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泯灭_读乔治_奥威尔的_一九八四_

人性的

蔡

晖

泯灭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读乔治·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摘要：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素来被外界认为是

反乌托邦文学、反极权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于这部作品里的政治寓意，已经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本文力图从“人性”的角度，对《一九八四》中所表现出的作者对于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的观点进行阐述，揭示奥威尔作品带给读者的人性震撼力。

关键词：《一九八四》极权主义人性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原本可以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的他，因为个人的追求和信念而一生贫困潦倒，在四十七岁那年英年早逝。奥威尔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给世界的伟大作品，直到今日还深深地影响和震撼着世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九八四》。

一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认为这部小说针对的是某个具体的年份或是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其实奥威尔自己说过，以“一九八四”为书名，并没有任何时间跨度上的针对性，他只不过是将成书的1948年这个年份中的两个数字调换了一下位置而已。小说虚构了发生在对于彼时世界来说还是“未来”的1984年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分别是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这三个国家都处于极不稳定的交战和停火的状态之中，都处在独裁者的高度极权统治之下。故事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住在大洋国的伦敦，是大洋国唯一的政党，但他不是核心成员———用书中的话说，是“外党”成员之一。温斯顿为大洋国真理部工作，每天埃伦是一个与梅相对照的形象。她更自信、成熟，有着更多的阅历。与梅的虚伪纯真相比，她的纯真来得更真实。一个纯真的人应该真实面对生活，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不虚伪，不做作。埃伦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她反对传统习俗、追求独立人格、向往自由生活、具有叛逆精神。虽然她的生活很不幸，但她对自身意志的自信与坚持、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使她从未放弃过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她的思想敏锐、深刻，敢想敢说。她敢于说圣奥斯特雷公爵是她见过的最愚蠢的男人，敏感地觉察到范德卢顿夫妇之所以这么有威望是因为他们很少接见客人。她让纽兰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她的出现让纽兰越来越深切地感受他所处社会的缺陷（仲敏义，2005：68）。埃伦的纯真还表现在她的善良。即便亲人都排斥她，都反对她离婚，但她始终对他们抱着感激的心，所以她不能接受纽兰的爱，因为那样会伤害曾经帮助和关心她的家人。此外，她不为上流社会的道德偏见左右，用宽容和同情对待这个社会的失败者，比如博福特太太。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女人，我们怎么能说她不是那个时代最纯真的人呢？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华顿笔下的纯真年代其实并不纯真。她这样命名她这部小说旨在暗示读者，在老纽约上流社会伪纯真的面具背后人性往往被扭曲，即使是纯真的爱情，只要不符合它的道德习俗，也将被扼杀。在《纯真年代》里，华顿以其鲜明的背景，幽默的讽刺，犀利的笔锋，以及深刻的含义真实地展现了19世纪纽约上流社会女性的遭遇和男性的困惑，从而对旧纽约上流社会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讽刺和批

215006）

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上面发布的最新指示和消息，及时更正已经出版的报刊上的旧消息，这样无论真实的情况与当初报纸上报道的有什么出入，“党”所作出的决策和计划都是英明的，工作的结果都是伟大的和胜利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党”和“党”最高领导———“大哥”的崇高地位和永久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无处不张贴着“大哥”的巨幅海报，而每一户人家家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的愚昧无知的无产者除外）都安装有电幕，使得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党”的监控之下，没有任何自由和个人思想，一切都要服从“党”的意志。温斯顿由于童年的记忆仍模模糊糊地存在，经常与“党”所讲述的关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发生矛盾，从而逐渐对“党”、对“大哥”产生了怀疑，直至最后走上了“叛党”这条不归路。在这期间，他还和在同一座大楼里的小说司工作的女青年茱莉亚产生爱情并偷偷发生了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被“党”的思想警察所发现和监视着。一直被温斯顿认为是同道中人的奥布莱恩其实是“党”的内党核心成员，通过布设陷阱，他抓住了温斯顿叛党的证据，对其施以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了“洗脑”的工作，将温斯顿改造成为“大哥”的忠诚追随者和“党”的忠诚拥护者，也永远抹杀了温斯顿身上的人性，将他变为了行尸走肉。

二

由于小说成书于1948年，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东西方的冷战又已经拉开了大幕，再加上小说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乔治·奥威尔的这本书甫一面世就迅速被人冠以“政治小说”的名号，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统治下的前苏联的反苏小评（杨仁敬，2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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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浓墨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于极权统治泯灭人性的愤慨，以及作者自己对于人性自由的理解。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其流芳百世的短诗《自由与爱情》中，用极为简明扼要的语言总结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三样东西：生命、爱情和自由。而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世界中，这三样无一不受到极权统治的致命摧残。

