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朔《顽主》的艺术特色

王朔语言艺术

论王朔《顽主》的艺术特色
作者：★超绝完美★
发表于：2008-6-3 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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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顽主》是王朔的名篇，曾被视为“痞子”文学的代表。小说让我们充分领略了王朔那极尽调侃的语言风格，小说围绕着虚构的“三T公司” 过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展现故事情节。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等，他们一个个嬉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奈却让人快乐……看似调侃、胡闹、玩世不恭，实际上亮出的全是生活的本色。这种反叛于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方式，表现着一代人的空虚与无奈。
关键词：调侃 反叛 痞子

品读作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雅痞王朔的作品《顽主》，让我充分领略了王朔小说的调侃特色和语言技巧,认识到小说中一个个反叛人物的鲜明个性。
《顽主》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是王朔“顽主”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对生活尽情的嘲弄和否定。以于观为首的几个青年人，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对多方面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等。作品塑造了于观、杨重、马青三个主要人物以及与其有各种业务关系的宝康、刘美萍、王明水等各色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讲述，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一些弊端，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嘲讽。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的前后相继，民间社会才从自己的切身感悟中，真正接纳了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所想竭力普及的现代人格准则，催生出相当程度的现代市民意识。王朔的顽主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王朔小说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种“痞子”的特性，如同“大院”里的一些缺少父母管教、在城市里到处游荡的年轻人，作者自己将其命名为“顽主”、“厚颜无耻的闲人”。他们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由自在”，有意识地用“失范”的行为挑衅既定的原则。王朔“顽主”系列小说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炸毁了中国传
统的人生观、价值观。王朔的小说《顽主》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迅速流行。
一、颠覆的语言——调侃
刚接触到王朔的小说，就为他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言语所撼动。《顽主》是王朔的名篇，曾被视为“痞子”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调侃的语言，诙谐而又玩世不恭的叙事风格是王朔小说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高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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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顽主》这部作品中。在这部小说中王朔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作品中的主人公滑稽可笑。在这些笑料和滑稽的情节中，充满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嘲弄与颠覆的意味。这种嘲弄与颠覆痛快淋漓地宣泄了文化转型期普通百姓，特别是青年人对现存制度不满地情绪，王朔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小说及语言风格迅速流行，他的这种把“调侃”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以“调侃”贯穿作品始终的做法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关注，1988年曾被理论界称为“王朔年”。《顽主》这部小说让我们充分领略了王朔那极尽调侃之能事的风格。
小说《顽主》以嘻笑怒骂的形式展现着过往于“三T公司”形形色色的人们，直斥伪知识分子的迂腐与虚伪，像找人替谈恋爱又找人替分手的肛肠科大夫；人面说人话，鬼面说鬼话，自以为是、虚伪透顶的作家宝康；找人来伺候卧病的母亲，发生意外后又全部推卸责任的中年，等等等等，小说都毫不留情的撕开他们的丑恶嘴脸。在这篇小说中，王朔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作品中的主人公用最虔诚的正经去干最荒唐无聊的事情，甚至包括替别人谈恋爱！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任何文化教养，然而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几乎全部体现在一张嘴上——调侃、贫嘴，造成高级或低级的笑料。例如，几个“哥们儿”在百无聊赖中决定上街找碴打架，于是有了下面一段情节：
马青兴冲冲走到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马青的回答，无能中透着自我解嘲和随机应变，但不可否认，大多数人会为之一笑，并不再与之斤斤计较。王朔小说采用的批判方式可以与这一段情节相类
比，当他批判别人、别的事物时，往往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最低，甚至不惜躺在地上，让对手无从反击。例如当他对卫道士、伪君子进行讽刺之时，自己则站到了“痞子”、“流氓”的位置上，使对手无法以他也具有的缺点来否定他的观点。一家替人解难解闷替人受过的公司，一
群油腔滑调机智诙谐的青年，一个个真实得可触可摸的生动场景……看似调侃、胡闹、玩世不恭，实际上亮出的全是生活的本色。小说中的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是王朔笔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类型之一，都是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一个个嘻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奈却让人快乐。表面上“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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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不顾，实际上干不出什么坏事；看似没心没肺地活着，可他们却有理有据地构成了一种现实。小说还表现出一种背离于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主角于观们率真、反叛、冲动却有善良的个性打动着每个青年的心，于传统的生存方式最终也只能表现出他们的空虚与无奈。
王朔以其独特的调侃语言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心底里却又充满了对大众的轻蔑和鄙夷，在作品中经常挖苦大众的庸俗、虚伪。与公众之间构成了一种怪异的“施虐——受虐”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的“嬉皮士”，王朔不仅以他的“顽主”系列风靡世间，而且公然抛出“玩文学”的宣言，在王朔那里，有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名堂，都荟萃压缩到一起了：“战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机、“垮掉一代”的荒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国，而中国不够开放，不够发达，“嬉皮士”在中国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恶作剧。
“调侃”是王朔语言的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在小说《顽主》中，王朔通过于观对父亲说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别人看吧？”将他自己的父亲以至于整个父辈对他和下一代曾经进行的革命教育，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王朔采用这种调侃的方式来表达和宣泄自己对父辈们的不满，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应该说，这种调侃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但由于这种调侃对自认为很体面的人也无情地嘲弄，于是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着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
