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晓：论文

中国地名的人文地理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研究

1 论文的主体研究内容 2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2.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地名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地方的名称代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生活生活中给自然地理实体、居民点和行政区划所起的称呼，只要曾经有人类存在或活动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地名。古往今来，地名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或经济活动都有重要的影响，可谓是一种传媒工具，任何社会或个人都离不开它。地名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一些地方进行命名；另一个是各朝各代民间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约定成俗的地名。

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沿革和变迁等一般都与该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地区地名的多少，一方面反映了自然实体区域分异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这种区域分异认识的程度。”地名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不但能够反映该地的地理类型，还反映出命名时代该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通过对地名的研究，相关学者可以恢复一些地域的古地理面貌，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区域特征以及演变和发展过程。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留下了极为丰富、万象纷呈而又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地名。这些在古人看来有着定位、指向作用的地名，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来说，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各类学科的研究者通过研究地名，挖掘其中隐含的信息。现代，人们对地名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曾经无人问津闲置在地名管理机构中的文件和档案，如今被社会各界拿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地名虽然包含有丰富的信息，但是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不方便人们查阅和检索。随着经纬网的产生，人们可以准确的确定地球表面任何一点的地理位置，从此地名在空间上有了更准确的定位。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了数字时代来临了，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在现阶段很多行业都有应用，很多研究地名的学者也将GIS技术应用到地名研究中，但是目前大部分地名研究仍处在定性描述上。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可以将中国地名分布直观的展现在地图上，通过空间分析技术并结合统计分析方法挖掘出隐藏在空间数据背后的规律和重要信息。

2.2 国内外研究动态

2.2.1 我国地名研究概况

我国历史悠久，地名的产生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人类逐渐产生语言的时代就有地名的存在。只是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可追溯的痕迹。文字产生以后，口语地名便被人类记录下来成了文字地名，地名的文字记载和地名研究也就开始了。我国地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先秦时代～秦汉南北朝时期～唐宋元～明

清时期～近现代等五个时期。

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出现了“地名”术语，这为地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可谓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里面都记载了大量地名。 “春秋三传”中的《谷梁传》最早提出了后世广泛使用的地名命名原则“山北为阳，山南为阳”,其中解释“京师”一词为“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意思是周天子的都城规模宏大、人口众多，所以才叫“京师”，开创了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

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涉及地名超过4 500处，并对40多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成为我国地名学研究的良好开端。汉代之后，地理书籍中的地名研究开始迅速发展，《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等均记载了大量地名并涉及了对地名渊源的解释。但内容最丰富、对地名渊源解释最多的著作莫过于南北朝时郦道元的《水经注》，全书地名大约2万多个，对地名渊源解释超过1 000多处，此书可以说是地名渊源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著作，也是我国古代地名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

隋唐以前地理总志虽已经出现，但是总体上不够成熟并且多容易佚散，唐宋元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成熟的地理总志和边疆地理著作，而且地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开拓。代表性著作有李泰编纂的《括地志》，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宋朝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大元一统志》、《大唐西域记》等著作。

明清时代沿用唐宋元时期地名编纂体例，有《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其中郭子章所撰《郡县释名》是专门阐释政区地名渊源的集大成作，不仅汇集了明代及其以前我国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第一次将散见于全国总志、府志、县志以及各种官、私修史书、案牒档册中的地名渊源解释汇集为一编，而且试图从总体上对复杂纷繁的地名县志进行综合研究，从中探索地面发展的某些规律。在这个时期，我们还受到西方经纬测量科学的影响，利用经纬测量的全国性地图也开始出现。

我国近代地名学的研究始于“清代考据学派”，20世纪30年代地名学研究出现高潮，1930年刘钧仁《中国地名大辞典》及1931年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属于工具书，随后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共同编纂的《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合称《申报地图》，是我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2]。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从整体上研究地名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建立地名信息系统及汇编有关地名资料，我国的地名开始标准化。1978年第一份地名专业杂志《地名知识》在山西太原创刊，随之各种地名研究的书籍和杂志先后出版，1982～1988年谭其骤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包含着大量历史地名研究成果。1995年成立了“中国地名研究所”，组织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是我国第一部以政区地名为主题的地图集。地名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记录人们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认识、利用喝改造全部过程，如同“活化石”一样。现代人们对地名研究

