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与“雄” -

论《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与“雄”

摘 要：本文结合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若干故事，从“奸”与“雄”的两个方面分析了曹操形象的两面性：一，从为政、处世和个人生活三个方面分析了曹操在民间“奸臣贼子”的来源；二，从用人、治国和文学三个方面分析了曹操的“雄才大略”。文中阐述了曹操性格奸诈狡猾，也肯定了他的积极的一面，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论证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一对曹操的公正评价。

关键词：《三国演义》 曹操 奸雄

关于曹操的形象一直备受争议。鲁迅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历史上的曹操与戏曲小说里的曹操是不相同的。应该还曹操以本来的历史面目。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郭沫若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可见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带有立场性的。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必须遵循历史，而受限于历史，内容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在明代的罗贯中固然不能对三国时期的曹操了如指掌，只能通过民间传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史书记载，学人品评与民间流传对曹操的看法为什么大相径庭？这就反映在事物的两面性上。

罗贯中在书中一开始就通过许邵之口对曹操的性格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重点突出了“奸”作为主导。描绘了很多有关曹操奸诈、残忍、自私、多疑的事例，但是在这些事例中却又不可避免地带出了曹操雄才大略的一面，这两方面前呼后应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得曹操这一形象更加丰满有特色。本文分别从“奸”和“雄”两方面，分析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

一、 奸

(一)为政：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谓尽人皆知，此为曹操“奸”的一大表现。汉献帝被董卓劫持后回到洛阳，发现“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汉献帝进退两难。此时，谋士荀彧出了个注意：“今天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听之大喜，随从其计，将汉献帝接入许昌，“盖宫室殿宇、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城郭、府库”。如此，汉献帝算是有了安身之地。然而，“自此，大权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奏天子”。有了汉献帝这块“挡箭牌”，曹操从此运用“君命”大耍阴谋。汉献帝畏惧曹操，暗中命董成除了曹操，董联络王子服、马腾等人共议除曹大计，而董成家丁向曹操高发，曹操入宫逼问献帝，缢死贵妃。为斩草除根，曹又赐药酒毒死献帝与贵妃的两个皇儿，还将自己女儿送进宫中做皇后，以监视献帝。心狠手辣，登峰造极。

董卓先前就绑架天子，号令天下，诸侯民众皆欲讨之，后有曹操有暗杀董卓之举动。后来曹操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实为效仿董卓，意在喧宾夺主，篡权夺位。诸葛亮舌战群儒时说道：“每一个人生于天地间，应该以忠诚孝道作为立身活命的根本，曹操家族世代为汉臣，食汉禄，不思报效汉室，反而图谋篡权，人人得而诛之。”

(二)处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曹操的千古名言，也是曹操的处世之道。曹操行刺董卓未遂后逃跑，一路被董卓追杀，后得到中牟县令陈宫的鼎力相助。陈宫以为曹操乃“天下之义士”，遂收拾盘缠，弃官追随曹操。行了三日，到了成皋，投诉在吕伯奢家。吕伯奢乃曹操之父曹嵩结义兄弟，算是曹操的叔父了，见是故人之子来到，吕伯奢自然喜出望外，急忙去买酒，并让家人杀猪款待。

曹操是个多疑之人，此时又被董卓追杀哦，听到“缚而杀之，何如？”以为要杀自己，变先下手为强，一连杀了屋中把人。当搜到初中缚有一猪时，方知是误杀。于是与陈宫匆匆逃走。路上巧遇沽酒而归的吕伯奢，曹操便一不做二不休，趁其不备将吕伯奢砍死，陈宫大惊，“知而杀之，大不义也。”此时，曹操便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般处世格言，一语点破了这个千古“奸绝”的真面目。

而对曹操这句处世格言最好的注释的例子，是之后的“吾好梦中杀人”的诡语以及杀杨修等事迹。“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至此，不少人以为曹操梦中真的杀人，只有杨修知道其中的奥妙，叹道：“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尔”。也因此，曹操对杨修愈发厌恶，继而起了杀心。后来，曹操越来越厌恶杨修，终以“惑乱军心”斩了杨修。

攻打袁术时，军粮紧缺，曹操命粮官王垕“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士兵皆言丞相欺众。曹操欲借王垕人头示众，王垕大惊“某是无罪！”曹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无虑也。”王垕想再说话，已被刀斧手押出杀之，头颅悬挂于高杆之上，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军中怨气解之。为了平息士兵对自己的怨恨，稳定军心，曹操杀了一个没有过失的人，他的奸诈狠毒令人心寒。

(三)个人生活：骄奢淫逸

曹操来到宛城，看见张济之妻貌美，不惜以甜言蜜语诱惑之，“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也”。并许以还都后扶为正室，每日与之交欢。其实张绣投降在此事之前，与张济之妻全然无关。以曹操当时的权位，对阶下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他的贪恋美色与狡诈本性可见一斑。当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志得意满时，个人的骄傲无比和刚愎自用便显露无遗。宴长江赤壁赋诗时，刘馥只不过指出“丞相何故说此不吉之言”，便引来杀身之祸。曹操还在漳河之上修建无比壮观的铜雀台，并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供自己晚年享乐。

