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解说词完整版

金沙遗址博物馆解说词

（开头语）

现在各位已经站在三千年前金沙遗址的土地上了，让我们走进金沙，一起开始一次金沙发现之旅吧。

（走进博物馆大门后）

金沙遗址发现于2001年2月8日，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它位于成都市的西北部，介于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距离我们市中心天府广场约5公里。金沙遗址是在一个基建工地的施工中偶然被发现的。发现的当年，就被评选为“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经过几年来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目前已经基本确认遗址的分布范围在5平方公里以上。在遗址内已发现了大型宫殿式建筑、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住区、墓地等重要遗迹现象。在金沙遗址内已经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还有大量的陶器、象牙以及野猪獠牙和鹿角。这些发现使我们对金沙时期古蜀人的生活、生产、丧葬习俗、宗教祭祀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对遗址的性质、年代等也有了基本的结论。从这个遗址的规模和一些高规格的重要遗迹、遗物的发现推测，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

金沙遗址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迷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代文明。并将成都市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000年左右。

金沙遗址的发现如一声春雷，再次掀起了古蜀王国神秘的面纱。而金沙村这个成都市西北郊平淡无奇的小村庄，在2001年初顿时成为西部的磁场，社会关注的焦点，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从南大门到遗迹馆间）

金沙遗址发现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领导非常关心、关注金沙遗址的发掘、保护与建设工作，江泽民、曾庆红、吴官正、乔石、宋平、尉建行、王乐泉、吴仪、李岚清、李铁映、姜春云、陈至立等二十多位中央领导先后视察了金沙遗址，并指示要把金沙遗址发掘好、保护好、建设好。金沙遗址的保护与建设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四川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成都市委、市政府在2002年底就划定了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003年开始进行遗址的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底金沙遗址博物馆立项建设，2006年底全面建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占地面积达456亩（30公顷），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区等几个部分组成。建筑投资达3. 9亿元（不含土地费用）。园林区以生态保护为主，强调对遗址的保护，选择了大量长绿植物，如桢楠、银杏、水杉等。为了不破坏下面的地层，这些树木全部栽种在深达2米的垫土之上。

沿着我们左边的这条小路设置有“玉石之路”。我们远古的先民就是在一片荆棘中从遥远的高山上采选、运输出一块块玉石，为我们留下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今天我们走在这条玉石之路，不知你能不能感受到古人玉石之路上的艰辛。在我们的右边竖立着古老沧桑的“乌木林”。成都平原在李冰修凿都江堰之前，水患较为严重，河流经常改道，上游发洪水时常将各种树木冲埋于古河道中，经过3000年—12000年后都不腐烂，由于这种树木从表面到树芯都是乌黑色，四川人称之为乌木，乌木的树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乌木致密、有机质已分解完毕，不变形，不生虫，所以较为珍贵，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金沙遗址和成都平原附近都发现有大量的乌木，这些都是活的“化石”，充分说明远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我们面前的这座雕塑，它源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黄金饰品“太阳神鸟”金饰。其原件外径仅12.5厘米，厚度0.02厘米, 这件雕塑作品在原物的基础上放大了近30倍。由于其造型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是中国商周时期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典型代表。太阳神鸟图案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也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2005年8月16日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2005年10月17日，太阳神鸟蜀绣制品又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2005年12月18日，这个永久性的纪念性雕塑作品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内揭幕。

（遗迹馆外）

在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是金沙遗址的遗迹馆。这座近圆形的斜坡式全钢结构建筑，总面积约7588平方米，高度19米，跨度63 米；是金沙遗址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发掘地点，保存有中国目前最为完整的大型祭祀遗迹场所；同时，这里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进行。大家在这里一方面可现场感受3000年前古蜀国宏大的祭祀场面，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亲身体验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还可亲眼目睹一件件珍贵文物的出土。

（遗迹馆内）

2001年2月8日，金沙王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在这里被悄然地打开。从现有的现象分析，这里是古蜀王国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它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古蜀人最初很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仪式结束后将祭品埋在河滩上，用土进行敷盖。下次祭祀仪式后又将祭品掩埋，层层垒叠，从商代晚期直至春秋早期，经历了长约500年的漫长岁月。

祭祀区的发掘从2001年初就开始了，目前已经出土的金、铜、玉、石、漆木器、陶器等文物的数量已达6000余件，还有大量珍贵的象牙、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鹿角等。由于祭祀区的堆积情况极为复杂，出土的文物极其珍贵，很多文物还需即时进行保护，因此考古发掘的进度非常缓慢，发掘的面积和深度都还很有限。我们大量的探方目前只到西周晚期的地层，离生土还有近3米深。

在考古工作中，有较几个专业术语：一是“探方”，这是考古中最常使用的方法。我们现在看到地一个个小方格就是“探方”。通俗地讲，探方就是在平地上竖直向下挖一个正方形的土坑，但这个土坑不是随意乱挖的，先挖哪里，再挖哪里，要根据地层单位间的早晚关系来确定。有时根据具体情况或发掘的目的，可挖10米×10米的探方或2米×10米的探沟等多种形式。探方主要有三个作用：（1）控制地层：在一个范围内，每一点的地层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范围大了，对于地层的变化就不容易控制，在一个探方内，因面积较小，相对来说，控制地