王朔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用“调侃”的“痞子语言”来描述这些痞子们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特点，又可以用一个“轻与重”来概括：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轻轻松松地活着”，他们的确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轻”，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最后得到的却是生活失重后的焦虑和孤独。
二、虚构的情节——三T
《顽主》里的调侃是沉痛的，在市场经济远未发达的1988年前后，“替人排
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纯粹是虚构，这种虚构本身带来的意味是深长的。小说《顽主》讲述 “三T”公司开展“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业务的“荒唐”故事，在这里连人的情感也可以被替代或虚拟：业务员杨重代替王明水大夫与其女友刘美萍约会，另一业务员马青代替一男士陪伴其妻子，等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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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替代业务的出现似乎是一个象征性信号：中国当代文化已经和正在发生一场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以致人内心最隐秘最本真的情感也可以替代、虚拟或出售了。
他们把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降低到仅仅必须活着的地步，其它的一切都被取消了，包括理想、爱情等。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取得了嘲笑和捉弄一切的资格。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因而变成了靠什么都不信来嘲弄主流道德文化的一套智力游戏。如《顽主》中的马青、于观、杨重，正而八经地成立了“三T”公司，做的业务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比如：替那个想自己出钱给自己发奖的青年作家组织发奖会，替丈夫当老婆的出气筒，替不能准时赴约的情人陪伴女朋友……一本正经地模仿着主流话语的腔调做着荒唐事，在对自身荒唐的显示中影射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荒唐。
小说中的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是王朔笔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类型之一，都是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一个个嘻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奈却让人快乐。表面上“痞”得不管不顾，实际上干不出什么坏事。看似没心没肺地活着，可他们却有理有据地构成了一种现实。《顽主》不仅集中地体现了王朔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调侃，更是以虚构的“三T”公司贯穿的生动场景，展示着真实的可触可摸的灵魂，让飘荡游移的迷茫一族找到了生活的依靠。
王朔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常常以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心底里却又充满了
对大众的轻蔑和鄙夷，在作品中经常挖苦大众的庸俗、虚伪。例如，作品中林蓓与宝康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
接着马青提醒林蓓：“林蓓你小心点，宝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
王朔以他特有的调侃风格，神吹海聊，好像人人都是人精。亵渎神圣，极尽刻薄之能事，不惜放逐一切价值底线和人格尊严。他们已经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抛出去了，所以对社会上的一
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情与义，公正与善良，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人生经过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就变成了荒诞不经的玩意了。杨重曾作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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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劳而无功，不如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种虚无主义的厌世人生态度很容易传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意者或社会有激愤情绪的人。顽主们无所谓善恶标准，褒贬也失去了分寸。严肃的东西可视作玩笑，游戏也可被赋予于“深沉”的东西。爱情本是维系男女之间的纯真情感，可在“顽主”们的视境中，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游戏而已。约会居然可以找人代赴，评奖也不妨自行设计，“丈夫”可以雇用……本属于神圣庄严的事情一到“顽主”的手下就变了味道。
作为中国特色的“嬉皮士”，王朔以他的“顽主”系列风靡世间，而且公然抛出“玩文学”的宣言，在文坛激荡出几许微澜。王朔太了解那种戴着面具生活的滋味，他无力正面反抗，又怕累，于是他拒绝长大成人。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妙法之一就是强化顽童心理，把社会当一个游戏场，“一点正经没有”地玩：玩文学、玩爱情、玩人生…… 在王朔那里，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名堂都荟萃压缩到一起了：“战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机、“垮掉一代”的荒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国，而中国不够开放，不够发达，“嬉皮士”在中国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恶作剧了。
三、独特的精神——反叛
在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反叛精神即使他的作品为某些人所称道，同时，也为某些人所批判。王朔的反叛精神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拿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和观念指导自己的言行。
作品的反叛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王朔现存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反叛。王朔作品对现存的社会观念的反叛，主要表现为对人文价值、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嘲弄，也包括对文学和作家的嘲弄。否定王朔的意见认为，由于他把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说得一钱不值，甚至公然向整个文学传统和人文价值挑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人们对王朔的拒绝和否定，主要在于他对社会观念的反叛。而人们对王朔作品的肯定
，在很大程度上却在于王朔作品对现存的文学观念的反叛。
说它是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种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他们对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理解，出现了逆反心理；一种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从骨子里就存有叛逆的性格，于是80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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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步入社会，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如意的现象，自然就产生了叛逆的情绪，特别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自建国以来的精神思想有着明显的叛逆心理。
