。

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在促进社会从下向上的流动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教育帮助人们安上了向上流动的翅膀。这就给了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重要极深厚的内在原动力。

而今天的资本家企业，有几个是这样重视教育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使命感的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我们以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上、进步的一面，是知道不多的。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他们的眼界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都为开阔。整体而言，他们没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那么野蛮贪婪。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以落后的、反动的面貌登上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光辉一面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为他的选民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必然是有用意的。因此，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如果拒绝了这个机会，就是“拒绝做上帝的侍者，拒绝接受上帝的赏赐。” “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但是若作为从事一项职工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

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所以，新教资本主义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

首先，他们没有基督徒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的宗教观念；又由于中国的社会氛围一直是个“抑商”的，他们不可能像新教资本主义那样张扬，他们的剥削行为也远没有十七、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残暴，而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野蛮中步了出来，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当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能步出野蛮阶段，是与受《资本论》影响的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分不开的——既然不受监督的政府是腐败的根源，那么没有受到工人反抗压力的资本家当然也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他们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受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影响，搞实业不但是为赚钱，更主要是在从事事业。张謇从“状元”到实业家，是因为甲午战败给了他巨大刺激；天厨味精创始人吴蕴初办企业，守的信念是“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叶澄衷办学校，源于有一次他对在河边嬉戏的孩子们关照要注意安全，孩子们反而对他破口大骂，他由此萌发了创办学校教化儿童的想法。独资捐款修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卢木斋，他从小经历了“读书难”的苦楚，立愿：“有朝一日我有力量的话，一定尽我的力量大办图书馆，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读书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看。”事实证明，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精神上也是富裕的。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不是靠欺诈，而是靠务实——那些民国时期创下的“名牌”，就是实打实的！

我对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应该正面肯定——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鼓励人积极向上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文明进步

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像山西小煤窑事件、深圳血汗工厂事件，相信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农奴主，民族资本家会延长工作时间，会少给工人报酬，但是，他们不会在把工人如此不当人，只有日本侵略以后的纱厂包身工时代，才可能与今天出现的惨烈现象做比较。而夏衍笔下《包身工》中的“带工老板”就是“包工头”，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凶神恶煞的“带工老板”是皇权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狗腿子，不过他们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包身工受的是日本人老板和包工头的双重压迫。

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远不如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资本主义人道？我认为有如下原因：一、“权贵资本主义”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皇权社会等级特

权影响的情况下孳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皇权主义，其思想渊源直接传承皇权文化“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原则（引号内话引自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当中国对资本“禁欲”，这个“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无休止的无视人的尊严的“整人”形式来体现，当中国对资本“开禁”，“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权贵操纵下的资本为所欲为包括对人的为所欲为表现出来。在权贵资本面前，中国没有一部能制约权贵横行的法律，对《物权法》的赞美有不少，然而，对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物权法》就很无奈。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正因为是利益经济，才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不致使市场经济成为一方占尽利益而其他方尽担亏损的社会动乱基础。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只能听凭市场经济成为权贵的一家独赢，听凭21世纪的中国再现活生生的奴隶。黑煤窑、血汗工厂中反映的“不把人当人”现象更多折射的是皇权社会的色彩。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矛盾格外尖锐。二、中国二千年来，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但普遍相信善恶报应，“凭良心”是社会基层百姓约定俗成的行为处事准则。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毁了千年民间“凭良心”的道德约束规范，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违背传统道德的行径都被当作革命行动被默许甚至被推崇，由于文革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危感，每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为了自保，再残忍的行为也都不去加以干涉，领袖的一声“要武嘛”，更使得对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野蛮残忍。一个社会，没有法律，又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连文明礼貌教育全都成了要批判的“封资修”，一些人也就成了不相信阴私地府报应“无所畏惧”的王熙凤式人物，整个社会在“整人”上达到极致。文革结束，虽然国家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总算对人民有了个交待，但是，却并没有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深处深刻反省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旁观、欣赏人作践人的恶劣行径，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会滔入自虐与互虐的罪孽之海。其实，在中国发生小煤窑事件、血汗工厂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最高官员在朝廷上被扒了裤子“廷杖”，就在这块土地上，朱元璋皇帝以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羞辱大臣，就在这块土地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的国家最高领导被侮辱被“批斗”，连最高官员都活得没有尊严，小小百姓不被当人看又有什么奇怪？

如果我们今天还将黑煤窑事件和深圳血汗工厂事件单纯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正视和清算皇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的决心和勇气！说明我们离资本主义还远着！

等级特权与“国家剥削”——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之六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有其先进性一面，那么，民族资本家时代是否存在剥削？当然存在，就如1949年以后，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国家剥削。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我认为是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劳动力凡是被资本在雇佣，剥削的前提就始终存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不是不同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上，而是不同在理论上的分配方式上。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大多数人能最大程度地享有自身劳动成果。

什么是剥削？剥削就是通过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别人劳动，这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张五常否认剥削，说他不知道剥削为何物，还举出邓丽君的例子，问邓丽君剥削谁了？举这个例子不合适。邓丽君当然没有剥削谁，她的生产资料就是她的嗓子，她自己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她没有剥削别人，她是否受别人剥削，那只有邓丽君自己清楚。1949年前上海吃“开口饭”的不都受到戏院老板的剥削吗？戏院可以看成是老板的生产资料。

剥削现象的存在是否认不了的。在民族资本家时代，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并存的是野蛮落后的包身工制度、养成工制度、童工制度；民族资本家管理的企业，也普遍存在着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的现象，女工工资只是男工的60％，童工工资只是男工的41％。即使如民族英雄项松茂，他本人自支月薪400元，一般工人和店员的工资仅是项松茂自支月薪的2.5％～5％，学徒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月规钱只是项松茂自支月薪的四百分之一，最多只占到1％，还要工人把存款存在他的账上，到退职和死亡才能领取。这些不叫剥削又叫什么？

