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 (1)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

摘要：性格与命运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不同的人的性格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命运，反之，生活道路的不同也会反作用于人的性格。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将这二者的关系表现的十分突出，尤其是在90年代后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在文中，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物进行余华式特有的加工处理，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复杂的一面和历经苦难的多舛命运。由此，将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再次阐释了性格与命运的错综变换的复杂关系。

关键字：余华 人物性格 生活命运 苦难 坚韧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作家是在用内心的绝望与呼喊写作，在他的笔下，将人性的善与恶描摹的真实生动，淋漓尽致。站在人生的高度，他将人物至于苦难的环境下，反复历练，层层盘剥，犹如高炉中的顽石，终数尽磨难，留下警醒与教训的碎片。这位作家正是余华先生。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构成了了解和颠覆。他的早期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但是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读余华的作品，就像是经历了血和泪的洗礼，当文中的纷纷扰扰一次次地从我的心尖碾过时，仿佛深陷其中，常会在心中留下万般感慨，这想必也是笔者喜爱余华作品的最主要原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是余华在转型后，在90年代后先后创作的，也是笔者在此文中主要论证的关键作品。而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将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的复杂关系展现的到为全面。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是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

一．余华小说中的人性与环境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

性心理特征，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在性格中包含有许多社会道德含义。它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的核心的人格差异。而当小说的发展进入“美的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作品的重点开始移向人本身，人成为小说艺术的表现中心。这个时期，小说家把自己的智慧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把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为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原来人物为故事服务的地位被颠倒过来，故事变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手段，变成了性格的载体。到了这时，一部作品的情节，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史。 （一）人性中的复杂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地主少爷”福贵一生的故事。他嗜赌成性，终于赌光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老牛在阳光下回忆。如此凄惨的人生，福贵经历了尘世间最痛苦的事——生离死别，而且不单单只是一次。面对六位亲人相继的死亡，在乱世之中，他从未停止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活着。正如卡夫卡日记中所写：“不要绝望，甚至不要因为你并不绝望这个事实而绝望，当一切似乎山穷水尽，天欲绝人之时，一股新的力量又从你心底升起，而这正意味着你认然是活着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福贵是坚韧的，正因为性格坚忍不拔，才能再无数苦难面前继续前进；福贵又是乐观的，在他的人生中，虽曾有无所事事，并因自己颓废嗜赌而在一夜间输光家产，但毕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随后，多难的人生便向他走来，但是福贵依然活了下来。人的本能也好，坚如钢铁也罢，都说明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人性中最初、最朴实的精神。另外，福贵也是余华艺术世界中出现的第一抹乐观主义的曙光，并且这体现了热爱人生的积极一面。①相反，福贵身上有一种甘于忍受，限与忍耐的消极品质，这也是后来导致他悲惨人生的重要因素。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一部小说。可轻快的背后却有着更让人心觉酸楚的平凡人的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有着好奇心，责任心??生活成了他活下去的动力，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于是在非常无可奈何或者无助的时候，他就会用卖血来解决。生活的艰难对他而言已变得微不足道，他仍然坚韧、顽强地与苦难斗争，在艰辛的生活中继续前进，不低一次头，不服一次输，彰显出对人生积极的态度。在许三观的性格中，既有着阿Q自我安慰和欺骗的

一面，也有着阿甘持之以恒，拼搏到死的一面。当别人都说一乐长得不像他时，他让三个儿子排成一排坐着，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看了又看，阿Q的认为儿子长得不像他没关系，像兄弟也可以。可他又为了一乐阿甘似的拼命地卖血，一路卖学到上海，分别在林浦、百里、松林、黄店及长宁五个地方卖了五次血，为了强迫自己喝下冰冷的河水，不停颤抖着自己的身躯，即使卖尽浑身热气被旁人取笑，也置生死于不顾，以至于差点休克死掉。的确，许三观让人看到了不畏艰难，心中有善和无私的奉献精神。②

《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文中的宋凡平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典型男人的形象。他善良、乐观、豁达、细心、体贴，又充满慈爱，自尊自强。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他都做得尽善尽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把全部的爱都要奉献给了妻子和孩子，却甘愿独自承受由于时代的迷乱所带来的沉重的痛苦，直至生命的终点。李光头是余华笔下非常有趣的人物。他狡黠、无赖、勇敢、无畏、自得其乐、精于世故，懂得利用别人的欲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让人哭笑不得、爱恨交加，用余华自己的话说，“他是既无耻又尊严活着的人”。宋钢和父亲宋凡平一样，温厚、朴实，忠诚。他温婉多情，安分守己，却优柔寡断，软弱可欺，适合居家丈夫，一辈子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为了心爱女人断了兄弟情份。不错，他赢得了爱情，但却没能守住爱情，最终也因为这份爱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不可否认的是，宋钢与父亲宋凡平一样，都是善的化身。 （二）环境中的曲折

