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文献研究

文献综述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现有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找到研究的努力方向。由于产学合作动力问题主要探讨的是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因此，根据文献阅读情况与本研究的目的，将产学合作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文献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宏观或整体视角，第二类是微观利益视角，第三类是微观社会责任视角。

2.1.1宏观/整体视角

宏观或整体视角主要探讨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背景对企业参与动力的影响。宏观/整体视角又可以大致分为积极影响说与消极影响说两类，并且消极影响说比积极影响说更早出现。

消极影响说的主要观点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或过渡时期，由于企业成为独立法人，政府行政干预能力削弱、盈亏压力、认识落后等导致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动力有所下降。如有研究1认为，处于转轨过渡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牵制了产学合作教育，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承包行为、国有企业亏损困境、政府行政干预能力的削弱等对企业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产生了不利影响。而近年来形成的积极影响说则认为，市场经济需要产学合作来培养人才，并且也为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有研究者2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机制配置人才，有利于企业根据本单位的要求自主选择学生；市场经济竞争也使企业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导致与高校合作的意愿更为迫切，给产学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双方自主权的扩大也为产学合作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产学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自主进行合作，无须受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这些都有利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实施与发展。 1

2窦奕虹等.当前我国产学合作教育动力不足问题浅析[J].交通高教研究，1994（6）：P20－22 吴今培，胡四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合作教育体制运行机制探索[J].高教探索，1994（4）：56-59

消极影响说与积极影响说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背后的逻辑却是共同的，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已难于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因为没有深入探索外部宏观社会环境的具体影响机制，导致消极说只看到外部环境影响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消极面，而积极说则天真地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会有利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发展。实际上，外部宏观环境要对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产生影响，还需要透过中观层面的制度与政策这个中介机制才能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对土耳其高校工程系系主任与大学生实习委员会的主任进行半结构访谈的基础上，Adiguzel,O.C.发现，影响土耳其工程教育企业实习效果的首要因素就是企业实习法律制度的不完善。3由于没于关注或研究中观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影响机制，这种宏大视角的解释力有限。如这种视角不能解释，在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企业参与订单式人才培养与接受学生实习的动力为什么存在差异。但这种视角重视和关注外部环境对产学合作动力的影响，一方面启示我们，外部社会环境会对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产生影响，而为了适应这种影响有必要对现行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这种视角其实也启示我们，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企业的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与收益越来越成为企业等经济组织决策中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某种程度上启发人们要关注微观利益机制在理解产学或校企合作动力问题中的作用。因此，微观经济利益分析逐渐成为分析产学合作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和最重要的视角。

2.1.2微观经济利益视角

这种视角主要探讨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学校甚至国家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微观考量与决策机制。从文献数量来看，这些研究占据目前研究的主流。微观经济利益视角认为，要解决产学合作的动力不足问题，要关注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如有研究认为，产业界的需求4、成本收益5等是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动力。这些研究可以视为单方利益关注说。而更多的研究属于多方利益关注说，认为解决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动力问题要关注学校、企业、政府、学生等各参与方的利益，要建立互惠互利机制等。6Frank Linnehan和Donna De Carolis利用交易成3 O.C.Adiguzel. An 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placement in engineering programmes:a case in Turkey. Europe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Vol.33,No.1,March 2008,33–43

4陈玉琨.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在于产业界的需求[J].上海高教研究，1994（1）：55-59 5

6张炼,陈长缨.成本收益：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动力[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5年（3）：17-20 窦奕虹.产学合作教育动力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32-38。

本理论、资源优势理论和国家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参与School-To-Work项目的战略决策，发现企业参与School-To-Work项目的行为与决策可以理解为组织间联合战略与建立组织人力资源优势策略。71997年，Jennifer Young教授主持了一项针对雇主的国际比较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南非、英国和美国6个国家雇用合作教育学生的部分雇主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雇用合作教育学生最重要的五个理由分别是引进热情与活力、长远策略、加强与学校的联系、雇用短期打工学生物有所值、从学生中物色新雇员。82001年，Rick Reeve博士调查了12个国家中385位参加合作教育的雇主，发现雇用合作教育学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的热情与活力、长远策略、为将来物色满意的雇员、加强与学校的联系等。9我国类似的调查研究也发现，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最主要动力是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而障碍因素主要是培养的时间与经费成本。10