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主要是 “五四”时的文学革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到来的时候，必然有一批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的文学作品问世，鲁迅、郭沫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产生反叛情绪，这是时代的必然。王朔在作品中塑造的于观、杨重们是反叛的，宝康也是反叛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正统思想、权威人物和知识分子、知名作家的嘲弄和调侃也是反叛的，甚至连小说的标题也都是具有反叛性的。《顽主》、《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
当人》……
说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类反叛类的作品在文学创作题材上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荣传统，同时，打破原有的思维方式，换一种脑筋去思考问题。王朔在创作上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他像鲁迅一样，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反面的形象。鲁迅塑造的是那个时代的国民，他的狂人、阿
Q、孔乙己等都是当时人们所不齿的形象，是社会的对立面和垃圾。今天的王朔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类似的形象，但他们是我们当代的人。
反叛似乎成了王朔特色，他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极为反感，他甚至说，他立志不作知识分子，原因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的人把知识当作武器来镇压别人，恃强凌弱。王朔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希望自己能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保持淳朴的天性。市民社会，是王朔活动的天地，也是他表达的背景。其实王朔最擅长调侃那些用堂皇庄严语词来包裹偏狭私利的丑恶行径，将其卖矛又卖盾的伪善心态夸张地暴露出来。把权势者送子女出洋说成送他们去反帝反修第一线，熟知的事实加上同样熟知的只是在时间上稍有错位的语言，就凸现了喜剧效果。王朔用机智在他熟悉的环境中搜罗了不少这样的素材，可惜他每每只是一笔带过而已。王朔撺掇出来的人也鄙俗却委琐，一个个小里小气，并声称“你千万别把我当人”。不当人，当什么呢？“你就把我当作个屁，放了我吧！” 十分沉痛的思想，变成了引人一哂的笑料，这就是王朔。
回
头来看，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王朔似乎是匹闯入文坛的黑马，陡然之间给大家贡献出了一群按正统的思维定势无法归类的顽主们。这些人将“玩”的旗号高高标举，玩文学，玩生活，对凡是被主流文化认为是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予以嘲讽。其实，“玩”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悖论，在中国语境中含有一种弱势反抗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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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顽主们本身只是这种反叛精神的载体而已。王朔正是从由启蒙意识和民间生存经验混合而成的市民价值方式里，为顽主寻找文化反抗的资源的。无庸讳言，从根本上说，王朔的顽主们缺乏一种成熟的市民社会背景作支撑，便直接导致王朔无从给他的顽主们找到一种生动的生活原型作依托。因而，在那么多的顽主人物里，始终缺乏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典型。王朔在自己反叛对象力量面前的劣势地位，不仅使他只好让他的顽主们认同一种边缘化身份，并采取“玩”这种以自我放逐来放逐社会的曲线反抗方式，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他的顽主们的个性命运。王朔的顽主们不管哪种类型，都是情绪时而亢奋，时而低迷。亢奋起来的时候一切都不在话下，无条件地从逻辑上贬斥与我奉行不同准则的人，蔑视一切非我族类的蹊跷存在，把它们视为不健全的、堕入乖戾的东西”，低迷起来的时候又极端地自毁自虐。像顽主系列作品中的高洋他们穷极无聊到玩得有人先自杀再嫁祸于别人的游戏；唐元豹则索性心甘情愿地任人阉割，都是绝望后自毁自虐的表现。
王朔的顽主们由于身居劣势导致自我压抑自我消解, 从他对自己那些小说不无夸张的命名就可以看出，王朔在以他的顽主们对各种传统体制话语进行解析时，曾对他们抱以极大的希望。但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背景支撑，致使他的顽主们身上的有着种种不成熟的缺陷。






透过《顽主》谈王朔小说的先锋性

摘要：本文主要以王朔小说代表作《顽主》为例，通过对人物、语言、风格三个方面的阐释，论述了王朔小说的先锋性。

关键词：解构主义、先锋性、颠覆性、反精英论、调侃

正文：
王朔其人惯以被同行称作“文坛异类”、“痞子作家”的代表。其小说自1984年《空中小姐》在《当代》成功发表便一发不可收：《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也相继问世，并结集出版。《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在当时非常畅销，一时“洛阳纸贵”。他的许多作品像《动物凶猛》、《顽主》、《过把瘾就死》等还被改编为影视剧，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
许多评论者对于王朔的作品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俗”
，何以谓俗？无外乎其作品颇多言情之类、颇多污秽之词、颇多玩世之举。但这只不过是就其表面现象品论而已。我觉得王朔的小说是“俗而不俗”即通俗但不庸俗；“雅而不雅”即极富生活化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也即他的小说是具有先锋性的。
下面我以王朔的代表作《顽主》来具体探讨其小说的先锋性。小说主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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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人公即三个顽主开了一家专为人排忧解难出主意的“三T”公司，以及在经营这个公司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既喜剧又戏剧性的故事的事。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论《顽主》是如何体现王朔小说的先锋性的。
首先《顽主》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具有先锋性的。
《顽主》中着重塑造了三个顽主：于观、马青、杨重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玩世不恭，什么叫举手投足间的把不在乎，什么叫不学无术游戏人生。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细读小说我们就会体味出这些顽主身上的可爱之处和作者在小说中对他们无处不在的欣赏。他们思想纯洁，开心就笑，生气就骂，不矫饰，不造作；他们之间坦诚相待平等相待；他们的友谊是真挚的美好的。书中于观这样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很快乐。”（第16页）这是于观发自肺腑之言。他们心地善良，虽然爱开几句过分的玩笑话，但也仅限于玩笑而已。他们在遇到不顺心事时有着一颗谅解和宽容别人的心。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顾客托于观退衣服，结果因为领子脏了不给退，于观就只好自己穿了。这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善良的。他们聪明机智、敢想敢干，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们有头脑、有想法。他们开的“三T”公司就很有创意，而且生意也是不错的。况且像“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拼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第7页）这样通俗但却寓意深刻的话不是随便一个不学无术的毛头小子就能说出来的。作家有意抬高这些顽主的形象，可以说是有其深意的。这些顽主无疑是作者一贯所关注的社会边缘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得不到家长应有的关心。主人公于观整天泡在公司里而不愿去见那位一脸严肃的老爸就是证明。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些顽主是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也是游离于社会的渣滓。作者显然有他自己的爱憎，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作者看到了应该说感同身受到了那一时代青年的彷徨，作者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对于顽主所持的欣赏态度，也正是作者对来自于社会来