二、 雄

(一)用人：唯才是举，任人唯贤

自古以来，但凡能成大事者。都是能容才，爱才，用才之人。古语有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那个诸侯群起，四方割据的乱世之中，曹操之所以能从一个起初只有五千人马的小小地方军阀迅速成长，历经几十年的东征西讨，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从而统一北方的大片土地。应当归功于他的爱惜人才，心胸开阔。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讲到刘备新野兵败，投奔了袁绍，刘关张三兄弟分离失散。关羽被围于城外土山之上，曹操对关公的神武仰慕已久，在讨伐董卓时见关公温酒斩华雄，便知关公乃不可多得的将才，一心想收为己用，苦于没机会。现在关公败在自己手上，正是天赐良机。于是他让张辽去劝降关公，虽然结果关羽答应了，但附加了三个条件，其中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第三条：“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样一来，曹操不是养虎为患再放虎归山吗？这种史无前例的投降方式——败兵之将有条件投降，曹操也应许了。回到许昌，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邀请关公，金钱美女更不在话下，最后连赤兔马都慷慨相赠。而关公虽在归降曹操期间斩杀了袁绍麾下的两名大将颜良与文丑，为曹操解了白马之围。但当他得知刘备下落后，便毫不犹豫的辞别曹操，前往投奔刘备。曹操非但没有强加阻挡，还亲自送行。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出来的举动，如果曹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那关羽怎能活着离开！而且关羽在离开中，过五关斩六将将曹操几员守城大将一个不留的杀了，然后扬长而去。若是别人遭受如此损失，定会马上起兵追杀，而曹操却召回了私自前往追杀关羽的夏侯惇，以常人难及的大度放走了关羽。其爱才如命也可见一斑。

第四十一回，赵子龙单骑救主，曹操的爱才之心更洋溢于表。当时，曹操在山顶观战，只见赵云所到之处，威不可挡。曹操命军士不准放箭，抓活的，但最终未能得到。在你死我亡的战场上，曹操非常欣赏赵云的神勇无敌。为了一个对自己能构成很大威胁的敌方将领，曹操可以发出“不准杀死赵云”的命令足以看出其爱才惜才的心胸是如何的博大，怎么不教人为之动容？ 再如，袁绍帐下的陈琳曾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文章。他下笔千言，洋洋洒洒，痛骂曹操，历数曹操的种种罪行，从曹操的祖先骂起，搞得曹操很没面子。后来曹操击败袁绍，俘虏了陈琳。手下劝曹操把陈琳杀了，曹操却因为赏识陈琳的才华，不忍杀他而将他放了，收为己用。我们再看看曹操的《短歌行》，其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流露出曹操爱才心切，求贤若渴的真情。曹操的爱才之心如此，谁可比之？俗话说：宰相肚里可撑船。在我看来，曹操的气量和胸襟恐怕要比宰相大的多吧。作为一个乱世中的封建统治军阀，若想独霸一方而虎视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那么爱惜人才，胸襟开阔是必不可少的素质。而曹操恰能以实际行动践行之一原则，使得许多人才愿意归顺于他，为他出谋划策，出生入死。

(二)治国：理政有道，赏罚分明

曹操出生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水兵败后，夏侯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

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

(三)文学创作：开疆辟土，独树一帜

曹操在用人治国上成就极高，在文学创作上也光彩绽放，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曹操本人特别喜好文学，《三国志·魏书》记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诗歌创作的最大成就，是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他继承汉乐府诗之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创写新内容，以当时社会现况为写作题材，此一作法不仅影响建安七子，亦间接影响唐新乐府运动。此外曹操奖掖文学，鼓励创作，极力招揽文人贤士，形成“邺下集团”。其中又以“建安七子”为最著名。曹操积极推动建安文学的发展，是建安文学的创始者和集大成人之一。

曹操诗词现存二十三首，皆为乐府诗，以四言为主。四言诗始自《诗经》，汉代文人喜以赋体写作，赋体遂成汉代表文学。汉赋盛行，而四言诗则日渐销沉，虽有乐府作品，惟皆为庙堂祭祀之作，过於严正，文体凝滞僵化，毫无性灵生气可言。降及建安，曹操诗歌志高才俊，以其慷慨雄浑之气，跳脱《诗经》文体之拘束，挥洒自如，自抒胸臆，不仅重振汉渐趋消沉之四言诗，更一扫秦汉以来的摹拟之风，超越诗三百篇风范而独树一帜。曹操的诗词在《三国演义》中也刻画着曹操本人的戎马一声。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所处环境。忠君思想是封建社会对封建臣民的最高和最基本道德律法约束。从这一观点，曹操同董卓、王莽一样，确实是奸诈狡猾，图谋篡权的“汉臣贼子”，其后一千七百多年在封建统治的中国，这种忠君思想依然深深地刻划在民众臣子的脑海中，所以曹操“奸”的一面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即人们一提到曹操，就先想到白脸奸贼。而曹操的个人能力和对后世的贡献确实颇为瞩目，如上述用人思想，治国思想，还有未提及的曹操兵败后不气馁，且能够东山再起的积极思想等，皆是后人称赞和学习的典范。加上其诗词的雄浑大气，在文学史上厚重的地位，曹操“雄”的形象则更加耀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评价历史人物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处环境，还有对后世的影响，对现代人的启示。虽曹操反面评价甚众，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对曹操最为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燕京出版社.2010年7月

[2] 刘天锡.《三国启示录》.天地出版社.2000年

[3] 葛楚英.《三国演义与人才学》.远流文化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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