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着重于对资源的技术研究，如果光从技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把资本当成一种生产要素，但是从研究社会关系出发，资本就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光研究技术关系，认为资本购买劳动力只是一种资源配置，体现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平等交换”；如研究社会关系，只要是资本在雇佣劳动，只要资本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就必然存在剥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关系，而研究社会关系，当然应该把劳动者当作有血有肉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冷冰冰的“要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划经济时的国有制企业也是靠剩余价值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很大一部分“全民”的劳动的，那是“国家剥削”。问题在于国家是通过宪法承诺取之于民的要用之于民，人民也接受了“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舆论灌输，人民才心甘情愿作奉献——今天的奉献为了明天能更多的得到（不为自己也为后代）。如果不接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灌输，人们凭什么要为国家节衣缩食几十年？人们凭什么要一味为国家奉献？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常识：1949年，人民抛弃了中华民国而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人民对腐败的中华民国已经绝望，人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根治腐败，能使人民富，能使人民摆脱贫穷摆脱奴役，自由幸福富足地生活；而不是为了“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只有自由幸福富足地生活了，国民才有尊严，中华民族的头颅才能高高昂起。

但是，我国自1955年实行票证制度以后，“大多数人能最大程度地享有自身劳动成果”就成为不可能。诚然，建设新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在一个农业国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需要人民奉献，那么，这种奉献不应该延续几十年，这意味着一代人或两代人因为奉献而不可能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这是有悖于当初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初衷的，也是有悖于常理的。如果说，革命先烈是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人民却由于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从而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做不到有效监督政府，凭什么说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革命先烈是抛头颅洒鲜血了，人民却没有能真正当家作主，而执政的实体——代表人

民执政的个人，却成了特权阶层，人民因为有特权阶层在从而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或者说，没有监督政府的资格,这难道是抛头颅洒鲜血的先烈愿意看到的吗？

“国家剥削”是哪个国家都存在的，但是，“国家剥削”的账单应该透明。然而我们这里“人民”虽然以“纳税人”面目出现，但众多的纳税人却无权过问国家是在怎样花着纳税人的钱——什么时候上级部门把花钱的详细账单给人民代表看了？而以前的人民代表，有几个是看得懂政府花钱账单的？现在的人民代表，虽然具备了看懂政府账单的能力，他们看得到真正的账单吗？如果人民质疑了比较真实的账单，会给出回答吗？我就对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在2006年发出了质疑，除了4万字的质疑文字，还附有十八张数据图，十五张数据表——全都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提出质疑，质疑文字内参全文刊登了，国家财政部高层都看了，但他们选择了沉默。2007年我对“上海市人均住房面积增加”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当我在“如果我不负责任，我该怎样计算上海住房面积”的“灵感”下，用最偷懒的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办法计算了上海居民住房面积，计算结果，“居民住房总建筑面积”与各类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数据平均只相差3.6%，“人均建筑面积”与建设部近三年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的相应数据百分之百相符。我把整个计算过程写进了《请问上海市政府，能这样计算上海居民住房面积吗？》一文，在自己的博客上登载了，在内参也登载了，有关方面还是选择了沉默。（http://vip.bokee.com/20070706322092.html）

如果我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我认为他们对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出示真实账单的要求，还是会认真对待的。因为不把公民当回事或不理睬公民，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特权，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这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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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阶级人权的历史进步性和根本局限性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10-16 13:51:2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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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特权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王国，以人权形式承认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理想化王国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没有能够超出时、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但公平偏在资产阶级一边，平等是代替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3、资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宗教而获得政治解放，从社会这是一大进步。政治解放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不能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为一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咱民主制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实质上只是富人的民主。??7、??）

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特权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王国，以人权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会。资产阶级理想化王国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没有能够超出时代的限制

由的人性？犹太人不只是想力求承认，而且真的是在力求承认“自由的人性”，这人性”就是在所谓普遍人权中得到典型的承认的那种最“自由的人性”。鲍威尔先为，犹太人力图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正是说明他们力图获得普遍人权。

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

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的政治解放以及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谢谈到行动自由、居住自由、迁徒自由、经营自由等等时，就正确地阐明了犹太人力人性获得承认的意义。“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极认。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

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4—145

先生认为，他在废除特权的同时，也就废除了特权的对象。针对马丁（杜·诺尔），他指出：

不存在特权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抽掉宗教的排他性，宗教也就不复存在

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正的工业才会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地，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

“公法状况”的基础、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闭塞”既不和别的闭塞对立，也不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样整个的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8—149

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咯唯灵论民主。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的启蒙和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上发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来做我所愿做的一切。’”

反，世俗的历史却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的享受初次表现出、轻佻、无礼和狂乱；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得粉碎，现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现。资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

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6—157

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了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

。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1页

竞争决不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者仅仅是这样的否定方面。自由竞争是资本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最初历史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

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就表现为个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59页

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即使是最初步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不通过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不能不通过资本的实际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各资本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

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0—161

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

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

反杜林》（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页

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

———

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u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覆学说吗？

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面，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

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向外，资产政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

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

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政治。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0年1月—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408页

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做工的“自由”工人“有权”支配的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奴役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那一点生活资料。

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精神得粗俗和愚昧。工人固然可以多少争得一点政治自由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

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

平和平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但公平偏在资产阶级一边，平等是以金钱特权代和世袭特权

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

德国状况》（1846年4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7—648页

①，成了近50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1824年废除臭名昭彰的结社法以后工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进，有许多50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想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应用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

———

章的标题《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编者注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么呢？

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数。

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劳动的能力。

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说，只要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资本家给的这么少，交易的本质。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作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的最高典范。

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愈来众多的“帮手”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身，就会加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不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们要问，资本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工人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种不平常的“公平”的竞赛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

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一个口号：

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881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卷第273—276页

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1884年10月23日），《马全集》第21卷第210页

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到谈很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235页

使国家摆脱宗教而获得政治解放，从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大进步。政治解放不是解放，不能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

、基督徒、一切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来。可是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并

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

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6页

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

相对立的“精神”为了立刻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把他自己的肤浅的著作即布鲁的“犹太人问题”看做绝对的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它在对这一攻击所作的第一号答辩中，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点，反而肯定它发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以后的几次答辩承认自己的“失策”。

作所受到的待遇开始表明：正是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比任何起来反对精神。我现在对这一著作所进行的辩护，进一步证明了那些由于自己拥护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多么伟大的群众的辩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贫乏。”

判的著作的问世必然要激起“群众”来开始表明自己对精神的敌对态度，因为“群这件事本来是由“群众”和绝对批判之间的对立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和证实的。

由主义的和唯理论的犹太人对布鲁诺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攻击，较之自由主义唯理论者对施特劳斯的群众的攻击，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批判的用意。上面所引证新颖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来判断：

