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飞豹战机艰苦的研制历程

中国飞豹战机艰苦的研制历程

2014年07月03日 17:19 新浪军事 我有话说(855人参与)评论中大奖（855人参与） 收藏本文 新浪军事编者：为了更好的为读者呈现多样军事内容，满足读者不同阅读需求，共同探讨国内国际战略动态，新浪军事独家推出《深度军情》版块，深度解读军事新闻背后的隐藏态势，立体呈现中国面临的复杂军事战略环境，欢迎关注。 豹 啸 长 空

——第一架歼击轰炸机中国飞豹一飞冲天

1958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研制成功。新中国独立自主设计飞机的序幕由此拉开，一个人的名字也永远和中国航空工业联系在了一起。

他就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歼教1的总设计师徐舜寿。

历史跨入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南海周边局势紧张。而当时海军装备的歼击机基本没有对海攻击能力，急需设计一种超声速、长航程、大载弹量、攻防兼备的新型歼击轰炸机。

陈一坚，新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徐舜寿的学生。他和他的团队受命担负起了研制我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歼轰7的历史重任。

后来，这架凝聚着几代航空人心血和汗水的歼击轰炸机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飞豹”。 1976年8月16日至23日，三次超过6.7级的强地震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县和平武县之间发生。连续不断的强震，在四川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到处是营救的队伍和避难的群众。很少有人知道，一支特殊的团队正在震区进行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原来，歼击轰炸机的四种选型设计方案正在四川进行风洞试验。试验的进度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方案设计的结果。试验队员冒着随时可能发生余震的风险，毅然选择了坚守。 付大卫(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地震来了以后，撤还是不撤我们是有争议的，试验单位希望我们走吧，但任务做了一半没法走啊，走了以后下次还得重来一遍，我们还是坚持做下去。 秦凤奎(时任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书记)：

最后我们那时候，是一直把风洞(试验)基本做完回来。 张锡金(时为航空某研究所科研人员)：

为了有一个方案，拿回去给大家做，我们都不要命。要有好的方案，你想想看，死对你来讲，没有这个重要。

终于，一份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设计方案，从四个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风洞试验的性能数据印证了“飞豹”飞机设计方案的计算结果，能够满足军方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们这个方案本来应该说比这个要高，相当于欧洲的狂风，美国的F15，由于我们设备不足，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数据的正确性、可靠性，只好退啊，那不能够我要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个科学，所以后来就退到现在“飞豹”的方案，不是我们最好的方案，但是是可行的方案。

资料图：军方曝空军飞豹战机机群巡航领空美照

197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歼轰7飞机的研制任务。经过几年的论证，“飞豹”的研制者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这个方案立项了，而且作为一个航空部的重点任务下达的，那时候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对这个飞机这一航空工业的热爱，一直很明显的。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应该说中央还是非常英明的，给我们的任务也是非常准确的。这飞机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覆盖南沙，你要有大量的武器，精确制导的武器，你才有办法压住敌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全天候，所谓全天候就是白天黑夜，下雨、下雪全都给我出动。

对于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歼击轰炸机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海军和空军对于飞机的任务定位和座舱布局也存在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战术技术要求需要从零代跃升到第三代。“飞豹”飞机研制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从摸索开始要跳到三代，这个要求加在一起，就客观要求和我们过去的经验的积累，技术的积累差距太大，差距太大。

钟至人(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没原准(机)，没有参考资料，不像有的型号我有参考图纸，改型，没有，全是新的，而且上了很多新标准，新规范。

王昂(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

很多技术问题我们没有完全吃透，同时在当时来讲，我们也没有、很少有预研经费，很多关键技术本来就应该在预研当中解决的，并没有。

没有原准机可以参考，很多技术原理无法吃透，设计要求起点又如此之高，歼击轰炸机从方案设计开始，就一路坎坷一路奋进。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航空工业有机会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在此之前，中国的飞机设计一直走的是仿效前苏联的道路。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一度考虑通过与国外合作，共同设计“飞豹”飞机。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外国公司)一报价，21亿人民币，1979年21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200多亿人民币了，二三百亿人民币都不止啊，这是设计，不是制造的，都不管的呀。 吴克明(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你要外援也没有，有外援的人也不会给你，人给你你也没钱，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只有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干。

