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

浅谈如何改善医患关系

众所周知，医患关系是医疗机构和卫生事业管理的从业者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的医患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你不能说它现在很危险，但也绝对谈不上和谐。造成这种现状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从具体事例具体分析的层面上来看，医生、患者、监管者、公众媒体乃至普罗大众都有参与的成分在里面。如何营造出更好的医患关系，在面对医患关系的危机事件时如何及时妥善地作出反应，这是我们作为卫生事业从业者所应该关注的。在这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对关于如何改善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一点认识和看法。

医患关系指的就是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患双方相互间的行为方式，从组成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和非技术方面而言，医患关系的模式就是从这两方派生出来的，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目前，被医学界广泛认同的医患关系模式是1956年美国学者萨斯（Szase）和荷伦德（Hollender）在《内科学成就》发表的《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文中以医患互动、医生与患者的地位、主动性大小把医患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 主动—被动型（activity-passivity model） 它是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普遍存在于现代医学实践中。其特征是医生对患者单向作用，“为患者做什么”。医疗中，医生完全把握了医疗的主动权、决策权，即怎样医疗，全由医生说了算，病人无任何自己的意志参与医疗，医生是绝对权威。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充分发挥医生纯技术的优势，缺点是彻底否定了患者的个人意志，可能会影响疗效并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所以，这种模式一般适用于急症重伤、麻醉等意识丧失情况下的抢救医疗。这一模式用父母与婴儿的关系比较相似。

2. 指导—合作型(guidance-cooperation model) 它应属于现代医学实践中医患关系的基础模型。这种模式中，医生仍占有主导地位，而患者能有条件有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但必须接受医生的解释并执行医生的治疗方案，患者“被要求与医生合作”。它的特征是：“告诉患者做什么”。该模式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因为有互动的成份，能较好地发挥医患双方的积极性，提高疗效、减少差错，有利于建立信任合作的医患关系。但它的不足是医患双方的权利的不平等性仍较大。这种医患关系类似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关系。它一般常见于急性病或垂危病但头脑清醒的患者的就医过程。

3. 共同参与型(mutual participation model)

它是前两种医患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医生以平等的观念和言行方式，听取并尊重患者的想法，医患双方共同制定并积极实施医疗方案。它的特征是：“帮助患者自疗”。这种医患关系就如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医患双方的理解沟通，融洽关系，提高疗效，改善关系。这种模式适用于慢性病患者，而且更适用于有一定医学知识的患者。

1981年，布朗斯坦教授在《行为科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了两种医患关系模式——传统模式和人道模式。传统模式即为医生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模

式。人道模式首先强调应该把病人看成一个有思想、感情、需要和权利的完整的人，应尊重患者的意志、权利和尊严，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让病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医生在医疗过程中仅扮演教育者、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不仅为病人提供技术帮助，更要同情和关心病人。医生应该与病人及其家庭建立一种朋友式的医患关系，这种关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患病与否完全无关。朋友式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与病人及其家庭之间建立的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也包括医生与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亲密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医患关系模式，是医生立足于社区的工作基础。

这些是西方学者所总结的医患关系的几种模式，而在我国医疗活动中，医患关系也不外乎这几种模式，但是其行为方式与之前提出的概念有些许差异。例如主动—被动型，它不仅仅存在于重急症等病人，而且更多地存在于大部分无医疗知识的患者或者初次就诊的患者与医生的交流中。随着文化程度的普遍升高和对自身疾病有基础层面的了解，部分患者与医生的关系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逐渐可以转进为指导—合作型。而在某些慢性病领域，例如运动神经元疾病和帕金森氏综合症，一些患者在就医的过程中也逐渐学习了解到相关的知识，他们不仅对自己的病了如指掌，同时可以对患有相同疾病的其他病人给出建议，这些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就成为了共同参与型。在这里有一个实例可以和大家分享（湘雅帕金森病园）。

至于布朗斯坦教授提出的传统模式和人道模式，我想在我国当今社会，大部分的医患关系仍处于传统模式。这并不是说医生要将权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基于现行的医疗制度和医患双方数量差所产生的客观事实。我国现行的医疗制度还无法让医生成为立足于社区服务于日常的与患者点对点的伙伴关系，而是只能以治病救人为基础提供面向大众的综合医疗服务。以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为例，教授门诊一天要看60-70个号。平均下来一个病人至多只能获得5-7分钟的就诊时间。而复诊的周期一般是一个月以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接触数量众多的病人，医生也无法将每一个病人发展成朋友式的医患关系。

