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读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1）

吴语/文

高华教授是一位体制内的“独立型”历史学者，其代表作自然是“红太阳”一书。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共政治历史，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高华教授在军事历史方面的论著不多。近日读高华教授的论文集《革命时代》，其中一篇是《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对于“国民党因何在大陆失败”（或者说“共产党因何取得大陆政权”）这个“大题目”，主研中共政治的高华教授却不认同“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的所谓“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乃至台湾方面所持的“美国责任说”、“日、俄打击国民党说”等等。

高教授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高华教授在《前言》中提及对他影响至深的三本书。他说：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以及著名的《雪白雪红》）。高认为：“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当然，从高文可以看出，作者并非简单地根据上述三本书按图索骥，另参考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军队与战将

作为胜利者，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而作为失败者，蒋介石在台北草山也做过深彻反省，他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军队是靠统帅指挥的。

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高华教授认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

蒋介石在大厦将倾时徒叹到：“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其实，蒋介石麾下并不缺优秀的将领，关键看怎么用。蒋在用人遣将方面经常陷入“既用又疑”、“既疑且用”的怪圈。

在东北，蒋既怀疑卫立煌与中共有接触，却又没有果断换将。既用卫，又不采纳卫立煌“固守待变”的方略。结果，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擅长野战的林彪“东野”尽数全歼。

另一方面，“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

反观中共方面：

在出兵东北初期，中共中央也曾“糊涂了一下”。当时，中央未采纳林彪、陈云、高岗、罗荣桓、黄克诚等关于“大踏步后撤，以分散敌军”、“建立根据地”、“做长期战争打算”等正确的战略性建议。

中共中央曾希图“拒敌于山海关之外”而“独霸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也曾在“占领大城市”上浪费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宝贵时间。在“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时，也消耗了不少关内老骨干部队。

但很快，中共中央就清醒了。既清醒了，就不再犹豫不定。在民主联军主动从四平街撤离后的20多天时间内，中共中央就果断地对东北领导层作出组织调整：

任命林彪为统领东北党、政、军的最高首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原东北局书记彭真被调整为东北局副书记，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皆归林彪领导。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共的用人之道，令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调整后的东北统帅部着力创建根据地，首先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军事势态，继而率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全境，对中共覆灭整个国民党政权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东北全境解放后，中共中央对时局的预测，从“辽沈战役”前的“五年打败国民党”调整为“三年解放全中国”。

二、在大战的关键时刻，战区统帅靠前指挥至关重要。

国民党“军统”毛人凤在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时就提到： “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于 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

在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

再看中共方面：

在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街撤离后，总司令林彪住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参谋挂地图，架电台，以便及时收拢并指挥部队。

东北局机关进驻哈尔滨，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却停留在距松花江不远的五常县。

在其后长达两年半的东北战争期间，中共的东北统帅林彪携东北野战军总部长期驻在双城，而没有进驻繁华的大城市-哈尔滨。

“锦州战役”总攻发起时，林、罗、刘均在距锦州十几公里（敌炮火可及）的制高点帽儿山指挥所实地观察，并亲自指挥战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这对戎马几十年打下红色江山的元戎来说，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可此时，中共军队的两位最重要的将领林彪、彭德怀都没意气风发地站在天安门城楼。林彪在武汉带病指挥“衡宝战役”，彭德怀则在西安指挥西线大追击。

进退乃兵家常事。但在部队进、退之时，最高统帅的表现，却有云壤之别。这不能不令蒋介石唏嘘感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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