（一）

“生命诚可贵”，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生存都是第一要素。在大洋国里，固然基本的生存是可以维持的，但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在小说的开头，温斯顿因为离开所工作的真理部而不能在食堂吃饭，在自家的厨房里，“他清楚厨房里除了一块深色面包之外，什么吃的也没有，而面包是他不得不省下来当明天早饭的”。面对这样的窘境，他只得放弃面包，而是拿出一瓶“胜利牌杜松子酒”，“倒了近一茶匙，强打精神，像吃药一样硬着头皮咽了下去”，以这样的方式，算是解决了午饭。而在单位的食堂里，饮食条件又如何呢？“一盆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牌咖啡，一小片糖精”，仅此而已。事实上不仅仅是温斯顿一个人如此，而是在整个真理部，整个伦敦以至于在整个大洋国，除了少数“党”的核心成员，人民最基本的果腹条件都是如此恶劣，而温斯顿能吃上这样的食堂配菜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食物尚且如此，生活其他必需品也可想而知。温斯顿在真理部碰到了调查研究司的同志赛麦，这个整日研究新话的专家问温斯顿借一片刀片，温斯顿匆忙地回答自己一片也没有，而实际上，他储藏了两片没用过的刀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诸如刀片这样的生活用品一直短缺，在“党”经营的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场上去搜寻才能搞到一些”。如果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那么发生这样的状况也无可厚非。非常讽刺的是，当普通群众为了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而苦恼时，大洋国的宣传机器却在一刻不停地向国民报道着国家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无处不在的电幕一次又一次地宣读着最新统计出来的数据，“与去年相比，食品、衣服、房子、家具、炒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孩子的数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和发疯之外，什么都增加了”。巨大的反差逼迫温斯顿暗中进行着反思，摆在他生活的这座城市里，“建筑破败阴暗，人民面带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到处是补丁的房子里，到处弥漫着一种烂白菜味和尿骚味”，整个伦敦简直就是“一个由一百万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这样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生活状况，便是由“党”和“大哥”所领导和治理下的大洋国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每个人都对“大哥”无比“热爱”。

（二）

比生命价更高的，或许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比美好的爱情。在《一九八四》里，不仅仅是爱情，就连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亲情，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友情，都被统治者无情地扭曲了。爱与性都是人的本能，在男女之间两者更是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可是在大洋国，除非你是自生自灭的无产者，否则你的本能欲望会永远遭到国家机器的压制，因为性爱创造了一片“党”无法控制到的区域，“党”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摧毁；从另一个角度讲，性本能的被压抑能够引发人的种种烦躁不安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而这一切又都能够被“党”利用转化成为战争狂热和领袖膜拜。女青年茱莉亚想向温斯顿表达爱意，竟然采用类似特工接头的方法，故意装摔倒，然后在温斯顿扶她起来的时候迅速将一张纸片交到他手上再迅速离开，不留任何痕迹。两人第二次的接触，则是在大街上观看枪毙战俘的人群里，茱莉亚利用喧闹的声音做掩护，草草地说了一声约会的地点和时间就走开了。温斯顿按照说明，第二天先搭汽车后搭火车再步行，不知离开伦敦有多远，走到一片没有人烟、没有眼线也不可能有电幕的地方，这才见到了茱莉亚。两个人在草地上完成了一次交合，可在温斯顿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两人之间的性爱，而是一种“能搞垮‘党’的事”，是“一次政治行

如果说爱情牵扯到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还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那么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按理说应该是世间最为纯真、最容不得玷污的情感。不幸的是，在大洋国，孩子成为了家庭里极不稳定的因素，成为了随时可能在父母背后捅一刀子的凶手。国家的统治机器超人般地领悟到了“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利用种种宣传手段，将许多正处于成长期、还不明事理的儿童教育培养成了政府在民间无处不在的耳目。温斯顿的同事和邻居帕森斯，是那种从来不想问为什么就对“党”充满低能的热情的和耿耿忠心的人，在这个愚忠的男人的成长履历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对“党”产生不好影响的事件记录，可以说是好党员、好国民中的楷模。可就是这样的榜样人物，在最后却也被投进了牢房，使得先于他被关进监狱的温斯顿吃惊得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可怜的帕森斯因为在睡梦中说了一句“打倒大哥”，被他七岁的女儿从钥匙孔里偷听到并告诉了警察，从而被抓走了。更让人觉得可怜和可悲的是，当提到自己的女儿时，帕森斯的神情里居然还带着些许的骄傲：“一个七岁的小孩儿，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怨恨她，反而我为她自豪，无论如何，这都说明我把她教育得不错。”不得不承认，“党”在抓儿童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假以时日，这些孩子会成长为对“党”和“大哥”更加忠贞不二的青年，成为“党”屹立不倒的基石；这些孩子也从人生的第一步开始就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人性，到最后，剩下的只有狂热和愚昧。