越来越多，并将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融入其中，探索地名背后的知识。 2.2.2 国外地名研究进展

19世纪后期地名作为一门科学首先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瑞士的埃格利在1872年和奥地利的纳格尔在1903年分别出版了著作《地名学》，1902～1910年吉列伦出版了《法兰西语言地图集》，促进了地名研究向地理学方向的发展。1926年多扎特出版的《地名起源和发展》中提出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来探讨地名的年代层序，自此研究地名的委员会、学会等各种组织机构在各国相继成立。现代各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地名进行数字化，运用信息技术研究地名。 2.2.3 GIS技术在地名研究中的进展

随着GIS在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我国在80年代初开始建立地名信息系统将各个地方的地名收集、整理，建立地名数据库。“2005～2006年，民政部规划地名司、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和解放军总参测绘信息技术总站联合开发《国家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该系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区划、地名、边界信息综合管理软件平台，用于建立内容完备、现势性强的国家地名数据库。”石鑫星等开发的基于MapInfo的地名信息系统提供数据查询功能，高裕山设计开发基于GIS技术的地名信息系统提供了图形加载、控制、编辑和地名查询功能。以前很多学者对地名的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GIS技术的应用，使得地名的研究开始走向定量化，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可以完成地名的显示、查询和编辑功能，并且展现了地名中隐藏的空间分布信息。2006年后一些学者将GIS技术应用到地名研究的论文相继发表。

3 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路线

3.1 创新点 3.2 研究路线

4 地名的特征

4.1 地名的本质特性

4.1.1 指向性

《地名学概论》中对地名的定义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可见地名最基本的特性是具有定位、指向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地理实体是具有一定的方位和空间范围的。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理区域，人们根据一些重要的地理界线将我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并命名。 “青藏高原区”是我国地势最高的地方，根据青藏高原边缘的山脉划分了该区；秦岭—淮河线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北为“北方地区”，以南为“南方地区”；然后根据400mm年等降水量线划分了“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 这些地区的命名完全依据“地名”具有定位和表示空间范围的本质特性。 4.1.2 社会性

另外，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一个地理实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

名”的命名、更名以及发展演变都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地名还具有社会性[3]。同一地理实体在历史发展过程有不同的地名，或者相同的地名随着社会发展所表示的地理实体范围不同。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这座城市被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强辟租界，期间上海市的很多地区和路段被强行用南洋国家的城市作地名或者以中国的行政省和城市命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的很多地名又恢复原名或重新订制[4]。又如在战国、秦汉时期，“山西”这一地名指的是华山以西，“山东”则指华山以东，北魏、后晋都活动在太行山以西，因而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元朝以后“山西”、“山东”地名中的山便特指太行山。

4.2 地名的文化特性

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它的命名方式具有普遍性。 4.2.1 普遍性

我国地名之多、分布之广，犹如恒河沙数难以估计，但是地名的命名方式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自然地理方面的命名具有普遍性。古人对地理实体的命名大多依据所处地区周围的自然环境。我国不仅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还是世界上河流众多的国家之一，地名中以山水命名的不计其数，几乎在每一个地名志里面都会有山水命名的地区。对山西境内古今564个县名分析后发现，以自然方面的山水命名的十分普遍，多达160个，几乎占总数的1/3。

二是有关人文地理特色的命名也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比如说“姓氏地名”，无论是我国大江南北，还是西北边陲，这类地名到处可见，俯拾皆是。姓氏与地名之间有着深厚的文化关系，一方面很多姓氏起源于地名，另一方面各种姓氏的人们南来北往，东西奔走，大量的地名又因姓氏而得名，因而带有姓氏聚落地名遍布九州；还有一些地名因人们的信仰而具有普遍性，清代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之间的统治地位，要求各府州县必须建造关帝庙，于是关帝庙达到了遍布天下的程度，几乎是“村村有武庙”，连边疆地区都有一座座关帝（公）庙；另外一些地名在一定时期内也具有普遍性，民国时期三民主义盛行，地名中也充满了当时的时代气息，如民权县、民生县、自由县等等；解放初期各地又有红旗乡、解放路、光明村等等。这些地名在当时可谓十分普遍，同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4.2.2 地域性