购买国外高新技术的路子就此中断。陈一坚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自力更生大胆创新，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技术规范是飞机设计的“宪法”。对于飞机总体设计部门来说，设计环节遇到的另一大难题就是选用什么样的技术规范。当时，陈一坚手上的技术规范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落后资料。若以此为据，设计出八九十年代使用的飞机就是一句空谈。陈一坚大胆做出了一个决定：采用国际先进的美国军用规范，研制中国的新型飞机。

秦凤奎(时任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书记)：

所以走这个路，走这个路走出来，现在回过头看，有点脱离苏联原来走这个老框框这个架式。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这也是我们所有所里面，我们第一家做，中国人必须有中国规范。

资料图：飞豹挂雷霆制导炸弹火箭巢对地攻击

吴克明(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脑子就是真是很敢想，什么别的都不要操心，所以我们既然敢想，所以我们就打破了很多常规。

第一次跨越如此大的台阶，规范选择又面临巨大的转变。尽管陈一坚曾跟随恩师徐舜寿参加过歼教1、初教6等飞机的设计工作，但对于这次能否成功研制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心里还是没有多少底。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接了这个任务，我看那个本(任务书)，手都发抖，那个厚本，那里面要求高得很，因为我知道那个数据的严酷性。

我自己感觉(方案)的跳跃这么高，我这个包袱，我那时候不敢讲，因为我再动摇了，那后面就困难更大了。

面对一个个难题，总师系统和整个团队选择了默默地奋斗。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那时候就想到自己要失败的话是什么结局，一般来说，你肯定完蛋了，不会家破人亡，也是遗臭万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想法，作为搞飞机设计的，最后你败了，人家怎么知道你一下跳了三代，怎么知道你没有试验室，怎么知道你的手下全是新人，人家不管你这个，只是说你飞机失败了。不敢讲(这些)，而且我跟下面只是提一个要求，就是我的座右铭，要学越王勾践，就是卧薪尝胆。

就是凭着这股卧薪尝胆的劲头，总师系统领导设计团队对“飞豹”飞机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一次次全面优化，一步步查找缺陷，一个个解决问题。

飞机机体重量控制是“飞豹”设计环节的一大难题，若不解决超重，飞机的性能就达不到要求。新规范的实施，让“飞豹”的飞机结构、重量控制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中国人用两种规范研制一种飞机的成功实践。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那时候只能说干，我们不能干也得干出来，所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一定把它干出来，就这一句话。 就在“飞豹”方案调整和设计工作有序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国航空人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和考验。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防建设不得不为经济发展让路，多项新装备的研发计划纷纷“下马”。1981年，“飞豹”飞机也由国家重点型号降为“量力而行”的项目。 吴克明(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1980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我们没钱了，走不下去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提出来是说，缓办，停办、不办。

经费削减、进度放慢、基建暂缓，三句话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就是“下马”。这对于承担“飞豹”飞机总体设计的研究所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他们对这个建所以来唯一自行研制的项目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期盼。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一听呢，这个量力而行，应该说就是想哭吧，最简单的一个感情反映，就是想哭。 高忠社(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这下经费没了，基建也停止了，设备也不进了，没钱。这人一下子一落千丈，感觉到没希望这个飞机，总之灰心丧气很严重。

就在全所上下情绪低落的时候，所长高镇宁的一句话重新点燃起了大家的激情：缓办不等于不办，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航空人越要有所作为！ 高忠社(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假如说国家不设这个项目，我们这个飞机也要设计出来。因为我们是搞航空，我们热爱航空，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放弃开展工作。

当厚厚一摞研制图纸摆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的面前，他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型号经费，这支队伍仍然坚持研制，拿出了设计方案。