层要容易一些；（2）建立座标：就是每一个遗迹现象或出土文物在探方中都有一个确切的位置，都有一个座标；（3）方便记录。在考古发掘中，探方是记录或资料整理的一个基本单位。

二是“隔梁”，探方与探方之间的土梁就称为隔梁，隔梁的主要作用是观察地层的变化。在隔梁壁的剖面上，有用手铲划的很多条线，这些线是用来区分地层单位的。划地层单位关系的线是做考古记录的重要步骤。当两个相邻探方内的地层单位全部发掘完后，会对隔梁进行考古发掘。互为相邻的四个探方间的隔梁都发掘完后，最后中间就会剩下一个四方形的土墩，它的作用是统领四个探方的层位关系，所以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被称为“关键柱”。它也是考古工地中最后一个被发掘的东西。

三是“地层”，地层是考古发掘的的依据。由于土质土色的不同而呈现出上下堆积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有早晚区别的。即早期的堆积在下，晚期的堆积在上。每一个时期的堆积土质土色都不同，出土文物也不相同。遗址中未有人类活动前天然堆积的土层叫“生土”。当人类居住或进行其它长期活动时，会在地表大面积形成新的土层，其中夹杂人们有意抛弃的垃圾和无意失落的物品，叫“熟土”。熟土层的形成是不断进行的过程，在堆积成分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基本一致的色和质。但当遗址中人的活动或自然环境有所变化而使堆积成分也有显著改变时，新形成的熟土层和旧的熟土层在色、质等方面会产生差别，这样就出现了考古工作中可以辨别的不同熟土层。考古上把生土层、各熟土层统称为“地层”。遗迹和遗迹堆积的形成是和一定的地层堆积层面相联系的。层位与层位关系是地层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地层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划分层位、确定层位关系。因此，现在又称地层学为层位学。地层学确定年代的方法是依靠层位关系卡年代。而层位是堆积单位在堆积先后次序体系中的位置，因此，堆积单位的划分得粗与细，直接影响所卡年代的精度。所以堆积单位划分越细越好。田野考古学就是要凭借带有时空坐标的实物资料构建起“历史的骨架”，供人们去复原历史，或复原历史的某一部分。（以上内容可随机调整，视观众兴趣可长可短。重点是要对考古的基本方法有所交待）

在我们祭祀活动场所的发掘中，目前已经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从遗存情况与埋藏物品分析，这里的祭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

个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使用的祭祀用品还有较大的差别。

第一阶段的祭祀用品以象牙、石器为主，还有一些陶器、漆木器和极少量的玉器，时代约当殷墟二、三期（大约公元前1200前后）。

第二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金器、铜器、玉器作为祭品，第一阶段使用的象牙仍大量使用，但石器和漆木器则很少使用，时代约当殷墟三、四期之际至西周中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前850年）。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和陶器，前一阶段大量使用的铜器、玉器、象牙的数量骤减，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公元前850—前650年）。

在那里发现的11号遗存（指示位置），是第一阶段中用象牙和漆木器作为祭品的遗存。该坑掩埋于沙层之中，祭品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在坑底首先放置较多的柱状象牙段和一件玉器，中层放置象臼齿、木胎虎头漆器和少量柱状象牙段，上层则放置10余根完整的象牙和一件镶嵌玉片的漆器，最长的一根象牙长达1.85米，是到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最大的象牙。

在第一阶段最盛行的祭品还有石璧、石饼形器和石璋。位居最前面的就是一件制作规整，直径达85厘米的特大石璧（一会儿大家可以在陈列馆里看到）；石饼形器大多数用页岩打制而成，器体较薄，外缘制作较为规整；石璋一般只有器身部分，而无柄部，但刃部磨制较好，石璋多放置在石璧旁边。出土石璋的刃部均磨制较好，柄部还细刻有阴线纹，有的石璋上的阴线中还涂有朱砂。这批石器是作什么用的呢，我们认为是与祭祀活动有关。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加工石器有关的加工工具、废料和作坊的残留痕迹，排除了石器加工作坊的可能；如果是半成品的堆放场所，也不可能堆积成这种形状。同时，这些石器均西北高东南低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形成扇形、环状的布局结构，这种倾斜的方向和金沙遗址的墓葬方向完全一致。我们都知道，墓葬的方向是古代民族丧葬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有特别的意义。众多石璧的倾斜方向与墓葬方向完全一致，也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传说中古蜀人的祖先来自于西北的岷山之中，这样的摆放方向是否表现了古蜀人对祖先的一种缅怀呢？

在第一阶段，还发现了一处用石璧和石雕像为祭品的埋藏坑。（指示位置）。在整个祭祀区里，已发掘出土的石器近1000件，品种主要有璋、璧、钺、斧、

雕塑群体，无可置疑地组构出金沙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勾勒出了金沙时期人口稠密，平凡充实的社会生活状态，也是一幅充满生气与活力的亮丽的王国生活画卷。

