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是什么日子

篇一：人民日报7月5日

真话的“敢说”与“乐听”（人民论坛）

吴良伦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5日04 版）

据载，宋真宗有一天与大臣一起钓鱼，好长时间无鱼上钩，真宗觉得好生扫兴，这时有个叫丁谓的大臣，在一旁看得清楚明白，便上前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原来是真龙天子把鱼吓跑了。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不快之情顿消。这个惯于说假话的丁谓后来挤掉寇准升为宰相。

现实中，真话一般不那么好听，多少带点儿刺，很容易引起领导心理上的不快，轻则脸呈不悦，拂袖而去；重则雷霆震怒，拍案而起，甚至给穿“小鞋”。如是，投机取巧者干脆改说无关痛痒的大话、套话、假话了。想说真话，首先就遭遇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1961年，刘少奇带队到湖南农村调研，叮嘱调查组成员“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群众开始都很紧张，不敢说话，少奇同志用真诚打动了群众，群众终于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

这则往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敢于说真话重要，而乐于听真话更重要，听真话乃是说真话的基础。如果说敢于说真话是一种胆量的话，那么允许别人讲真话、乐于听真话就是一种度量雅量。有什么样的耳朵，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对于领导干部，要想群众讲真话，首先自己要能听真话。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乐于听真话，鼓励道实情，就能多一些发现的眼睛、思考的头脑，帮助决策者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这正是听真话的最大价值。

《吕氏春秋·壅塞》中记载：宋王得到消息，齐国要派兵进攻宋国，便立即派人去侦察齐军入侵到了什么地方。先后有三个侦察使者因说了真话而掉了脑袋，第四个使者见状就对宋王胡诌了一通，说：“连齐军的影子也看不见，百姓十分安定。”宋王听了非常高兴，赏赐了他很多金银。结果没有几天，齐军便攻进城来，宋王也成了丧家之犬。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对于手中握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就会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如果一味喜欢奉迎恭维的虚话、大话、假话，只会使自己变得昏庸无知，导致决策失误，事业失败。如果领导干部听见的要么是谎言，要么是鸦雀无声，无形中就把自己与民意隔绝开来，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国古代有个叫裴矩的人，他在隋朝为官时是一个以阿谀奉承著称的佞官，但归顺唐朝后，却成了一个刚正不阿的诤臣，深得李世民器重。对判若两人的裴矩，元朝名相拜住这样解释：“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这个故事值得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深思。

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名家笔谈）

饶宗颐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5日05 版）

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2001年，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上预期，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而今，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对此更加充满信心。

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尽管在近代以后中国饱经沧桑，但历史辗转至今，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

推动文化的复兴，我辈的使命是什么？我以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但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将经学的现实意义降到了最低。现在许多简帛记录纷纷出土，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而今正如苏轼所说“大千在掌握”。我们应该如何善加运用，重新制订新时代的“经学”，并以之为一把钥匙，开启和光大传统文化的宝藏？

长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经书凝结着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说，这应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立足点。

“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为它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臻于和谐的境界。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智学。“经”对现代社会依然很有积极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汉书·艺文志》更把《乐》列在前茅，乐以致和，所谓“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

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发达、社会巨变的时代，如何不使人沦为物质的俘虏，如何走出价值观的迷阵，求索古人的智慧，应能收获不少有益启示。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发轫于对古典的重新发掘与认识，通过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从而刷新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我国近半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的总和，比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考古所得的成绩，可相匹敌。令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在文化上鲜活而又厚重的古国。对此，我们不是要全单照收，而应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上世纪60年代，我的好友法国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说，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学，他发觉中国文学资产的丰富，世界上罕有可与伦比。现在是科技引领的时代，但人文科学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羡林先生，生前倡导他的天人合一观。以我的浅陋，很想为季老的学说增加一小小脚注。我认为“天人合一”不妨说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当今时代，“人”的学问比“物”的学问更关键，也更费思量。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没有“求是”、“求真”、“求正”这三大历程上不去。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充分认识党内法规制定规范化的意义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5日07 版）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党有党规。近年来，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陆续制定和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规章制度不符合党章精神和其他党内法规要求的情况，甚至存在一些规章制度互相冲突和矛盾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以下简称《备案规定》）的颁布和施行，在我们党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有了章法和规范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意识。在现代社会，规则意识不可或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要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在这方面，《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颁布和施行的意义在于：一是明确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这两部党内法规的颁布和施行，必将促使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党章意识、熟悉党章内容，因为这是保证党组织工作不出差错的前提和基础。两部党内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巩固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的地位。二是明确了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什么是党内法规？是不是党的各级组织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党的建设的规章制度都叫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的效力如何？这些是一些基层党组织经常遇到而又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制定条例》给出了明确答案。不是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及其部门都可以制定党内法规，只有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权制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的颁布和施行，将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和组织生活中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是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必须看其是否符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要求。

