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与人身损害赔偿并存的双重赔偿的法律依据

工伤与人身损害赔偿并存的双重赔偿的法律依据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后，又向侵权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该规定明确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只要符合上述法定情形，职工所受伤害无论是否由第三人侵权引起，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换言之，是否存在第三人侵权不影响工伤的认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同时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

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受害人)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八条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工伤同人身损害双重赔偿

工伤同人身损害双重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原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总第118期）

原告：杨文伟，男，汉族，33岁，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职工，住上海市宝山区庆安二村。 被告：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

法定代表人：谷忠生，该公司经理。

原告杨文伟因与被告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二十冶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杨文伟诉称：原告系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被告宝二十治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原告头部砸伤，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经鉴定，结论为因工致残，程度四级。根据病情，原告须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结论，原告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虽然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按规定承担了一定费用，但原告的损害系由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被告赔偿交通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720元、护理费9600元（每月800元x12个月）、营养费4800元（每月600元x8个月）、长期服用德巴金及弥凝片所需费用583087.5元，被抚养人（原告之子，未成年）生活费52200元、被赡养人（原告母亲）生活费48000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161616元（按受伤前平均工资1523元减现工资1005元计算26年）。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病史记录，用以证明原告被砸伤后就诊，诊断结论为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 2.工伤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原告因工致残、程度四级。

3:司法鉴定书，用以证明根据伤势情况，原告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

4.仲裁裁决书以及(2004)宝民一（民）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判决，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已就原告的工伤事故承担了一定的费用。 5.律师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用3000元。

6.户籍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之子张瑒皓8岁，系未成年人；原告之母金玉琴57岁，系肢体残疾人，需由原告赡养。

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辩称：原告杨文伟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原告系因工受伤，其损失已得到本单位赔偿，现重复要求被告赔偿缺乏依据；原告享受工伤待遇，每月领取工资，要求被告支付其被抚养人、被赡养人的生活费缺乏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律师费均缺乏依据。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杨文伟系宝冶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杨文伟头部砸伤，致其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根据宝山区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3年1月14日出具的伤情鉴定，杨文伟因工致残程度四级。杨文伟与宝冶公司发生工伤保险赔偿纠纷，经仲裁和法院判决，宝冶公司已就杨文伟的工伤事故承担了一定的费用。根据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根据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杨文伟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杨文伟受伤前月平均工资为1523元，受伤后减为1005元。杨文伟之子张瑒皓出生于1996年10月24日，8周岁，系未成年人。杨文伟之母金玉琴出生于1948年5月3日，57周岁，系肢体残疾人。

审理中，原告杨文伟表示：参照残疾赔偿金的规定，原告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应当按照20年计算，故将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赔偿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数额由161616元变更为124320元，另外将被赡养人（原告母亲）的生活费由48000元变更为1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赔偿权利人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以后，仍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杨文伟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关于杨文伟请求赔偿交通费用问题，根据宝民一（民）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在审理工伤保险赔偿案中已判令杨文伟所在的宝冶公司赔偿杨文伟交通费2520元，杨文伟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中主张的交通费用系为治疗支出的合理费用，故对其要求赔偿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杨文伟伤后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故其要求赔偿护理费9600元、营养费4800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宝二十冶公司应当支付相关费用。但瑞金医院上述意见，仅说明杨文伟需长期服药，并未明确服药期限，杨文伟亦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说明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药物费用的原因，故对其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药物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文伟之子系未成年人，需要杨文伟抚养，杨文伟要求被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52200元在规定范围内，予以支持。杨文伟母亲系肢体残疾人，亦需要杨文伟赡养，杨文伟要求被告支付其母生活费1万元合情合理，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杨文伟因被告侵权行为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支持，但原告请求赔偿5

万元数额过高，故酌定为2万元。杨文伟要求宝二十冶公司赔偿其因伤残导致的收入损失124320元，可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30日判决：

一、被告宝二十冶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杨文伟护理费9600元、营养费4800元、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62200元、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124320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以上共计223920元；

二、原告杨文伟因伤残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的费用由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负担；

