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日知录》

顾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 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

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六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亭林余集》里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之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

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门生或朋友经营，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若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迷，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唆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了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

康熙十六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 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

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先生讲求经世之学，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与前史旁推互证，而折其中于六经。游历所至，以骡马载书自随，凡西北阨塞，东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检勘。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措意，则马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即又发书熟读之。放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取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旁逮文编说部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随录之，斟酌损益，不空言泥古，务质之今日所可行，垂二十年始就。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今偶获传本，书计百卷，密行细字，所自谓“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又别为备录”者也。惜虽造端宏大，而《郡国》仅具长编，颇疏义例；《肇域》又未遑删定，以成一家之言。

先生精于音韵之学，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来人之失，著《音学五书》：一、《音论》三卷，分十五篇，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持论精博。惟入声变乱旧法，后来音韵学者，愈阐愈密，或出其所论之外。要其发明古义，则陈第后屹为正宗；二、《诗本音》十卷，主陈第诗无叶韵说，不与吴棫《补音》争，而亦全不用棫例；列本证旁证二条，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举南宋来随意叶读之谬，至是廓清。三、《易音》三卷，以其音与诗音异，又或往往不韵，乃不如诗音之确，且有附会；然考核精当处，于古音不无有裨。四、《唐韵正》二十卷，以古音正唐韵之讹，逐字以求古吉，当移出者移出之，当移入者移入之。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但知有字之当入，而不知当出，以至今古纠牵，不可究诘；其体例特为明晰。五、《古音表》二卷，分十部——一东、冬、钟、江；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三鱼、虞、模、侯；四真、谆、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五萧、宵、肴、豪、幽；六歌、戈、麻；七阳、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淡、盐、添、咸、衔、严——凡以平为部首三声随之。其移入与割并之部附见其中。考以古法，多相吻合。另《韵补表》一卷，于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叶读之乖方，各为别注，得失自见。

先生兼嗜金石，当其足迹所经，荒山颓址，遇有古碑遗迹，必披蓁菅，拭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著《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每有欧、赵、洪、王所不及者。

先生生平精诣之书，无过《日知录》三十二卷。于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最有补于学术世道。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其去取谨慎、空诸依傍如此。晚益笃志经学，居华阴时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叙》，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排斥王派理学最力，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乃本朱子之说，参之以黄东发回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渠、象山者甚峻，作《下学指南》一卷。凡请讲学者，亦谢绝之。在关中对人曰：“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告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馀哉！”其宗旨所存，具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云；“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营学之事也；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失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康熙庚申，其妻殁于家，寄诗挽之而已。次岁，卒于华阴，年六十九。无子，自立从子衍生为后。门人奉丧归葬昆山。所撰著除上述外，尚有《顾氏谱系考》一卷，《菰中随笔》

三卷，《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馀集》一卷。高弟子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传之。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厘定者。（《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其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虽说抄书，却绝非如“文抄公”那样为抄而抄，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象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

《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奢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外《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未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明季实录》一卷，《圣安皇地本纪》二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日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正文·序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正文·卷一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也》，二曰《归藏》，三《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来》，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宋、齐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义《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步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依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 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志》：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博士淳于后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后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后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后人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馀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

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

者。

○卦爻外无别象圣人设卦观象而系之辞，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而夫子未尝增设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这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普炎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 《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月日，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

○卦变 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击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后》、《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

○互体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其说已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 《晋书》：荀ダ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尔。”

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惟《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

○六爻言位《易》传中言位者有二义。列贵贱者存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异位。而初上为无位之爻，譬之于人，初为未仕之人，上则隐沦之士，皆不为臣也，故《乾》之上曰“贵而无位”，《需》之上曰“不当位”。若以一卦之体言之，则皆谓之位，故曰“六位时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则卦爻之位非取象于人之位矣。此意已见于王弼《略例》，但必强彼合此，而谓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矣。《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九二君德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师出以律 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律即卦辞之所谓贞也，《论语》言子之所慎者。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虽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既雨既处 阴阳之义莫著于夫妇，故爻辞以此言之。《小畜》之时求如任、姒之贤，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阴畜阳，妇制夫，其畜而不和，犹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于独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为，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犹高宗之于武后也。

○武人为于大君 武人为于大君，非武人为大君也。如《书》“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之“为”。六三，才弱志刚，虽欲有为而不克济，以之履虎，有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于其君，其济则君之灵了民，不济则以死继之，是当勉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断ㄕ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过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人主所居谓之邑，《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臣附于大邑周。”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是也。《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后，