人们对一个地理实体的命名，都会受到所处的自然或人文环境的约束，一些地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首先，我国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使得我国的地名也具有区域性。地形崎岖、山地较多的地区地名通名中“山”字居多；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的地区地名命名含有“水”蕴意比较多。我国东北地区还被称为“白山黑水”，

这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一些地名也含有“白”或“黑”；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由于流水的侵蚀、下切，使得黄土地貌千沟万壑。“塬”是指平坦的黄土高原地面，塬流水侵蚀后分割出长条的塬地称为“墚”或“梁”， 墚地再被沟谷切割分散孤立形状像馒头状的山丘称为“峁”。这些都是组成黄土高原高出附近沟底的名称，深切在塬面下的河谷平原被称为“川”或“掌”等。因此，在黄土高原地区表现这一地理特征的“塬”、 “梁”、 “峁”、“川”或“掌”等常作地名中通名；我国南方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土壤呈红色，特别是在粤闽一带，地名含有赤、朱、红、丹等字也比其他地区多，如赤水、赤土、赤溪、红岭等；我国沿海地区的地名中通名多冠以岛、礁、滩、暗沙、海岭等；在河流的源头，地名通名中有“源”，在河口地区，地名通名中有“口”、“咀”、“嘴”等等。

第二，由于地域的差异，地区之间在文化渊源、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不同，地名的分布也具有区域性。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有很多地名是以人工建筑和设施命名的，地名通名中有很多镇、店、集，如景德镇、驻马店、沙河集等；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以自然实体命名较多，如崖、沟、岭等；在交通要道上，地名通名以关、桥、渡、港、津居多，如：嘉峪关、娘子关、天津、卞桥等[5]。相同的地理实体在不同地区的命名常有不同，我国天然湖泊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名称上千差万别，有的地方称“池”，有的地方称“潭”， 在江浙一带的称谓是“荡、氿、漾”。 4.2.3 民族性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集聚在不同的区域，并用该民族的语言或者风俗习惯给所在地区的各种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因此我国的地名中还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样是泉，蒙古语称Bulag(布拉格)，维吾尔语称Bulak(布拉克)，藏语称Qonggo(琼果)[6]，往往我们通过一些地名可以判断该地区的民族分布或者历史上曾居住的民族。汉语地名在结构上习惯专名在前通名在后，而傣语和壮语的地名则正好相反，如傣语的勐阿、壮语的弄力，按汉语的语序则为阿勐、力弄。

不同民族的地名往往反映了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古代蒙古族生活在蓝天白云下的大草原，放养着白色的羊群，吃用白色的乳食，蒙古人民认为白色是纯洁的象征，所以居住在白色的蒙古包，献的是白色哈达，还有很多表示白色的地名，蒙古语“查干”意为白色，据1976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记载，以“查干”开头的地名达204处之多。

一个地区如果有多种民族性地名还反映出过去我国多民族在此混合聚居。广西自古就是壮族集聚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民族也在此居住，如英瑶（英，乱石；瑶，瑶族）、英汉等[7]。地名还是民族留居的脚印，姑苏、句容、乌程、余姚、无锡等江浙一带的地名，是百越民族留下的越语地名；北京胡同是蒙古风俗的遗存。 4.2.4 稳定性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大，由于对海洋和空间的探索，出现了一批海洋和星球地名；村落的废弃，使旧地名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被遗忘；民族的迁徙，语言文字的发展，行政建制的变动以及历史上改朝换代或出于其他政治因素，常使部分地名发生变动，但是地名又有相对稳定的一面。有人统计过，历史上我国各代地名的变动一般在1﹪～2﹪，除了王莽时代之外，之多不超过3﹪[8]。有很多地名的比创造它的民族或最初表现它的语言寿命还长。例如在陕西省古今500多个县名中，存在2 000年以上的县名共8个，其中“蓝田”、“武功”、“华阴”是关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命名，“郑县”、“南郑”、“户县”、“眉县”、“长安”是有关人文地理方面的命名；而存在1 500年以上的18个县名、1 000年以上的33个县名和500年以上的77个县名中，自然地理方面的命名分别占61.1﹪、57.6﹪和53.2﹪，可见以自然地理命名的地名比以政治因素命名的地名存在时间长，一般来源于史实、民间传说的地名寿命也较长。地名的稳定性使得在命名时代反映在地名词义中的某些自然的、语言的和人文的特征得以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历史上当地的自然地貌、语言或人文现象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5 地名的分类