我们知道，医患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判别三种医患关系模式类型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多数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相对较好，但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可以从医患关系模式的角度对当前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做以下分析。

在患者方所存问题当中，首先是患者自主参与性存在虚高成分。当今，患者对于医疗行为已具有一定的自主参与性，但其中可能存在虚高的成分。患者在诊治过程中对于检查手段、治疗手段、选择用药的自主性正在逐步提高，而患者的这种自主性与医疗活动中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出现了某种不对称。显然，许多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医疗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理想。其实，患者自主参与医疗活动的根本原因值得深思，其中对于医方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理也常常是原因之一，这便使得自主参与性存在虚高的成分。

然后，患者对于医患关系本质的认识影响其自主参与性。医患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的本质是一般诊疗关系、利益对立关系、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还是合同关系呢？人们对于医患关系的不同认识决定他们看待医疗行为的视角。一般群众对于医患关系本质的认识尚存在一些偏差。部分患者认为医患关系本质属性为利益对立关系，是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这说明在经济改革的浪潮冲击下，一些人已经将“物化”的因素融进了对于医患关系的认识之中，他们将医

患关系看作是一种商业领域的购销行为，患者进医院就像在超市买商品一样花钱买健康，以“顾客就是上帝”的心态到医院进行消费。其后果是，面对无价的生命，一旦“花钱”没有买到健康，医患之间的冲突便爆发。

此外，自付比例高和某些医务人员的逐利倾向使患者的监督心理增强。“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现在社会讨论的热点，而“患者承担不起医疗花费”成为被普遍提及的一个话题。 这说明，在实际医疗行为中，患者自付比例高和某些医务人员的逐利倾向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较为突出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以一种防备、监督的心态来对待医务人员。他们会时刻提防医生，以防止医生开出大处方和一系列价格高昂的检查。而基于此种心理，患者自然会更多地参与到医疗行为中，对于医生开出的各种单据做出接受或者反对的反应，以这种方式对于医疗行为进行参与和监督。

在医方存在问题中，首先是医方的权威性被动摇。当前许多就诊的患者选择由医患双方协商决定诊疗结果；而更有部分患者自己做出诊疗决定。这说明医生的权威性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已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参与到了医疗行为之中，甚至有一些患者完全取代了医生的作用，自己给自己做出诊疗决定。诚然，我们并不认为医生的权威性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如果医生的权威性过低也将对医疗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医方的逐利行为使其信任度降低。随着媒体的宣传以及对医疗行为的亲身感受，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信任度降低，防御性增强。有的患者对于医务人员不信任，而信任度是配合医务人员治疗的基础。患者的不信任将增强他们对于医务人员的防御性，因此，患者对于医生的医疗行为以及医疗决策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无视医生的权威，对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干预甚至干扰，这种防御性行为只能使医疗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医方的法律观念相对滞后。随着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和患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医务人员依法行医、依法维权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医方对于执业医师(护士)法以及举证倒置等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容乐观。实际上，面对医疗这个高风险的行业，医务人员法律观念的淡漠使自身不能运用法律来行医和维权，同时也加重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医患双方关系不融洽还有政策上的原因，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医院自负盈亏的体制，都促使患者承担了过多的诊疗费用。同时，社会贫富分化，矛盾加剧的问题在费用高昂的诊疗过程中被激化。

对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不同的文章给出了不同的对策。经过归纳总结，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大众的医学知识水平，提高患者的参与自主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大众的知识普及程度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国民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仍然不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医学知识匮乏。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就医过程中不具备参与到医疗行为的能力，并使他们对于医疗行为的风险性没有正确的认识，这对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有一定的阻碍。所以，应该提高大众的医学知识水平，使其真正具有参与到医疗行为中的能力，进而提高患者的自主参与性，使其在医疗诊治过程中，能够帮助和配合医生，为医疗决策提供有效信息，使诊疗结果达到最优。

二、医患之间应彼此理解和信任，实现双赢。 和谐和诚信的社会氛围是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医疗卫生服务正常

进行的基础。医生对患者实施诊治，治疗患者疾病，与此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信誉和信任，这样一来，医生的医疗技术就有了更多可以发挥的机会。患者尊重和信任医生，并且尊重医生的劳动成果, 信任医生的医术，积极与医生配合,正确客观地看待医疗风险，敢于承担相应的风险,才能使自己的病情得到良好的治疗和控制。因此，彼此理解、信任和尊重的医患关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将使医患双方实现双赢的局面。