一人仅亦守府，而号令不出于国门，于是焉而用师则不可，君子处此，当守正以俟时而巳。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师而歧之兵直犯阙下。然则保泰者，可不豫为之计哉。 《易》之言邑者，皆内治之事。《》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毕公“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者也。《晋》之上九曰“维用伐邑”，如王国之大夫，“大车槛槛，毳衣如”，国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为自治则同，皆圣人之所取也。

○成有渝无咎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于宫。《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虑人之有过不能改之于初，且将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虽其渐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犹可以不至于败亡。以视夫迷复之凶，不可同年而论矣。故曰：“惟狂克念作圣。”

○童观其在政教则不能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笾豆之事；其在学术则不能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而所习者占毕之文。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小人则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为之则吝也。

○不远复《复》之初九，动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至一阳之生而动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颜子体此，故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慎独之学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夫亦择之于斯而已，是以不迁怒，不贰过。

其在凡人，则《复》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苟其知之，则扩而充之矣。故曰：“《复》，小而辨于物。”

○不耕获不杨氏曰：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是故初耕之，二获之，初之，二畲之。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而畲者。其曰不耕不，则耕且，前人之所已为也。昔者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既历三纪，世变风移。而康王作《毕命》之书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无所事矣。击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经》之业，集君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虽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无终之述之者，是耕而弗获，而弗畲也，其功为弗竟矣。六二之柔顺中正，是能获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为而不自多也，犹“不富以其邻”之意。 ○天在山中张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而况初之居下位，未命于朝者乎！“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所谓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矣。 ○有孚于小人君子之于小人也，有知人则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断，坚如金石，信如四时。使忄佥壬之类皆知上志之不可移，岂有不革面而从君者乎？所谓“有孚于小人”者如此。 ○损其疾使遄有喜损不善而从善者，莫尚乎刚，莫贵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赖初之刚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断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阴，皆是道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岁日，则治不成；为学者日迈而月征，则身将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为言，遄之谓也。故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

○上九弗损益之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诗》曰：“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

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为依迁国在无事之国而迁，晋从韩献子之言，而迁于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国而迁，楚从子西之言，而迁于若阝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之乱。盛治之极，而乱萌焉，此一阴遇五阳之卦也。孔子之门四科十哲，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盛矣，则《老》、《庄》之书即出于其时。后汉立辟雍，养三老，临白虎，论《五经》，太学诸生至三万人，而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为之称首，马、郑、服、何之注，经术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兴于其世。是知邪说之作与世升降，圣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系于金，柔道牵也。”呜呼，岂独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包无鱼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五行志》以为鱼阴，类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从君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鱼乱于下，鸟乱于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刘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一阴在下，如瓜之始生，势必延蔓而及于上五，以阳刚居尊，如树杞然，使之无所缘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颦笑有时，恩泽有节，器使有分，而国之大防不可以逾，何有外戚、宦官之祸乎！ ○已日《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当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已为变改之义者，《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注：“内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变改，皆为谨敬。”而《汉书·律历志》亦谓“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是也。王弼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为“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 ○改命吉《革》之九四犹《乾》之九四，诸侯而进乎天子，汤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故曰：“信志也。” ○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获其身”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艮其限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捍格而不通，则忿忄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孔子恶果敢而窒者，非独处事也，为学亦然。告子不动心之学，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孟子以为其弊必将如蹶趋者之反动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说也。君子之学不然，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无熏心之厉矣。 慈溪黄氏《日钞》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为之说，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又曰：“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摄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参商，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

者。一人之身已兼备之，而欲尤人之不我应，得乎？”此皆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乃周公已先系之于《易》矣。

○鸿渐于陆“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安定胡氏改“陆”为“逵”，朱子从之，谓合韵，非也。《诗》“仪”字凡十见，皆音牛何反，不得与“逵”为叶，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当作“陆”为是。渐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进，故反而之陆。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而未尝不践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于人君，而其身则与一国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象也。朱子发曰：“上所往进也，所反亦进也。渐至九五极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杨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故皆曰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以退为进也。”巽为进退，其说并得之。 ○君子以永终知弊读《新台》、《桑中》、《鹑奔》之诗，而知卫有狄灭之祸；读《宛丘》、《东门》、《月出》之献计献策，而察陈有征舒之乱。书“齐侯送姜氏于欢”，而卜桓公之所以薨；书“夫人姜氏入”，书“大夫宗妇觌，用币”，而兆子般、闵公之所以弑。昏姻之义，男女之节，君子可不虑其所终哉！

○鸟焚其巢人主这德莫大乎下人。楚庄王之围郑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赞之，犹以“满招损，谦受益”为戒。班师者谦也，用师者满也。上九处卦这上，离之极，所谓有鸟高飞，亦传于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闻谏争之论，灾必逮夫身者也。鲁昭公之伐季孙意如也，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于是叔孙氏之甲兴，而阳州次、乾侯唁矣。“鸲鹆ず鹆，往歌来哭。”其此爻之占乎？