虽然现实中存在非利益性校企合作，但大部分的校企合作主要还是基于利益性考量的合作，并且合作的核心问题也是利益分配或激励与动力问题，只有解决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问题，产学各方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的、战略性合作。因此，微观经济利益视角抓住了产学合作动力分析的核心，或者说抓住了产学合作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但可惜的是，目前利益分析视角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企业利益考量的具体影响机制。虽然张炼、陈长缨在《成本收益：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动力》文章中提出，“如果企业参与了产学合作教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投入，而最终未得到任何产学合作教育的学生时，企业的收益就要大打折扣， ”但他们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胡海青、朱家德11认为，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实质是产学合作提供人才，而人才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导致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间存在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即企业在决定是否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时，其首先和最主要的考量是自己培养的人才 周志强等.高等教育产学合作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4）：60-62

周志强等.高等教育产学合作动力匮乏的博弈分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2）：37-41

钟韶,卢俊.我国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问题[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4（4）：31-34

张光跃.校企合作互利性的动力机制与合作模式探索[J].科技资讯，2006年（32）：198

7 Frank Linnehan, Donna De Carolis(2005). Strategic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Employer Participation in School-To-Work Progra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Mgmt.J.,26:523–539

8陈解放.合作教育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02：29-30

9陈解放.合作教育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02：31-32

10霍丽娟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调查与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2009年（34）：35-39

张俊珍等.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动因及障碍因素的调研[J].开放教育研究，2008（4）：87-90

11胡海青，朱家德.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集体行动困境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1）：51-59

是被自己还是被其他企业雇佣或占用，企业利益博弈的首要对象是同业竞争者，同行业者是否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或搭便车才是影响企业参与动力的最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决定是否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时，企业同时进行着两重博弈，首先是与同行企事业用人单位进行的囚徒困境式博弈，然后是与政府、学生、高校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双重委托代理式博弈。同时，利益视角把企业、学校、政府等合作主体视为经济人或利益最大化者，这种简单的人性假设过于简单，与现实并不相符。如现实中就有很多公司根据不求回报的慈善原则捐资助学，这种行为单单用微观利益视角并不能很好地得以解释。因此，目前微观经济利益视角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也缺少理论高度。

2.1.3社会责任视角

社会责任视角是新近才出现的解释视角。社会责任视角认为，企业、学校与国家等不全是或不单单是利益最大化者，而且还是社会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与文化中的社会人，其决策可能受规范、价值观、文化与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不是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而是价值合理性。舒岳12直观地认为，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通过补偿来吸引企业参加职业教育是行不通的，而应该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出发，把校企合作看成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从而想方设法提高企业校企合作的社会责任感。而胡海青、朱家德13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同样认为，应该通过提高社会责任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动力，并就如何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2001年，Rick Reeve博士跨国性调查研究也发现，发现企业雇用合作教育学生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履行社会责任。14

2.1.4文献评价

从上面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可以从三个维度对现有研究进行评价，以找出本课题的研究空间与努力方向。一个维度是宏观对微观。宏观视角关注整体的社会环境对企业参与动力的影响，由于没有对内部机制进行深入考察，因此，宏观/整体视角研究难免陷入过于宏观、泛泛而淡而缺乏深度，也因此解释力有限。12

13舒岳.校企合作的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J].教育评论，2010年（4）：10-13 胡海青，朱家德.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中企业集体行动困境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1):51-59 14陈解放.合作教育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02：31-32

而微观利益分析虽然能够对企业的决策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但由于过于重视细节、陷于细节而不见森林。本研究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试图走中层制度研究路线，通过制度把宏观社会环境与企业微观决策统一起来。第二个维度是，现有研究要么把企业假设为效用最大化者（即决策遵从结果逻辑），要么把企业假设为价值合理追求者（即决策遵从适当逻辑）。本研究认为，企业可以是效用最大化的自利者，也可以是利他者，并且自利与利他也可以统一于某一特定企业。当一个决策既满足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也满足企业的价值合理性追求时，企业采取此决策的动力最大。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简单的极化假设，本研究将走综合假设路线，把结果逻辑与适当逻辑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以提高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最后，是企业与政府、高校、学生等之间的博弈还是企业间的利益博弈。现有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应该考虑政府、高校、企业、学生的职责与利益，即认为企业与政府、高校、学生存在利益博弈问题，但也有少数几篇文章认识到，企业不仅与政府、高校、学生等参与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博弈问题，而实际上企业的首要博弈对象是与自已在用人方面具有竞争的企事业用人单位。但目前的研究，一方面并没有分析企业、高校、学生、政府等参与主体间利益博弈的双重委托结构及其对企业参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没有把企业同时面临的两个博弈结合起来分析其对企业参与的含义所在。本研究认为，企业同时面临着囚徒困境与双重委托代理两个博弈，并将具体分析这两个博弈的结构及其对企业参与的影响。