三、重视媒体作用，借助媒体促进融洽的医患关系。

在现今社会中，媒体无处不在，虽然他们在医疗行为中没有担当任何角色，却在医患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医患双方的联系人。媒体的工作不仅是向社会报道各种大事小情，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营造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因此，媒体应该认清自己的责任，很好地行使自己的社会职能，在平时的工作中，客观地报道医疗新闻，不仅报道医疗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要肯定医务工作者的成绩，为改善医患关系，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以上对策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相信我国的医患关系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这只是文献资料给出的方法，这些对策固然是正确的，但大都是笼统的宏观的愿景。例如提高大众的医学知识水平一直是提高我国国民基本知识素质的一部分，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要求医患之间彼此理解信任，这也是美好的期望，真正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我想，我们作为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也是卫生事业的从业者。如果说要为改善医患关系作出自己的努力，那不能仅仅限于喊口号或者展望美好的未来。因此，我根据自己的看法，总结了几点对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的自己的认识。

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停止对医生和医疗事业的误读——神化或者妖魔化。我们每天都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信息，例如新闻、论坛、微博、还有街坊大妈的口口相传有很多有关医生和医疗事业的讯息：有暗访的，例如公众媒体以潜伏的姿态进入医院试图挖掘各种各样的黑幕的；有调侃讽刺的，例如有段子说建议看病用支付宝付款，要服务好治好病才付款给好评的；有造谣的，例如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号称红包给得不够,产妇遭报复被缝肛门的。也有吐苦水的，例如很多以医生或者医学生的身份发帖子诉苦或者怒揭内幕的。这里面的资讯内容参差不齐。在这个资讯传播速度空前的时代，其真实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类信息，无论是对医生和医疗事业唱红或唱黑，都会引起不明真相群众的骚动。当前社会的风气存在着很严重的人云亦云的现象，“医院收费高、医生效益好、看病要红包”也是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与医疗从业者有关的资讯所引发的争议和辩论对于改善医患关系没有任何帮助。作为卫生事业的从业者，我们要做的不止是去向公众释放善意，而更要做的是以自身的力量来阻止这些恶意资讯的传播。在无法短时间提高大众的医学知识水平的情况下，要帮助他们过滤掉妖魔化或者神化医生的信息，让他们能够逐渐接受医生也是普罗大众的一员，而不是所谓的特权阶级。以此为基础逐渐消除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隔阂，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改变既有格局是件很难的事情。但通过越来越多的接触，能逐步让彼此意识形态接近，至少能求同存异。医患关系的模式会逐渐向更和谐更人道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能自己接触到的涉及医患关系的事件当中，切忌盲目处理。作为卫生事业从业者，其社会地位更容易被归为医者这一方。那么对于诸如医疗纠纷一类的事情，要处理恰当。我们要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仍然比不上发

达国家，群众对于医疗纠纷一类的事件是存在固有思维认识，部分人还存在偏执导向的。这就造成了我们自己在此类事件中处于被动的态势。而光靠动情说理是很难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极端的例子，如患者家属雇人闹事、医生遭到袭击、相互报复等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这些例子即便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对医生处理类似事件以及患者对此类事件的认识都会造成指向偏差，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目前比较妥当的办法依然是借力于法律。不但要自己能按法律来规范流程操作，在遭到威胁时也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要向周围的人释放出这样的信息，医生不霸凌，也不懦弱。通过这些行为来逐渐让更多的人形成对医生和医疗事业的正确认识，这对于改善医患关系是有很大好处的。

刚刚提到了借助法律的力量来处理医患关系事件，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才会造成各类医疗纠纷层出不穷。所以我认为，作为卫生事业从业者，如果能让事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应该以规范医疗活动与医患关系事件为己任，致力于协助督促相关立法部门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来规范医疗活动的流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初现雏形。但逐步完善法律法规是对我国整个医疗系统都大有裨益的。

总的说来，改善当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一方面，我们可以宏观分析出问题所在，提出解决办法，然后怀抱美好愿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我上面所提出来的个人看法。我们要承担起卫生事业工作中管理者、沟通者、照顾者、代言者、保护者及教育者等多重角色，采纳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理念，为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而奋斗。

我知道当今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也许改善医患关系并不像所说的那么简单。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意义，蝴蝶效应的第一步总要有扇动翅膀的那第一只蝴蝶。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为了我们自己以及广大医疗工作者以及更广大的需要治病就医的患者，改革的春天必将而且必须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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