金沙遗址内广泛分布着各种居住遗迹，其间散布着大量房址、灰坑、窖穴、水井、水塘、陶窑等生活遗迹。

这是一个在遗址生活区里发现的陶罐，陶罐的下部已被打烂，它的上面还倒扣着另一个陶罐的上半部。原来这个陶罐是一个水井圈。当时水井的做法是在地面上先开挖一个较深的坑，坑中埋入一个无底的大陶罐作为井圈，周边再用卵石进行回填，起过滤水的作用。在生活区内房屋周围发现的一些水井，表明金沙人已开始了凿井而饮的生活方式。

水井的发明，是随着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早期人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水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演变：土井—木构井—陶井—砖石井。水井的出现既提高了日常生活的质量，又方便了生产，它是生产力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居住区中已经发现了一百多座小型的房屋建筑，它们都是以木（竹）骨泥墙形式修建而成。金沙发现的小型的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类，面积多在20平方米左右，以单间为主。这类房屋在修建时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撑，很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

在它的对面是在“三合花园”内发现的一处大型房屋建筑的遗迹。这处房屋建筑基址是由5座（有的资料写的7座）房址组成的大型房屋。这5座房址经过3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地面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仅仅残留下了基槽，基槽内留有较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人称为柱洞），由此推测仍然为“木（竹）骨泥墙”建筑形式。“木（竹）骨泥墙”式建筑是成都平原古老的房屋建筑形式。其修建方式为：先平整地表，开挖基槽，并于基槽内竖插圆木（或竹子）作为木骨，后于木骨上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成红烧土墙。屋顶一般是盖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就曾发现过保存完整的草屋顶。从这处房基的布局结构分析，6号房址位于北部，5号、9号房址分列东、西两侧，7号房址呈方形居中。从房基内的柱洞看，6号房址和5号房址的东基墙内的小柱洞在一条直线上，而6号房址南墙基内的小柱洞和5号、9号房址北墙基内的小柱洞的间距

均为1.2米。由此可见这5座房址是经过精心设计，也是同时施工建成的一组建筑群。这组建筑群的面积有多大，由于没有完全揭露，目前还不清楚。从发掘的情况分析，面积至少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中以6号房址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发掘长度在54.8米以上，宽近8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处建筑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推测这一建筑群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极可能是金沙遗址上层人士或贵族的居所。

从金沙遗址已发现的房屋情况，可以看出平民之家，王者之居，已是井然有序，充分显现出金沙社会等级分明的组织结构。

在金沙遗址许多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坑。从这些坑内填土的质地、颜色和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生活废物的堆积坑，也有个别是储藏器物的窖穴，埋藏遗物大都以陶器为主。从坑中的遗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金沙人的生活状况。

这个灰坑里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说明金沙人在食用完鱼肉后，把剩下的骨头就地埋在了房屋的旁边。这两个灰坑则埋藏着很多当时的生活用具，有陶罐、尖底杯等。

这个灰坑（H272）出土时只见到一大堆陶器的碎片，经过技术人员三个多月的拼对，竟然修复出了两件高达1米多的大陶瓮，还有七件小的陶器。这一方面说明金沙人当时可能有着丰富的物品，因此才需要如此巨大的陶器来储藏。另一方面也说明金沙人可能也有了一些大型的陶窑，才能烧制出如何巨大的大陶瓮。

在这一个面积不大的，形状较为规整的灰坑里（H328）出土了28件陶器。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陶器的形体非常特殊，有的中有镂空，上下相通；有的细如灯柱，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这些器物看上去都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一些陶质的礼器。

在生活区中和墓葬里还出土了大量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其中有木质、铜质、石质、骨质的生产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陶纺轮（纺织工具）、陶网缀（捕鱼工具）、铜箭簇（狩猎）、石矛（狩猎）等。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还有一条重要的记载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杜宇是以其高等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蜀志》又说杜宇王朝时，“以汶川为畜牧，南中为园囿”。刚才我们在第一个展厅里已看到金沙时期除发现一些野生动物外，还发现了大量家养动物的骨骼。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古蜀族可能是以繁盛的农业为主，同时还辅之以狩猎、捕渔等畜牧业。

这件长80厘米的木耜，2003年1月24日出土于“芙蓉园”北地点的一个水塘中。其形状很像现在的铲子，通体由一块整木制成。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一件农具，可以说它是我们的农耕之祖，也是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发达兴盛的重要物证。

耜是一种农作翻土工具，有木耜、骨耜、石耜等。耜是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产生的。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优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出现稻作农业。在公元前2500----前2300年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就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木耜作为一种翻土工具，可能在这时就已存在了。木质器物非常容易腐朽，很难保存下来，因此在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往往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如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我们看到的工具一般是斧、锛、凿类的石器，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中大量而广泛使用的是骨器和木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便是明证——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最早的耜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上百件骨耜和1件木耜，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属河姆渡文化的其它遗址还出土了4件木耜。。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木耜表明，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生产中，木耜是一种重要农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并未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木质农具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只有到了铁器时代，铁制农具才真正取代了木质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金沙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铜器、玉石器、漆木器和陶器，充分显示出金沙时期的手工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社会行业已有了明确的分工。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制品，是智慧勤劳的金沙先民聪明才智与审美情趣的折射与映照。

金沙遗址内已发现了176座陶窑，有的零星分布在居住区周围，有的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居住区的附近，由此推测金沙时期除了少量的家庭制陶外，可能还

