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之比较

近代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之比较

黄毅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1）

《许昌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摘要］近代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重要社会思潮。比较两者，可以看出：近代经世思潮批判现实，倡言改革，振兴实学，而且关注夷情。洋务思潮继承和发展了近代经世思潮，提出了变局观、自强求富观和人才观，以更加理性和客观的眼光“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近代经世思潮向洋务思潮的转换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曲折前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经世思潮；洋务思潮；华洋并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9824（2006）01 - 0093 - 03

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重要思潮。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拟通过两者的比较，来考察它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

经世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亦可称为“通经致用”。其核心精神是面对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从思想史来看，经世致用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即已产生。［1］（P67）南宋以后，经世致用的观点逐渐式微，直至明末清初社会巨变，经世致用重又成为思想界的精神共识。鸦片战争后出现了讲求经世实学，追求广闻博览的风气。［2］（P9）许多有识之士面对危机，率先觉醒，于“举国沈酣之时”，怀“不胜忧虑之心”，“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3］（P55）万马齐喑的清代学术界，又响起了“经世致用”的潮声，沉寂已久的经世致用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晚清学术运动之主流。

经世派重视批判现实，倡言改革，振兴实学，而且关注夷情。崇尚经世致用的经世思想家以林、龚、魏为代表，其代表作有《明良论》、《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等等。对于鸦片战前的“通经致用”，魏源曾说过“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 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4］（P23 - 24）意思是掌握了儒学的士人利用经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这才是真正的“治术”。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但经世派改革内政的理论依据和救弊方案多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正像龚自珍所说的“药方只贩古时丹”，既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也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的窠臼。鸦片战争成为经世致用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之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林则徐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5］（P243）经世派痛定思痛，他们或“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求制驭之方；或为御侮而兴利，“师夷长技”谋国富兵强，提出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他们关注夷情，认识到“欲制外夷者，比先自悉夷情始”。［6］（P1）从而将经世致用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使经世致用思想增加了关注夷情的新视角，

大开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之风气。

随着经世思潮的变化发展，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逐渐出现了洋务思潮。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由洋务官僚和忧怀时事、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转型的重要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还给中国人提供了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7］（P201）洋务思潮的主要代表大都是从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化而来的，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到过经世致用思潮的熏陶。

洋务派主张通过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以自强。曾国藩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把义理为核心的宋学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对“西学”也抱着吸收和包容的态度。他早在 1860 年就提出了：“驭夷之道，贵识夷情 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8］（奏稿，卷12）第二年，曾国藩一方面主张“购买外洋夷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强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8］（奏稿，卷14）为了使国富兵强，他非常重视购置洋枪、洋炮、洋船，还兴办军事工业，不仅倡导，而且将之付诸实践。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十分 重 视 培 养 翻 译 人 才，认 为“翻 译 一事 系 制 造 之 根本”。［8］（奏稿，卷33）且提出：“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为我用 虽数万金不宜各也。”他的“师长所恃”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抵御外侮的动机。

其次，面对当时严重的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洋务派主张变祖宗之法，师夷长技，并提出了“中体西用”。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企业等活动，都是在“中体西用”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洋务派都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搞洋务的。如 1862 年曾国藩就倡言：欲求自强之道，须以修政事，求贤才，学作枪炮，学造轮舟为急务。初时，洋务派把“西用”的范围仅限于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技术及其工艺上，后来西用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也仅限于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相应的科学技术，并且这些技术都是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工具而被学习和引进的。此外，在道器观上，洋务派主张“道不可变”、“变器不变道”，这无疑对“变法自强”起了阻碍作用。

再次，洋务派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商品经济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认为振兴民族经济，应以“求富”作为“自强”的辅助。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本末观在洋务派那儿发生了动摇，提出了以工商立国，振兴商务，同外国展开商战的思想。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已从狭隘的军事工业扩展到工、矿、交通、通讯等社会经济领域。王韬看到，西国“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主张“广贸易以重货财”、“诚能通商于 泰 西 各 国，自 握 其 利 权 而 中 国 日见 其 富矣”。［9］（P391）陈炽亦把商务的兴衰看成国家兴亡的关键，“商务兴 亡 之 枢，即 邦 国 兴 亡 之 卷 也”，“富国 强 兵，非 商 曷倚？”［10］（P80）此外，洋务派还主张中国应“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制洋产”，“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洋务派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通过商战以维护民族经济和民族利益，这便是洋务思潮的求富观。

此外，洋务思潮的人才观是废八股，改科举，造就和选拔有用之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设特科以造就有用之才的主张。丁日昌于

1867 年提出了全面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将八股之制改为八科考试。曾国

藩认为：“师夷”应从教育开始，只有革新教育，振兴科技，以新方法培养，奖励、提拔人才，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据容闳回忆，当时会集在曾国藩安庆大营的，“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专门家无不毕集”。［11］（P110）著名的科技人才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为了进一步学习与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他选派留学生，在近代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

二

综观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的转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脉相承。它们在形式上虽有差别，但在内容上是有承接的。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一，“务实致用”的价值观相同。经世派和洋务派都注重实功实效，鄙弃空谈心性，使学问能够真正解决现实社会中重大的实际问题。嘉道年间的经世派多本着儒家经世精神，以经术作政论，其学以今文经学为本，而及于史学及诸子之学，不必拘一祖之成法。洋务派不仅对中国面临的空前大变局有敏锐觉察，而且作为清朝封建统治的支撑者，他们怀着强烈的经世目的，力求采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其二，经世派和洋务派都从属于地主阶级。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以维护现存的封建王朝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为己任。其三，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发生的背景都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空前大变局之际。乾嘉以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导致吸毒成风，社会风气腐败，整个社会进入衰世。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更使国人震撼。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 所 以 自 湔 拔，经 世 致 用 观 念 之 复活，炎 炎 不 可抑。”［3］（P52）洋务思潮出现之际，清王朝统治腐败不堪，外国侵略者疯狂入侵，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其四，经世派和洋务派都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性。经世派通过了解夷情和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制驭西方侵略者，必须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魏源指出西方长技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洋务派重视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技术及其工艺。洋务派首先从军事工业入手创办近代工业。出魏源之右，曾国藩把创办军事企业称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其五，经世派和洋务派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水平仅限于器物层面。林则徐作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翻译编写《四洲志》，率先将“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魏源紧随其后，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经世致用，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从“知夷情”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器”，而彻底排斥西方的“道”，坚决维护中国的纲常名教，以中国的伦理名教为本，辅以西洋的技艺为用。