与此同时，飞豹的研制得到了海军的大力支持，海军首长明确表态，别的机种宁肯不要，也要全力保“飞豹”！

1982年4月19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全面转入详细设计阶段。

资料图：2014年5月20日，“海上联合-2014”演习正式打响，中方海军航空兵某团8架“飞豹”战机将主要扮演蓝军，已全部准备就绪，随时可投入战斗。如外国飞机抵近演习地域侦察，将果断采取包括外逼、驱

离…在内的措施，保证演习正常进行。

阎良，这座距离古城西安50公里的航空工业城，迎来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一次新辉煌。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吃不上大米，闻不到鱼香，除了马路就是和尚，娶不到媳妇，羞见爹娘”。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派现代气息的航空城三十年前是这番荒凉的景象。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设计者们开始了“飞豹”飞机的全面详细设计。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试验室根本谈不上，有一个小房子搞个原理试验，这个有电机，有泵，但是没地方放，就在外面搭个，搭个棚，搭个防雨棚，就把大的里面放不了的机器放到外面，这么个水平啊。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西部大厦”，名字说得挺好，就是陕西用木头棒子夹起来打上黏土，什么也不是，上面毛草，没有厕所，没有卫生间。

秦凤奎(时任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书记)：

那时候办公在食堂，当时有人说厕所都做食堂，都用进来，厕所也没有，到外面露天的厕所，食堂也做办公，那种条件，啥也没有，就是(能不能)搞这么先进的歼轰7，(不少人)也提出这个怀疑。

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丝毫没有影响“飞豹”设计团队的干劲。提起同志们的工作热情，老所长高占民至今还记忆犹新。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每人一个手摇计算机，后来有C2机穿孔纸带了，纸带和光电作用，你看科技处排队，不是说谁上楼上去了，就是派给你了，你就不一定能通，因为有点毛疵就过不去。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们这一班子(人)只有一个信念，就是部队海军空军要的，我就是不睡觉也把它弄出来，你工资不调整，我一样干活。

钟定逵(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过节的时候晚上同志们我们加班嘛，月亮也照进来了，当时有的同志就说以前有个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给他改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考虑大纲。 张锡金(时为航空某研究所科研人员)：

当时我有一个女儿，我儿子放假回老家上海了，我老婆带着我的女儿，把女儿放在办公桌上(加班)，那天晚上我女儿(睡着了)从办公桌上滚下去了……

就是依靠这种忘我的主人翁态度和敢为人先的“飞豹”精神，“飞豹”的研制过程中创造了一个个中国第一：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种之一，第一个采用小轮距八字腿起落架设计，第一个采用翼尖侧向挂弹设计，第一个采用国产惯性导航的军机……

资料图：沈空飞豹A携带国产鹰击91超音速导弹亮相

1983年，“飞豹”转入总装制造厂开始工装生产。 赵健(时任航空某企业分厂副总工程师)：

飞机的零件，都加起来，两万项，我工装就干了多少呢，干了9500多项，9600项，这个工装数量在飞机研制过程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所以这样的话，在这儿我们都想着办法，就是交叉着干，能干一点我先干一点。

洪尔维(时任航空某企业总调度室副主任)：

“飞豹”没有样机，就是这个情况。他都要干从头干，是这个情况。最突出的应该是设计是最大的突破，这是实话。我们干到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感到很自豪。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要实现“飞豹”飞机按期制造完成，总装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首先要进行28项关键技术攻关。

易志斌(时任航空某企业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那个时候是28项关键嘛，把这28项关键拿下来，这拿下来了，这个整个一架飞机的门槛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了。

王秦平(时任航空某企业总经理)：

当时因为咱们过去的飞机生产机翼是机翼，机身是机身，这个歼轰7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机身中段那块，机翼的中间段和机身是一体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刘国选(时任航空某企业副生产长)：