应该指出那种肮脏的良心的特殊形式，它的表现就是这些浅薄的先生们（自由主义傲的辩才；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它最缺少精神内容的地方，它最经常地谈论精现出最无生气的地方，它却总是唠叨着生命这个词”等等。

到“人权”，那我们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证明过（“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是群众的辩护人，而是“他自己”不了解这些“权利”的实质，并且以教条主义的们。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措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

从布鲁诺先生和菲力浦逊、希尔施等人的争论中举出几个例子。连这些可怜的对手的批判所能征服得了的。不管绝对的批判怎么说，菲力浦逊先生用以下的话来责备有说出什么不尽情理的话：

尔在思索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国家的哲学理想”。

先生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

想像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

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111

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民主制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实质上只是富人的民主

后，法国在欧洲是一个最讲究政治的国家。在法国，任何一种改良，任何一种学说，某种政治形式，就不能在全国发生作用。看来，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上，法国注定政治发展形式；从纯粹政治开始，达到一切国家、一切不同的道路所必然汇合的地主义。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英国宪章派未来的什么。

命为欧洲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依我看来，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或者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神学）。政自由，是—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样。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平等，即共产主义。这二者在法国革命以后都出现过；前者以拿破仑为代表，后者代表。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卷第576页

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比利时自由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国家的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允许自由争论、结社权利和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撒播人道主义的种子。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

见，“联合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只不过是一种反对不再适合资产阶级利益和政体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为了反对宫廷，它就必须要讨好人民。

自由主义反对派真的以为，它是为了人民而当反对派的。

自然，只有在为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幌子下，它才能从政府手中为自己争得权利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2页

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

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讲的：

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许这些要求以权利为根据??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

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益必须这样做的话??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

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认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

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1853年10月—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6页

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本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实际上不是想要充分的自由，充分的人民专制，而是想结起来，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资产阶级想要议会制度而不要官僚制度，为的是保治，同时却想要君主政体，常备军，并保留官僚制度的某些特权，这样可以使革命底，使无产阶级不能武装起来，——所谓武装既是指用武器直接武装，又是指用充。

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1905年11月20日［12月3日］），《列宁全集》卷第112页

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外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活之外。

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世未有的高度。

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作中有300万是工

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活。

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3—84页

现实生活也使工人懂得，只要地主还安安稳稳占用着宫殿和迷人的城堡，集会自由不过是在阴曹地府集会的自由。你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一面答应给工人自由，殿、土地、工厂和所有财富继续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这哪里有一点自由平？我们只有一个口号，一个信条：任何一个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享用生活资料。吸的寄生虫则不得享用这些资料。我们宣布：一切属于工人，一切属于劳动者！

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页

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

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

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

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

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

、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侯，无论在1649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扩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919），《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87—488页

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

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3页

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调，有时普通老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

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像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起来的人。

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根大一部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

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像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大空毕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

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于有集会自由。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第333—337页

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

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你试试看吧。

，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2339—340页。

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形就是这样。

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日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遍及全世界：

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

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70—71页

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

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73—74页

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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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中世纪法制由日耳曼法、罗马法与教会法构成。日耳曼法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占据统治地位，带有原始民主性；罗马法是古代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善法，在中世纪得以复兴；教会法是天主教会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总称，对中世纪西欧社会影响巨大。三支性质不同的法律体系适应统治需要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西欧中世纪法发展的独具特点，也形成世俗法与宗教法独立并存的法律二元化格局。 关键词：西欧中世纪；日耳曼法；罗马法；教会法

公元476年，西欧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游牧民族日耳曼人一举征服西罗马帝国，并使西欧从此进入了中世纪时代。落后的日耳曼民族因何能取得征服的成功，拥有千余年历史的古代最发达的罗马国家因何一触即溃，日耳曼人又因何在西罗马奴隶制基础上建成了封建性质的国家，这些不可思议的历史跨越，早已成为历代政治家与史学家难以解释清楚的学术难题。 西欧法律史也为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随着日耳曼王国在西欧的建立，罗马法失去了国家法律的地位；从日耳曼原始氏族习惯中演化出的具有封建性质的日耳曼法，成为西欧中世纪法发展的源头。然而文明程度的差异，使强悍的日耳曼统治者面对打下的江山，必然也会产生些许的尴尬。于是，原始粗糙的日耳曼习惯法显示了鲜明的属人主义法的特性，只在与法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日耳曼人中间适用。这样，沉寂了的罗马法基于统治的需要，从一开始也就没有完全被推出历史舞台，依然被允许在被征服的罗马人中悄悄地发挥着效用。与此几乎同步，日耳曼人对原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尊崇而很快皈依了它。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国王克洛维（Clovis，公元486-511年在位） 当政不久，便于496年率领亲兵在一个名叫兰斯的教堂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由此，基督教在日耳曼王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势力渐渐增长，而调整教徒之间行为规则的教会法规范也慢慢孕育而成。此后，随着9世纪日耳曼各王国封建化过程的完成与封建割据的确立，日耳曼法改变了属人主义法的性质，与罗马法汇合相融，构成了封建地方习惯法，成为属地主义的法律。12世纪以后，西欧商品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罗马法作为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善法律应运而起，西欧大陆掀起了以继承罗马法为内容的轰轰烈烈的法律改革运动，罗马法重登历史舞台，迎来了它在历史上的又一个春天。而教会法在10至15世纪也步入了辉煌的发展历程，它不仅成为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自成一体的法律体系，而且其经典《圣经》在西欧各法庭均具有法律效力。日耳曼法作为独立民族性的法律从中世纪中后期开始，虽然已经失色很多，但它同罗马法与教会法相伴相随，一直走到了中世纪历史的尽头，并与罗马法一起分别构成了英美法和大陆法的历史基础。就这样，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耳曼法、教会法与罗马法三支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历史性地组合在一起，相互渗透与融合，并形成了世俗法与宗教法并存的二元化格局。

西欧中世纪法这一发展特点，耐人寻味，值得思考与分析，更何况近代以来征服了世界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又是在它的襁褓之中长大。 一、日耳曼法——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法律

