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及其限度的论文

论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及其限度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理论建构；理论限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 [论文摘要]巴里·巴恩斯经过对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去客观化、去理性决定论等三个步骤的分析，消解了科学至上主义的神话，在理论上确定了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能性，确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基础。以解构主义手段达致建构主义目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大理论特色，但也正是这一特色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无法超越的理论限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长期共存；作为建构主义基础的解构主义的局限性；立基于解构主义之上的建构主义的局限性。

知识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旨在说明专门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如何受作者所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根据传统，科学知识是被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日益发现对科学进行社会学解释的必要性，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一特例的认识论假设才被逐渐瓦解，社会学家才第一次试图发展真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首先在英国出现并逐渐向其他国家传播，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受到高度赞扬的同时也招致了疯狂的批判。赞扬者认为这是一场创造性的革命，它所要挑战的是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地位;批判者则对它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它所持的不过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是对科学的贬低和对理性的威胁。本文通过阅读科学知识社会学早期代表巴里·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试图追根溯源地回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之初，探索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以及与这一建构过程直接相伴生的理论限度问题，以求回答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遭遇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及其理论限度两部分进行论述。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根据学科本身内在逻辑性的要求，对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问题作出社会学家自己的回答，是确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地位的首要工作。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早期代表的巴里·巴恩斯所肩负的就是这一重要使命，他在早期著作《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中，主要展现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过程，更为准确的说，应该是确立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可能性的基础条件。

(一)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科学知识具有特殊地位是知识社会学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主要理由，为了能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消解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全部建构工作的首要基础。

科学具有特殊地位源于人类寻求确定性的需要。怎样应对不确定性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古老的社会问题之一，为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危险，人类求助于确定性的载体，最初求助于巫术、神灵、权威，而后求助于科学，到19世纪时科学已经牢固确立了它的真理之源的特殊地位。之后，无论是人们的常识观念还是学者的学术理论，都把自然的信念区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科学自然属于真实的信念之列。面对这种局面，巴恩斯首先要做的就是颠覆科学是真实信念的地位。

科学信念被认为是真实的信念，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它们是被“表征为是那些在经验归纳基础上持有的信念”。科学信念的客观性基础及其经验归纳的来源决定了它的真实性。暂时抛开科学信念的客观性基础不论，巴恩斯主要从其知识来源这一点进行论证，通过驳斥理性决定理论选择的观点，通过证明不存在独立的观察术语的观点等一系列工作，最后得出结论:“那些构成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是从理论而非完全从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来的。既然科学信念是从理论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经验中产生的，那么立基于经验归纳基础上的客观真实性也

就不存在了，从而可以说，科学知识在“真实性”问题上不再具有特殊地位。 除了“真实性”这一标准之外，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试图将科学知识特殊化的“合理性”的标准。归纳主义、证伪主义的某些观点就是这一标准的代表。针对这一标准，巴恩斯通过阿赞德人神谕的例子，推翻了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有效性等似合理性标准;通过列举卢克斯所主张的真理标准、逻辑规则标准的观点，质疑了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的存在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没有任何合理性标准可以用来普遍地对人类的理性活动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现有的信念体系或它们的组成部分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那些允诺能做出这种区分的标准，结果很难证实约定以外的任何东西。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观点，巴恩斯“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应再用他的信念来为意识形态或原始思维的研究提供参照标准”。 (二)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经过对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论证，巴恩斯突破了妨碍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第一道障碍，但到此为止是远远不够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不再成为科学特殊化的标准既不代表着科学就一定不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代表社会学家马上就可以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为了完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任务，巴恩斯还必须完成随之而来的第二步任务，即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证明，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可建构性证明。

在许多人眼中，科学知识是对客观实在的描述，是客观的知识。知识社会学家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是对真实、客观的自然界的真实反映，知识内容并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曼海姆认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要严格区分，科学知识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析范围之内，因为科学知识是通过逐步获得有关稳定的自然界的普遍有效的结论而进步的;而处于分析范围之内的文化产物的概念化和理解却必然包含着解释参与者的意义，这种意义不能够像外在世界的对象那样被直接观察，它们的获得必须借助于参与和移情理解。曼海姆的这一论述既可以看作是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标准，也可以看作是确立能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知识类型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社会学家如果想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的分析对象，那么他就必须完成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过程，即证明科学知识的可建构性。

关于科学知识的可建构性，巴恩斯认为“很容易证明，我们非常相信应具有客观知识地位的那些一般性信念—科学信念，本质上完全是理论性的”，而“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熟悉的、已得到完善处理的现有文化，或者根据新构造的、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能使我们领会和把握的陈述或模型，来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现象”。“说明思想的隐喻本质，就是说明文化对思想特质的约束。”为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巴恩斯又引用了斯特劳斯的神话创造者的比喻—神话创造者被比作为修补匠，原始理性用零零星星的文化要素构造了神话，并认为神话创造者的形象适合于科学家，即科学家也是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安排文化要素，来完成新的任务。科学家的这种新的方式就是“从他可获得的资源的保留部分中进行选择，就象原始人从他的文化中选择零零星星的东西创造神话一样”。既然是选择就必然离不开选择者的参与和解释，就必然无法摆脱选择的主观性，经由这种选择而得来的科学知识也必将脱离客观化的本质，并进而形成了可建构性的本质。 (三)科学知识的去理性决定论。经由巴恩斯对科学知识所作的去特殊化和去客观化处理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作好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前期准备。但这种前期准备工作本身也并不必然导致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巴恩斯还需进行一种可能性的分析，通过考察科学史本身看一看科学的发展是否只受其内在理性因素的影响。如果科学发展只受内在理性因素影响，那么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也是无意义的。这也就是巴恩斯所说的“从本书的观点看，科学变迁的程度有‘外在’因素决定或受‘外在’因素影响，并不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间题，需要对每一个特定的例子分别进行研究”。 对于这一研究，巴恩斯在确立了因果模式的普遍性及完全决定论的观点之后，通过大量