是以集中制陶作坊和集中烧制的窑场为主。金沙时期的陶窑，大多形似撮箕，窑室前低后高呈斜坡状，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从窑壁的烧结程度看，使用的时间都不长。

在金沙遗址居址区里，已出土了上万件陶器，还有数亿片陶器的碎片还在拼接中。陶器的种类十分丰富，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瓶、盉、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高领罐、圈足高领罐、圈足罐、圈足盆、圈足钵、圈足杯、瓮、高柄杯形器、束腰形器座、圈足杯、扁壶等。这些器物大多是粮食盛器，有的是酒器，还有的可能是陶质礼器。

陶器是考古中发现最多，也是在时空上最富于变化的一类器物。因此成为考古学划分不同文化区域、文化阶段、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从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划分出了金沙遗址发展演变的三大时期。

金沙遗址出土的200余件黄金制品，种类丰富，工艺精湛。金器以金箔、金片为主，它们大多采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14件金器样品进行的成份分析，发现金沙遗址的金器主要由金、银、铜三种元素组成，含金量从83.3%至94.2%不等，其中以太阳神鸟金饰含金量最高。从金器元素含量组成分析，这些金器是用采集而来的自然金加热锻打而成。在制作上采用了锤揲、剪切、打磨、刻划、錾刻、模冲等多种技法。金沙遗址的金器是目前我国商周时期发现数量最多，器形是为丰富的一处。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均为自然金。根据地质的调查证明，金矿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盆地周缘有广泛的分布，矿石种类以砂金为主。在盆地西、北周缘的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尤其是河谷由窄变宽处、转弯处和支流交汇处，往往都是砂金富集的地方，如涪江的平武县古城矿区、白龙江的青川县白水矿区、嘉陵江的广元市水磨矿区等。此外，在川西高原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的一些地段，也有品位很好的金矿分布。 这些金矿为盆地内青铜文化的贵重金属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铜器1300余件，多数是小型器物，似乎都不能独立成器，极可能是大型礼器上的附件。铅锡青铜是金沙铜器中的主要材质类型，铅作为主要合金成分在金沙遗址中使用较多。金沙铜器铸造工艺技术仍沿袭三星堆时期的传统技法，大多为一次浑铸而成，多双面合范而成。有的器物可能为分段铸

造，然后浑铸为一体，或采用附件、主体分铸之法，然后再将附件插入主体焊铆固定而成形。金沙铜器装饰技法有素面、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以素面最多。铜器的铸后加工手段较为先进，许多范缝都经过打磨，很难寻觅。有的器物表面还经过抛光处理。

金沙遗址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数量巨大，种类丰富。金沙玉器多就地取材，在制作上常融合多种技巧，精雕细琢，光润细腻，闪耀夺目，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大程度地凸显了玉器的坚毅、细润及自然之美。

“玉不琢不成器”。远古时期制作一件玉器，需经过采料、选料、开料、切割、打孔、刻纹、镂空、掏雕、打磨、抛光等多项工序，耗费经年累月的功夫，才能完成其制作。

与今人对玉的认识不同的是，中国古代人类认为“石之美者为玉”。这里有一些玉料，其表面色泽艳丽，体现了金沙人一些选料的标准。从这上个展柜里丰富的玉料来看，金沙人对玉料的选择已很广泛了。通过调查与鉴定，初步确认金沙的玉料大多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部的高山中，另有部分材料可能取自附近河滩地点。

这是金沙遗址祭祀场所中发现的一件奇石，器内外均有似水墨画般的图案，通过矿物学鉴定，确定它是一个水冲石，由于长期埋藏在水中，受周围水藻等有机物质的吸附影响而形成，古蜀玉工在选择玉料过程中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件大自然的杰作，因此对该器未做任何加工，而是完全保留了其自然的形态，直接用于祭祀活动。金沙玉料自然呈色丰富多彩，玉工在开料加工时，便依此特点因料施工。

这是一件未完工的半成品玉料，它上面残留有对剖玉料的痕迹。它的另一面则保留下了一些网格状纹饰。

这是一件保留片切割的玉璋。器中间残留下一道切割台痕，两侧切割的末端线非常平直均匀，台面仅高出低面0.1厘米，可见切割工具极薄，应是采用铜质的片状工具来完成。该器在加工完后曾做打磨抛光处理，但是在较低的一面上还是残留了少许深浅不一的擦痕。这些擦痕与切割线平行，应是片状工具来回快速拉动解玉砂锯切割玉料而形成的。

这件标本极为重要。该器为两件尚待分离的璋。器至主阑部断开，柄部尚

未切割完毕，璋向内的两面上清晰地保留着呈抛物线的线切割痕迹。线痕中间略高，两边较低，切面上凹凸不平，深浅平一，是利用线切割方法剖玉的结果。这件玉璋成为研究我国商周治玉工艺的极为难得的一件重要标本。这件标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它还反映出玉器加工中的一种特殊技艺-----成形对开技术，就是把两件玉璋同时制作，做完两外侧的纹饰以及两侧突出器外的扉牙装饰后，从中间用线切割的办法将玉器一分为二，由于此器尚未完工，其内侧阑部则无纹饰。此种方法使琢玉的速度大大加快，同时也省工省料，大大提高了制玉的效率。