自于家庭的一种真正的博爱和真正的人文关怀的呼吁。从这一点来说王朔的小说是具有先锋性的。
与之相对的也就是作者明显持憎恶态度的是以《顽主》中赵尧舜为典型的一类人物，赵尧舜是那种典型的“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他虚伪、做作，外表一副正人君子、仁厚长者的风范，内心却是极其阴暗和卑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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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赵尧舜的虚伪做作、假充仁人长者时是这样描绘的：“马青他们要耍弄赵尧舜说要为一个淹死的孩子开追悼会。赵尧舜说：“看来你们每天的工作确实没意思。”这不奇怪，像你们这种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内心很痛苦，但又只好如此，强颜欢笑。这不公平，社会应该为你们再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身上仍流动着热血，仍爱激动……。”（第54页）俨然一位长者的派头。而当作品写到赵尧舜内心阴暗卑劣时：赵尧舜为了报复于观马青他们，故意用公用电话学着别人的腔调辱骂于观的父亲，用心何其歹毒下作。前面已经说过作者对《顽主》中的人物形象是有明显的爱憎的，对于赵尧舜这一类人他是憎恶的。在这其中其实蕴含着作者很深的思想那就是“反精英论”和揭示社会中一部分人人性的虚伪和扭曲。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出赵尧舜教训于观马青杨重时俨然自己一副全能上帝人类精英的架势，王朔对此是恨之又恨的。王朔在接受采访时也不止一次地提出“反精英论”，他认为这是违背众生平等的原则的。这就很有力度地刺痛了社会上一些自诩为精英的所谓学界名流。而且王朔一向标榜“真善美”，反对社会中人的人性的虚伪，这也是对社会净化风气文化起到积极作用的，从这一点来说王朔的小说《顽主》是具有很强的先锋性的。
其次《顽主》中人物语言的颠覆性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在这部小说中王朔秉持了以往小说的语言调侃中略带几分戏谑和讽刺的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顽主的语言上，而这种语言风格则是为许多评论者不足称道的，因为这些人物的语言是带有消极和反叛色彩的，是难以给读者带来传统正面的教义的，因而遭到论者的严厉批评。我是不这样认为的，通过深度开掘这部小说，你会发现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语言风格并非为哗众取宠而是在有意把那些传统观念认为庄严神圣的东西狠狠地调侃戏谑一番。鲁迅说过：“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是吧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王朔则不同，他所叙述的既非喜剧也非悲剧。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个场景更像是一出出闹剧，他给闹剧也在
无形之中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把庄严地东西戏谑给人看”。这就使得王朔小说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对于庄严地事物的戏谑也表明了作者对传统信仰的否定——不相信以前的一切事物。引用《顽主》中的一句话就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觉得任何事物在它初生时是难免过激的，新文化运动不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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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吗？矫枉势必过正，王朔小说语言对神圣庄严事物的颠覆性也正是他的先锋性所在。
如前所述王朔是在有意颠覆解构原先庄严地东西，这在小说《顽主》中俯拾即是。如：“你们这几个里我发觉杨重风度最好，比较深沉。”得得，哥们，你别骂我。”杨重拍拍宝康的肩膀“我知道我傻”。这是对深沉这一词语的颠覆与解构。如：“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也要促成这个万人大餐厅，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浪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奋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长城如此庄严神圣的事物也在三言两语间被颠覆与解构。再如：“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打个喷嚏不还能写几十万字的论文得了个博士？”人家不叫喷嚏，这是粗俗的叫法，人家叫“鼻粘膜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这是对如今小题大做自命高明的学者知识分子的颠覆与解构。好了再多的例子我也不再举，我想说得是作者为何刻意的把一个个庄严的事物统统颠覆。这绝非作者贪图一时口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朔无疑透视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处于这一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人们价值观的迷失与扭曲，以及人性的虚伪。把傻等同于深沉，解构长城的民族文化意义，对学者的嘲讽，其实反映出一个社会非常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对一切事物的价值重估问题。”这是时代人所共有的心理，王朔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用他的小说婉转地提出了这一社会问题并相应的表达了自己的倾向
再次就是叙事风格的亲切随意和情节安排的高度生活化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王朔的这一创作风格使得他的小说不再是作家作给读者来读以使读者获得某种启迪和教义的东西，而是作家在与读者分享。它拉近了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这就同时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读王朔的小说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感和轻松感，你不会有文字的障碍和来自各方的压力。王朔曾说：“作家不应有什么优越感。”我是赞同王朔的观点的。五四以来，作家大多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指点着芸芸众生的，没有几个贴紧群众的平
民作家。就是文学大家鲁迅，他的作品在当时又能为多少民众所熟知呢？王朔的作品通俗流畅极富生活化，调侃中略带几分幽默，虽失之严肃，却不乏深刻。其实严肃的东西不一定就深刻，没有谁规定过作家和思想家一生下来就是板着脸的。王朔小说的这种亲切随意和高度的生活化在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众人七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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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包饺子时老太太建议给干活的人放点曲子。”丁小鲁拧了半天老式箱形收音机旋钮，调出一组豪迈缠绵的出征歌曲，这些歌曲也是流行歌曲，大家都随着旋律摇头晃脑地哼哼。当歌手唱到：“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三个男人一齐昂首唱第二声部——：“我不悲哀！”这种非常生活化的语言读来是非常亲切真实得。王朔小说风格的亲切、随意和高度的生活化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这表明它满足了当今时代读者的需要。还是那句话“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朔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发展，他的小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他小说先锋性的很有力的佐证。
如前所述我以《顽主》为例从三个大的方面谈了王朔小说的先锋性。当然初出茅庐难免有观点考虑欠周全和言辞使用过激进的地方，但都是我的一些肺腑之言。时至今日，王朔已不再是单指一个人和几部小说，他已成了一种现象，一种文化的旗帜。某种新生事物的出现绝不会空穴来风，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对待研究这对于文化的多元化健康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2009-05-25 09:57
《顽主》是王朔的名篇，曾被视为“痞子”文学的代表。小说让我们充分领略了王朔那极尽调侃的语言风格，小说围绕着虚构的“三T公司” 过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展现故事情节。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等，他们一个个嬉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奈却让人快乐……看似调侃、胡闹、玩世不恭，实际上亮出的全是生活的本色。这种反叛于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方式，表现着一代人的空虚与无奈。