影响性格的因素有很多方面，但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环境的因素，包括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以及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还有成长过程中的所接触到的人和感想。最先涉入的环境影响人初始性格的形成，后性格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其所形成的性格也是不同的。

《活着》中的福贵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的性格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在那个社会动荡，灾害频繁的环境下，老百姓的生活艰难，常

困苦于生计之中，福贵和许三观就是当时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造就了福贵和许三观坚韧不拔的品质。但福贵与许三观的性格又是不同的，在福贵的性格中，更多的是忍耐，而在许三观的性格中，更多的是坚韧。这也与他们俩所处的环境有着很大的联系。

福贵曾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当然自幼不愁吃、不愁穿，过着享乐的生活。可他并没有利用好的生活环境，不求上进，无所事事，而是只知自己是该享福的少爷，高枕无忧。这样的环境一方面让他变得贪婪，懒惰，不负责任，没有担当；另一方面，他这样会将自己封闭起来，使得他很少与外界积极进步的东西接触，并且对于待人处事更是知之甚少。于是空虚的心促使他走向赌博，却输掉了他的一切，一夜间沦为乞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福贵手足无措。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后六位亲人的相继死亡更是对福贵的内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可苦难也使福贵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想着积极的一面发生着改变，但还是少不了去接受并忍耐苦难。而许三观则大大不同。许三观自幼就是一个孤儿，没有生活保障的他必须从小就学会生存，因此他骨子里就刻着坚忍不拔。当然也少不了自己独闯天下，与社会中的各种人打交道，性格便会开放很多，从中的得到的社会经验也比较丰富。因而在生活遇到困难时，许三观想的是如何去解决，即使是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无私的精神在年少时就已形成。

《兄弟》中的李光头和宋刚的性格是两个方向，这与他俩的生活环境关系密切。李光头与许三观稍有相似，都自幼丧父，因而很多事需要自己去面对，性格必须过硬。但不同的是，李光头聪明而又狡猾，还善于言谈，脑袋中尽是各种奇异的鬼点子，这与他自小接触镇上的“有名人物”有关，练就了会说话办事的能力。而宋钢有着一个品格优秀的父亲，在这样一位高大父亲的呵护下，虽继承了父亲的优点，为人正直善良，有文学才华。但也形成了遇事怯懦，优柔寡断的性格。这两种性格在两种不同时代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恰恰体现了环境对于人性格的作用。

二．余华小说中的两种命运

事情因有众多的因素影响其发展，而时间和机会只给一次，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事物的发展也将会改变，而时间只有唯一性和不可逆转性，所以人们不知道某个因素没有产生影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就是命运。 （一）绝望命运的呼喊

在福贵的这场苦难命运的滑行过程中，死亡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年轻时的他由于

自己的过错活生生地气死了自己的亲爹。也正是从这次事件中，福贵获得了一种极度的经深圳汉和道德警醒，从而使自己慢慢地改变了玩世不恭的个性，恢复了善良、同情和宽厚的人性品质，并意识到了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特别是当他被抓为壮丁历时数年的死里逃生后，他似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活着的不易和家庭的温暖，从那之后，福贵虽陷入了贫困，但他的胸怀和眼光，还有精神，却变得宽广起来。可命运依然无情的让他一次又一次的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只留下他一个人来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这种人生感受，就像尖刀一样刺痛了福贵的心，他无能为力，只有承受，因为这是命运。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绝望和郁闷都变得无比怯懦。就犹如披着皮的行尸走肉，在世事的冷漠背后进行绝望而又无力的呼喊。所以，福贵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接受。但是，这种对苦难命运的接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自我身心的全面较量和抗争。福贵也是如此。在他漫长的回忆中，每一次亲情的凸现，都是他备受感动；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是他变得格外坚强。福贵从小形成的特有性格对他的人生道路影响深远，而在经历过这些苦难后，性格又逐渐发生了改变，并继续指引他前进。

经历苦难是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必经的命运，其实这也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并且，一件事的发生会对多个事和人产生影响，就像化学中的连锁反应一样。③《兄弟》中的宋凡平，多么好的一个人，鼓励与赞扬总围绕在他的身边。日子虽算不上富裕，但凭借着自己的勤劳上进，再次与李兰组成新的家庭。可原本幸福的生活就要延续，却在不知觉的情况下被完全击毁。文化大革命让宋凡平身陷囹圄，饱受折磨。可是以宋凡平那样刚毅不屈的性格怎能会低头，最终，丧身于血海之中。如果不是受人尊重，被置于高高位置，也许就不会受人注意，变故也就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这一切都仿佛在冥冥之中注定，逃不走也躲不掉。也正是由于这些事情的发生，才让宋凡平的形象在读者的心中挥之不去，才是他的人生价值更加凸现。

宋凡平的死并不单单就此结束，这件事的发生恰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离去，使家庭再次陷入困境，李兰因此再次成为寡妇，新的希望才刚被点亮就又熄灭；他的离去，使两个孩子失去父亲，由此不得分开，这也更为两兄弟感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如果宋凡平不死，或许李光头与宋钢的命运轨迹会发生改变，因为宋凡平对两兄弟积极的影响会更大，李光头会更加的正直，宋钢会更加的刚硬，甚至兄弟俩断绝感情的事情不会发生。可这一切只是假设，因为命运只有一次机会。 （二）无奈人生的认同