2.2 理论基础：制度理论

任何制度理论都是处理结构——行动者关系问题，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制度是什么？第二个基本问题是，行动者是什么？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什么？这又包括两个基本问题，制度如何起作用与制度如何变迁两个问题。其中制度——行动者关系问题是制度理论要回答的核心问题。目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三种制度分析理论分别对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且分别就问题的某一方面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见解。因此，有必要整合三种制度理论提供的理论洞见，以提高对现象与问题的解释与理解。本部分首先概述性地呈现三种制度理论如何回答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然后利用这三种制度理论提供的理论洞见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2.2.1制度与结构分析

制度概念对不同学科、不同学科内的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制度是不仅被学者群体而且被大众群体广泛使用的几个概念之一。15但对制度的理解却是所有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每一种的制度分析方法首先要回答的，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它怎样定义制度。16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制度的理解主要从制度的属和种差两个方面展开，并且不同观点相互交锋和融合。

制度的属主要关注制度是什么或属于什么范畴。制度是应用最广泛也最多义的概念之一，从习俗、惯例、传统、社会规范到博弈规则，甚至各种组织、机构、团体等都被中外学者纳入制度的范畴。青木昌彦在分析现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存在三种典型的制度观。第一种制度观认为制度是博弈的参与人，即将制度等同于具有目标、内部规则和行动策略的组织机构，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17。康芒斯（1934）将组织（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国家等）称之为制度。科斯（1991）将企业指称为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如迪马吉奥等也将组织（社区学院、博物馆、医院、市政府等）作为制度来研究。组织之所以被当作制度，是因为每个组织都具有独特的基因即结构安排、规章、文化传统、行为惯例等内生性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并且这些内生性制度会对组织的目标、行动策略等产生重要影响，是组织个性化行为的基础。第二种制度观将制度视为行动舞台，并且分为狭义与广义的两种界定方式。狭义的界定方式主要把制度视为人类有目的设计的博弈规则，如North,DC、Ostrom,E、Sheplse等。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 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18Ostrom认为，制度是行动者用来决定谁可以参与决策、信息如何组织、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如何行动、个体行动如何集合为集体决策的规则。19广义的界定方式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如法律、政策、法规等，而且包括非正15 Svein Jentoft. Institutions in fisheries:what they are,what they do,and how they change[J]. Marine Policy ，2004

（28）：137–149

16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9

17 Nelson，R.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s,1994(3):47-63

18引自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J].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6

19 Kiser LL,Ostrom E.（1984）.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In:Ostrom E,editor.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Beverly Hills,CA:Sage;1984:179-222.

式的规范、价值、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实践模式、认知模式、世界观等，持这种界定方式的主要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等。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不必是正式的结构，而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规范、规则、协定和惯例的集合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惯例。20从目前制度研究的趋势来看，越多越多的研究者支持广义的界定方式，将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和习俗、惯例、文化传统、认知模式、道德模板、价值观等非正式规则都视为制度，纳入制度研究的范围。如Soctt，R.W.认为，制度包括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要素。21第三种是关于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这种观点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是肖特，其他代表人物有Greif（1994，1999）、Weingast（1997）、Young（1998）等。制度博弈均衡观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进化博弈论认为，参与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化时，参与人在进化选择的压下，倾向于发展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环境认知、偏好、技能等）；这样惯例和参与人的特征共同演化。22重复博弈论者如青木昌彦认为，可以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即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23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但这些规则内生于经济过程，作为博弈结果而产生的，而不是由政治或立法过程外生制定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制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既包括外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也包括内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

制度的种差主要关注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制度研究者一致认为，制度与行为会相互影响。在广泛意义上，制度理论对制度与行为如何相互影响做出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回答：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24或“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25。算计路径或结果性逻辑的主要观点是，制度是行动者的行动舞台；在这种行动舞台里，行动者根据利益偏好进行理性算计，并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并且，为了实现某种特定利益，20