在这件玉璧的圆环两面分别刻划着七组清晰的同心圆圈纹，每组圆圈纹由疏密相间、极细的阴线纹组成，两面的线纹基本对称，距离相等，深浅相间，线条婉转流畅，打磨精细，抛光细腻，很像今天的密纹唱片。这件精美器物的出土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金沙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像这样精密的同心圆圈纹饰应该是由砣具加工完成的。但早期的砣机是一种半机械化的装置，要由人的双脚踩踏来带动轮盘转动，这样的装置由于受力的不均，常常琢出的纹饰线纹不均，甚至纹饰还常有歧出现象。而金沙这件玉璧从线纹观察则应是由一种匀速且快速旋转的轮盘工具来加工完成的。这个工具很像今天使用的电动机床类的装置。但金沙时期这种装置不可能由电力来带动，推测更可能是由急速的水流带动皮带高速旋转来完成的。

玉器上的圆孔主要是用木、竹、骨、石等管状形工具加砂蘸水不断在玉料上旋转碾磨而成。金沙玉器的钻孔技术非常发达，常根据器物的厚薄、大小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钻孔。这件保留着管钻痕迹的玉琮，在孔壁内留有管状器物碾磨粗砂所留下的旋转痕，及两面对钻时在中部残留的错位台痕，其中上面的钻孔较大，且向侧面倾斜（移位），下面的孔钻得较规整。这件器物完成后，孔壁未做打磨处理，因此可以让我们了解其钻孔的方法和过程。

这是一件采用镂空技术加工的透雕图案。镂空技法早在辽宁红山文化及浙江良渚文化中就已出现，商周以后的玉器也常把钻孔技术与线切割紧密结合起来，利用镂空装饰，使玉器造型更丰富，立体感和动感更强。此时的镂空方法多是利用弓弦原理，先打小孔，再以线为弦配合解玉砂来回拉锯。

这件环链形器（图十二），三个小型玉环，环环相套，说明玉器加工中已出现活环掏雕的技艺，极为精巧。在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一件侧身玉人头顶后部有采用

这种工艺加工的套环。

由于古代玉料来源稀少宝贵，因此古人对玉料十分珍惜，常把使用过的或有损坏的器物改制成另一件器物。这是一个凹弧刃玉璋的上部，刃尖一角残损。器上有三个穿孔呈三角形排列，上端孔较大，下端两孔似尚未穿完，就出现故障，于是便用黑色物质填补，又在器上端中部重打一孔改作为一件佩饰。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观看一段关于金沙制玉工艺流程的小短片，它是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幻影成像技术制作完成的。（2-3分钟）

了解完金沙人的生活生产情况，让我们来看看金沙人的丧葬习俗。远古时代的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故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对逝者的安葬十分重视。金沙人又是如何埋葬他们的亲人呢？考古人员在居址区附近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墓葬，说明有一部分人死后就埋在居住区的附近。但是更多的时候金沙人则是埋入了集中的墓地。这些墓地中的墓葬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很少有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说明每一个墓地是有一定规划的。这些墓葬都为土坑墓，墓坑都为西北----东南向，（这与房屋、祭祀堆积方向一致），头朝西北或东南，或许这种形式与金沙人的祖先崇拜或某种宗教观念有关吧。过去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的宝墩文化中发现的墓葬以及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墓葬也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传说中蜀族的祖先是从西北方向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然后在这里繁衍生息。西北的高山可说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也许三星堆人和金沙人的这种方向性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希冀灵魂不死而追溯先人的迁徙路线返归故里的观念吧！

大家看，这里有三座成人墓葬，其中一个人的墓里一件物品都没有，而且从人骨情况看，应是二次葬，估计他生前可能是一个穷人；旁边这个人的墓葬里有了两三件陶器，财富的拥有可能比上一个好些；但第三位墓葬里的随葬品却很丰富，无论是数量与种类都远远超过了这两人。随葬器物的种类有玉器、铜器、陶器等，总数达 件。其中他下身放置的这件铜钺非常精美，代表了墓主人生前崇高的地位。从这几座墓葬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已有较强的财富观念及贫富分化现象。这里还有一座小孩的墓葬里，从他的身形上，这个小孩可能只有十几岁，现在我们仍能感到他的稚气与活泼。金沙还发现了一些合葬墓，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沙人的婚姻状态，推测当时可能已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

目前金沙遗址已经发掘的墓葬已超过2000座，发现金沙人的葬式大都为仰身直肢（可能为一种代表睡眠的姿态，含有请死者放心安睡之意），流行双手抱于胸前。也有少量屈肢葬。盛行二次迁葬。除少量船棺葬具外，未发现其他的葬具。约半数的墓葬有随葬品，但数量都不多，随葬品一般是陶器和石器，仅个别墓葬有少量玉器和青铜器。从目前已发掘的墓葬情况看，规格都不高，随葬品数量、等级也不算高。但仍可看出金沙遗址内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与等级划分。

当我们浏览过金沙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可以看到，金沙的社会形态已包括了大型的建设基址、大型的祭祀活动、一般的生活区域、墓地、窖穴、陶窑作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丰富内容。庞大的金沙遗址，呈现出规划布局谨严，功能区分明晰的总体格局。群体化的建筑体系，大规模的手工业制造等，勾勒出一个城市设施齐全、使用功能完备、生产力布局规模庞大、社会组织结构严密、权力高度集中的古蜀文明社会的风貌。