○巽在床下上九之“巽在床下”，恭而无礼则劳也。初六之“进退”，慎而无礼则葸也。 ○翰音登于天羽翰之音虽登于天，而非实际。其如庄周《齐物》之言，驺衍怪迂之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乎？以视车服传于弟子，弦歌遍于鲁中，若鹤鸣而子和者，孰诞孰信？夫人而识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乱，岂非谈空空、核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过山之高峻，云雨时在其中间，而不能至其巅也。故《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侧。”或高或下，在山之侧，而不必至其巅，所以为小过也。然则《大壮》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尔雅》：“父曰考，母曰妣。”愚考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谓之妣，经文多以妣对祖而并言之，若《诗》之云“似续妣祖”、“畀祖妣”，《易》之云“过其祖，遇其妣”是也。《左传·昭十年》：“邑姜，晋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盖二十世矣。过其祖，遇其妣”，据文义，妣当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则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论此义。周人以姜原为此，《周语》谓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礼·大司乐》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诗曰：“似续妣祖。”笺曰：“妣，先妣姜原也。祖，先祖也。”或乃谓变文以协韵，是不然矣。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辞屡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本义》：“我者，文王自我也。”

○东邻驭得其道，则天下皆为之臣；驭失其道，则强而擅命者谓之邻。臣哉、邻哉？邻哉、臣哉？

《汉书·郊祀志》引此，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 ○游魂为变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夫子之答宰我曰：“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凄怆。”所谓游魂为变者，情状具于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

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归也，张子曰：“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此之谓归。”陈无巳以游魂为变为轮回之说，辨之曰：“长生而不化，则人多，世何以容？长死而不化，则鬼亦多矣。夫灯熄而然，非前灯也。云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复有生，岂前生邪？”邵氏《简端录》曰：“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味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 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故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状者如此。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托而生也。“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实，而诚之不可扌也。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一日之昼夜也。寒往暑来，暑往寒来，一岁之昼夜也。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一世之昼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继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 “天地纭，万物化醇。”善之为言犹醇也。曰：何以谓之善也？曰：诚者，天之道也。岂非善乎？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

○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而天下治”，变质而之文也，自黄帝、尧、舜始也，故于此有通变宜民之论。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人之为学，亦有病于憧憧往来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内文明而外柔顺”，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陈之厄，弦歌之志，颜渊知之，而子路、子贡之徒未足以达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于是矣。

○易逆数也数往者顺，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所设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虽然，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刘汝佳曰：“天地间一理也，圣人因其理而画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为变以占之。象者，体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为往，往则有顺之之义焉；未然者为来，来则有逆之之义焉。如象天而画为《乾》，象地而画为《坤》，象雷、风而画为《震》、《巽》，象水、火而画为《坎》、《离》，象山、泽而画为《艮》、《兑》，此皆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也，不谓之数往者顺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

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

或曰：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曰：以“顽民”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误也。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东征之役，其诛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谋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迁。而所谓顽民者，皆畔逆之徒也。无连坐并诛之法，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不忍弃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顽民”。其与乎畔而迁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谓“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是也，非尽一国而迁之也。或曰：何以知其为畔党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敌百姓也，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

上古以来，无杀君之事。汤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纣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纣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当时八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无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后乃安于纣之亡，而不以为周师之过，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无余恨焉。非伯夷亲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其时异也。

《多士》之书：“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亡国之民而号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可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梦，其谁信之？殆即《吕氏春秋》载夷齐之言，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者也。 《孟子》引《书》：“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后儒虽曲为之说，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责，今我当顺民心，以诛无道也。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似为纡曲。 ○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后之人君骄恣惰佚，于是有辇而行国中，坐而见群臣，非先王之制矣。

《吕氏春秋》：“出则以舆，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宋吕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实录》：“吴元年，上以诸子年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屦行滕。每出城稍远，则马行其二，步趋其一。”至崇祯帝，亦尝就祷南郊。鸣呼！皇祖之训远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传》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二说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之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为得也；《绵》之诗上称“古公父”，下称“文王”，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文已称王，而《大传》之言未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举兵之日，已称王矣。故类于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非史臣追书之辞。后之儒者，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非

也。然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时，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 ○彝伦“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龟从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

○周公居东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微子之命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鸣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

○酒诰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

○召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 ○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汝其敬识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惟尔王家我适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而“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自“狄设黼、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盱先王之庙也。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

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矣。○矫虔《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秦秋以后，秦盖中衰。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

○古文尚书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

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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