加强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为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是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体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如果党内法规出

篇二：7月5日会议记录

改陈中的研究课题会议记录

篇三：1841年7月5日

1.旅行社的产生

旅行社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

托马斯·库克

他是现代旅游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组织团队旅游的人,是旅游界的伟人,是一个值得去学习和敬佩的人. 托马斯.库克(1808-1892),英国旅行商,出生于英格兰墨尔本。 1828年成为一名传教士,后来是一位积极的禁酒工作者。1841年7月5日,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包租了一列火车,运送了570人从来斯特前往拉夫巴勒参加禁酒大会,往返行程22英里,团体收费每人一先令,免费提供带火腿肉的午餐及小吃,还有一个唱赞美诗的乐队跟随,成为公认近代旅游的开端。从此,托马斯·库克与他的旅游社的名字蜚声于英伦三岛。他的这一行为虽然只是个人行为，但与现代旅行社的业务极其相似。而托马斯·库克正是通过这一次看似偶然的行为，意识到了其中潜在的巨大商机。 1845年，托马斯·库克在莱斯特正式成立了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开始专门从事旅行代理业务，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专职的旅行代理商。此后，托马斯·库克的业务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

1865年，托马斯·库克与其儿子约翰·梅森·库克（Johrl Masoll Cook）在原有公司的基础上创办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又名通济隆旅行社），并将营业地点迁往伦敦。

1872年，托马斯·库克亲任导游，组织了9人环球旅游，这是旅游史上的第一次环球旅游，从而使托马斯·库克和他的旅行社声名远扬。到1939年，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设立了50余家分社。

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会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这是因为旅行社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英国首先具备了旅行社产生的必要土壤。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给英国的旅游业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产业革命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有了更强的支付能力，而这二者是人们旅游的必备前提；其次，产业革命伴随而来的科技进步，使人们有了新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和轮船），为人们大规模、远距离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最后，产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而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和嘈杂拥挤的社会环境，更易使人们产生回归自然、追求宁静悠闲的乡村生活的愿望。此外，产业革命带来的枯燥、重复单一的工厂劳动也使得人们渴望放松、休息和调整。这些因素导致了英国外出旅游的人数大为增加。而与这一趋势相矛盾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缺乏旅行经验，对异国他乡的情况了解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办理旅行手续，加之语言及货币方面的障碍，使得人们实际出游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专门从事旅游活动的组织、安排工作的旅行社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

[案例1] 美国运通旅行社的发展历程

美国运通旅行社是美国最大的旅行社，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旅行社。该旅行社于1850年在美国的纽约州包法罗市建立，起初经营货物、贵重物品和现金的快递业务。1882年，美国运通公司推出自己的汇票，并且立即获得成功。 1891年，美国运通公司推出第一张旅行支票。美国运通公司以其良好的信誉为其所发行的旅行支票作担保，并且保证接受这种支票的人不会蒙受任何损失。假如支票被盗或是支票上的签名被人仿冒，美国运通公司保证承担损失。公司不靠发行旅行支票的手续费营利，而是靠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浮存进行投资。同年，美国运通公司建立欧洲部，并于1895年在巴黎建立了第一家分公司，随后又先后在伦敦、利物浦、南开普敦、汉堡、不来梅等城市建立了分公司。很快，美国运通公司的办事处和分公司遍布整个欧洲。 在旅游市场巨大发展潜力的诱惑下，美国运通公司于

1915年设立了旅行部。1916年，旅行部组织了很大旅游团，其中包括分别前往远东地区和阿拉斯加的旅游客轮和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加拿大的包价旅游团。1922年，美国运通公司开始经营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环球客轮旅游。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运通公司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国内旅游业务计划，公司创办著名的乘火车前往美国西部地区旅游的“旗帜旅行团”，项目包括交通、住宿、游览观光、和餐饮等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运通公司获得了巨大发展，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行和金融集团。除了旅行部和旅行支票部之外，美国运通公司还设有银行部、投资部、和保险部。另外，美国运通公司发行的信用卡还是国际上使用的主要信用卡之一。

美国运通公司和上海春秋旅行社是中美两大鳌头旅行社，其成功秘诀的相同之处都表现在独具创新精神、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运通公司具有强太的金融支持及遍布世界的庞大网络，以及其投身社会积极树立品牌形象等方面。与之相比，我国旅行社却少见这样的行为，这与我国的旅行社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少旅行社自身难保，出于种种原因，在社会贡献社会参与付出等方面做的比较有限。我国旅行社应借鉴两大旅游企业的成功经验，积极贡献社会。这既是一种品牌营销，更是树立自我风貌，建立企业典范的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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