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一．引言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以生动的方式反映着城市独特的演变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市民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之所在。城市中的古建筑、老街区，是城市发展脉络的的见证，是市民记忆的载体，展现着各个城市的不同的特色，同时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例如，在人们心目中，天安门已不仅仅是一座门楼，而成为不同的人对北京，甚至是对中国的印象。本

因而，在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处理好城市发展与这些老建筑、老街区的关系，既是对自我记忆的保护，是对不同城市文化的尊重，同时是为后代保留住城市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因为城市规划中影响最直接的是物质性的建筑，所以本文探讨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就是指城市中的建筑和老街区，不包含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容。

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共产党特地请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全国重要古建筑目录，并发往军中，以便在作战时注意予以保护。 1961年3月，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公布了180个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开始文革期间，国家法规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文物保护事业受到巨大损失。

1978年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年公布了44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1982年11月颁布了《文物法》。

1984年制定《风景名胜地区管理暂行条例》。 1986年公布第二批38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994年公布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11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已达122个。 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北京例析

历史文化建筑、遗迹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作用，但是综观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令人满意。下面以北京的三个故事为例探讨。 1.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行政中心选择

1949 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治协商会议上，改北平为北京，并做为首都。 成立于1949年5月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新中国北京规划研究工作。

1949年12月，由聂荣臻市长主持的“北京市城市规划会议”上, 前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的计划报告”。以1931年莫斯科单中心规划为蓝本，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一座“现代的、美丽的都市”：用地上为适应未来人口适当增加，减少现有城区人口密度，主张扩展市街用地面积；不改变原行政中心位置。该报告内容包括首都建设目标、用地面积、行政中心位置等。巴兰尼科夫在

报告中提到了“大工业城市”概念。

这份报告, 引起了国内规划、建筑专家及各方人士的讨论。当时参与会议的, 除前苏联专家外, 还有美国留学归来多年的梁思成、英国留学归来的陈占祥、法国留学的华暂红、日本留学的赵冬日和比利时留学的朱兆雪等人。在讨论中, 大家对于建设目标和扩大用地等方面意见一致, 但在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三套方案与最终的选择

到1953 年, 在经过长达3 年多的争论后, 最后进入规划决策的共有三套方案:

1）梁思成、陈占祥提议的“新城市中心”方案：把城墙内的老北京作为“城市博物馆”整体保留, 避免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古城, 实现新旧两利。

2）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克夫的“将来发展报告”：前苏联专家则建议将行政中心建在东起东单, 西至府右街南侧及天安门广场, 后来这个方案被认为带有一定程度的应急性质。

3）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内城中心”方案：建议将行政中心建在建国门、长安街与前三门大街之间, 以及午门至灵境胡同一线以南, 其中包括南海、北新华门至天安门广场周围范围的中心地带。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 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 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 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 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

对这三套方案, 北京市政府的最终意见是:“梁陈方案”需动用的资金太大； 前苏联专家的方案则没有考虑长远；“朱赵方案”因为规划了内城中心风景最好的地区,规模不大, 易于实现, 又有许多宫廷建筑可以利用, 因此最终得以入选。（小插曲，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秘书的马句回忆，《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实是在毛泽东表态后才确定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那份‘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的规划意见时, 聂荣臻见后非常高兴, 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照此方针’。”）

至此,“梁陈方案”流产。 （2）时下仍存的对梁陈方案的争论

现代主流的观点是对当时没有接受梁陈方案感到惋惜的，首先是破坏了北京老城的完整，在文化上是一种损失。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叠，使得北京的交通越来越拥堵。不过，对于“梁陈方案”现在仍然存在着争论：

1）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始终认为这个方案极具前瞻性, 其对行政、文化、商务区域的划分构想,像一个品字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多中心概念。

2）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建筑师陈干, 当时也参与了行政中心的争论。但他称梁思成的“建筑艺术陈列馆”的构想像是“空中楼阁”。陈干认为保护需要和使用结合，发展必然和改造相结合；对物如此，城市更是如此。

陈干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及城楼的整修规划,之后就确信整个首都

的城市规划只能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为坐标进行，坚决反对任何割断历史、弃旧图新的做法，也反对把旧城奉若圣物, 连碰都不许碰的态度。

3）原北京市规划院副院长董光器则认为“梁陈方案”并不高明。董认为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了解都不够全面。

其实，将行政中心搬到西北区这个意见, 并非解放后才提出的。最早的设想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北洋政府时期就有过规划, 要把新北京放到西郊去。它当时是以颐和园的佛香阁作为轴线拉下来, 到现在的五棵松路,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日本人占领时期, 还是想用这条轴线, 要盖一个新北京。日本准备在北京长待，想再北京搞政府街，大广场。可是只修了复兴大路没铺柏油就战败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保护古迹的态度绝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6 年, 北平政府时期, 何思源当市长, 把日本留用的规划人员组织起来也搞了个新北京规划, 也是把行政中心要放到西边去。

但是董认为,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城市由小到大、从社会结构的成熟到不成熟,已形成了其特有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结构,这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

此外，1949 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后, 党中央已经搬到中南海去了,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 中央首先要做的事绝不是要盖机关办公楼, 而是要想如何“开张”!董光器认为, 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党中央

接管政权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北京市政府要禁毒、禁娼、打击恶霸、镇压反革命, 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这些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所以北京的客观政治条件不是建设。并且，从经济角度来说，新建的成本太高，连年战乱，国家没钱。周总理说:‘我当一天总理, 我就不盖国务院大楼。’

行政中心选在旧城，在传统中轴线上延长，董光器从政治、经济背景及城市发展布局来看, 他觉得“这个比那个新北京要高明”。

至于到底是不是高明，可能我们还需要等历史继续对我们讲述了，尽管现在看来可能是梁陈方案更好，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新的见解。真理本身就是相对的。 2.北京城墙的拆除