三

洋务思潮是经世思潮的拓展与升华，它作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一次低阶段、多层次地学习西方，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思潮，其内容与经世思潮的内容相比较，既有承接又有转换。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夷”地位的转变 洋务运动处于国际环境巨变和强烈的民族危机的压迫下，这就决定了在经世致用思潮中只居于较次要地位的“师夷”在洋务运动中则成为主旋律。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洋务思潮对经世思潮的发展。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叙文中明确地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 夷 而 作，为 以 夷 款 夷 而 作，为 师 夷长 技 以 制 夷 而作。”［4］（P207）他指出要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努力探索“尽得西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途径。

但“师夷”在经世思潮中只居较次要的地位。经世思潮的侧重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二是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诸大政；三是探究边疆、域外史地以筹边御外；四是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史”。其中“关注夷情”、“师夷”只居其次。而洋务思潮中“师夷”以成为主旋律。洋务派把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打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以制洋器练兵为核心，首先倡导设立兵工厂。在 70 年代中后期又提出“求富”口号，开始将运动重点转向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开矿、筑路、架线、通航、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的高潮。

（二）经世派的“历史变异观”发展到洋务派的“变局观” 嘉道年间，大清帝国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大乱将临的危局中，“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2］（P107）鸦片战后，“天朝上国”敌不过“远洋夷敌”。这残酷的现实刺激了国人。魏源运用历史变异观，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就连礼乐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13］（P295）这无疑冲破了

“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一些官僚士大夫继承、吸收、深化了历史变异观，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变局观。认识到“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1861 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4］（P31）薛福成于 1865 年上书曾国藩，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曾国藩认为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李鸿章也认识到变革是历史发展潮流。他说：“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积于危弱终无以自强。”可见，洋务思潮的变局观着眼于历史演变，

立足于社会现实，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趋势，是洋务思潮求强求富的时代要求和理论依据。

（三）“中体西用”文化观在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中的发展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包含了看到并承认西方的长处，学习西方“长技”以抵御西方侵略。但魏源在主张“师夷长技” 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对“夷教”，即不学西学之义理，但学西学之技艺。因而魏源的主张可视为“中体西用”文化观诞生的思想渊源。而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驭夷为天下第一要政”的“本辅论”。首创以“中体西用”类型的论式来提倡西学，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为价值。在确保“伦常名教”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陋习，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之为富强之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指导下，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企业以求强求富。“中体西用” 文化观的内容大有发展。

（四）经世思潮中的“西技”到洋务思潮中的“西学”的转变 魏源的“师夷长技”只是为了“制夷”，而洋务派却把“师夷”作为“自强”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洋务派产生了关于“西学”的概念，较之经世派的“西技”要深入多了。魏源把战舰、火船和养兵练兵之法视为“夷之长技”，主张加以学习，即所谓学习“西技”。而洋务派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自强观包含学习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的新内容，还包含创办军用民用企业，如兴办工厂、矿山、近代交通运输、电讯等民用企业来发展国内外贸易以求富。这不仅涉及军事技术及与之有关的生产技术及其工艺，而且包涵西方先进的生产

技术及相应的科学技术。洋务派还进行了改科举、办学堂、译西书、遣留学、派公使等一系列活动。

（五）从经世思潮的“华夷之辨”到洋务思潮的“华洋并举”的转变 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和龚自珍等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一般加上兽字的偏旁或犬字的偏旁，但在 70 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很少出现，而“夷”字的运用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甚至中英续订的《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有如下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5］（P1）丁日昌称西方为“外国”，奕訢和薛福成则称西方为“西洋”。60 年代以后，“洋务”、“西学”之类的褒义词代替了“夷务”。“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这种中心王国的观念在士大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从而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

综观经世思潮和洋务思潮，经世派的功绩在于打破了两百年来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为洋务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经世派试图通过提倡经世之学来挽救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或寻找社会发展的新出路。他们治经与治史相结合，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社会相结合，敢于立足现实、抨击时政、揭露黑暗，关心国计民生，要求改革。而洋务派深受经世实学传统的启迪，本着务实与变通的精神将经世致用之学发展改造为接纳西学、富国强兵的有力思想武器，不仅继承了林、魏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洋务派发展了经世派的“经世致用”和“筹制夷之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更加理性和客观的眼光“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洋务思潮是对经世思潮的继承、发展与否定，也是对经世思潮的“拓展与升华”。从经世思潮到洋务思潮的转换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曲折前进、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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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849）：上卷第一分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practical utility and that of Westernization

HUANG Yi

（History Depart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 Abstract：The modern ideological trend of practical utility and that of westernization are the two mai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shows that the former criticize reality，initiated reforma- tion，develop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concerned about foreign affairs；the latter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former thought in that it proposed the points of view of changing system，self-improvment，wealth-pursuit，and looked at the wold with mor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eyes and learn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and the transfer from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practical utility to that of Westernization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ideological .

Key words：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Practical Utility；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Westernization；Chinese and westerniza- tion equality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41h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