《荀子·正名》中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地名的产生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而逐渐形成并且约定成俗的，古代“河”、“江”专指我国的黄河与长江，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发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河”或“江”，就在“河”或“江”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修饰或限制词与原先的江、河相区别，黄河是根据河水的颜色命名的，长江是根据河流的长度命名。黄河、长江又分别是我国北方和南方最大的河流，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往往一些影响大的地理事物都会变成同类事物的代表，“河”、“江”便成了河流的通名。我国北方的河流大多称为“某某河”，如：渭河、汾河、辽河、桑干河、疏勒河等等；南方河流则被称为“某某江”，如：湘江、汉江、雅砻江、岷江、珠江等等。

地名的命名与一些自然、人文事物是有一定的关联，比如：沁源意指该地在沁水的源头。当然，地名在命名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山西省”的命名是以太行山为参照物的，如果当时选择以黄河为参照物，那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通过总结分析，地名的命名可大致划分两大类：一类是因自然因素而得名，一类是因人文因素而得名。

5.1因自然因素得名的地名

5.1.1 地理方位地名

人们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地，而古人选择的居住地大多依山傍水，对地理实体的命名也会选择特定的地理位置或者相应的参照物。我国古代

就有“山南水北谓之阳”，“山河以东谓之左，山河以西谓之右”，“高为上，低为下”等表示方位的原则。我国大量的地名都有一些含有方位的字词，如“北京”、“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像这样由方位词东、西、南、北、中、阴、阳、上、下、左、右、前、后、内、外、源、临、浦、滨等加上专有名词组成的地名，就是方位地名。

地理实体位于山河南北两侧而以“阴阳”命名的如：华阴、山阴、江阴、淮阴、衡阳、沈阳、洛阳、汾阳、咸阳等。

以地理实体为中心，用东、西、南、北、中、内、外命名的地名，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划中“河南省与河北省”位于黄河南北、“湖南省与湖北省”以洞庭湖得名、“山东省与山西省”以太行山为界而得名、彩云之南为“云南省”；还有一些市县名如鸡东、鸡西、淮南、淮北、衡东、衡西等；我国古代有很多关隘，有的以关隘作为参照物，也构成了方位地名，如关中、关外、关西、关东等。

以相邻位置关系而得名，位于参照物的始源地的地名，如：沁源、湟源、泾源、桃源、土柏源等；位于河湖之中的地名，如：辽中、河曲、河间等；位于山口、河湖之口或河流汇合处的地名，如：湖口、丹江口、合川、交口、合肥等；临近河流沿岸的地名，如：临汾、临沂、临河等；位于河边或海边的地名，如：江浦、黄浦、滨海等；与参照物的距离，如五里店、十里堡等。

根据两地的相对位置命名，如广东和广西、东辽河和西辽河、南京和北京、台北和台南、左云和右玉、上关和下关、外黄和内黄等。有的地名中还暗示了两地的关系，如邻近北京的望都县等。 5.1.2 地形地名

我国地形复杂多样，以地形命名的地名数量很多。在地名表示地形通名的字很多，如：山、峰、岭、冈、崮、丘、隰、源、坪、坝、甸、坡、岛、屿等大量出现在地名中[9]。

直接用山作为地名的如马鞍山、蒙山、璧山、凤山、平顶山、崂山、砚山等，这些含有山的地名大多都是境内或者附近有此山而得名；还有的省略“山”字而得的市县地名，如：霍州、五台县、桐柏县、锦屏县等。