21 March, J.G. and J.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89:21-26 理查德·斯科特著.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6-57 22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J].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8

23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J].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1

24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9

25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0

行动者会有目的地创设或改变制度。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经济学家等，如Ostrom、诺斯、Knight等。文化路径或适当性逻辑的主要观点是，与提供利益相反，制度主要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合法性，行动者根据认知模式、道德模板、价值观等进行价值判断，并根据合法性最大化或合法化压力最小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文化人类学家等，如马奇和奥尔森、约翰·W·迈耶与布利安·罗恩、保罗·J·迪马吉奥与沃尔特·W·鲍威尔等。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持整合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他们同时使用这两种途径来具体阐明制度与行为的相互关系”26。实际上，“算计”和“文化”路径在处理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时，都观察到了制度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有关其他人会如何行动的结构性预期的影响来实现的。在算计路径看来，预期被说成是受到了如何才能成功对付其他行动者的这种工具性考虑的塑造；而在文化路径看来，预期被说成是受到了如何才能与其他行动者保持社会适应性的考虑的塑造。27因此，本研究持整合视角,认为制度通过行动者的利益算计和/或合法性考虑来影响其行为选择。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理论理解，本研究认为，制度是通过利益算计与合法性考虑来调整行动者行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作为行为规则，制度既包括外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也包括内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这种界定方式，试图避免制度研究中的决定主义，给组织机构的自主性留下一定的空间，即既关注外生性制度（作为行动舞台的规则）也关注内生性制度（行动者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内部结构与制度安排以及人口统计方面的属性等）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2.2.2行动者分析

人类行为假设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暗含地或明确地，都建立在人类行为概念的基础之上。28行动者的行为假设是说明制度及其结构和解释制度变迁方向的前提。只有理解人类行为假设，“才有可能说明制度26参考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0-51

27 参考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9

28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3

的实存与结构，也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29。行动者的行为分析具体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动机，二是对环境的辨识能力。

（1）行动者的动机

首先是利益最大化VS价值恰当。从古代到现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基本上都把人性分为对立的二元：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利己与利他、利益算计与价值恰当、经济人与社会人等。同样，在制度研究中也存在人性假设的二元观：利益算计与价值恰当。利益算计的人性观认为，个体是理性算计者，具有外生给定的偏好或效用结构；具有外生给定偏好的行动者面对外生制度约束，做出理性算计、通过展开理性行动来影响结果，以实现个人偏好或效用的最大化或经济理性，即行为遵从“结果逻辑”。持这种人性观的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家。而在价值适当的人性观看来，行动者不仅仅是理性算计者，而且还是深嵌于为社会或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作为社会或文化人，其行动的逻辑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后果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合理性，即行动遵从价值适当逻辑。持这种人性观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等。但从目前来看，越来越的研究者放弃上述两种严格对立的人性观。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并没有严格假设行动者是理性算计者或效用最大化者还是社会文化人，而是采用宽泛的假设。由于生活史、所处环境等存在差异，行动者可以是遵循结果逻辑的理性算计者或利益最大化者，也可以是遵循恰当逻辑的社会人或文化人；甚至在不同的时期或同一时期，行动者既可以是理性算计者也可以是价值合法性的追求者。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利他主义以及自我实施的行为，这些不同动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实际选择的结果。30历史地看待和宽泛界定行动者，可以使制度研究更具包容性和适用性。

其次，机会主义VS自我约束。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31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3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如Williomson、Ostrom等通常持29

30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4 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7

31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6

32迈克尔·迪屈奇著：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4

这种假设。但有些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却认为，人类可以成为自我约束者，行动时严格遵守规则，通过公平交易来利己但没有损人。虽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具有利己心，但并没有假设人类一定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市场机制可以巧妙地利用人类的利己心，把人们增加自己利益的行动引导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上来。33在实际生活中，人没有界限分明地划分为机会主义者或自我约束者，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两种动机或行为兼而有之。人类是机会主义者意味着制度是重要的；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人类的有限理性等意味着即使人类都是自我约束者，也并不意味着制度不重要。