具体的实例以及科学史本身的探讨，得出了有关科学史的内在决定因素和外在决定因素问题的结论，具体为:科学不会只对内在决定因素或外在决定因素任何一方作出反应，科学的发展绝不仅仅表现为内部的、理性的学术发展，把思想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当巴恩斯确定了这一结论之后，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工作才算彻底完成。巴恩斯也可以正式宣告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限度

前文论证了巴恩斯经对对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去客观化、去理性决定论等三个步骤的分析，在理论上确定了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能性，确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基础。我们可以把蕴涵于上述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方法称为立基于解构主义基础上的建构主义，换言之，巴恩斯是以解构的手段达致理论建构的目的。称其为解构主义是因为，巴恩斯对科学知识采取了去特殊化、去客观化、去理性决定论的过程，消解了一切标示科学知识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也即是消解了科学至上主义的神话，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的迷信;称其为建构主义是因为，巴恩斯的理论目的是使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成为可能，并进而为确立社会因素决定或影响科学知识这一学科任务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以解构主义手段达致建构主义目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大理论特色，但也正是这一特色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无法超越的理论限度。这一限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长期共存。一般而言，一个学科或一个理论都应有属于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这些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是这一学科或理论存在的基础，而在学科或理论的建立之初，它们的确立也自然成为首要任务。与之不同，基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特殊的理论建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过程首要的一点不是创设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而是必须首先消除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只有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被消除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才成为可能，科学知识社会学才可能有存在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建构过程之初就必须是解构性的，就必须质疑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合理性、客观性、理性化等一切标示科学知识特殊地位的信条，就必须质疑科学至上的权威。由于这一解构任务是直接蕴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过程之中的，只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仍然处在理论建构过程之中，那么解构性的工作就不会结束。这一点已经鲜明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确立问题上。在巴恩斯出版《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之后两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宣布了表征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理论特征的四条强纲领: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反身性。从内容上看，强纲领依旧体现了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其中的客观公正性是指“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状态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这一纲领对于科学而言无疑仍旧是解构性的。尽管上述纲领的内容是解构主义的，但是，强纲领的确立本身却又不容置疑是建构主义的，它成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过程中一个崭新阶段。

(二)作为建构主义基础的解构主义的局限性。巴恩斯把解构主义手段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但这一基础本身无疑是具有局限性的，这一局限性既体现为解构所依赖的理论本身的限度问题，也体现为解构过程的长期性的问题。

一方面，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巴恩斯对传统科学知识进行解构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例如在对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的论述时巴恩斯说:“库恩著作的影响在下列关于科学文化的说明中将会非常明显，尽管这种说明并没有刻意对他的观点作出反应，而且还可以无拘无束地利用其他重要的资源。科学知识社会学过于倚重库恩的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风险，风险之一来自对库恩理论的滥用和误用的问题，如库恩本人就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利用他的理论表示了担心，库恩认为“‘强纲领’被广泛地理解为声称权利和利益就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都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至于事实或者由此得到的见解的合理性，以

及这些见解的真理隆或可能性，仅仅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术。在修辞学的背后，得胜者隐藏了其权力。于是把什么都认为是科学知识，就完全成了胜利者的信念。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风险之二来自库恩理论本身的限度问题，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针对库恩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拉卡托斯认为库恩的理论是非理性主义的，他的科学发展模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对于不同范式进行比较的合理性标准，它不可能有发现的逻辑，而只是有发现的心理学。 另一当面，由于解构本身的长期性，把解构作为建构之基础的努力必然导致基础本身不确定的问题。任何解构工作都决非是一劳永逸的，尤其是当科学知识社会学面对的解构对象是地位稳固的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科学至上的理念时更为如此。自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开始进行解构以来，它们就面对着来自各方的一片质疑之声，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要严阵以待应付这些质疑，而且还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这并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所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是确立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和影响力，它还必须通过经验主义的方法寻找社会因素决定或影响科学知识的个案，并从而最终确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必然处于永无休止的试图打牢学科基础地位的同时，并在这一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完成学科建构的任务。

(三)立基于解构主义之上的建构主义的局限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中，解构主义所要消解的是科学知识的特殊化，以及唯科学主义的理念，就这一解构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真正意义所在:它是对科学至上主义神话的消解，是对于人们有关科学迷信的破除，也是面对科学主义思维日益泛滥之趋势所施加的强大阻碍，概言之，它是对理性至上神话的挑战。但科学知识杜会学的实际目的并不在此，它实际上是凭借解构主义手段达致建构主义的目的。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质疑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精神，而不过是在怀疑科学与理性的神话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理性主义的神话: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具有决定或影响作用。到此为止，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意义已经大打折扣，它所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又变得极为有限了，它不过是从片面性的一面走到了片面性的另一面。 总之，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科学至上主义的神话破产了，人们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对这样一种理论进行高度称颂;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限度问题，人们又必然对这样一种理论秉持一定的疑虑甚或批判的态度。既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理论限度是直接相伴生的，那么我们就只能而且也应当把这样一种毁誉参半的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评论视为一种完全常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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