第二厅 《王国剪影》

自2001年以来，考古人员已在金沙遗址范围内50多个地点，进行了17000平方米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址区、墓地、陶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6000多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精美器物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有序的建筑格局，先进的农业生产，精湛的手工业制作，规整的墓地，犹如一张张文明的碎片，又为我们拼接出一幅规模庞大、规划严密、社会组织结构清晰的古老都邑华美的文明画卷。

观看短片《考古金沙》

介绍模型：金沙遗址各发掘地点分布

1、 金沙遗址已发现的四大重要遗存（宫殿区、祭祀区、生活区、墓地） 2、 其他发掘地点

金沙庞大的遗址群及其浩繁的文物群体，大规模的建筑遗迹，表明了当年城市的宏伟规划；大量的农具与工具，折射出古蜀农业的繁荣兴盛；而堆积如山的陶器、精巧的冶炼制品，以及数量巨大的玉器群等等，则说明了金沙时代手工业的高度繁荣。我们的家园在远古时代就是如此地兴旺发达、可爱可亲。这些王国的记忆是由一个个考古发掘出来的文明碎片拼接出来的，而这些遗存就像一个雕塑群体，无可置疑地组构出金沙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勾

勒出了金沙时期人口稠密，平凡充实的社会生活状态，也是一幅充满生气与活力的亮丽的王国生活画卷。

金沙遗址内广泛分布着各种居住遗迹，其间散布着大量房址、灰坑、窖穴、水井、水塘、陶窑等生活遗迹。

这是一个在遗址生活区里发现的陶罐，陶罐的下部已被打烂，它的上面还倒扣着另一个陶罐的上半部。原来这个陶罐是一个水井圈。当时水井的做法是在地面上先开挖一个较深的坑，坑中埋入一个无底的大陶罐作为井圈，周边再用卵石进行回填，起过滤水的作用。在生活区内房屋周围发现的一些水井，表明金沙人已开始了凿井而饮的生活方式。

水井的发明，是随着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早期人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水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演变：土井—木构井—陶井—砖石井。水井的出现既提高了日常生活的质量，又方便了生产，它是生产力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居住区中已经发现了一百多座小型的房屋建筑，它们都是以木（竹）骨泥墙形式修建而成。金沙发现的小型的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类，面积多在20平方米左右，以单间为主。这类房屋在修建时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撑，很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

在它的对面是在“三合花园”内发现的一处大型房屋建筑的遗迹。这处房屋建筑基址是由5座（有的资料写的7座）房址组成的大型房屋。这5座房址经过3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地面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仅仅残留下了基槽，基槽内留有较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人称为柱洞），由此推测仍然为“木（竹）骨泥墙”建筑形式。“木（竹）骨泥墙”式建筑是成都平原古老的房屋建筑形式。其修建方式为：先平整地表，开挖基槽，并于基槽内竖插圆木（或竹子）作为木骨，后于木骨上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成红烧土墙。屋顶一般是盖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就曾发现过保存完整的草屋顶。从这处房基的布局结构分析，6号房址位于北部，5号、9号房址分列东、西两侧，7号房址呈方形居中。从房基内的柱洞看，6号房址和5号房址的东基墙内的小柱洞在一条直线上，而6号房址南墙基内的小柱洞和5号、9号房址北墙基内的小柱洞的间距均为1.2米。由此可见这5座房址是经过精心设计，也是同时施工建成的一组建

筑群。这组建筑群的面积有多大，由于没有完全揭露，目前还不清楚。从发掘的情况分析，面积至少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中以6号房址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发掘长度在54.8米以上，宽近8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处建筑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推测这一建筑群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极可能是金沙遗址上层人士或贵族的居所。

从金沙遗址已发现的房屋情况，可以看出平民之家，王者之居，已是井然有序，充分显现出金沙社会等级分明的组织结构。

在金沙遗址许多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坑。从这些坑内填土的质地、颜色和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生活废物的堆积坑，也有个别是储藏器物的窖穴，埋藏遗物大都以陶器为主。从坑中的遗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金沙人的生活状况。

这个灰坑里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说明金沙人在食用完鱼肉后，把剩下的骨头就地埋在了房屋的旁边。这两个灰坑则埋藏着很多当时的生活用具，有陶罐、尖底杯等。

这个灰坑（H272）出土时只见到一大堆陶器的碎片，经过技术人员三个多月的拼对，竟然修复出了两件高达1米多的大陶瓮，还有七件小的陶器。这一方面说明金沙人当时可能有着丰富的物品，因此才需要如此巨大的陶器来储藏。另一方面也说明金沙人可能也有了一些大型的陶窑，才能烧制出如何巨大的大陶瓮。

在这一个面积不大的，形状较为规整的灰坑里（H328）出土了28件陶器。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陶器的形体非常特殊，有的中有镂空，上下相通；有的细如灯柱，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这些器物看上去都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一些陶质的礼器。

在生活区中和墓葬里还出土了大量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其中有木质、铜质、石质、骨质的生产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陶纺轮（纺织工具）、陶网缀（捕鱼工具）、铜箭簇（狩猎）、石矛（狩猎）等。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天