（2）行动者的环境辨识能力：完全理性VS有限理性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或假定是人是完全理性，即行动者拥有完备知识和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在纵向方面，他可以预测未来；在横向方面，他通晓资源、交易伙伴和环境等情况。但目前理论界的共识是，人的行为“即使是有意识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二是环境是复杂的。复杂的环境跟有限的计算与认识能力导致人的行为只能努力追求和接近理性，但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西蒙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关于决策过程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他或她的心力过程。”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斯认为，建立在对现实的主观感知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决定人类选择的重要因素。35因此，如果行动者是有限理性的，那么行动者的行为过程将受到行动者主观模型（价值观、意识形态、认知模式、道德模板）或框架效应的影响，并且行动者追求的是结果满意而不是最优。有限理性意味着，行动者的主观模型必须纳入人的行为假设模型，即制度分析与研究必须考虑行动者内生属性对其行为的影响；同时必须对利益最大化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即考虑价值适当逻辑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33

34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7 转引自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1

35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2

2.2.3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

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是制度研究与分析的核心。由于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是因果解释，因此，也是制度分析的难点。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制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在制度影响机制分析中，制度作为自变量，行动者行为模式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模式而产生预期和非预期结果的。另一方面是制度变迁分析。在制度变迁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作为自变量，制度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行动来创设、改变或终止制度。

（1）制度影响机制

所有制度研究者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制度调整或塑造行动者的行为。所有制度主义都认为，制度要比其他任何方面对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规制性。在实践层面，制度的确有能力塑造个体的行为，并减少（但不是消除）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其他方面支配着许多社会生活。36但在制度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问题上，各制度理论却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或“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

算计路径或结果性逻辑的主要观点是，制度是行动者的行动舞台；在这种行动舞台里，行动者根据利益偏好进行理性算计，并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经济学家等，如Ostrom、诺斯、Knight等。Ostrom认为制度是“人类反复使用而共享的规则、规范和策略”，规则是“由负责监督引导和强行制裁的机构可预见性执行的共同规定”，规范是“通过内部或外部强加的成本和诱导激励由参与者自身来执行的共同规定”，策略是“在规则、规范和其他人受相应的自然和物质条件影响，而可能行为的预期等所产生的激励结构下，由个体制度的系统化的计划”37。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 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38可以看出，算计路径或结果性逻辑“把制度界定为规则的集合组织与制度中的所有成员都同意36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3

37参考[美]保罗·A·萨巴蒂尔著.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48

38转引自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J].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2月：P6

遵循那些规则，以此交换他们作为结构的成员所能获得的利益”39。因此，在算计路径或结果逻辑者看来，制度影响行为的机制是：制度提供（激励）或移走（惩罚）利益，行动者为了获得或避免损失这些利益而愿意牺牲一定的行动自由即按制度规则行事。

文化路径或适当性逻辑认为，制度主要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合法性而不是提供利益，行动者根据认知模式、道德模板、价值观等进行价值判断，并根据合法性最大化或合法化压力最小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文化人类学家等，如马奇和奥尔森、约翰·W·迈耶与布利安·罗恩、保罗·J·迪马吉奥与沃尔特·W·鲍威尔等。马奇和奥尔森首次提出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概念，认为制度是“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体，它们从个体角色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界定适当的行动”，制度“拥有一种内在合法性，能使其成员不顾自身利益也要履行制度成员的义务”40。迈耶与罗恩认为，把社会上合法的理性要素整合进其正式结构的组织，能够最大化其合法性，并增强其资源获得和生存能力。41迪马吉奥与鲍威尔认为，组织同形可以分为竞争性同形与制度性同形，其中竞争性同形强调市场竞争与效率；而制度性同形“可能并不会促进组织内部的经济绩效”，但“更容易获得合法性认可”。42因此，在文化路径或适当性逻辑者看来，制度影响行为的机制是：制度提供合法性（激励）或合法化压力（惩罚），行动者为了获得行动的合法性或减少合法化压力而愿意牺牲一定范围的行动自由即按制度规则行事。

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持整合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他们同时使用这两种途径来具体阐明制度与行为的相互关系”43。如历史制度主义者Hall认为44，“算计”和“文39参考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1

40参考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9

41引自迈耶，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鲍威尔，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7

42参考迪马吉奥，鲍威尔.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鲍威尔和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8-87