关键词：调侃 反叛 痞子

品读作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雅痞王朔的作品《顽主》，让我充分领略了王朔小说的调侃特色和语言技巧,认识到小说中一个个反叛人物的鲜明个性。
《顽主》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是王朔“顽主”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对生活尽情的嘲弄和否定。以于观为首的几个青年人，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对多方面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等。作品塑造了于观、杨
重、马青三个主要人物以及与其有各种业务关系的宝康、刘美萍、王明水等各色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讲述，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一些弊端，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嘲讽。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的前后相继，民间社会才从自己的切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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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中，真正接纳了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所想竭力普及的现代人格准则，催生出相当程度的现代市民意识。王朔的顽主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王朔小说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种“痞子”的特性，如同“大院”里的一些缺少父母管教、在城市里到处游荡的年轻人，作者自己将其命名为“顽主”、“厚颜无耻的闲人”。他们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由自在”，有意识地用“失范”的行为挑衅既定的原则。王朔“顽主”系列小说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炸毁了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王朔的小说《顽主》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迅速流行。
一、颠覆的语言——调侃
刚接触到王朔的小说，就为他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言语所撼动。《顽主》是王朔的名篇，曾被视为“痞子”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调侃的语言，诙谐而又玩世不恭的叙事风格是王朔小说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高度表现在《顽主》这部作品中。在这部小说中王朔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作品中的主人公滑稽可笑。在这些笑料和滑稽的情节中，充满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嘲弄与颠覆的意味。这种嘲弄与颠覆痛快淋漓地宣泄了文化转型期普通百姓，特别是青年人对现存制度不满地情绪，王朔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小说及语言风格迅速流行，他的这种把“调侃”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以“调侃”贯穿作品始终的做法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关注，1988年曾被理论界称为“王朔年”。《顽主》这部小说让我们充分领略了王朔那极尽调侃之能事的风格。
小说《顽主》以嘻笑怒骂的形式展现着过往于“三T公司”形形色色的人们，直斥伪知识分子的迂腐与虚伪，像找人替谈恋爱又找人替分手的肛肠科大夫；人面说人话，鬼面说鬼话，自以为是、虚伪透顶的作家宝康；找人来伺候卧病的母亲，发生意外后又全部推卸责任的中年，等等等等，小说都毫不留情的撕开他们的丑恶嘴脸。在这篇小说中，王朔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作品中的主人公用最虔诚的正经去干最荒唐无聊的事情，甚至包括替别人谈恋爱！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任何文化教养，然而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几乎全部体现在一张嘴上——调侃
、贫嘴，造成高级或低级的笑料。例如，几个“哥们儿”在百无聊赖中决定上街找碴打架，于是有了下面一段情节：
马青兴冲冲走到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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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马青的回答，无能中透着自我解嘲和随机应变，但不可否认，大多数人会为之一笑，并不再与之斤斤计较。王朔小说采用的批判方式可以与这一段情节相类
比，当他批判别人、别的事物时，往往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最低，甚至不惜躺在地上，让对手无从反击。例如当他对卫道士、伪君子进行讽刺之时，自己则站到了“痞子”、“流氓”的位置上，使对手无法以他也具有的缺点来否定他的观点。一家替人解难解闷替人受过的公司，一群油腔滑调机智诙谐的青年，一个个真实得可触可摸的生动场景……看似调侃、胡闹、玩世不恭，实际上亮出的全是生活的本色。小说中的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是王朔笔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类型之一，都是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一个个嘻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奈却让人快乐。表面上“痞”得不管不顾，实际上干不出什么坏事；看似没心没肺地活着，可他们却有理有据地构成了一种现实。小说还表现出一种背离于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主角于观们率真、反叛、冲动却有善良的个性打动着每个青年的心，于传统的生存方式最终也只能表现出他们的空虚与无奈。
王朔以其独特的调侃语言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心底里却又充满了对大众的轻蔑和鄙夷，在作品中经常挖苦大众的庸俗、虚伪。与公众之间构成了一种怪异的“施虐——受虐”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的“嬉皮士”，王朔不仅以他的“顽主”系列风靡世间，而且公然抛出“玩文学”的宣言，在王朔那里，有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名堂，都荟萃压缩到一起了：“战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机、“垮掉一代”的荒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国，而中国不够开放，不够发达，“嬉皮士”在中国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恶作剧。
“调侃”是王朔语言的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在小说《顽主》中，王朔通过于观对父亲说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
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别人看吧？”将他自己的父亲以至于整个父辈对他和下一代曾经进行的革命教育，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王朔采用这种调侃的方式来表达和宣泄自己对父辈们的不满，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应该说，这种调侃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但由于这种调侃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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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很体面的人也无情地嘲弄，于是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着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
王朔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用“调侃”的“痞子语言”来描述这些痞子们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特点，又可以用一个“轻与重”来概括：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轻轻松松地活着”，他们的确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轻”，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最后得到的却是生活失重后的焦虑和孤独。
