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浮夸风及饿死人的始作俑者

大跃进浮夸风及饿死人的始作俑者

环卫工

大跃进浮夸风及饿死人的始作俑者 作者：环卫工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震撼环球的时代最强音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基本结束。帝国主义被驱逐出去，封建主义基本上被消灭，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蒋家政权退居台湾的几个海岛。在重大历史关头，新中国何去何从，走什么样的道路，构建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便成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在此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高层为新中国要走什么社会道路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毛主席提出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头号走资派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论点当时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论点又受到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由其当时的阶级、政治和经济等状况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届代表大会之所以将中国的革命性质确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还存在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还没有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权还统治着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革命的性质应当随之而改变，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当时照某些人的主张办理，革命仍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那么势必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何以得到解放？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思想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使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财富，继续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刘xx在天津毛纺厂讲话时大力赞扬资本家剥削有理，资本家剥削有功。他还明确提出：“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他这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在农村革命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具体。提出发展富农经济和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贷自由等“四大自由”。1950年1月23日，他在批发中组部《关于“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中，答复东北局的请求的信中提出：“单干”和“雇工”是党的政策是允许的。并说东北局所主张的通过“变工组”与“合作社”向集体经济方向发展是错误的。他还明确地说：我们的意见党员参加变工组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 必须参加变工组，并必须起带头作用等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这种政治主张与改革后共产党员下海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其政治方向和性质是相同的，同样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照此办理，土改后的广大农村必然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因为小生产者每时每刻大量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革命进程没有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胜利完成，由个体和私营企业变为国营和集体经济，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第一个决裂，即与私有制经济决裂。但却有人攻击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搞错了”。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时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称之为“三面红旗”。那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许多奇迹。但却被走资派们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xxx还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xx和他头脑不热。这话只说对了一点，即他头脑不热是真的，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社会主义，xxx却集聚一些人在一起打桥牌，这样的人自然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冷眼旁观。但大跃进运动取得的惊人成就是谁也抹杀不掉的。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4月12日第一台40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6月1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山钢铁厂建成出钢；1958年7月17日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9月14日第一台内燃发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12月28日，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9年1月1日，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2年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上述成就现在看来并不令人惊奇，但当时却为中国的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当时却是全国人民欢呼鼓舞的大创举，因为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个年代，除所列上述巨大成就以外，还在大庆找到了油田，推翻了“中国是贫油国”的错误论断。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创下了良好开端。更令人自豪的是，在尖端科学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还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为发展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时在交通和水利方面也取得了惊人成就，如全长1000公里的宝成铁路于1958年1月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的鹰厦铁路于1958年1月全线通车；全长1000公里的包兰铁路于1958年3月通车；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与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1959年2月7日，全长605公里的黔贵铁路通车；1960年1月1日，全长1315公里的兰新铁路通车。兰新、宝成，黔贵、包兰、鹰厦等铁路的建成对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内陆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在此短时间内，还建成了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轮渡历史。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兴修水利方面的伟大成就，且不谈全国的全部水利工程，只点部分项目。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11月18日海河提河大坝合拢；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1960年河南林县 红旗渠破土动工??全国各省还修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如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王快水库，石家庄地区的黄壁庄，岗南水库。这三座大型水库除了为当地的灌溉与民生服务外，还向首都北京输送饮用水。在那个时期还造就了一大批电力灌溉区，为提高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改革开放后，却忙于私有化，罄尽国力、借助外力发展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农业基础设施，才出现了西南五省市遇到大大旱而束手无策的惨景。如果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国方针何止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大跃进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发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提前三年胜利完成。当然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也是不可忽视的。这股“左”的思潮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五风”的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刘xx等人。当时国际风云激荡，因苏联变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伊拉克反帝斗争胜利，宣布成立独立的伊斯兰