43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0-51

44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9

化”路径都强调，制度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有关其他人会如何行动的结构性预期的影响来实现的。虽然在算计路径看来，预期被说成是受到了如何才能成功对付其他行动者的这种工具性考虑的塑造；而在文化路径看来，预期被说成是受到了如何才能与其他行动者保持社会适应性的考虑的塑造。具体来说，首先，制度必须提供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如何行动的结构性预期。制度通过提供行为规则来限定行动者的选择空间，行动者根据各自偏好或角色选择行动策略；并且行动者认为其他行动者同样是根据规则限定做出行动选择。其次，结构性预期必须是可信的。制度要真正有能力影响个体行为，必须让行动者相信结构性预期是可信的，即制度必须包含某些机制以保证行动者根据制度规则行事。为此，制度必须具备激励、监督、裁决等执行与实施机制。创建一种能带来可靠承诺的制度环境，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个包含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在内的复杂的制度框架。45在算计路径看来，为避免行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结构中包含利益激励或惩罚，并安排有相应的裁决机制和执行机制，使行动者按制度规则行事以获得或避免损失这些利益。而在文化路径看来，为避免行动者的不恰当或变异行为，制度结构中包含价值或角色期待，并安排有相应的裁决机制和执行机制，使行动者按制度规则行事以获得合法性或减少合法化压力。因此，制度通过提供激励机制、裁决机制和执行机制使结构期预期有能力影响行动者的行为。

（2）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是指在什么条件下制度会生成和发生转变。制度生成是指新制度的诞生或创设，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制度转变是指制度置换、制度替代、制度终止、制度再生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需求与变迁动力，二是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关注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方式，三是制度变迁的机制，主要关注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首先，制度变迁的动力：成本利益VS价值观念

制度变迁的动力或需求因成本-利益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产生，相应地，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利益诱致的和价值观念诱致的变迁。

利益诱致的制度变迁观认为，制度的创设与变化反映着某种特定的利益，成45转引自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81

本与利益是解释制度变迁的基本变量。根据对制度特有效应的不同强调，可以将利益诱致的制度变迁进一步分为两类学说46，第一种是关于发展与变迁的观念，着重强调制度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集体利益，强调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即制度的集体利益说；第二种观念则强调制度的差别性利益，认为制度会给制度成员中的某一部分人带来不相称的利益，强调制度的利益分配效应，即制度的利益竞争说。制度的集体利益说认为，满足集体利益协调需要是制度创设和变迁的根本动力或原因，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如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诺斯、Ostrom、Williamson等。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争夺权力与资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而人生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便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而通过社会契约创立国家（制度）有利于结束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实现集体利益——和平、繁荣等。休谟认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自发形成的司法和财产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免受他人侵犯，这对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经济增长与繁荣来说是必须的。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制度的创生被认为是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降低交易费用等。在当代理论分析中，制度化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47在Ostrom、哈丁等看来，在制度真空条件下，个人的理性行动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如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社群必须创设和改变制度，以协调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冲突，确保社会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诺斯、科斯、Williamson等人看来，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制度的利益分配说却认为，满足某些人的利益诉求才是制度创设与变迁的根本动力或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历史制度主义者、政治科学家，如Peter·Hall、奥尔森、杰克·奈特等。奈特认为，大部分社会结果都是具有竞争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冲突的产物，对社会制度不断发展的最好解释，不是集体目标或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是分配利益冲突的副产品。48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历史制度主义突出权力和权力游戏中的非对称关系，认为某些社会团体会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议价能力创设或改变制度。因此，制度体现了各社会集团间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某些社会团体用以谋利的工46

47杰克·奈特著.制度与社会冲突[M].周伟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 杰克·奈特著.制度与社会冲突[M].周伟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

48杰克·奈特著.制度与社会冲突[M].周伟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9

具。如韦尔（Weir）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的经济政策中，政治系统的结构会支持某些社会联盟并阻碍另外一些社会联盟的形成。49目前，对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所达成的共识是，制度的创设与变迁既是协调集体利益的需要，也是某些社会团体谋利需要的副产品。