为了减轻重量，他的方向舵副翼都是用蜂窝结构，金属蜂窝，厚度也就是像一张纸这么厚，它要做成一个六方形的蜂窝，就像一个蜜蜂的窝一样，然后再把它铣切成一个斜面，斜面斜到最后，边缘是很薄很薄。就这样一个东西，当时我们、确实咱们国内还没有做过。 聂忠良(时任航空某企业副总经理)：

就是歼轰7上，有一个“五不放过”，就是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故障再现，措施得力，举一反三，五条你必须做到，差一条也不行。

“飞豹”飞机总装制造厂涌现出了一批能工巧匠。当年，为解决不破坏机体其他零件而更换新轴承的困难，杨玉林师傅自制发明了反划钻刀，用这种刀具划开机体交点处取出旧轴承，不用拆除飞机的任何零部件，大大节省了装配时间。这种方法被形象地称之为“掏蛋法”。 史学信(时任航空某企业工艺处处长 史学信)：

我的前任副总工程师，叫胡世荣。他是搞钣金零件出身的，后来是搞机加零件，非常认真。从零件制造到热表处理，一直到装配，他要把所有的公差、制造公差摸得非常清楚。

就这样，28项关键技术一项项被攻克，“飞豹”飞机制造工期稳步推进。可就在“飞豹”制造最关键的时刻，中央军委决定裁军百万，军队很多费用都大幅削减。

资料图：疑似国产改进型“飞豹”战斗轰炸机曝光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当时计划司提出来口号，对各型号的安排，对歼轰7就说了三句话，说由于当时国家经费比较紧张，也有别的型号的竞争，也有考虑买国外的代替，就是说上天进度要缓，上天架次要砍。

当时，刚刚就任所长几个月的高占民到北京参加航空部“七五”规划编制会，令他沮丧的消息再度传来。提起当时的心情，这位年轻的所长用了两个字：恐惧。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听了以后我感到特别的恐惧，用现在话说恐惧，我就想，我怎么回去对我领导班子讲，特别我怎么回去向我们那些加班加点的职工，有的带病，我们有的时候双职工把小孩放在图板上加班，有的人把孩子稍大点锁在家里，所以我感到特别无助。

要么渡过难关，要么胎死腹中。又是一次决定“飞豹”命运的生死关头，飞机的研制工作能不能继续进行，这副重担重重地压在所长高占民肩上。

此时，飞豹总装厂内却依然是一番紧张忙碌的景象。没有充裕的研制经费、没有一流的设备条件，但中国航空工业拥有一支敢打硬拼的过硬队伍，拥有一种“向前走，向前看，直达顶峰，绝不后退”的拼搏精神。这样的精神给了他们无坚不摧的力量。 史学信(时任航空某企业工艺处处长 史学信)：

所有的职工那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兢兢业业的，黑天白天的拼，我用一个字拼，为啥？我们就要把歼轰机拿出来。

张锡金(时为航空某研究所科研人员)：

在整个飞豹的试机过程中间，我张锡金在的工作岗位，像火车的一个站，像火车的一个站，火车不能在我这个地方误点了，这是绝对我要做到的。 洪尔维(时任航空某企业总调度室副主任)：

咱们的职工的精神真是可贵，从早上8点钟就坐在那个机舱里头，很窄一个飞行员座，她在周边取样，就蹲那儿，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的8点。她一看我上去一抬头，那个当时满脸是汗。脸也成花花，可能有蚊子啥玩意儿，所以这个场面很感人。

和所有同事们一样，刘国选也一直奋战在制造现场，家里的事情根本照顾不上。父亲病危时，他仍在现场加班。

刘国选(时任航空某企业副生产长)：

我看着不行了，赶快往医院送，等到我送到医院里，到住院部，还没进房间，在走廊上，就不行了。我想起来，我感到很愧疚他们……

此时在北京，所长高占民带着陈一坚和几位副总师一起，寻求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海军副司令李景、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王昂的支持帮助。后来，这三位长者被誉为“飞豹”研制的“三巨头”。历时十年，他们联合召开了九次现场办公会，对“飞豹”的研制成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时，航空工业部军机局的马承麟与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的张国治、海装飞机部的徐甘泉在“飞豹”研制过程中，经常深入现场指导工作、检查督办，被称为“飞豹”研制的“三驾马车”。 马承麟(时任“飞豹”飞机研制现场副总指挥)：