日耳曼法是侵入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法律的总称，也被罗马人称作“蛮族法”。它是继罗马法之后在西欧数百年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支重要的法律体系。正如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征服一样，日耳曼法也以完全不同于罗马法的精神风貌，勇敢地登上了西欧法制舞台，并向西方法制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念、原则与制度。这些观念、原则与制度虽然带有不少原始性，并显其简单与稚嫩，但其中也蕴含着不少民主的因素。谁能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日耳曼法没有关联呢？无论如何，日耳曼法的诞生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曾像飓风一样席卷了西欧各地，并使人类的法律文化史更加多姿多彩。

日耳曼法最初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口耳相传，并与道德规范没有明确区分。有关案件的审理，主要靠回忆祖先的遗教和长者根据回忆所谈的意见为准。后来，由于征服后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于统治的需要和受到原罗马国家注重法典编纂的传统影响，日耳曼各王国很快开始了成文法典的编纂，几乎每一国都拥有了自己的法典。不过，这些成文法典依然主要是日耳曼人习惯法的记载。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习惯法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视为是不可改变的，如同“已经说过的话或已经做过的事是不能改变的”一样，连国王也要遵守习惯法。在诸多日耳曼法典中，法兰克王国建国初期编纂的《撒利法典》影响最大。

日耳曼法，也被称为“部族法”。日耳曼人中存在很多部族，部族不同，法律亦异。各日耳曼法律仅适用于本部族人，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所以，日耳曼法的 “属人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也适用于日耳曼各部族间。由于这种情况，也就有了“五人犯法，即有五种法律”之说。直至封建割据时期，即公元9世纪以后，“属人主义”才转为“属地主义”。各封建领地（包括教会领地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习惯法，不管当事人原来属于哪一部族，都适用案件发生地的法律。

日耳曼法有许多共同特点，它一方面反映了日耳曼人各部族进入原始公社制度解体时期的阶级分化和土地占有者的特权地位，一方面保留着大量氏族部落习惯的残余，如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武力械斗、神明裁判、公开审判、言辞辩论、公社成员共同决定事务的遗风等等。在公法方面，日耳曼人早期的国家制度尚有军事民主制度的痕迹；由公社即马尔克（Mark）全体成员参加并共同做出决定的民众大会保留了很长时间，国王的决定必须经过民众大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审理案件时“法官”只提出纠纷问题，而由全体公社成员作出判决等等。马尔克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组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1]（卷19p.363）日耳曼法在司法制度方面也含有不少民主因素。例如在英国，农民在领主法庭受审，可由邻居作证而提出抗辩；从亨利四世（1399-1413）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200多年内，经常发生法院认为国王的决定违反法律而宣布无效的事件。法国领主中的“平等法院”实行双方当事人言辞辩论原则，不仅以当事人之间的决斗判定是非，甚至当事人可以以法官偏袒一方为理由提出同法官决斗。1673年以前，最高法院对

国王的敕令拥有“谏议权”（国王每逢颁布敕令，须预先征询最高法院意见，最高法院如认为敕令与以往的法律和习惯有矛盾之处，有权以书面意见呈报国王裁决，这已成为惯例。1673年1月路易十四撕碎了最高法院谏议书并亲临该院，宣布“朕即国家”[1]（卷 3p.395），从此废除了这一制度）。

此外，日耳曼法具有团体本位法的特征，凡属日耳曼人都必须受团体的约束，个人权利义务的取得以其所属的团体为前提，个人不仅为自己而生活，更兼为团体和他人而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日耳曼人原始民主的反映，同时也与罗马私法所主张的纯粹个人意志自由、个人本位，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之，日耳曼法除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以外，还具有个人自由和集团性相结合的特点，因而同罗马法虽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体系，但也还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在西欧封建法律发展史上，不仅有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融合，还有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融合， 乃至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就连英国也不例外，无论大陆法或英吉利法，都不单纯是罗马法系或日耳曼法系，它们都是日耳曼法同罗马法、教会法相融合的产物，所不同的，只是融合的程度、方法及其表现形式有异罢了。

二、罗马法——中世纪市民阶层现成的法律

恩格斯指出：“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正因如此，当西欧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时候，罗马法便被各国广泛采用。“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 [1]（卷21p.454）

西欧中世纪重新研究和采用罗马法，首先是从意大利开始的，波仑那成为研究和传播的中心。当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的正文从标题到字句逐加阐述和注释，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注释法学派

（Postglossatores）。这个学派创始人是伊纳留斯（Irnerrius，1085-1125）。他的两个著名学生是布加鲁斯（Bulgarus）和马丁奴斯（Martinus）。 伊纳留斯在波仑那举办法学讲座，不仅使罗马法的价值与意义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使法学从神学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听讲者达万人，除意大利各地的学生外，还吸引了欧洲各国的青年和学者。由此约在1158年发展成波仑那大学，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实际上是法律大学）。伊纳留斯使几乎被忘却的罗马法复兴起来，他本人为此获得“法律之光”的尊称。他所创立的学派为罗马法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继意大利之后，欧洲各国也先后建立起大学，对罗马法的研究形成了热潮。在法国，第一所大学是路易九世在位期间（1226-1270）创办的巴黎大学。在巴黎大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分庭抗礼，讲师和学生中间经常因意见分歧而引起械斗。路易九世还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意大利研习罗马法，并开始起用法学家担任王室法官，从而打破了法学为僧侣垄断的传统。此后200多年，法国的法学几乎完全被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势力所支配。直到16世纪，法国所有法律学校和司法机关

对罗马法的解释，无不采取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见解；法国最高法院和派往各国的巡回法官审判案件，也多半参照罗马法。16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派在法国崛起，其对罗马法的研究超过了意大利，转而成为复兴罗马法的中心，罗马法的影响进一步得到扩展，已成为法国的国法。

在德国，由于德国王室所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的延续，罗马法对德国的影响自然更大一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形成了一种制度：法院对疑难案件的判决，事先要征询大学法科师生的意见。15、16世纪， 是德国全面采用罗马法的时代。德国法学家和职业法官，巧妙地将罗马法同德国习惯法、地方法乃至教会法融合为一体，从而制定出一系列成文法。