价值观念诱致的制度变迁观认为，制度的创设与变化反映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是解释制度变迁的基本变量。场域合法化压力或制度化水平与行动者的社会化程度共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动力水平，即制度变迁既受外部制度化或合法化压力因素的影响，也受组织或行动者社会化水平的影响。因此，价值观念诱致的制度变迁具有两种版本——规范版本与认知认同版本。规范版本强调社会环境如社会规范、社会评价与期许等外部合法化压力强迫组织或行动者进行变革或制度变迁。奥尔森在讨论组织和制度中的改革问题时，聚焦于组织变迁中价值的作用，并特别论证，制度及其实际行为所宣称的价值，与周围社会及制度行为所持有的价值之间的分裂程度越大，就越有可能发生变迁。50迈耶和罗恩认为，组织倾向于采纳为流行的有关组织运作的合理化概念所界定、社会中业已制度化的策略与程序，藉此组织才能增加其合法性及生存几率，而不论这些新采纳的实践做法和程序的直接效用到底如何。51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发现，制度性同形变迁存在三种发生机制：一是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的强制性同形；二是源于对不确定性进行合乎公认的反应的模仿性同形；三是与专业化相关的规范性同形。52正是外部强大的合法化压力，使组织不得不采纳外部神话或仪式，以获得对行动者活动的可接受的解释，因而获得合法性和稳定性。但是，如果组织遵从制度化规则，就会常常严重背离效率标准；相反，为促进效率而协调和控制活动，也会破坏组织对仪式符号的遵从。组织为解决仪式性规则和绩效逻辑之间的冲击，可以通过应用两种彼此相关的设置——脱耦（decoupling）和信心逻辑。53认知版本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源于外部的合法化压力，而是源于行动者内部认49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1

50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5

51迪马吉奥，鲍威尔.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鲍威尔和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5

52参考迪马吉奥，鲍威尔.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鲍威尔和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2

53参考参考迪马吉奥，鲍威尔.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鲍威尔和迪马吉奥

知、文化、价值认同发生变化。认知的观点也许比规范的观点更为根本，因为它决定着制度成员如何解释来自环境的信息，而“所有的”规范观点告诉其成员，在所有情境中什么是适当行为。54

归纳目前的研究，可以说有些制度变迁由成本利益诱致，而有些制度变迁则由价值观念诱致。并且，在制度化的早期阶段，制度变迁是出于“各种特殊的需要与利益”或价格变动，而随着制度化过程的进行，规范与文化要求日益积累，制度变迁更多的是反映价值或仪式性要求。同时，价值观念与利益之间可以相互整合和相互强化，使各自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和放大。

其次，制度变迁的模式：自发演化VS理性设计

制度变迁的方式或供给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自发演化或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兰格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是制度自发演化观与理性设计观两种思想间最激烈的一次交锋。以兰格为代表的一方强调政府理性在制度设计和经济管制中的作用；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则反对政府或政治精英对市场经济进行理性设计与干预，认为这是理性“致命的自负”55。在实践方面，经济周期性大萧条使人们开始怀疑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提出市场失灵概念。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给政府干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国家干预的效率下降或政府失灵现象使哈耶克等人的“自发扩展秩序”学说重新被人们接受，启发和引导制度理论家从博弈论角度去探讨市场制度的自发演进过程。

一是自发演进的制度变迁观，由于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也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等。自发演进变迁观把制度变迁视为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凡勃伦于1898年发表《为何经济学不是一种演化科学》，最早提出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思想。其后，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演化思想。然而，演化经济理论的真正形成应归功于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和温特（Sidney G．Winter），标志是他们于1982 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 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1-62

54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2

55 (英)F.A.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1版）[M].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理论》。纳尔逊和温特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思想，并将其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认为不仅在自然界中存在“物种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在经济社会中，也存在“自然选择”。在经济社会领域，被行动者践行的惯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相对的刚性。因此，这种惯例性行为就可以被当作“基因在经济学中的对应物”。因而，经济行为中的演化是“惯例性”的，而不是“理性选择”或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56“惯例的知识是理解行为的核心。将企业模型化就意味着，将惯例及其如何随着时间来改变的问题加以模型化。”57制度变迁的实质是通过行动者的日常学习或试错形成新惯例或修正现有惯例，制度是在现有惯例中演化而成的。哈耶克以“自发扩展秩序”概念浓缩了他的思想，认为社会制度是在人们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通过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行为结果的人的行动，经由“试错过程”和“适者生存”的选择机制而逐渐生成并演化扩展的。58

二是理性设计的制度变迁观，主要支持者包括诺思、Ostrom等。理性设计的变迁观认为，制度的生成和变迁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是人们主动设计、选择的结果。如诺思借鉴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以“广义企业家”（亦即制度企业家）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将制度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人、团体和政府都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将制度创新行为等同于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并以此建立了一个从形成“初级行动团体”到新的制度实施为止的制度变迁模型。59其过程为：初级行动团体形成——提出制度变迁方案——比较和选择变迁方案——形成次级行动团体——初级和次级团体共同促成新制度的通过和实施。Ostrom认为，为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CPR）占有和提供方面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公共池塘资源的占有者们会有意识地创设规则以协调集体行动，以实现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制度特别是复杂的、大型的、基本的社会制度是自发演化的，而有些制度如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确实是人类理性或有意设计的结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国家如何对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改56