二、虚构的情节——三T
《顽主》里的调侃是沉痛的，在市场经济远未发达的1988年前后，“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纯粹是虚构，这种虚构本身带来的意味是深长的。小说《顽主》讲述 “三T”公司开展“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业务的“荒唐”故事，在这里连人的情感也可以被替代或虚拟：业务员杨重代替王明水大夫与其女友刘美萍约会，另一业务员马青代替一男士陪伴其妻子，等等。这种替代业务的出现似乎是一个象征性信号：中国当代文化已经和正在发生一场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以致人内心最隐秘最本真的情感也可以替代、虚拟或出售了。
他们把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降低到仅仅必须活着的地步，其它的一切都被取消了，包括理想、爱情等。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取得了嘲笑和捉弄一切的资格。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因而变成了靠什么都不信来嘲弄主流道德文化的一套智力游戏。如《顽主》中的马青、于观、杨重，正而八经地成立了“三T”公司，做的业务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比如：替那个想自己出钱给自己发奖的青年作家组织发奖会，替丈夫当老婆的出气筒，替不能准时赴约的情人陪伴女朋友……一本正经地模仿着主流话语的腔调做着荒唐事，在对自身荒唐的显示中影射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荒唐。
小说中的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是王朔笔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类型之一，都是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一个个嘻皮笑脸百无聊赖，让人不信任却让人放松，让人无奈却让人快乐。表面上“痞”得不管不顾，实际上干不出什么坏事。看似没心没肺地活着，可他们却有理有据地构成了一种现实。《顽主》不仅集中地体现了王朔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调侃，更是以虚构的“三T”公司贯穿的生动场景，展
示着真实的可触可摸的灵魂，让飘荡游移的迷茫一族找到了生活的依靠。
王朔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常常以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心底里却又充满了
对大众的轻蔑和鄙夷，在作品中经常挖苦大众的庸俗、虚伪。例如，作品中林蓓与宝康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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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
接着马青提醒林蓓：“林蓓你小心点，宝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
王朔以他特有的调侃风格，神吹海聊，好像人人都是人精。亵渎神圣，极尽刻薄之能事，不惜放逐一切价值底线和人格尊严。他们已经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抛出去了，所以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情与义，公正与善良，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人生经过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就变成了荒诞不经的玩意了。杨重曾作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劳而无功，不如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种虚无主义的厌世人生态度很容易传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意者或社会有激愤情绪的人。顽主们无所谓善恶标准，褒贬也失去了分寸。严肃的东西可视作玩笑，游戏也可被赋予于“深沉”的东西。爱情本是维系男女之间的纯真情感，可在“顽主”们的视境中，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游戏而已。约会居然可以找人代赴，评奖也不妨自行设计，“丈夫”可以雇用……本属于神圣庄严的事情一到“顽主”的手下就变了味道。
作为中国特色的“嬉皮士”，王朔以他的“顽主”系列风靡世间，而且公然抛出“玩文学”的宣言，在文坛激荡出几许微澜。王朔太了解那种戴着面具生活的滋味，他无力正面反抗，又怕累，于是他拒绝长大成人。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妙法之一就是强化顽童心理，把社会当一个游戏场，“一点正经没有”地玩：玩文学、玩爱情、玩人生…… 在王朔那里，西方“现代派”的许多名堂都荟萃压缩到一起了：“战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机、“垮掉一代”的荒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嬉皮士”们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国，而中国不够开放，不够发达，“嬉皮士”在中国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恶作剧了。
三
、独特的精神——反叛
在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反叛精神即使他的作品为某些人所称道，同时，也为某些人所批判。王朔的反叛精神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拿作品中的人物的行为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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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指导自己的言行。
作品的反叛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王朔现存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反叛。王朔作品对现存的社会观念的反叛，主要表现为对人文价值、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嘲弄，也包括对文学和作家的嘲弄。否定王朔的意见认为，由于他把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说得一钱不值，甚至公然向整个文学传统和人文价值挑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人们对王朔的拒绝和否定，主要在于他对社会观念的反叛。而人们对王朔作品的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却在于王朔作品对现存的文学观念的反叛。
说它是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种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他们对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理解，出现了逆反心理；一种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从骨子里就存有叛逆的性格，于是80年代的青年步入社会，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如意的现象，自然就产生了叛逆的情绪，特别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自建国以来的精神思想有着明显的叛逆心理。
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主要是 “五四”时的文学革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到来的时候，必然有一批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的文学作品问世，鲁迅、郭沫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产生反叛情绪，这是时代的必然。王朔在作品中塑造的于观、杨重们是反叛的，宝康也是反叛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正统思想、权威人物和知识分子、知名作家的嘲弄和调侃也是反叛的，甚至连小说的标题也都是具有反叛性的。《顽主》、《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
当人》……