在1958 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 故宫要着手改建,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拆掉城墙后, 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1958年8 月9 日,《人民日报》:“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 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 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毛主席《毛选集》第5卷里, 发现有一篇叫《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里面提到:“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 就是经中央决定, 由政府执行的。”

1960 年秋天的一个上午, 26 岁的董光器和几个同事一起, 沿着北京的城墙根绕行考察, 目的主要是为规划研究北京城墙的保护方式和到底有没有条件保护做准备。其时北京的外城城墙已于1958 年的“大跃进”时期被基本拆光, 而大部分内城城墙除了个别的塌掉, 基本都还保留着。在绕城墙勘察时,董光器深深地感到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很有特色。作为建筑师, 他认为城墙应该保留。但他也知道, 中央已经决定拆除城墙。他从心里感觉很惋惜。在勘察过程中, 董光器和同事们发现,城墙的失修情况比较严重。譬如当时的东便门, 就是现在恢复城墙的那段, 原来是北京火车站的货站, 北京的建筑材料、水泥等当年都在那儿运输。那时的水泥是纸袋包装,往地上一摔, 纸袋就碎了, 水泥都撒在站台上。结果附近的老百姓把水泥扫起来, 再把城墙的砖扒下来, 就近盖起了违章建筑。那阵儿, 也没有单位管这些。就这样, 那一段的城墙失修比较厉害。董光器指出, 现在留下来的城墙遗址也都不完整了。后来清理的时候收回一些城墙砖, 恢复了一部分城墙。不过, 这是在城墙还在的情况下。像有的地方, 比如前门往西一点的供电局附近, 有的职工沿着城墙种老倭瓜, 城墙中间的土也被他们拿来种地用。这使得部分城墙都已经残破。不过, 当时北京大体的城墙、城门楼还都在。

对拆城墙一事, 梁思成先生也是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他眼看北京市的建设有重蹈西方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覆辙的危险,心急如焚, 不断跟国家领导人陈述己见。他对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 你是落后的。”他甚至说:“五十年后, 历史

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但惋惜的是, 北京古城的大部分城门楼、箭楼和内、外城城墙、坛墙先后被拆, 而城内古建筑在随后的十几年间也多数被毁。

后面的隐情是在采访中, 我了解到真正的原因是战备和修地铁。而进行战备, 是缘于六十年代初期, 中苏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56 年2月召开的前苏联共产党第20 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 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并由此在国际共产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 并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口号。1959 年10 月1 日, 赫鲁晓夫出席、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 周年庆典。之前, 为纪念建国十周年, 北京市在1958 年投入了很大力量, 对天安门进行了扩建改造, 这至今也被认为是一次成功改造的范例。

可赫鲁晓夫这次来, 却在“和平共处”问题上跟毛泽东吵翻了。赫鲁晓夫所称的“和平共处”路线, 其实是他要与美国搞缓和, 希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毛泽东不理这一套, 认为赫鲁晓夫此次到中国, 是为美国来当说客, 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 乞求美国的缓和。随后, 赫鲁晓夫提出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 更令毛泽东不快。

1960 年2 月, 赫鲁晓夫在首都莫斯科召开东欧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 继续推行“和平共处”路线。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会议观察员康生, 遵照毛泽东指示, 做了与主题相反的发言。从此, 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序幕。

1960 年6 月, 中共代表团与51 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 一同参加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 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 中共方面立即予以回击,“双方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同年7 月,前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 撤走全部在华的前苏联专家, 并撕毁了343 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这一招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和安排, 而我国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 前苏联全体专家的撤离无异于雪上加霜。毛泽东当年愤言道:“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 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此后的半年里, 中苏间的紧张关系日趋恶化。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至百万之众,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驻军队, 对中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1964 年8 月19 日, 根据军事地理区划,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建议: 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布点分散、靠山、隐蔽; 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至沿海地区; 不再新 建大中型水库; 筹建北京地铁, 并考虑在上海、沈阳修建地铁。报告经批准后纳入了1965 年计划和“三五”计划,“并以惊人的速 度执行着”。

1965 年1 月, 为备战需修建地铁一事,工程部上报中央。报告称: 修地铁是军事需要, 也兼顾解决北京城市的交通问题。“同时,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经拆除或塌毁, 地铁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 又避免了大量拆房, 在施工过程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 可方便施工, 降低造价。”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毛泽东主席公开发表批示, 要求“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3.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拆除

如果说之前的这些拆建活动，只是对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建筑的破坏，那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真正动到胡同的结构, 动到了城市的肌理、血管的干管、支管、微血管。例如西二环的金融街, 50 多条胡同被全部推平。 后来, 是九十年代的东二环到南小街之间。

在近二十年，商业大潮的到来真正破坏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真正破坏了北京的文化脉络。

发展与保护，何去何从？ 四．目前历史文化保护不利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对北京城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对历史文化建筑街区的保护存在的问题以及类似的情况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原因。 （1）经济发展

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伴随着城市的扩张，也就必然就面临着对旧城区的改造。关键是路径的选择，不能一拆了之。 （2）领导的认识问题

从建国来北京城的例子，到如今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我们都能发现政治领导对于城市建设的重大影响力。许多地方领导都认为高楼大厦、宽马路大广场就是现代化，对老棚户区、老街恨不得尽快摒而弃之，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当下千城一面的尴尬。 （3）法制监管弱，难以依法管理

例如，在济南市老城区有一栋老房子，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挂牌保护建筑。但是房子所在的地块被挂牌拍卖了，开始的时候施工都是避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4go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