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中的理想文化人格

林语堂散文中的理想文化人格

人的本然与可能性的最佳融合表现为理想文化人格，理想文化人格即作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人格向往，古人有时以虚拟的人物表现其理想文化人格，林语堂散文中体现的是一种自适的理想文化人格，与超越理想文化人格不同的是，它不是从一个外在的“道”来构想，而主要是从人的自适出发构想其人格理想了。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本文从林语堂崇尚近情理性的性灵上的和谐、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两方面阐述林散文中的理想文化人格。

一、 近情、理性之和谐性灵

他生活在一个基顿教徒的家庭中，自小便受到基顿教义的熏染，也曾一度信服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从基督教徒到异教徒，并最终回归基督教徒，这并不单单是一次信仰危机的衍生和化解，而是他的散文之道，甚至是生活之道的优化和提升。这就是他所崇尚的，崇尚近情、理性的性灵宗教观，林语堂的散文中，信仰与内心的和谐统一，他的散文扎根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认为人应当立足于世俗生活，努力地自我实现。在《灵与肉》中，林语堂反对“天使无肉体论”，没有肉体的天使的快乐，是一种消极的、过于理想化的观念，所谓的天堂的宁静、和平，其实是空虚的世界，这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追求灵魂、性灵的享受，而不是将这些人生的享受方式寄托于或者推后于飘渺的天堂。林语堂之所以将孟子的“仁、智、勇”改变为“情、智、勇”，是因为他觉得“情”是生命的灵魂，没有情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亦不能实现自我，更无所谓享受快乐人生。

同时他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摒弃了“人性本恶论”，坚持人有向善的本能。他认为上帝的引导应与内心的向善和谐统一，从而保证一个人得以真正地向善、做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真心向善的人。远离“名、利、权”这三个骗子，真正去享乐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种散文创作个性的沉淀，不做作，不端架子，不妄执，率性，幽默自如，难得的轻逸而又不漂浮的性灵构筑。正如陶渊明，他的性灵达到了真正和谐的境地，人生也像他的诗歌一般那么自然而冲和。

二、 明慧悟性之达观

达观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林语堂在散文中便构筑了这样一种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达观进而衍生出了宽怀，使人能够带着宽容的嘲讽度其一生，逃开功名利禄的诱惑，而且终于使

他接受命运给他的一切东西。《谁最会享受人生》中，陶渊明的放荡不羁，淡泊名利，就是意识的自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真正做到万事随缘。林语堂散文立足以明净旷达的幽默以及明慧悟性的中庸构筑一种达观的理想文化人格。

林语堂的散文中，将幽默视为一种哲学，这里的幽默不是指那种浅俗的笑话，那些只是引人发笑的东西，称不上幽默。真正的幽默便是在笑过之后，能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真正懂得幽默、讲真正幽默的人便是人生的智者、生活的哲学家。幽默，它指引人们放纵心灵，惟有放纵心灵才能客观的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面对生活的困境，我们“幽它一默”，也许便能化痛苦为快乐；面对人生中“名、利、权”的种种诱惑，我们以一种幽默达观的心态视之，它们便是“粪土”。这是一种对于名利的淡漠、傲然，一种真正达观的体现。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然相信财富、名誉、权利。林语堂的散文之道并不阻止这种“肉”的满足，同样推行享乐主义，然而这种享乐主义是鉴于明慧悟性上的享乐主义，这中间便存在这一种哲学——中庸哲学。因而他建议中国人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哲学。中庸哲学便是林语堂散文中所阐述的半半主义，而对于现代来说便是一种适度的美德了，拥有了一种明慧悟性上的达观人格，便能真正地实现践行适度的美德，享受快乐的人生了。

林语堂散文中，从“自适”的角度审视各种规范，重估各种价值观念，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以自身的身心自适为标准构建理想文化人格。他的散文即兴、幽默、轻逸，如面对挚友般谈话地叙述的写作风格展现其表现个性的性灵文学，以“文”表现其和谐、明慧达观、享受快乐人生的理想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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