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帝王世纪》“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山海经》中甚至还有“烛龙”、“烛阴”的怪异形象。《大荒北经》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海外北经》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其为物，人面蛇身而赤色。”这些记载都说明蛇同神、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认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就是蛇加上其他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是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则进一步认为这些所谓的“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众多的龙蛇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因此蛇的形象其实是与龙的崇拜紧密相连的。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还记有“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堡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说明蛇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可能起着较重要的作用。远古时期人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在同大自然较量的过程中，常常被各种凶禽猛兽所威胁。《韩非子?五蠹》中曾记叙“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表明常常毒伤人类的蛇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神秘与邪恶之物，为人所畏惧。或许《山海经》中的这些神就是当时的巫师，他们正是借助人们对蛇的崇拜与畏惧，操蛇玩蛇从而成为时人心目中的英雄——神。于是蛇便成为巫师的工具，神的助手，作为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重要道具之一，在祭祀活动中，为巫师所利用，以达到震撼和掌控人心的效果。金沙石蛇出土时有的和石虎、石人、石璧伴存，有的只是石蛇和石人伴出，说明石蛇可能是古蜀国巫术活动中的重要物品，在宗教祭祀活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这件石鳖造型稚朴简洁，形象逼真生动，具有较为强烈的写意色彩。乌龟乃长生之物，是中国古代人民敬畏的一种动物。在远古时代，原始先民就已经将乌龟作为渴望长寿、寄托美好愿望的图腾崇拜。民间甚至还有乌龟是龙的儿子的说法。龟蛇崇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信仰之一。在古人心目中如同神灵般圣洁的乌龟，后来逐渐成为巫觋手中重要的巫术工具，作为卜问吉凶祸福的灵物。

巫师通过在龟甲上钻孔，然后进行烧灼，再根据另一面的裂纹（兆）判断卜问事情的吉凶。

这里还有一些石璋。这类石璋在金沙遗址祭祀区中出土较多，大多制作得较为粗糙，器表绝大部分都还保留着自然断面、切割面和打击时留下的疤痕，即使是磨制过的地方，也仅仅是粗磨。石璋的刃部均无使用痕迹，有的在阑饰的阴线纹中还涂有硃砂，看来，这类石璋不是半成品，而是直接用于祭祀活动中的祭祀用品。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种石璋主要是在金沙遗址第一阶段的祭祀活动中使用，这时正是三星堆遗址的繁盛阶段。以后随着三星堆的衰落与消亡，金沙遗址的兴旺与崛起，石璋逐渐为选料精良，制作精美的玉璋等所取代。

这件石钺造型明快简洁，花纹装饰清新朴实。这件石钺与1980年2月四川彭县竹瓦街西周窖藏内所出的14号青铜钺形制如出一辙，只是装饰花纹各不相同。与这种形制相类似的器物曾经在陕西城固地区铜器群中也有出土。很显然，这件石钺是仿铜钺制作的。

4、卜甲

在祭祀区的西部出土了19片卜甲。其中最大的一件卜甲长46.4厘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卜甲之一。龟甲上面布满钻、凿和烧灼的痕迹，这是古蜀人在龟甲一面先挖或钻出不透的孔，然后用火烧灼此处，另一面（正面）就会产生裂纹（兆），根据裂纹判断要卜问事情的吉凶，中国中原地区的商和西周时期都盛行这一习俗，并刻字记录，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甲骨文”。可惜金沙的甲骨上没有刻文字，在三星堆也仅仅发现寥寥几个符号，也没有发现文字。商、西周时期的古蜀国果真没有文字吗？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不过，像三星堆、金沙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而没有文字，的确是难以理解的。

（第三厅结尾参考资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出器物已表明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古蜀族已有较高层次的原始宗教存在了。祭祀坑中的器物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可能是以燔燎、瘗埋、血祭和悬祭等方式组成合祭来祭祀天地、山川、迎神驱鬼和迎敌祭祀等，更有一些祭司、巫师之属的铜立人和铜人像。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曾谈到：“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掌握龟筮以进行占卜的僧侣中的“一部分实际成了掌管国

事的政权操纵者”，宗教本身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巩固其政权的有效和日常的手段。金沙遗址大量礼仪用器集中的埋藏，频繁的出现，表明宗教祭祀活动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占用十分突出的地位，祭祀用品具有浓厚的巫觋因素特征，它们显然缺乏商周青铜礼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和地位分层的象征性，而较为突出的表现出 “沟通人神”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的特点。原始宗教理念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神教与礼教掌控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巫成为控制社会的主要人物，也是氏族的王和首领，是具有超自然神奇力量的人物，这从站立于高处的青铜立人像可见。各种质地、数量巨大的礼器与其他当时社会的稀有宝贵的器物，如象牙等一起既作为献予神灵的重要礼物，也是巫觋贯通天地神灵的媒介和工具。品类繁多、工艺精湛的金沙文物，不仅反映出金沙文明在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同时也向世人展示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之一域。

第四厅 《千年绝唱》

此厅所呈现的展品，堪称金沙文物中最富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且最具神秘意味的秘宝重器。它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密码，存储着天地宇宙的信息，承载着先民虔诚的信念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凝聚着文明时代的神髓精气。向世人展示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