说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类反叛类的作品在文学创作题材上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荣传统，同时，打破原有的思维方式，换一种脑筋去思考问题。王朔在创作上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他像鲁迅一样，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反面的形象。鲁迅塑造的是那个时代的国民，他的狂人、阿
Q、孔乙己等都是当时人们所不齿的形象，是社会的对立面和垃圾。今天的王朔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类似的形象，但他们是我们当代的人。
反叛似乎成了王朔特色，他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
子精英立场极为反感，他甚至说，他立志不作知识分子，原因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的人把知识当作武器来镇压别人，恃强凌弱。王朔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希望自己能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保持淳朴的天性。市民社会，是王朔活动的天地，也是他表达的背景。其实王朔最擅长调侃那些用堂皇庄严语词来包裹偏狭私利的丑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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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将其卖矛又卖盾的伪善心态夸张地暴露出来。把权势者送子女出洋说成送他们去反帝反修第一线，熟知的事实加上同样熟知的只是在时间上稍有错位的语言，就凸现了喜剧效果。王朔用机智在他熟悉的环境中搜罗了不少这样的素材，可惜他每每只是一笔带过而已。王朔撺掇出来的人也鄙俗却委琐，一个个小里小气，并声称“你千万别把我当人”。不当人，当什么呢？“你就把我当作个屁，放了我吧！” 十分沉痛的思想，变成了引人一哂的笑料，这就是王朔。
回头来看，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王朔似乎是匹闯入文坛的黑马，陡然之间给大家贡献出了一群按正统的思维定势无法归类的顽主们。这些人将“玩”的旗号高高标举，玩文学，玩生活，对凡是被主流文化认为是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予以嘲讽。其实，“玩”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悖论，在中国语境中含有一种弱势反抗的含义;顽主们本身只是这种反叛精神的载体而已。王朔正是从由启蒙意识和民间生存经验混合而成的市民价值方式里，为顽主寻找文化反抗的资源的。无庸讳言，从根本上说，王朔的顽主们缺乏一种成熟的市民社会背景作支撑，便直接导致王朔无从给他的顽主们找到一种生动的生活原型作依托。因而，在那么多的顽主人物里，始终缺乏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典型。王朔在自己反叛对象力量面前的劣势地位，不仅使他只好让他的顽主们认同一种边缘化身份，并采取“玩”这种以自我放逐来放逐社会的曲线反抗方式，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他的顽主们的个性命运。王朔的顽主们不管哪种类型，都是情绪时而亢奋，时而低迷。亢奋起来的时候一切都不在话下，无条件地从逻辑上贬斥与我奉行不同准则的人，蔑视一切非我族类的蹊跷存在，把它们视为不健全的、堕入乖戾的东西”，低迷起来的时候又极端地自毁自虐。像顽主系列作品中的高洋他们穷极无聊到玩得有人先自杀再嫁祸于别人的游戏；唐元豹则索性心甘情愿地任人阉割，都是绝望后自毁自虐的表现。
王朔的顽主们由于身居劣势导致自我压抑自我消解, 从他对自己那些小说不无夸张的命名就可以看出，王朔在以他的顽主们对各种传统体制话语进行解析时，曾对他们抱以极大的希望。但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背
景支撑，致使他的顽主们身上的有着种种不成熟的缺陷。



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二编：大众文学
　　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许多作家刻意消除自己作为作家的精英意识，将自己放在与读者相平行的位置上，他们自觉放弃了文学的教化意味及社会责任感，采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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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最大多数读者的社会心理和阅读口味，从而使作品得以在文化市场生存。这类作品一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但往往缺少自觉的人文理想和历史、文化深度。可以说，这类作品是作者把自己当作大众并将作品尽量大众化的产物，因此，这里称这为"大众文学"。
　　第一章 市民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文学渐渐卸下了沉重的"社会功利目的"，开始将主要视线放在对人的表现上。而城市中的普通人，无疑是作家面对的一个巨大群体，因此，表现市民，为市民阅读服务，就是为许多作家努力的一个方向。于是，文坛上出现了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不同题材、风格的大量作品，本书将之统称为"市民小说"，下面，将就市民小说的不同种类，进行逐一介绍。
　　第一节 "调侃小说"及王朔现象
　　"调侃"作为一种表现方式，事实上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运用。只是有些作品为局部运用，有些作品自始至终全贯穿着调侃。大多数作家都只是偶尔将"调侃"作为自己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段，而青年作家王朔则将"调侃"上升为一种表现方法，他的许多小说标题上便透露出明显的调侃意味，如《顽主》、《玩得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在作品中，调侃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成为作者解构现实，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把王朔的大部分作品称为"调侃小说"。
　　王朔以"新京味儿"的语言方式及近乎粗鄙北京市井口语词汇冲击着小说中正统的书面语，以市井青年鄙俗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所谓"正人君子"的传统生活状态，相对于传统作家，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叛逆味道。因而有人斥他为"痞子作家"，甚至是"流氓作家"；也有人为他作品中痛快淋漓的调侃拍案叫绝，并将之视为中国"后现代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然而不论是褒是贬，王朔的存在在当代文坛已经是绝难忽视的一个文学现象，描写这一个阶段的文学发展不提及王朔，绝不是客观公允的方式。的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及王朔对市井生活真切展示，使王朔在八十年代末期成为当代文坛上不容忽视的一道景观。
　　王朔，1958年生人，家居北京市区。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为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1976年夏，王朔高中毕业后到山东参军，做过"操舵兵&q
uot;、卫生员甚至帮厨。七十年代末曾经试图经商，但以赔本告终。王朔的处女作是1978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等待》，此后又写过几篇部队题材的作品，但反响均不大。
　　王朔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83年末的中篇小说《空中小姐》，此时王朔刚刚从商海败北，但出于商人视角所选择的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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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眼中颇具神秘色彩的"空中小姐"这一描写对象却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小说因后来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大众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王朔的创作到目前为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言情、调侃和写实。
　　从《空中小姐》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王朔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代表作包括《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等，这个时期小说中的情感真挚而醇厚。如《永失我爱》中描述了青年司机何雷与石静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主线是何雷火场救人、负伤引发绝症、忍痛与石静分手然后独自面对死亡。从题材上看，这是一个宣扬道德美的老套故事，但王朔却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将之写得平实感人。王朔自己也曾经表示这个阶段他的小说写得比较"诚恳"，因而我们将之称为"言情阶段"。