三、驳回原告杨文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宝二十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杨文伟未在诉讼时效内向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超过。2.杨文伟已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现其又就人身损害赔偿提起诉讼，不应予以支持。3.杨文伟已享受工伤津贴，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与工伤津贴的性质是一致的，再要求赔偿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不应予以支持。4.杨文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不是必须的，上诉人不同意赔偿相关费用。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杨文伟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文伟辩称：1.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有宝冶公司和吴江涛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确已就事故得到了工伤赔偿，但工伤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应由宝二十冶公司负担。3.原审判决核定的赔偿范围和金额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文伟提交宝冶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受伤后多次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另查明，2004年8月31日，宝冶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杨文伟于2000年10月在工作中被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生产作业的员工从高空扔下的钢管砸伤头部。宝山区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3年1月14日做出鉴定，结论为工伤致残四级。杨文伟受伤后就伤残赔偿事宜分别向宝二十冶公司和宝冶公司提出索赔。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后，又向侵权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该规定明确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只要符合上述法定情形，职工所受伤害无论是否由第三人侵权引起，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换言之，是否存在第三人侵权不影响工伤的认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同时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受害人）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后，又向侵权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该规定明确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只要符合上述法定情形，职工所受伤害无论是否由第三人侵权引起，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换言之，是否存在第三人侵权不影响工伤的认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同时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受害人）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虽然被上诉人杨文伟获得了其所在单位宝冶公司的工伤保险赔偿，但并不因此而减免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宝二十冶公司作为本案事故的侵权行为人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宝二十冶公司上诉主张杨文伟已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权再向其要求侵权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文伟作为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宝二十冶公司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未因此而有所加重。 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被上诉人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一

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负担杨文伟长期服用上述药物的费用是合理的，宝二十冶公司不同意承担该费用，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本案工伤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杨文伟多次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杨文伟起诉时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宝二十冶公司上诉称本案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并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核定的赔偿范围和确定的赔偿金额适当，应予维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6年6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文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总第118期）

工伤案件双重赔偿

裁判要旨

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情形，职工所受伤害都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宝二十冶公司作为本案事故的侵权行为人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被上诉人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负担该费用是合理的，宝二十冶公司不同意承担该费用，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案工伤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杨文伟多次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杨文伟起诉时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宝二十冶公司上诉称本案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并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本院发出的内部文件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不一致的均以公报为准的通知

农村自建房雇用无资质的施工队伍引发人身损害事故责任的划分（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确认） 一、承揽关系的确认

《合同法》第251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关系是基于承揽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在定作人与承揽方之间产生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多为承揽方与定作人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和各种风险的承担规则。

理论上，承揽关系的特征可以作为承揽关系的确认方法，综合实践。承揽合同的下列几个方面的特点可作为确认承揽关系的方法：

1、承揽方是按合同完成某项工作，承揽合同的标的，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承揽人劳动的本身。

2、承揽关系中，标的物具有特定性。标的物的特定性表现为，承揽方交付的劳动成果是合同约定的，能满足定作人特殊要求的物，又是承揽人独特的劳动，该物为劳动产物，为特定物，一般市场上难以买到。

3、承揽关系的报酬是确定的或可以按约计算的，但是否能获利益是不确定的。承揽关系中，承揽方所得的报酬是事先约定的，至于承揽方在工作中投入了多少工时，其劳动报酬能否达到预期的数额，是否会亏损等，这往往与承揽人的技能及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变动等相连，承揽方亏损的事例并不鲜见。

4、承揽关系的承揽方可以将承揽合同的部分工作交付第三人完成，也可以雇佣他人共同或与人合伙完成承揽工作。《合同法》第253条第2款、第254条规定，承揽人征得定作方的同意后，可以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实践中，承揽人还可雇佣他人完成承揽工作，与他人合伙完成承揽工作。如甲、乙签订一份建房合同，甲以包工包料形式将房屋交由乙方承建。在该承揽合同中，乙方既可以雇佣他人帮助建房，也可以与他人合伙共同完成建房的工作。