此外，罗马法对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各国都开展了对罗马法的研究活动，并且在13世纪时，已将精通罗马法作为担任法官的首要条件。罗马法成为西欧大陆国家立法和司法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英国，罗马法的影响也不例外。在那里，“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1]（卷3p.71）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5-11世纪），罗马法伴随基督教的传播和普及，扩展其影响。司法权几乎被神职人员所垄断，立法也无一不出自僧侣之手。而僧侣都熟悉罗马法，自然会将罗马法输入英国法律之中。英王爱尔弗雷特大帝

（AlfredtheGreat，871-901）和爱德华 （EdwardtheConfessor，1043-1066）都以重视立法著称。爱尔弗雷特曾于855年游历罗马，能阅读和书写拉丁文，从罗马法里学到很多知识。爱德华早年因逃避丹麦人入侵，大部分时间流亡法国，长期生活在诺曼底僧侣中间。当时欧洲正处于罗马法开始“复兴”时期，这样的环境，无疑使他受到罗马法的熏陶。爱德华回国时，带了许多诺曼底僧侣，委派他们担任法官和其他要职，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

1149年，罗马法学家、意大利学者威卡利亚（Vacarius，1120-1200），应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奥伯利特（TheoBald）的邀请到英国牛津开罗马法讲座，英国研究罗马法蔚然成风。这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法学著作，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罗马法原理。例如约在1259年发表的著名法学家亨利？布拉克顿 （HenryBracton）的巨著《英国法律与习惯释义》（Delogibusetconswetudinsanglias），夙有“中世纪法律之花” 或“王冠”之称。布拉克顿任亨利三世（1216-1272）王室法官18年，曾向威卡利亚学过罗马法。这部著作共分五卷，第一卷到第三卷分别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这足以说明它是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的，作者本人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就内容而言，一至五卷大部分取材于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罗马法摘要》，特别是亚祖（Azo，1150-1230）的《法律大全》和《法典研究》。

14世纪中叶，为适应工商业的发展，英国又吸收古罗马最高裁判官以所谓“公平”、“正义”的判决弥补“市民法”缺陷的经验，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置“衡平法院”，大法官以“国王良心的监护者”的身分断案，主要依据的还是罗马法原则。英国衡平法的主要部分——信托，正是以罗马法的信托遗嘱为依据。其它如抵当、遗赠、组合、诈欺、未成年人和心神丧失者的法律行为能力等，也

大多渊源于罗马法。在海商法方面，也是以11世纪意大利的海商法和12世纪法兰西的海商法为准则，而这两个国家的海商法又都渊源于罗马法。

诚然，罗马法对英国的影响，要比大陆国家小得多。如果说欧洲国家到处都以罗马法为基础，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接受之，那么英国则只吸收其基本原则和思想，而没有采纳它的结构和术语。英国接受罗马法重在实质而不追求形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形而继受其思想，非有形而输入其制度。”[2]（p.111）同欧陆国家比较，英国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固有的日耳曼习惯法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吸收罗马法原理而发展起来的。这样，就在西欧法制史上，逐渐形成一支别具风格的、与大陆法系并列的英国法系。

罗马法之所以对西欧各国发生巨大影响，除因它是奠基在私有制基础上、调整简单商品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关系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第一、罗马法奉行的一条原则：“君主决定的事，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各国封建君主都乐意采用罗马法，借以论证君主的权威。这条原则到后来竟被解释成君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从而成为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然而，在中世纪西欧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却是进步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割据势力相对抗。[1]（卷21p.453）市民等级也愿意采用罗马法，因为“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1]（卷3p.71）同时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形成，也符合市民等级的政治要求。

正因如此，早在10至12世纪，国王和市民就开始结成了政治联盟，而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法学家那里得到支持。不言而喻，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因为他们所学的、所教的和所用的法律，按其性质说来都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是市民等级的。这样，罗马法便成为国王和市民共同反对封建割据势力的理论武器。

第二、罗马法为国王反对罗马教皇和教会势力提供了理论根据。当时天主教会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而且借助神学插手世俗事务，干预立法、行政和司法。因而各国君主都力图摆脱教皇的控制，继11世纪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争夺主教授职权的斗争之后，12世纪法兰西国王又同教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焦点集中在王权是否来自教皇，教皇能否行使世俗权力。市民等级和法学家都支持国王。针对教会“王权来自教皇”的理论，法学家们问道：当罗马帝国皇帝不是教徒的时候，教皇权力在哪里？法王腓力四世（1285-1314）的朋友、巴黎大学校长马锡格里奥写了一本《和平保卫者》，以辛辣的语言，引证大量事实， 谴责教会企图侵占国家权力的行为。这本书的结论是：“教士不是法官，不得行政官，而是一名教师”：“福音书不是法律，只是教义”：“教皇是破坏和平的元凶”[3]（p.72）。为了表示谢意，腓力四世授予法学家以“法律骑士”的称号。

在法理方面，罗马法强调个人意思表示，主张财产自由转移，以及自由人在私法上权利平等，这些是与《圣经》上“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禁止牟利”的戒条相对立的。因此教会经常三令五申，严禁神职人员学习罗马法。1163年，在法国都尔举行的宗教会议，作出禁止僧侣研习罗马法的决议；1219年，教皇洪诺留三世发布敕令，重申禁止神职人员研习罗马法。教会还利用对教育的垄断权，强使各大、中、小学开设教会法课，以争夺法律阵地。欧洲各大学里，师生和神职人员的斗争十分激烈，甚至引起暴乱。

然而，由于教会法在债务和继承等调整财产关系方面的规范比较落后，教会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不得不引用罗马法。到1235年，教皇格里哥利九世终于取消了以往的禁令，准许一切教徒学习罗马法。教会法院适用罗马法成为普遍现象，罗马法成为教会法重要渊源之一，从而开始了教会法与罗马法既相对立又相融合的历史。