连爱情和亲情都被控制着，那么普通的人际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一句错话、一个可疑的神情、一个不自然的动作都会遭到别人的怀疑。前一天还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同志，第二天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而周围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提出疑问或是表示不解，仿佛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人认识，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大洋国每个月都要枪毙从战场上抓获的战俘，当卡车载着一车又一车面无表情的俘虏经过街头时，狂热的人群中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叫声；当刽子手放下绞刑的绳索，或是对着俘虏的脑袋扣动扳机时，观看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无比激动的泪水，每个人都在奋力地鼓掌，仿佛他们看到的不是恐怖的死刑，而是世间某种最美好的景象———或许在他们眼里，敌人的灭亡就是最美好的景象。没有人思考过大洋国正在进行的战争正确与否，没有人思索过他们在看的是一个个生命的消失，而那些生命和他们这些围观行刑的人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躯体，都有自己的家庭；没有人想过自己是否也有同胞被敌人抓住，也被施以和他们所看到的一样惨无人道的刑罚。“人道”和“人权”在这个世界里，就如同天方夜谭般不可能的事情。民众心中的怜悯、同情等人性中最基本的理信情感，早已在“党”的教化和恐吓下灰飞烟灭，他们心里剩下的只有对“党”的盲目的迷信，和对所谓的敌人的有如嗜血啃肉般的无比仇恨。

（三）

按照裴多菲在《自由与爱情》里表达的著名口号，超越生命和情感的更加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的自由。“自由”是一个广泛的定义，有行动自由，也有思想自由。在大洋国，行动自由是不存在的。处处张贴的“大哥”的巨幅海报，仿佛无处不在的一双双眼睛，无声地提醒你“BigBrotherIsWatchingYou”；而同时具备播放和监视两种功能的电幕，更是大洋国国家机器的制胜法宝。单位办公室里，个人的家中，街头的墙壁上，路边的灯柱下，几乎都安装有电幕。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虽然不能肯定自己正在被电幕另一头的警察监控，但电幕所带来的无形的巨大压力，使人无法越雷池一步，只能乖乖地在“党”所划定的圈子里行事。

没有了行动自由，而思想自由更如同痴人说梦般的不现实。大洋国里最令人发指的、也是全书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怕就要数“党”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了。大洋国政府信奉“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的真理，其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控制过去和现在。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每天都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对已发行的旧报刊上登载的新闻、数据等进行修改。举例说，上个月政府宣布下个月每人的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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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者主体性对比《爱玛》三个中译本

黄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娜

325000）

321000；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浙江温州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三个《爱玛》中译本，从原作和译作及各个译作之间在风格﹑语调﹑翻译方法变化的形式﹑标点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细微差异上探索了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讨论了译者在翻译《爱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爱玛》中译本译者主体性《爱玛》［1］，结构严谨，情节曲折；文笔细密，语言幽默；悬念叠现，妙趣横生，为中国人所周知。随着原著的普及，《爱玛》的中文版本也享有盛誉。笔者所选定的三个中文版本分别为刘重德、张经浩和孙致礼所译，在下文中分别标示为刘的译本［2］、力配额要提高到30克，但由于无法完成，便通过真理部进行修改，将报纸上公布的数字改成20克，于是到了下个月该检查目标是否达到的时候，人们会欣喜地发现在“党”的带领下，每人每月20克的巧克力配额果然实现了，人们更加热爱“党”了。如果有人依稀记得当初“党”公布的数字是30克，那么请看报纸吧，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20克。以此类推，无论“党”想说什么，都可以对历史进行“修改”：“党”说飞机是革命成功后“党”发明的，没错，书上是这样写的———请注意不要相信你自己模模糊糊的记忆，记忆会错，书是不会错的；“党”说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过盟，是的，大洋国一直和欧亚国处于交战状态，虽然你脑海中还刻着四年前报纸上刊登的“大洋国与欧亚国结盟”的消息字样。总之，凡是可能涉及政治意义或是思想意义的一切作品、文献，只要是不符合“党”当前的观点，都被禁止保留，都会遭到修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大洋国的人民对于历史的记忆完全被“党”所控制，他们不会对“党”产生任何怀疑，因为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党”一直领导着大洋国顺利前进着，没有错误，没有失败，只有无数被光环笼罩着的巨大成功。