一共大概是开了9次现场会议，10年的时间，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要说我在这个歼轰7研制中感触最深的，就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齐心协力，遇见困难后领导机关、海军都是积极承担的，抢的。大家有多大力使多大力，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使这个“飞豹”克服困难，战胜资源困难，战胜思想的困难，没有这个齐心(协力)走不到今天。

资料图：我军飞豹战机空中巡航

当年，经过多方积极努力斡旋，在海军的大力支持下，“飞豹”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回来以后，大家听这个好消息，定心丸吃了，信心雀跃，我们那个同志说，你所长请客，但是得吃烤鸭。

最后，为了节省来之不易的每一分经费，大家在火车上吃了几包方便面以示庆祝，连夜赶回了单位。 1986年，由于经费压缩，又有人提出用其他机种取代“飞豹”飞机的建议，这是“飞豹”研制以来面临的第三次下马风波。

此后，“飞豹”的研制开始按程序进入正轨，即将迎来首飞。

然而，就像“飞豹”研制过程中的一波三折一样，它后面的路依旧很长很长…… 1988年12月14日，来自飞机设计、制造、试飞单位的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了试飞场。

十年磨一剑。如今，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飞豹”即将首飞。他们在翘首以盼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担任首飞任务的是经验丰富的试飞员黄炳新和邢彦才。他们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总师陈一坚亲自将他们送上了飞机。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飞豹”飞机是两台发动机，我说陈总，你就放心，只要这次咱们双台发动机，只(要)有一台发动机工作，所有的仪表你都不给我指示，啥都不指示，我都能回来。

下午3点，“飞豹”飞机开始缓缓滑出停机坪，进入起飞线。总师陈一坚“度秒如年”，手心不停的流汗，身边的人们并不知道，他已经让女儿备好了救心丸。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女儿陪着我，我说你那天带着，要是我真的躺倒了，你就给我塞一个，塞一个就行。反正是，心情就是非常紧张。

“飞豹”在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中，越滑越快，转眼间腾空而起，直插浩渺的苍穹。 然而起飞后不久，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第一次起飞，出现了前后速度表，相差60公里，就前后速度表不一样的，然后大概飞5分钟以后，出现了火警信号灯闪亮，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个飞机要起火了。

信息反馈到指挥塔台，担任首飞现场副总指挥的张克荣迅速判断这是虚假信号。 张克荣(时任航空某院副院长)：

我说没事，我为什么知道没事呢？因为飞机交给我们做，我做地面试验的时候，发现了多次假信号。所以我心里有数，我根本不怕，那么他也相信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回头我看看后面，没有冒黑烟，是不是？没有冒黑烟，我判断这个飞机(火警)是虚假信号，我告诉正常飞。

经历了短暂而又漫长的18分钟飞行，飞机终于平安降落。

资料图：解放军演练用高射炮对付低空突防飞豹战机

然而，成功的莫大喜悦霎时被眼前的景象冲淡。飞机着陆以后冲到了跑道东头，突然不动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落地这个飞机一刹车，正常的刹车，就开始振动。越振动越明显，飞机像散架一样，结果仪表掉我身上。

原来，飞机在落地的瞬间，由于起落架减摆器的问题，飞机发生剧烈的振动。此时，飞机仍在以200公里的时速飞快滑行，强烈的振动让黄炳新根本看不清仪表指示，也判断不出跑道的位置，如果不马上把飞机停住，每一步滑行都可能出现险情。