（上台后左边第一组展柜）

我们在这是看到的是几件精美的玉戈。这件白玉戈玉质润泽晶莹，制作细致讲究。器身中部都有略微突起的中脊，上下出边刃，在前端锋刃与边刃相接处各有一尖突。在近柄端的两面都有长方形方框，框内又刻划交叉菱形纹。其造型与商后期的妇好墓、甘肃庆阳的晚商玉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几件玉戈形制和纹饰都非常相近。这应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说明当时的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已有着密切地往来。这两件玉戈则是形体厚重、宽大，显得气宇不凡。而玉器上的沁色也非常丰富。

刚才我们已了解到玉璋的一些用途，知道玉璋在古代是一种祭天、拜日、祈年等活动中使用的极为重要的礼器，还是权力和尊贵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件玉质温润的玉璋阑部（柄与身交接处）的装饰极为复杂，横视则为一卧伏状的动物形象：主阑为凸起的阔嘴兽首；阑间两侧各有两组齿突，构成兽身；附阑呈台阶状，构成兽尾。在器物两侧对称雕刻出的这对立体蹲兽，好似在互相对峙，形象生动，制作精细，器表打磨得极为光滑，复杂的阑部装饰显示出极高的玉器制作工艺。这件器物制作精美，工艺技术相当高超。

这件玉璋的形状为平行四边形。过去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玉璋在三星堆二号坑中也有出土，被称为边璋，只是刻划的图案不同。这件器物两面分别用极浅的线条刻划出了两组对称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跪坐人像、两道云雷纹、四条平行线纹构成。人像头戴高冠，高鼻、立眼、阔口、方耳、方颐，身着长袍，双膝着地，左手持握肩扛器物。人像头部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极为相似。人像肩扛之物应是一根完整的象牙。肩扛象牙人像图案的发现，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金沙遗址的巫师们肩扛着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景，为我们记录下来了象牙在祭祀中的使用方法，所以非常重要。

（左上第二组展柜）

钺是先秦社会中象征君王政治军事权力，体现威武的仪礼性用器。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几件玉钺制作精工，品级极高，深刻地表现出其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

这件玉钺其外形似璧，中有一圆孔，两侧出牙饰，刃部双面磨制呈连弧形，这类钺也有时被称为璧戚。这件玉璧戚形态别致，相似的器形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这类器形态渐向瘦长发展，制作也变得较为简单，连弧形四段式刃的作法在商代后期就已消失。此件玉器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早到夏代，或许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制品流传至金沙。从考古资料看，这种器类发现相当少，已发现的几例都出于墓葬中，墓主人身份、地位较高，一般选材精良，做工精细，可能具有军事权力的象征意义。金沙遗址目前所发现的众多玉器中也只有一例，同时这也是四川地区的首次发现，可见此类器物的稀有和尊贵。

兽面纹玉钺在器物的两面雕琢有对称的上下两部分纹饰。上部纹饰以兽面纹为主，兽面纹由呈倒八字形的双角，外卷的尖耳，八字形的双眼组成，兽口中露出三组对称的利齿。兽面纹的外侧装饰变形夔纹，兽面纹下方有两条平行直弦纹。下部纹饰装饰在器身的两侧，由五组对称的卷云纹组成。该件器物的纹饰刻划手法多样，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玉工已能利用娴熟的技巧，创造出舒展、繁复的纹饰。两部分的纹饰线条均以双勾阴线纹为主。兽面纹的双眼、鼻尖、下颌、嘴部用双阴线勾勒，其眼部纹饰刻划线条中有“毛刀”（阴线反复琢刻，形成多道细如毫发的细线）现象。这种双勾阴线纹是商代后期玉器上普遍出现的线纹。此器在其兽面纹的四周还采用了减地的方法，即把阴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这样就使双阴线部分高出一些，从而形成浅浮雕的效果。从材质来看，该件器物的玉材来自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应为本地制作。但其上的兽面纹确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容器上的典型纹饰，很明显又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这件十节玉琮的玉质为青玉，晶莹体透。器物上大下小，器表分节分槽。全器共分十节，每节以器表的转角为中轴组成一个简化人面纹。阴刻细密平行线纹的长方形横棱表示羽冠；管钻琢出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眼睛和眼珠；长方形的短横档上有形似卷云纹的几何形图案，表示鼻子；下面分节的缺口部分表示嘴。整器共计四十个人面。这件玉琮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是在琮的一面上端线刻有一人形符号。人形头戴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这可能就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这人的身份或者是氏族的祖先神，或者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这件器物打磨平滑光润，器物制作十分规整。从形制、纹饰、琢刻工艺上看是典型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风格，与江苏寺墩3号墓、草鞋山198号墓和上海福泉山40号墓的年代相近，距今约4000年左右。从玉质上看，这件玉琮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它玉器玉质有显著的差别，可以认定其不是本地制作的产品。器表有较多的无规则划痕，人面纹的羽冠阴线多已不存，可能是长期盘玩结果，因此推测这件玉琮应是辗转流传下来的典型良渚文化玉琮。有两个疑问，一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时代为公元前2000多年，较金沙遗址早了整整1000年；二是金沙遗址与长江下游地区遥隔1000多公里，这件玉琮是如何跨越一千年的历史长河，经过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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