民主共和国，美国出兵中东；美帝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与印度反动派和西藏农奴主头子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这一系列的国内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毛主席于1958年6——10月把主要精力置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等问题。还亲临前线，指挥炮击金门，将美帝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以减轻中东人民的反帝压力。还要考虑西藏问题，如何准备对付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的反叛问题。因此让刘xx主抓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刘xx作为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人物，利用手中权力掀起一股“左”倾潮流。在“五风”中尤以共产风和浮夸风为最严重，我们看一看刘xx是如何煽动共产党风党的。1958年7月5日，刘xx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谈话时说：工人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都是自己干??。他还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美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讲话时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类似上述内容的讲话在同一时期内在其他地方也讲过。1958年7月14日——18日视察寿张县，相关报道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xx对亩产几万斤粮食的浮夸风也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拔出几百亩土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好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刘xx视察江苏常熟时，听一个乡党委书记说一亩地产1万斤稻谷，刘xx反问道：还能高产吗？你们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一些。刘xx在视察江苏城乡时提倡农民搞供给制，他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必须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1958年9月27日，刘xx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刘xx鼓吹“共产风”，“穷过渡”的事实很多，不便一一列举。在当时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和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是刘xx的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受的损失最大。家家户户交出自己的粮食到集体食堂吃饭，男女老少统统如此，概不例外。男女分开住宿，实行军事化的大兵团作战，每周夫妻团圆一次。河南省的做法是：夫妻分开，父母分开，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社员原来的房子，由公社统一分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个星期家人团聚一次。毛主席知道后提出严厉批评：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污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群众起来造反。1958年8月6日刘xx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传达了刘xx关于搞试点的指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大搞实验田，深翻地，给庄稼灌狗肉汤，一亩小麦下种100余斤，产量12万斤，一亩山药计划产120

万斤，一棵白菜500斤，亩产匹棉5000斤??凡高产放卫星的都插红旗，实事求是的是扛黑旗。这股左倾风迅速刮向社会，男女老少被卷入共产风和浮夸风之中。当然也有例外，石家庄地区晋县的周家庄公社，雷金河是个原则性十分强的老党员，人称：“老坚决”，在“五风”面前巍然屹立，坚决抵制，自然也就被插了“黑旗”。但他坦然对待，让人将黑旗插在本公社范围内的最高处，向世人展示。在改革开放以后，周家庄仍走共同富裕之路，经济发展远远高于个体经济，但在石家庄地区的经济发展排行榜上，周家庄还是位于下游。雷金河又让人将该排行榜用红纸抄写下来，贴在木牌上，戳在沧（州）石（石家庄）公路一侧。如果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共产党员都像雷金河那样坚决，“五风”也不会泛滥成灾。鉴于“五风”愈刮愈烈，如果任其泛滥，必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其损失不可弥补。为此，毛主席先是泼冷水降温，后是大力纠正。毛主席在天津新意村听说一亩水稻产10万斤稻谷，他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958年11月初，毛主席在湖北省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他摇头说：我不相信。毛主席还对外国朋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1958年11月初，在郑州会议上说：??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还指示《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还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并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共产风，浮夸风等不良风是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势力，很难克服。不得已毛主席才大力纠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58年11月2日——10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日——27日召开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月2日——4月1日召开上海会议??在这一连串会议上，毛主席对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明确指示：针对混淆和打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界限的现象，毛主席指示，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在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对遏制“共产风”起到了重大作用；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主席多次批评刘xx、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主席还强调了现行社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格法则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毛主席针对浮夸风讲了改进干部作风问题，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他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另外，毛主席还强调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要压缩指标，否则就可能出现死人现象。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改革开放后竟有人将这盆污水泼在了毛主席头上，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刘xx等人煽动共产风和浮夸风以及毛主席一系列纠正“左倾”风潮的活动都有历史记载，谎话是不能持久的。但谎话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切邪恶之徒的手中法宝，它不仅可以迷惑群众，而且还可以诽谤他人，抬高自己。还可以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我们回忆一下，自从利用非常手段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在“拨乱返正”的口号下又颠倒了多少历史的真实呢。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被否掉，而且转嫁责任。比如1957

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不仅一风吹，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有的委以重任。难道真的全部打错了吗？真的没有右派分子吗？一风吹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有的人至今仍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右派，没有划错。再如庐山会议事件，1959年7月2日——3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在会上发生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事件。对于这件事，社会上流传说是：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毛主席的，对其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提出严厉的批评，毛主席不能容忍，予以报复，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来准备反“左”的庐山会议也就变成了反右。持这种说法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彭德怀等人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对谁是大跃进运动中“左”倾潮流的始作俑者和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会议和指示不会不清楚，他们怎么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呢？很显然彭德怀“意见书”的锋芒另有所指。根据一些资料介绍，当时刘xx最恨彭德怀。庐山会议于7月2日开幕后毛主席提出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其中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农业、综合平衡以及团结等问题。彭德怀于7月13日起草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14日将“意见书”呈送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将“意见书”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对“意见书”中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意见书”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话，只愿意让人家讲好话，不愿意听坏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大部分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他根据大会收集的讨论意见指出：“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他诚恳地批评某些人：“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对动摇分子，我赞成不戴帽子，讲明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还批评了“共产风”和“一平二调”问题，他说：“现在是刮‘共产风’取消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来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毛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团结问题并对大跃进的偏差承担了领导责任。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人争取耐心开导和善意批评态度。但刘xx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发言中，给彭德怀戴了三顶要命的帽子：一是魏延的骨头（脑后有反骨），二是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军事力量搞政变）；三是冯玉祥作风（即伪君子）。因此，出现彭、黄、张、周事件也就不奇怪了。7月31日，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准备下山，但当天晚上毛主席又改变主意。据毛主席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们正式通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争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了火，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