看到飞机终于停在跑道上，张克荣赶紧冲到了飞机旁边询问情况。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张克荣仍然觉得后怕。假如再晚几秒钟，飞机就有可能停不下来而撞向跑道的尽头；假如受机身振动的干扰方向略偏几度，飞机就可能偏离跑道，后果都是不堪设想。 张克荣(时任航空某院副院长)：

因为跑道才60米(宽)，什么也看不见，稍微一偏出去，就稍微斜一点，马上就出跑道了，那就大事就会出来，机毁是肯定，人亡不知道，那是肯定的。他(黄炳新)说我一看，前轮一下去，就摆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干脆关车，就把两台发动机全关了，这是非常正确的，放伞，阻力伞放伞，让它速度降下来，使劲刹车，他说我就这么样的。我的天哪，这如果这个处理不当，那真可能改变“飞豹”的历史。

经历了这样的惊心动魄，我国完全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架歼击轰炸机“飞豹”首飞终于取得了成功！ 欢呼声，掌声，哭泣声，交叉在了一起。这一幕幕动人的历史瞬间，永远定格在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史册上。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热泪盈眶，那是这样的，终于交卷了，我们终于证明我们这么艰难，这么艰难的一个所，要求这么高的飞机，我们27年以后，在建所27年以后，把它送上蓝天，向我们国家提供了一把保护祖国海疆的利剑，我们都很兴奋。

史学信(时任航空某企业工艺处处长 史学信)：

那个激动的心情，简直是确实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就像我们那个运动员，一个团体赛一取得冠军那样，一个一个拥抱，我们也是，握手拥抱，泪流满面。

陈一坚激动的冲到飞机前，满脸泪水地向黄炳新道谢。当天晚上，他和同事们欢聚一堂，召开首飞成功庆功大会。

资料图：有网友上传中国空军飞豹战机开加力“狂奔”照片，图中飞豹战机发动机尾喷口拉着长长的尾焰，

用网友的话来讲，很有俄罗斯逆火轰炸机的风范！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第一个讲话，我第一件事就是大家默哀，过去很少，庆功会哪有默哀的啊，默哀都是总结会上默哀的啊，我说今天是庆功，是我们的喜事，我说千万别忘了死的同志。

原来，有多少航空人为了“飞豹”的研制，十余年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付出了毕生心血。不仅是在首飞成功之前，在“飞豹”后续的研制过程中，还有许多人为了“飞豹”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副总师龚鑫茂，一生全部倾注在“飞豹”的研制事业上。当病危住院手术时，医生发现他的胰腺已经糜烂坏死，肝脏萎缩成了一个拳头……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如今豹啸长空，一飞冲天。庆功的喜报和美酒，足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英灵。

按照惯例，新型号飞机试飞分为首飞、调整试飞和定型试飞三大阶段。接下来，“飞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试飞验证阶段。通过极端条件的试飞，研制人员可以不断查找飞机设计制造的缺陷。每一个缺陷发现的背后都是一段砺剑惊心的险情。这一切全靠试飞员随机处置。 张克荣(时任航空某院副院长)：

我统计了前两年的试飞，我们这里有一个资格叫评价故障间隔时间，什么意思？就是出一个故障要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出一个故障，17分钟。天哪，就是说飞17分钟就有一个故障平均，有时候飞一个小时出了很多个，这么说就对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飞豹飞机整个试飞过程中，在我这么多的新机试飞过程中，困难是最大的，当时说实话，当时开始但是讲，是17分钟一个故障。

洪尔维(时任航空某企业总调度室副主任)：

它毕竟是我们自行设计的，也没有样机，是不是？自行设计的。所以这样，不可能一下子就很完善的，就是一直存在着不断的修改、改进。

跨声速飞行会引起机身剧烈振动，这一现象一直是世界飞机气动设计要攻克的一个难题。在一次跨声速振动试验测试中，飞机出现剧烈的振动。此时飞机加速或者减速，都可以立即减小振动给试飞员带来的伤害。但为了更多地获得飞机振动的形态和参数，搞清跨声速振动的机理，黄炳新没有这么做。结果，又一次意外发生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我只是在我座舱里面(听到)一声响声，响声以后，这个飞机不振动了，不振动我也没有往前，肯定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后舱那个领航员，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导弹飞掉了，一看没有，后来一看，方向舵没了。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他是好意，让我，让这个飞机多记录一些数据，所以他就让它振，这个一振就散架子，方向舵就飞走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这个方向舵没有了，你不能平衡了，是不是？这个速度大也好、速度小也好，就成飘摆了，像风筝一样在后面，没有那个东西，飘了是不是？