57参考熊辉.制度的自发演化与设计[D].华中科技大学，2008：15 Richard R. Nelson and Sidney G.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2:128

58熊辉.制度的自发演化与设计[D].华中科技大学，2008：30

59参考熊辉.制度的自发演化与设计[D].华中科技大学，2008：30-31

革与再设计，以提高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水平，因此，本文主要持制度的理性设计观。

最后，制度变迁的机制：深层结构VS.理性选择

制度变迁机制指的是解释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变迁的，即对制度变迁进行因果解释。制度为什么发生（或不）发生变迁是制度变迁机制理论应着重回答的问题。迄今为止，研究者用来解释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主要有二个——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制度自身也是影响其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解释制度变迁的主要理论是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模型非常简单，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个“制度的深层结构”，正是这一深层结构决定了制度系统的形成机制和演进方向。60但结构主义理论在究竟是何种深层结构影响制度变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形成二种基本的研究路向。第一种研究路向认为，“制度的深层结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61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则认为，“制度的深层结构”是文化的“基本结构”。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这种“基本结构”是指处于人类无意识层面的思维结构，具体的社会制度则是在这种“基本结构”之上发展起来的。62这种研究路向倾向于从一个社会的文化信念或文化心理倾向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方向。结构主义对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仅仅依赖结构并不能完全解释制度的变迁，如它很难解释在“制度的深层结构”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制度为什么仍然发生变迁的问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研究者把目光由制度环境转向行动者，由此发展出理性选择主义的分析路径。理性选择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型63是：个体被视为积极追求自我利益的具有能动性的理性行动者，其理性行为旨在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算计路径”的制度分析。算计路径认为，行动者会彻底考虑每一种方案给其带来的利益得失，并选出那些能够使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方60

61周光礼，吴越.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六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62曹正汉著.观念如何塑造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63周光礼，吴越.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六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

案。算计路径对制度创制是这样解释的：制度是由众多个人在长期互动过程中自发建构出来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当这种互动不断发生时，一个人过去的行为信息，塑造了其他人对他未来行为的预期。当每个人的预期与别人的实际行为趋于一致并稳定下来，这个稳定的预期就会引导每个人形成均衡的行为模式，此时，“制度”就产生了。64制度为何会存续下来？算计路径认为，个体之所以会遵循这种行为模式，是因为偏离会使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坏。65用行动者的理性选择来解释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要受到制度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信息问题、有限理性、权力不对称等的约束。首先，集体行动问题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的实质就是制度供给。由于制度属于公共产品，因此，在制度的供给上存在集体行动问题，其程度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的大小来衡量。一般来说，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或集体行动程度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行动者的规模。制度变迁涉及到的行动者越大，交易成本越大，制度越难于变迁；二是行动者的同质或异质性。行动者异质性越大，则交易成本越大，制度越难于变迁。最后，制度的嵌入性程度。制度越是与其他制度相关联，则交易成本越大，制度越难于变迁。其次、权力不对称与关键行动者。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看制度变迁，背后存在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一个行动者可动用的资源或所拥有的权力是平等的。但历史制度主义却认为，行动者可动用的资源或拥有的权力是不对等，这导致有些行动者在制度变迁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这样的行动者被称作为关键行动者。关键行动者由于拥有制度变迁所必需的权力、信息、身份等资源而对制度变迁具有关键性影响。第三、制度分配效应与利益集团。制度或政策一经建立，就会赋予某些人特权、利益或身分等，那些从政策或制度获得特权或好处的人，会强化那些对他们收益有利的制度，从而阻碍制度的变迁。这些从政策或制度获得特权或好处的人被称为利益集团。最后、历史否决点。历史否决点是指制度的薄弱环节，是制度变迁的契机。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发展是一个间断——平衡的过程，历史否决点的出现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外部冲击事件，即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制度发生较大变化而产生出某种特殊的情势；二是与制度相关的行动者为追求新的目标采取行动，谋取制度变革。64

65曹正汉著.观念如何塑造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7-18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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