高，我只能比你还高，我放的高了，第三个只能更高。只要报道卫星，就等于让大家比着放了。最后形成饿死人，主要与穷过渡与浮夸风有关。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国家。地上一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黄河，天上是西北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形成降水（不像美国和欧洲主要是一个大洋来的气流），今年西北冷空气强了，降水就在南方。明年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水汽足了，就下在黄淮海。因此，古代中国三年两灾。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救灾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中央政府赈灾。世界上只有中国古代皇帝每年都留有足够就在钱粮。一旦某地受灾，一是赈灾，而是减赋。救灾是中央政府一件大事。第二是亲友救济，穷帮穷富帮富，随便调剂一下总不至于马上饿死人。第三是国家组织灾民到受灾轻的地方逃荒要饭，古代叫“就食”。正是这三个机制，中国并不容易饿死人。 但是，穷过渡一下子堵住了两个口子。各家的都没有了储备粮，甚至连锅都砸了，谁救济谁？其次，军事化组织使逃荒要饭难度很大，就算跑出去了，别的地方也是食堂制，给谁要？而浮夸风堵住了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口子，就是赈灾。信阳事件就是典型，更吹出1959年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好意思接着就报灾荒？于是，在储备粮根本存在饿死人可能情况下，没有发放。饿死人有7天就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饿死人现象。

看完上面的表，会发现毛泽东早就看出了问题，而且早就试图纠正，而且一是批判穷过渡，二是批评浮夸风，还能抓住解决问题的要点——人民日报和宣传口径。但是，问题照样发生了。毛泽东有责任没有呢？贫道看也不能说没有。毛泽东的责任就是过早交班。1949年中国革命结束了，1953年反帝任务结束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建设了，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顺利。这就让毛泽东觉得现在的伙计们还行，让年轻点的早点接手对长远有好处。这就造成刘邓二人急于表现他们能力的状况，于是一下子变得极左起来。最主要的是，这俩人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方向问题是把握的住的，操作层面更不用说。加上周总理在1957年反冒进被批评，能力受限制后，这俩人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为要出刘克思，邓格斯了。因此，他们基本屏蔽了毛泽东对中央工作的干预渠道。因此，毛泽东实际是无能为力的。

毛泽东1958年4月就意识到高指标和浮夸风有苗头，指示吴冷西把他要求实事求是，降低调子的意见告诉书记处和宣传部门领导。但是宣传部长陆定一竟然说“夏天太忙秋天再说”。9月派田家英等调查后，毛泽东发现穷过渡危害很大，于是10月，11月连续召开中央全会的方法以进行纠正。而且再次对吴冷西说，在穷过渡、高指标、浮夸风三个方面调子都要转。这可是秋天了吧。结果汇报时刘少奇一句“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不全面转也要指出来那部分转吧，逐步转也该有个步骤安排呀。结果都没有，继续拖到1959年，指标还高得吓人，穷过渡一点不变，浮夸风照刮不误。于是毛泽东3月、4月连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以至于不得不用“公开信”方式来推行自己政策。一直到1959年6月14日书记处才第一次开会研究1958年4月毛泽东要求“转”的问题。整整拖了14个月！而这正是最关键的14个月。都说毛泽东专制，

帝王思想，霸王作风。别说霸王了，就算一个董事长也不能被这样冷落呀？

共产党的老干部经常说，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凡是离开毛泽东领导的时候，要么失败了，要么损失惨重。凡是毛泽东领导的时候，革命就顺利，就能从绝境中走出来。其实，大跃进的例子依然在证明这一点。