失去了方向舵，飞机就像没有方向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难以控制，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此时，只要伸手按下身旁的弹射救生按钮，黄炳新他们就会化险为夷。

资料图：我军飞豹境外用制导炸弹“剿匪”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当时，就没想到跳伞，从心里面也没有跳伞这个想法，要把它飞回来……

方向舵飞掉是重大意外事故，在中国航空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国外也很少有失去方向舵的飞机安全返回的先例。黄炳新再一次创造了世界试飞史上的奇迹。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那飞机可以说不是飞回来的，是飘回来的，顶着跑道，这个来回飞，安全落地，落地这个飞机差一点出到跑道外面去了，蹬回来了，然后滑到了。 张克荣(时任航空某院副院长)：

这些试飞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试飞员有一个典型的话，我们总有人摔的，无非是轮到谁，试飞员自己说的。就是说试飞员总有牺牲的，无非就是轮到谁就是了。

为了排除这一事故原因，经过飞机研制团队昼夜集智攻关，原本至少要八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只用了18天就保质保量的完成了。试飞员用生命作代价发现的故障被一一排除，飞机设计图纸又一步步完善。

1995年，“飞豹”参加海上实弹演习，快速准确瞄准海上靶船，接连发射两枚导弹。首发弹直接击中目标，第二发导弹紧跟而过，极其准确的从第一发打进的弹洞穿过。靶船瞬间爆炸起火，蘑菇云升腾。 在飞机设计、制造以及近百个直接配套厂所数万人的大力协同下，经过十年无数次的试飞、试验，“飞豹”顺利通过了全部的定型试飞，准备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 “飞豹”，成为50年国庆阅兵的焦点。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五十华诞的阅兵盛典。刚刚亮相不久的“飞豹”飞机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然而，在即将参阅的前夜，乌云密布，大雨瓢泼。很少有人知道，负责“飞豹”阅兵跟飞保驾任务的副总师詹孟权彻夜难眠。他承受着保证六机编队米秒不差完成检阅的巨大压力。

詹孟权(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飞机是最新的，改装时间是最短的，编队的形式是最复杂的，6架飞机编队，就前面一架，后面再一架，有一个箭头，高度这么低，要求一秒钟不能差过天安门，要求距离、地点都是不能够超过一公尺的这个准确范围。

起飞在即，天空阴沉依然不作美。飞机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飞行，飞机之间的间距却只有5米。如此相近的距离，能见度又如此之差，一眨眼就可能酿成重大事故。

资料图：歼轰-7“飞豹”，对外名称FBC-1，是由我国于80年代开始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型战斗轰炸机。该机主要装备海军航空兵，是解放军作战飞机中耀眼的新星。该机由中国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负责研制。图为加

挂KD88空导弹的飞豹战机。

詹孟权(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他们怎么办呢，只能降低高度，冒险降低高度，当时只有两个指令，一个就是降低高度是有风险，另外一个如果真的有风险，就算了，就保持高的高度，过天安门时底下人说飞机飞过去，声音能听到，飞机不见得能看见，而且队形也可以不保持。

10点27分45秒，詹孟权目送6架“飞豹”战机顺次起飞，朝北京天安门上空飞去。 詹孟权(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但是他们穿出云层以后，高度比以前低了好多，完成马上正确编队，结果过了。

1999年10月1日上午11点07分56秒，6架“飞豹”飞机整齐飞过天安门城楼，圆满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詹孟权(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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