三、教会法——《圣经》中的法律

教会法亦称宗规法或寺院法，以《圣经》为主要法源。它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东方基督教以及其它教派教会法规的总称，但通常是指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律，包括教会的组织结构，各类制度，教徒的生活守则以及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等。教会法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基督教相联。它是在基督教产生以后神职人员掌握国家司法权的过程中走上发展之路的，开始仅是教徒的信条，并没有法律规范意义。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80年，基督教又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通过敕令定为罗马国教。从此基督教转而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着力宣扬“原罪”、忍受、驯服和君权神授（《新约全书》第2章）。教会对教徒的信仰和道德享有管辖权，并逐渐形成教徒之间的纠纷由主教裁判的惯例。自此，教会信条逐渐获得国家认可，成为法律。 8世纪，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德的儿子丕平，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墨洛温王朝，篡夺了王位。丕平为使王位合法化，特请罗马教皇给他举行加冕礼，随之将意大利中部地区大片土地赠给教皇，作为对加冕的酬报。从此， 西欧各国君主纷纷由教皇加冕，借以宣扬王权神授，相应地也提高了教皇的地位。教皇还不断利用宗教迷信，扩充自己的势力，按照“授职式”，在教会内部建立教阶制。教会对居民拥有司法权，有法庭、监狱，审理居民各种民、刑案件。教会把居民组织成武装，由主教或修道院长统辖。十字军东征时期，教会还组织了“圣殿骑士团”、“护卫骑士团”等跨国籍的军事组织。每一个教会领地，每年都应向教皇汇报领地经营情况，向教皇献纳大宗金银珠宝和谷物。由此可见，以教皇为首脑的天主教会已成为中世纪西欧的“国中之国”，教会法适用于全体居民。 10至15世纪是教会法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1]（卷7p.400），在意识形态领域，僧侣几乎是当时唯一读书识字的等级，教会垄断了文化和教育。于是一切科学都被纳入神学轨道，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义来决定取舍。符合者，成了神学的分支；反之，一切革命学说都被宣布为“亵渎上帝”，成了神学的异端：“一切按照神学中的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1]（卷7p.400）。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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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中世纪法制发展特点论析

西欧中世纪法制发展特点论析

民法论文 更新：2006-5-13 阅读：

西欧中世纪法制发展特点论析

中，教会法成为欧洲封建国家通用的法典，教会法庭甚至凌驾于国家法庭之上。教皇经常以国际最高仲裁者的身分干涉各国的内政。

教会法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它不仅调整教会内部关系，惩罚神职人员的渎职行为，而且对于俗人具有“罪孽”因素的一切行为都横加干涉。在刑事法律方面，教会法从维护教会利益出发，将违反教义或宗教信仰行为如叛教、崇奉异教、别立教派，行妖术、巫术以及亵渎圣物等定为特别重大犯罪；将违反教规如杀人、偷盗、“贪恋他人财物”以及一切破坏封建财产关系的行为定为“违反天意”、“破坏上帝安宁”罪；将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定为亲属相奸罪、通奸罪、重婚罪、违背贞操罪、媒淫罪、叛逆尊亲罪等。此外，教会法还根据“不可作假证”的教会戒条演绎出伪造货币罪、伪造文书罪、出示伪证罪、损害他人名誉罪等（《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章）。对上述犯罪，轻者革除教职，没收财产或裸体游行；重者处以死刑（火刑或“点天灯”）。为了镇压“异端”，巩固教会的统治地位，13世纪教皇格里哥利九世还勾结世俗政权，在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设立专门从事侦察和审判有关“异端嫌疑”的宗教裁判所，以纠问主义的审讯方式对进步思想家、科学家进行极其野蛮的刑讯和屠杀。在民事法律关系方面，有关出生登记、婚姻登记，离婚、家庭关系和涉及具结宣誓及所谓重利盘剥的契约关系等等，也都由教会法调整。教会法认为 “婚姻是上帝的恩赐与批准”，应在神职人员主持下举行仪式，恪守“夫妇一体”的原则，夫为一家之主，严禁离婚。

由于教会法调整的范围如此广泛，使教会成为中世纪主要的法律制定者。相应地，教会法也表现为多种形式：1.《新旧约全书》即《圣经》。《圣经》不仅是基督教各教派信仰的基础，也是教会立法的权威性依据，本身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世纪西欧宗教法庭甚至世俗法庭的审判，莫不以其为重要准则。2.教皇教令。包括教皇和罗马教廷向各地或某一地区发布的命令、通谕、教谕等，是教会法的主要部分和重要的法律渊源。3.宗教会议的决议。主要是教会国或教区召开的各种宗教会议制定的决议、法规等。中世纪各国君主都想通过教会巩固自己的地位，经常亲自参加或主持宗教会议，并且利用国家名义颁发会议制定的各种文件，强令各地贯彻执行。4.世俗法的某些原则和规范。教会法从罗马法与日耳曼法中也吸取了不少原则和规范，如债法、婚姻、继承、诉讼等均受到世俗法的影响，从中反映了教会法与世俗法的相互渗透与融合。除了这四点之外，还有从

罗马法的地方习惯法转借来的某些规范，这些规范渗透在教皇敕令、宗教会议决议以及教会法庭的判例中，没有成为独立形式。

12世纪后，教会法不仅成为各宗教法庭的判案根据，而且成为各类学校的必修科目。出现了不少教会法学家和教令学家，教会法内容日趋繁杂，阐释教会法的著作和教会法汇编也应运而生。

最早的一部教会法书籍是1139-1142年波仑那大学的修道士格拉体安

（Gnatian）编写的《历代教令提要》 （ConcordauceofDiseordantCanous），通称《格拉体安教令辑要》（GnatiansDecretum）。这部著作的特点是采用当时经院学者中流行的所谓“辩诘”方式，先把各种触犯教会法的情况分类编排，再就每一案件进行法理分析，援引圣经、教皇敕令和宗教会议决议，最后做出结论。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法律汇编和法理诠释。它一经问世，便成为各天主教王国适用教会法的主要依据，在天主教会中沿用了500年之久。

1234 年，教皇格里哥利九世（Gregory9）又编纂一部《官刊教令集》，称《格里哥利九世教令集》。以后又相继有三部教令集出现，即1298年教皇卜尼法八世（Boniface8）编纂的《卜尼法八世教令集》（通称为liberScxtus）；1317年教皇克里门特五世（Clement5）编纂的《克里门特五世教令集》（ClemenTinae）；1582年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编纂的《教会法大全》（CorpusJurisCanonici）。《教会法大全》是中世纪西欧最后一部教会法汇编，它将《格拉体安教令集》及其以后官方教令集汇编在一起，集以往教令集之大成，在中世纪西欧同《优士丁尼国法大全》 （《CorpusJunsCiviles》）相对立，对各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成为西欧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直至1917年，始为新编《天主教会法典》所取代。

综上所述，以日耳曼法、罗马法、教会法三支法律体系构成的西欧中世纪法律史，对近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西方的两大法系正是由西欧中世纪这段历史孕育而成。