　　王朔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是由中篇小说《橡皮人》（后被改编为电影《大喘气》）作为过渡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试图赚钱，在尔虞我诈中挣扎的年轻人，他近乎恐怖的"橡皮人"的自我感觉象征了在现代都市中人们僵死麻木的灵魂本质。这部小说失掉了前期小说的温情，显出几分残酷和冷漠，"调侃"式的对话明显增多，这一点构成王朔第二个阶段的最大特点。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以中篇小说《顽主》为首，在这篇小说中，王朔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即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作品中的主人公用最虔诚的正经却干最荒唐无聊的事情，甚至包括替别人谈恋爱！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任何文化教养，然而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几乎全部体现在一张嘴上－－调侃、贫嘴，造成高级或低级的笑料。例如，几个"哥们儿"在百无聊赖中决定上街找碴打架，于是有了下面一段情节：
　　"马青兴冲冲走到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马青的回答，无能中透着自我解嘲和随机应变，但不可否认，大多数人会为之一笑，并不再与之斤斤计较。王朔小说采用的批判方式可以与这一段情节相类比，当他批判别人、别的事物时，往往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放
得最低，甚至不惜躺在地上，让对手无从反击。例如当他对卫道士、伪君子进行讽刺之时，自己则站到了"痞子"、"流氓"的位置上，使对手无法以他也具有的缺点来否定他的观点。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及系列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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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故事》（其中《修改后发表》和《谁比谁傻多少》为王朔亲笔）等。在这个阶段，"调侃"成为小说中的主宰，作品通篇充满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嘲弄与颠覆意味，这种对现存制度的调侃以其特有的幽默效果及其对当代青年的思想意识的契合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王朔的创作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们都无法再忽略王朔在文坛的存在，以至于1988年被理论界称为"王朔年"，王朔小说及其语言风格的流行，则被称为"王朔现象"。
　　但是伴随着成功，王朔的创作也开始出现了质量上的滑坡，作品中的"调侃"开始失去限度，成为无穷无尽的贫嘴；与此同时，王朔主持的《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等影视剧也遭到了失败。至此，王朔的调侃小说走到了尽头，开始遭到读者的厌弃。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是因为，王朔前期的"调侃"大多是针对正统的权威，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空虚伪善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规范"，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砸碎"时特有的痛快淋漓。而后期的"调侃"大多已经失去了确定对象，沦为为戏台上机趣却无意义的"插科打诨"。这种不再具有批判力量的调侃。完全失去了早期掩盖在滑稽表面之下的沉重的悲剧意味，发表于1989年初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后期"调侃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中千人一腔，毫无力度的调侃语言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以至于王朔也不得不承认"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同时，小说中的"言情"也日渐庸俗化、公式化，失去了"言情阶段"情感的"诚恳"性，质变成戏剧性的煽情。
　　至此，王朔开始感到对无穷无尽贫嘴的厌倦。而且，他与妻子、女儿美满的生活也改变着他的感觉世界和表达方式，他说："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疾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
　　正因为这种认识，王朔在1989年后开始减少调侃，开始描述一些他过去鄙薄过的真挚和深沉。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应当首推发表于1992年1月的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小说讲述一个立意改变传统教育方式的父亲马林生在与儿子马锐关系中的尴尬状态，于滑稽的表象下展示出主人公悲哀的内心世界。作品当年获得了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誉为是&q
uot;现实主义力作"，也有人视之为是"新写实小说"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因此，我们称王朔的第三个创作阶段为"写实阶段"，《我是你爸爸》的成功，说明王朔的确具有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并且能够和谐地将"调侃"这种看似轻松的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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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沉重的"写实"本质有机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
　　王朔是当代文坛上少数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综观他的一些成功的代表作品，大体上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一，独特的"顽主"形象。
　　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多余人"的形象，他们大多没有正当的职业，日常生活的轨迹有异于困守在岗位上的普通市民。他们天资不笨，渴望有所作为，但缺乏远大理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于是把精力和聪明全部浪费在空虚无聊的贫嘴与游戏上。这群被称为"顽主"的年轻人表面上看来逍遥快活、全无心事，实际上内心却大多充满焦灼和苦闷。虽然王朔并未将他们的经历全部交待出来，但他们一般都有一个从纯真青年向"顽主"转化的痛苦过程，如《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方言、刘炎，他们在生活中逐渐感受到人性的可怕与残酷，于是那些"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想法从此开始"烂在心里"， 收起眼泪，开始以玩世不恭的姿态看待社会，面对人生。在他们"嬉皮士"式行为语言背后，是近乎残酷的"真诚"。正如方言对自己心爱的小女儿所说："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 那样，王朔在作品中对各种传统道德的嘲弄和抨击中，不乏面对读者的真诚。他所塑造的"顽主"形象虽然与正统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并的确有着各种缺点，，但却并非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而是作者向世界表达自己内心苦闷与不平的媒介。
　　二，王朔作品中的人物表面上玩世不恭，但内心却往往充满烦躁与悲哀。与之相对应，在作品中他们便以调侃性的语言对现存秩序进行全面颠覆。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对社会的批判意识。王朔的小说在结构上往往以人物的对话为主，在这些人物看似不着边际的调侃中，随时都可以找到"反文化"、"反价值"的嘲谑影子，对某些虚假与伪善进行批判，一针见血的揭示出事情的本质。如在《一点正经没有》中王朔假大学生名义对中国"现代派"钻进象牙塔创作的方式进行嘲弄：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
　　以"著名作家"古德白质问方言的口吻反讽传统现实主义的
虚假：
　　"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都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情操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我怎么玩文学了？"
　　用吴胖子的口吻对港台通俗文学顺手一击：
　　"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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