在革命战争中，在中国人为了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毛泽东不领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一次渡湘江，红军就死了4万多将士。国民党与日本硬拼的时候，上百万将士战死。蒋介石渡了论持久战后，才懂得仗怎么才能打赢，八路军也才能从几万人打到上百万人。也可以说，中国离开了毛泽东会死人，会死很多的人，上百万上千万的死。在中国革命时期，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建设时期不是这样吗？想象把大跃进变成穷过渡就知道了。一样会死人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大跃进和饿死人是毛泽东做的孽呢？这除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使坏以外，1959年庐山会以彭德怀质疑大跃进期间错误被打到，是个重要佐证。苏小康那本书，起的作用不小。说不清楚这些问题，一样会心存疑虑。 其实，即使苏小康的书也有自己说不囫囵的地方。毛泽东上庐山是为了解决穷过渡、浮夸风等左的问题的，这一点连右派也承认。但是仅仅因为彭德怀提了点意见，毛泽东就突然把反左改成反右了吗？假如毛泽东真的这么轻率，这么没个正性，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毛泽东主持的事情，怎么会成功呢？谁想过这些问题呢？

当然，贫道也不知道庐山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和苏小康知道的差不多。但是贫道比苏小康多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一些最知情人的回忆。 在彭德怀意见书被毛泽东当作会议资料批转为会议材料，在全会基本按照既定的纠正浮夸风、穷过渡初衷进行万以后。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当然，只要当年的材料不解密，所有的细节和过程只能猜测。但是，有几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对着谁的，这一点毛泽东也知道，彭德怀也知道，其他参加会的人同样心里明镜似的。因为他们都参加过两次郑州会会议，武昌会议，南宁会议 ，上海会议。 其次，毛泽东在批转彭德怀意见书后，并没有任何否定已经就准备收拾行李下山了，是其他人先挑起批判彭德怀，毛泽东是被“卷入”这场斗争的。 第三，还有一些现在被披露的资料： 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

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 “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 这些资料与毛泽东批左为初衷，转发彭德怀意见书，已经准备下山的资料是一致的，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只有一点只能推测，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庐山批判了彭德怀而不是支持彭德怀解决刘少奇等人问题。关于庐山会议，张宏志和黎阳最近的文章的推测比贫道周延的多了。况且贫道不喜欢猜测。

过节呢，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再接着数落。

补充一点，文革期间，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有一句话，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老爸经常用这句话教导我，只要我稍微有点非分想法这句话就来了。后来都说毛泽东这句话是说给江青、林彪的。可能吧。但就算是说给江青、林彪的，也一定是从刘邓的事情上想到的。

确实，自知是最难的。沐猴而冠，就以为自己是孙大圣了，这种人还是多。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饿死人 邋遢道人

所有右派都有一个法宝，就是说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所有左派都有个麻烦，就是毕竟60年饿死不少人。毛泽东所有“罪行”中，再没有比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大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一个人头脑一发热搞一场大折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5000万），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干过这样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贫道就说说这件事。 首先，大跃进时期饿死了人是事实，但是所有论证死了那么多人的资料来源——1960年人口少了1000万——是个假数字。这一点贫道已经通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资料告诉疯僧了。他显然对贫道的分析没有异议。不过贫道这里不打算再辩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因为贫道也不能凭空胡说。贫道想说清楚的是，大跃进饿不死人，“浮夸风”和“穷过渡”（大食堂）才能饿死人。毛泽东赞同大跃进，但是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同时，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说话不管用。因此饿死人的事情主要责任不是毛泽东，甚至可以说严格来讲毛泽东一点责任也没有。

如果右派认为贫道说毛泽东当时说话“不管用”是假的，这么个专制魔王还不是一句当一万句？那么看看毛泽东大跃进高潮时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段话，以及后面发生的事情做个比较就知道了。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这样吓唬中央，但还是没人听。

孤证不算，贫道再给你们举个例子。1959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看来，毛泽东远没有右派估计的那么“有威信”，“一句顶一万句”。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最后在1959年四月选择了直接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内容节选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

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大跃进没有错，提出大跃进也没错，日本也有“倍增计划”，很多落后国家都提跃进指标。问题在于，不能超出实际可能去做事情，尤其是不能随意变动基本制度，比如不能不切实际地马上实现“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大跃进时期农村搞大食堂、军事化、一县一社平均主义，是断绝饥荒时期农民度灾的关键。但这不是毛泽东搞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此的讲话。

1958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下去调查前给他们说：“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接着第一次郑州会议，吴冷西记下以下内容：“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显然，毛泽东对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反对平均主义和穷过渡，要求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讲：“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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