福贵、许三观都没有求死之心，无论命运怎样蹂躏他们，他们都选择活下去，只是他们都活得太窝囊，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他们在苟活。他们的憨厚、质朴跟阿Q一样可爱，而他们的蒙昧、无知也跟阿Q一样可悲，尤其是许三观和福贵，骨子里都有一股子宿命论的奴性。阿Q在被杀头前仍然计较着圆圈问题，对于死亡的困境却不以为然，“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还“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面对爱妻的死亡，麻木的福贵却崩出一句“家珍死得很好”，老年许三观在卖血不成反被奚落的时候也能倚老卖老地完成一次精神胜利法：“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但是，不能把这些另类阿Q和鲁迅笔下的阿Q划等号，因为作者在他们身上投射的情感是不同的：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塑造阿Q是为了他的国民性批判，总体情感取向是怒，是否定的；而余华则是“哀其不幸，颂其不争”。在同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鲁迅看见了局限，而余华却看见了力量，他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里面不无自豪地说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④

福贵也好，或者是许三观，还是宋凡平与两个儿子宋钢和李光头，他们都与世间中的人和事一样，充满了各种无奈与艰辛，余华将这点在这三部小说中展现得十分突出，并给予世人一种具有关怀精神的正能量——存在即合理，活着为永恒。

三．余华小说中的本质与执着

事实上，余华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通过《活着》，写出一位类似于美国老黑奴式的底层人物，并以此来展示“眼泪的宽广和丰富”，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传达出“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这一充满苦难意味的存在本相。⑤在余华看来，人类作为一种生命本体的要求，最简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活着”的要求，“人的理想、抱负，或者金钱、地位等等和生命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他仅仅只是人的欲望或者是理智扩张时的要求而已。人的生命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的，人的生命唯一的要求就是‘活着’”。《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生爱，可以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⑥困难加上忍难，苏宰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甚至不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皆为所说的那样是“苦再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的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 （一）性格中的本质

作品中的许三观应对生活苦难的方式是卖血，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泉”，但许三观恰

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自我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福贵的隐忍性格也好，还是许三观的坚韧性格也好，这都是他们为了生活给自己所带的面具，摘下面具，其实真的很简单，只是因为人生而的本能——活着。并且，这些“面具”将影响他们的命运，也会受时间地点的影响而改变。

《兄弟》中的两兄弟也是如此，命运将它俩安排在了一起，不论是宋钢相对于李光头的软，还是李光头相对于宋钢的硬，都是在生活命运中所产生的伪装，其目地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下去。即使宋钢最终选择了自杀，也只是换了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体现自我生命的力量。

生活中太多纷纷扰扰，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来的太不容易。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生活中亘古不变的目标，它也是生活中动力，是精神世界的良药。笔者认为，一直支持着人们勇敢走下去的原因就是每个个体内心中的执着。 （二）命运中的执着

福贵的执着是“我要保持生命的延续”，而其他六位伟亲人的死亡，更凸显了生命的珍贵，更体现了福贵的执着。许三观的执着是“我要用鲜血扼住命运的咽喉”，一次次的卖血，是一次次对生命的抵抗，也是一次次对家庭和自我人生的救赎。宋凡平的执着是“我一生一世要为人正直”，家庭责任，社会道德，每一次的人生实践都是他刚直不阿的印证。宋刚的执着是“我为了她甘愿放弃一切”，看似懦弱的一生，但背后真正体现的是一个男人对心爱的人的永恒的爱，随结果悲哀，但宋刚的这份执着也可谓轰轰烈烈。李光头的执着是“我总会有一天打出我的天下”，从小的环境，交往的人群，遇到的困难，这些无一不牵着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向上爬。然而，即使生活命运再怎么令人捉摸不定，每个人的心中都始终保留着本心，或许中途会由于一些事它会走远，但最终你一定会将它在此安置。那就是勿忘初心。 人性是复杂而又多变的。从出生到死亡，太多的因素影响人们的性格，而每个人的性格会浸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点一点的影响着生活命运。反之，不同阶段的人生之路，也会不断促进新的性格的产生，循环往复，进而再次影响生活命运。

余华的这三部小说中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虽其中的故事会让读者们常常潸然泪下，但仔细品读后，我们的心中一定会充满乐观、积极、向上的情感，这是一种正能量。笔者认为，读者应以书中的文物为契合点，不断反思自己，以更好的指引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

[1]《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郑国庆文，《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2000年第6期。

[2].《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昌切、叶李文，《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3].《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夏中义、富华文，《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

[4].《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谢有顺文，《钟山》2002年第1 期。

[5].《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 002年1月第1版。 [6].《新约全书.格林多前书》第三十三章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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