就法律渊源来说，罗马法是大陆法系形成的基础，大陆法系诸国均以继承发展罗马法为主旨建立了近代本国的法制。例如，《法国民法典》以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为蓝本制定，《德国民法典》则以罗马法的《学说汇纂》为蓝本，其它大陆法系国家也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罗马法。而日耳曼法则是英国法系形成的基础，英国法系的判例法风格正是渊源于日耳曼法。

就公法而言，西欧各封建王国先后实行的政治制度和具有民主因素的政治传统，对近代西方国家也发生了重要影响。早期封建君主政体中存在不少军事民主制痕迹，如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三月阅兵”，将国家重大的事情公之于众，听取意见；又如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贤人会议”，也体现了民主的因素。在封建发达时期，西欧各国于13世纪又先后建立起等级代表君主政体，由大封建贵族、宗教僧侣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代议机关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对王权起着牵制作用，如法国的“三级会议”、英国的国会、德国的帝国会议等。中世纪晚期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果从英国都铎王朝（始于1485年）和法国波旁王朝

（始于1594年）建立时算起，到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只有二三百年时间，这在近1200 年的西欧中世纪历史中，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 就私法而言，罗马法是调整简单商品生产关系的发达完善的法律，对其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罗马私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不仅广为大陆法系国家借鉴，成为民事立法的依据；而且也为英美国家所吸取，至今仍在两大法系中发挥着影响。日耳曼法有许多原始民主性和团体本位的成分也被两大法系所继受，而教会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对近代两大法系的影响更不容低估，其倡导的合意婚姻、一夫一妻制， 婚姻须举行宗教仪式、反对离婚等，长期制约影响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日]宫本正雄。英吉利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3]外国国家与法律史教程。俄文版，1977.

当今求学的人认为社会不公，表现在国家把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多；城里人又埋怨好学校成了有权有钱人的“私塾”，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

穷人的孩子有些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得找关系，而只要“我爸是李刚”，那就方便的多，直至个别地方还下红头文件只招录干部子女。

在职务升迁方面，没有“背景”的人很难拼得过“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头顶上悬着更低矮的“天花板”——尽管你比他们还优秀。

在生活作风和行为举止方面，一些有权有钱人时时会表现出骄奢和专横，目无法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让你时时感悟到世态的炎凉；尤其“蚁族”艰难的处境：社会的漠视，年轻脆弱的心灵，璀璨却难以实现的梦想。他们痛苦着、无奈着、也彷徨着。想大声哭喊，但城市的天空根本不相信眼泪! 这一切的背后都隐喻着“身份决定命运”的因果。

存在决定意识。假如社会运行的是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个人的前途命运没有外部“等级制”的羁绊，而只取决于个人的奋斗和天资，而不是靠“爸爸”就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那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努力学习、工作、拼搏，这自然给社会也带来朝气蓬勃的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说现在社会倒退了。这只有从时代变迁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才会深刻体味到，就整体来说，改革开放已经从许多方面打破了“身份”壁垒。改革开放前，身份首先把人们分割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不同的身份附带着不同地制约条件和福利待遇，甚至是坐在同一辆车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市民与农民都会“同命不同价”，调动、转户（含农转非）、招工就业等等受身份限制的方面很多，且很难改变，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身份，画地为牢，大学生毕业分配、部队坪转业都成了“单位所有制的人”。这既束缚思想，又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改革开放，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才淡出历史舞台，束缚人的身份藩篱逐渐在受到冲击和荡涤，囿于旧身份的身价待遇正逐渐被“同化”，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在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但是传统的身份社会在瓦解的过程中，诚如上面所述，“身份壁垒”现在又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在这些“身份壁垒”现象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特权”在作怪。

特权首先损害的是弱者的利益。特权不但能占有优质的社会资源，且能用强势排挤弱势群体进入向上流动的通道。他们力图巩固“阶层固化”后的既得利益，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 当务之急是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消除特权制度，通过加大反腐力度消除钱权交易和裙带关系的影响，来打破“阶层固化”的板结土壤，并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税收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有效地打破阶层壁垒。 这一切都寄望于执政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方针的切实贯彻执行。

等级是指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地位上和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的社会集团，偏重于政治与法律地位。对于政治特权的制约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等级的消除，特别是特权等级的消灭，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理解等级制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史，即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一个侧面的把握。

从身份决定命运看社会的进步与倒退（转） 的相关文章 今天很高兴啊，能到这来和大家谈谈法国大革命史的问题。这个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1789年的法国，但是它对后来的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革命家列宁有一句名言，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列宁说了，整个十九世纪，也就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其实我想，何止十九世纪啊，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革命所开启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就是说，法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它是要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能真正成为自己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那么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法国革命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就不会消失。

那么为什么法国革命会产生这么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彻底性，或者说激进性。我们知道在法国革命之前，也发生过两个很有名的革命，一个是英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还有一个是1775年的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革命意义都很伟大，对于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奠基之功，应该说，可是我们从来不称这两个革命是大革命，就是因为它们不如法国大革命，来得那么激进或者彻底。

实际上英国革命是很保守的，这个英国革命只满足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横统治，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自由。资产阶级、新贵族是什么，就是社会上层。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小农，对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啊，英国革命就丝毫不予照顾，这里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平等，英国革命是不讲平等的。

那么后来的美国革命要好一些了，因为美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比较关注平等的问题，但是美国革命它主要关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就是要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这两个革命，实际上都基本上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说它们只满足于解决政治制度的改造问题。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这是英国革命。另一个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国革命。一旦这个目标达到，革命就嘎然而止，不再继续搞下去。可是法国革命就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法国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最后还发展成一场文化

革命，在政治层面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王权或者叫绝对王权。在社会层面上，它的目标很高，它要建立一个不仅人人机会平等，而且人人还大致上财富平等，就是一个没有大贫大富的，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那种现象的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它的社会目标。它后来发展成文化革命，就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它要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培养成或者改造成一种具有爱国美德的、大公无私的那么一种新人，当时他们叫共和主义的新人，因为他们要建立共和国嘛。共和国的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美德，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美德，美德就是爱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大公无私。所以法国革命，它实际上是要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都看不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现象。