既然能够控制过去，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能控制现在。“大哥”的海报和电幕只能看到你在做什么，不能看到你在想什么，没关系，大洋国有无数的“思想警察”，明的暗的，在时时刻刻跟踪人民的思想。这些人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交心的朋友，也可能是你至亲的家人。思想上的波动总会反映到现实行动上来，这就为思想警察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每周的“两分钟仇恨”集会上，所有人都会对着大屏幕上的人民公敌戈德斯坦因发出世间最毒恶的咒骂，对随后出现的“大哥”头像发出内心深处最诚挚的万岁声。而温斯顿由于心中若有所思，在身边所有人都激动万分时，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发生了漂移，与内党核心成员奥布莱恩的眼光相遇了。就是这样的一次四目相视，为温斯顿种下了日后被逮捕被折磨等恶果的种子。由于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温斯顿有时会到无产者所居住的街区去偷偷买一些东西。有那么一家店，店主是一个慈眉善目、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老头，曾经卖给温斯顿用来记日记的笔记本。当温斯顿再次来到店里时，老头非常客气地和他进行交流，谈到了从前的岁月，还将阁楼租给温斯顿作为和茱莉亚幽会的场所。就是这个被温斯顿认为“可爱”的老头，正是思想警察中的高级警官，最终逮捕了温斯顿。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使得大洋国的民众不得不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人会去真诚面对哪一个人，甚至是自己的至亲。每个人都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这样正达到了“党”布设思想警察的目的：它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因为这无法控制。把所有的感情都交给“党”吧，普通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党”尽忠。

张的译本［3］和孙的译本［4］。

从刘重德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翻译是具有双重性的，不仅是科学而且又是艺术；而翻译也有自己的方法和规律，翻译的好坏与否依赖于译者本身的翻译技巧和艺术水平。他认为，归划和异化虽然是两种不同翻译方法，但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之间不可或缺；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具体的运用要根据实际，灵活运用［5］。与刘重德教授相反，张经浩教授不太注重翻译理论，更注重创造精神。张教授将翻译的重点归纳为：去掉翻译腔，求生动，求贴切，吃透原文敢于创造这四个方面。［6］孙致礼教授不仅在翻译实践上下足工夫，还没有行动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温斯顿被思想警察抓住后，他曾以为自己会被枪毙，可悲的是，他连选择死亡的自由都没有。大洋国不会轻易地杀死一个政治犯，因为肉体的毁灭对“党”来说没有意义，“党”需要的是政治犯们思想上的毁灭和重生，将“思想罪犯”改造成为对“党”忠贞不二的信徒。奥布莱恩将温斯顿的身体接上电极，反复向他灌输“党”的唯一正确性，只要温斯顿有任何的辩解或是还嘴，立刻施以酷刑，但不会将他杀死。身理上的巨大折磨和药物的致幻作用让温斯顿痛不欲生，大脑逐渐失去控制，直到最后完全丧失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对奥布莱恩的话听之信之，甚至就连2加2等于多少这样的问题，都完全听信他人的答案。在大脑听从外界摆布的情况下，奥布莱恩利用温斯顿最怕老鼠的弱点，逼迫他在致命时刻因为人的本性而哀求将老鼠撕咬的酷刑施加给茱莉亚，一手断送了温斯顿和茱莉亚的真诚感情。从101号牢房出来后，温斯顿目光呆滞，神情恍惚，自主思考的能力已消失殆尽，在惨白的阳光下，他终于发现自己已经战胜了自己，自己是如此地热爱“大哥”。一个鲜活的灵魂从此在世间不复存在，“大哥”的信徒中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

作为一部寓言性质的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国家自然并不真正存在，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遭遇也许也并没有发生过———或许在一个黑暗的时期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曾经上演过类似的情景，不过这都不重要。乔治·奥威尔用这样一部作品，向世人展现了他想象出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恐怖场景，也让人深切感受到了人性被扼杀的惨状：人最基本的饮食、性爱、亲情受到控制，本应该自由奔跑的思想受到监视，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真情，每个人都成为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器人。如同书中描写的极权主义统治在当今世界可能不会出现，但人性的残缺甚至是泯灭却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难题。怎样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保持人的本性，而不被政治、战争、金钱等等因素干扰，或许是作者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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