5、承揽关系中的风险由承揽人自己承担，而且这种风险承揽方一般难以转嫁。在承揽关系中出现的风险有原材料的灭失风险，技术问题引出的质量风险，自身或其雇工受到损害的风险，亏损的风险等等，一般均由承揽人自己承担，而且这些风险一般难以提高商品的价格或保险等方面来转嫁。如前个事例中，乙方若在承建房屋过程中，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或雇员受伤等引起亏损的，只能自行承担亏损，与房主甲方无关。

6、承揽关系中，定作方与承揽方自始至终的地位均平等，不存在有人身依附关系。 7、承揽关系中，定作人注重的是承揽方的技术、信誉或生产规模及生产设备。在承揽合同中，承揽方一般应具备必要的技能、信誉或一定生产规模和较好的生产设备为条件，才能与定作方发生承揽关系。 综合上述确认方法，我们一般就可以根据个案的相关事实，准确地确认是否为承揽关系。[1]

二、雇佣合同关系的确认

一般而言，雇佣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限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对雇佣合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雇佣合同是受雇人对雇佣人供给劳务为目的的合同，雇佣以劳务供给本身为目的，受雇人若已供给劳务，即使未达到雇佣人所期望的结果，雇佣人仍须支付受雇人报酬；雇佣合同的危险由雇佣人承担。雇佣须为有偿合同。受雇人非经雇佣人同意，不得使第三人代服劳务。因劳务涵盖技能，各人不同，若请第三人代服劳务，不一定能符合雇佣人的要求，有可能违背当初雇佣人与受雇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同时，受雇人供给的劳务，也会因为雇佣人

不同而有差异，若雇佣人变更，则违背雇佣合同之目的，所以，不经受雇人同意，雇佣人也不得将其劳务请求权转让第三人。

2．须以劳务供给本身为目的，若劳务供给仅为其他约定的附随义务或者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不成立雇佣合同，雇佣合同的标的为劳务供给，因基于法律上或亲属关系之义务，不成立雇佣合同。

3．雇佣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雇佣人有劳务供给请求的权利和给付报酬的义务，受雇人有服劳务的义务和报酬请求权；雇佣人须给付受雇佣人报酬，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以获得报酬为目的，为雇佣人提供劳务，若一方出于道德上或宗教的慈善为另一方提供劳务，不成立雇佣合同。

4．雇佣合同为诺成及不要式合同。雇佣合同的订立，只须双方就劳务与报酬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无须任何方式。雇佣人所负责任，应以选任、监督过失为基础，则雇佣关系是否存在，自应以选任、监督之有无为决定标准。换言之，某人受他人之选任监督以从事一定劳务，即为该人之受雇人，至于劳务的性质、时间的久暂、有无报酬、是否授与代理权，皆在所不问。即便构成从事劳务基础的法律行为无效，对于雇佣关系之存在，并不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司法实务应以以下原则为判定雇佣存在与否的标准：雇佣合同的成立以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为标准，与受雇人间是否成立书面合同无关，凡客观上被他人使用为之服务而受其监督者均系受雇人。[2]

三、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主要区别： (一)一般区分方法

判断行为人是雇员还是独立契约人，其根本标准在于雇主是否对其有指挥和监督的权利，如果劳务的提供方可以自行决定其工作的各项内容则应当为独立契约人，否则即为雇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1）工作对于雇主的商业行为而言是否完整和不可缺少。如果是，就意味着这些工作不是临时应急的，应当认定就是雇员。（2）报酬的给付以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效果为标准。雇佣通常以工作时间的长短作为工资的依据，而独立契约人的报酬是以工作效果来判断的。（3）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进程是否由劳务提供方自行决定。如果能够自行决定，自然是独立契约人，如果需要根据对方的意思来决定，则为雇员。（4）是谁提供工作的工具和设备。雇员一般使用雇主提供的劳动工具和设备，但独立契约人一般是自备工具。（5）领取工资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的。雇员领取工资的方式一般是比较固定的，但独立契约人则比较自由，一般是一次性领取。（6）工作性质。如果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则为独立契约人，如果该工作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提供劳务，则为雇佣。（7）雇主终止和解除雇佣关系的权利大小。雇员一般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雇主的权利小一些。[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起草过程中，曾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承揽还是雇佣的性质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综和分析下列因素，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