高毅：法国革命当中出现的一个新词，叫做旧制度，把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说成是旧制度或者是旧社会，这是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情况。这说明法国革命者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是完全失望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而且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旧时代、旧制度的那个东西带到新社会当中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心态，把历史给它完全否定掉了，把过去给它完全否定掉了。这种心态，实际上在观念上构成了法国革命激进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我觉得。 另外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那种执着，那种迷恋。比如美国革命有个《独立宣言》大家知道，《独立宣言》里面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呢，它也有一个宣言叫做《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比美国的《独立宣言》要远远地跨出了一步。《人权宣言》说的是什么呢？《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就是它在这里面加了“始终是”这么三个字。这三个字加进来，我觉得意义就非同寻常，实际上它反映了法国革命者不仅承认起点的平等，同时它又比美国人多了一种对终点平等的关怀。那么这里面就含了一种未曾道明的理念，未曾道明的意向，就是说他反对贫富分化，反对贫富分化，就一个人生下来是和大家一样，是平等的，但是一直到死，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他都应该是和大家一样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平等里实际上包括财富平等，包括着他不受人剥削，他不受人压迫这样一种关怀。 另外我们还说到过，英国革命，它是没有照顾到下层民众的这个利益，尤其是英国小农的利益，它没有解放英国小农，没有给小农土地，它最后还通过议会立法，把小农的土地几乎全都夺走了，所谓“议会圈地运动”。英国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怎么办呢？那只好去给资本家打工，当雇佣工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悲惨。

美国革命呢，它其实也没有注意到解决小农土地的问题，它后来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很晚

很晚的时候，南北战争期间，由林肯总统来解决的，通过《宅地法》，这样使美国小农基本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

可是法国革命呢，它是很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法国革命发生以后没几年，在1793年，它就通过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让法国的小农基本上是无偿地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也反映了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不仅他们通过《人权宣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平等的一种强烈的追求，而且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也真正地落实到了平等的这个原则。

另外我们在法国革命的高潮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些其他革命当中，英美革命当中都没有看到的情况，这就是法国革命者特别强调公民美德的培养，要使人人都要变成所谓的共和主义的新人。为此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超常的举措，这个内容就非常地多了，比如，它要人人都佩戴三色徽，就是红蓝白三色徽，这是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标志。它还到处布置自由树，小红帽啊，这样一种革命的象征物。使人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些革命的标志，革命的象征物。另外它还取消了先生、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类的称呼，所有的人不论男女呀，一律称“公民”，这样以示平等。比如它提倡在人和人之间称呼啊，要称“你”，而不称“您”，“您”是在法国贵族社会常用的一个称呼，法国贵族社会从来不称“你”，它都是称“您”，这是当时法国革命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要把“您”取消，大家都以“你”相称。这样也是为了平等。另外他们还改掉了很多旧制度，带有旧制度色彩的人名、地名，这也是很多了。

另外在法国革命当中，他们还搞了一系列，创建了一系列革命的节日。主要像7月14号攻打巴士底狱呀，8月14，8月10号推翻王政等等这些革命的日，它都变成革命节日，拿来取代传统的宗教节日。他们还创制了一套新的历法，叫做《共和历》，又称《革命历》，来取代统的《格里高里历》。这说明，法国革命到这时候就已经真正演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了。那么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当然就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了，事实上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充斥着很多惨烈的现象。比如有党派斗争，有革命阵营的分裂和互相欺压，还有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还有国外的反革命干涉，还有像“9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一群无套裤汉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就拉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像这样的暴民私刑。然后还有革命政府，主要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是滥杀了很多无辜。所以法国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血雨腥风，个人的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惨重的生命和财富的牺牲，这些都是法国革命特有的现象。法国革命也因此常常遭到后人的诟摒，说它太不人道，太残酷了，太残暴了。

为什么法国革命会革到这个地步？那都是由法国革命前这个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个时候的法国，阶级矛盾太尖锐了，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但是这也需要比较英、美革命前的情况来分析了。英国革命的特点，我们知道，是自“玫瑰战争”以来，到了十五世纪末以后吧，英国就没什么

大贵族了，大贵族哪去了呢？在“玫瑰战争”当中残杀，互相残杀，都死得差不多了。“玫瑰战争”给英国历史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大贵族给消灭了，剩下一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又被称为新贵族，为什么说是新贵族？就是因为他们相当平民化或者叫资产阶级化，他们像平民一样地去从事工商业，从事投资牟利这样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也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权的压迫，其实英国革命就是这样，英国革命就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来发动的，就是推翻了这个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革命前的美国什么情况呢？革命前的美国，我们知道十三个英国殖民地，它的居民都是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而且移民基本上都是在英国比较落魄的、比较潦倒的、比较穷困的一些人，他们在那儿混不下去了，才到了新大陆来，到美洲来。因此这些新大陆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些居民啊，他们之间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他们没有贵族，也没有特权，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社会关系还是基本上比较和谐的。

可是法国革命前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国，我们知道，它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大贵族比较多，封建割据的状态比较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一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各个都财大气粗，而且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样就导致了法国长期的封建割据状态。在贵族和王权的关系上，贵族和王权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法国的贵族它只承认暴力的逻辑，而不屑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国王，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了法国始终没有能够出现像英国那样，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那样一种约束王权的这个法律文件，因此也没有能够培养出，或者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法制传统，也正因为法国的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后来法国的国家统一，也只能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就成了欧洲最典型的绝对君主制，那就是这个王权特别强大，因为他把所有的大贵族都制服了。所以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这样一种情况，也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增添了许多难度。

另外像中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是有三个等级的划分。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哪两个等级呢？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没有特权的就是第三等级，就是平民等级了。这个特权等级，地位极高，权势极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而且还拥有极大的财产，主要是地产，他们拥有大片大片的地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那么长期地养尊处优，还使法国的特权等级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也是非常顽固的一个心态习惯，一种文化心态，就是他自认为血统高贵，瞧不起平民等级，拒不承认自己和平民等级之间有什么平等，即使有些平民他比较成功，当然人数比较少，他后来也做了大官，也成了富豪了，但还是被这些贵族，被这些特权等级瞧不起。

法国的特权等级还表现出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特别珍惜珍视自己的免税特权，顽固地反对当时一切税制改革，有一个叫做巴黎高等法院的机构出来阻挠，说这样不行，他也不说这违反祖制，他就说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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