（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清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上述标准（1）理论上称之为控制标准。（2）、（3）、（4）被称为契约标准。（5）被称为组织标准。如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可以认定为雇佣。反之，则应当认定为承揽。[4]

但是，随着现代管理方法的出现，管理越来越人性化，控制因素相应地表现得越来越模

糊。因为承揽关系中承揽人也是按照定作人的指示进行工作的，且定作人也可以监督承揽人是否按指示进行工作；该监督的行使是定作人的一项权利；此外，为提高劳动效率，现实中的雇佣关系也常常存在按件计酬的报酬支付方式；体现在工作中的监督管理与被监督管理关系以及报酬的支付方式已不是区分的关键， 为此，单纯从工作中临场监督管理关系与报酬支付方式来区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也是不准确的。[5]

笔者认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与定作人不存在监督管理关系，工作中的风险责任也由承揽人自己承担。为此，根据经济规律及法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承揽关系中的报酬就不同于一般劳务关系中的报酬，其报酬不仅仅包含劳动力的价值，还应当含有技术成份的价值以及一定的利润成分；该报酬在价值上与买卖关系中的价格有相类似的一面，承揽人享有了一定的额外利益。正因为其报酬的特殊性，法律也就规定了承揽人对定作物的法定留置权；其报酬的特殊性也体现了与承揽人自行承担风险的一致性。

所以，如果建房班成员从房主那里只得到了相当于市场劳动力的一般工资，那么，房主与建房班成员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反之，建房班成员得到了劳动工资以外的报酬（利润），两者之间则为承揽关系。

同理，如果泥瓦工在建房班合伙人那里仅得到了工资，建房班除去泥瓦工的工资外，尚有利可图，那么建房班合伙人与其他泥瓦工之间属于雇佣关系。

但在实践中，建房班的获利性往往具有隐蔽性。比如：建房班合伙人会提前声明，合伙人自己与其他泥瓦工同工同酬。但事实上，建房班合伙人又以提供劳动工具、脚手架等为由，向房主按日收取工资以外的所谓工具出租费用。我们可以设想，既然是承揽关系，根据承揽关系的特征，劳动工具本应由承揽方自己提供，自主安排劳动生产。房主没有提供劳动工具的义务。但这样，建房班合伙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避自己在劳动中的事故责任。反之，如果房主不负担工具租金，建房班则会提高承揽费用，以获得超过其他泥瓦工工资收入的利润。

（二）特殊区分方法

承揽和雇佣在外形上几乎是一致的，没有多大区别。承揽注重结果，而雇佣注重过程。然而，任何结果都是过程的结果，任何过程都是结果的过程。承揽追求结果，但它必然是过程的结果；雇佣在乎过程，但过程必然产生结果。所以把握起来有些困难。 实务中区分承揽和雇佣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区分它们是为了确定过程中的风险由谁承担。如果是承揽，过程中的风险由行为人自担；如果是雇佣，风险由相对方承担。有时根据二者的区分来判断承揽或雇佣，确定风险责任的承担，与现实及其观念有冲突。原因还在于二者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不易把握的。而责任的确定是绝对的。原因和责任之间不和谐，冲突时的反差会很显著。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既然区分承揽和雇佣的作用和目的在于确定风险责任的承担，而风险责任的承担，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是风险责任的分配问题。在法和经济学的研究中，汉德法则可以来解决风险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汉德法则，在一个事件中，一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小，该当事人就应当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即风险责任由其承担。换句话说，风险成本小的当事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发生事故，责任由其承担；如果他已采取适当的措施，然事故仍然发生，他不承担责任；如果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相等，行为人自担风险责任。风险成本就是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它包括纯粹的措施成本、可能性、难易程度。简言之，在成为原告或被告的可能相等而其他因素亦仿佛场合，人们肯定更倾向于那种能够提供最经济地避免损失的方法的责任规则。经济预防原则，即对于不经济的损害，应通过对能够最廉价地避免风险的人课以责任的方式予以防止。

在雇佣与承揽难以区分的情况下，为了便于表述，将一方称之为劳务接受者，另一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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