有的地名是根据不同地形特征而得的，如：横峰、鹤峰、黄冈、虎丘、曲阜、风尾坝、半坡、葫芦岛、琉球屿等。 5.1.3 水文地名

水是生命之源，世界的文明起源于河流区域，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反映在地名上则是以水命名的地名数不胜数。在我国以水体作为地名通名的字有：江、河、水、川、渎、溪、津、涧、汀、沟、港、湖、泊、泽、海、潭、池、泡、淀、荡、浣、渚、泉、井、圳等。以河流而得名，如：黑龙江、浙江、牡丹江；漠河、蛟河、柳河；沁水、赤水、吉水；洛川、泾川、铜川；兰溪、龙溪、贵溪等。以湖泊命名的地名，如：青海、博湖、洪泽等。以其他水体通名得名的地名如：清涧、香港、琼海、湘潭、

平潭、甘泉、灵井、深圳、梅渚等。

因水清浊而得名，如浊水溪、清水河；因水面大小而得名，如洋县、湖口、泉州、井研等；因水的深浅而得名，如深井、深溪、深泽等；因水的温度而得名，如温泉、凉水、热水塘等；因水的盐碱度得名，如淡水、咸水沽、盐塘等；因河流的曲折而得名，如玛曲、河曲、曲江等；还有因水的颜色而得名如赤水河、红河、黄河等。 5.1.4 气候地名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特征复杂多样，自然风光气象万千，因气候因素得名的地方也是很多的。人们一般都喜欢温暖如春的季节，所以表示春暖的地名在气候地名中独占鳌头，如福建省有永春县，台湾省南端有恒春县，众所周知的是浙江的温州，这一地名确实概括了该地的气候特色。由于温州地处括苍山、雁荡山南部，阻挡了冬季寒冷的空气，又处浙江南部沿海，海洋性特征十分明显，因此温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提到贵阳，人们自然想到“天无三日晴”的谚语，每年阴天多达238天，由于阴雨多，日照也就少了，贵阳全年日照时数仅为1413个小时，平均每天不足4个小时，特别是冬天每天日照还不到2个小时，“贵阳”体现了该地阳光十分珍贵的意思；从“避暑山庄”这一名称即刻看出人们是为了躲避炎热的夏天，来到此地消暑，此地夏天肯定清凉；新疆的“火焰山”是我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地方，闻名便知其中热，据说炎热时山中沙堆能把鸡蛋烤熟。

除了地名中有表示气候的冷、热、寒、温以外，许多地名还有表示气候特色的雅号。我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因是我国雷暴日数最多的中心地带，被称为中国的“雷都”；哈尔滨因严冬长寒有“冰城”之称，重庆因雾多而有“雾都”之誉；云南昆明是有名的“春城”，西双版纳是“热带城”，拉萨是我国的“日光城”等。 5.1.5 土壤地名

因土壤的颜色而得名，人们在形容美丽的风景时总少不了“五彩缤纷”、“五颜六色”等词语，我国的地名也呈现五颜六色的特点，出现了众多的彩色地名。人们最为常见的颜色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加上黑、白、灰三色。

红（赤）色是三原色之一，我国红色地名丰富多彩，几乎各地都有红色地名。如赤壁、红崖洞、红土坡、丹霞山等；

橙色地名在我国及其罕见，目前并未发现；

黄色地名数量也比较多，因我国有世界上黄土分布最广的黄土高原，由此形成了黄岩、黄石、黄岛等；

绿、青、蓝、紫在我们生活中虽然常见，但是用这些字作为地名的却不多，因土壤颜色而得名的几乎没有。黑、白、灰三字在我国地名中也很多，但是因土壤颜色命名的却不多。

另外，还有些地名因土质而得名，如沙土集、沙窝、沙峪沟、 5.1.6 自然资源地名

因自然资源得名的地方大致分为：以植物命名、以动物命名和以矿产资源命名等。

我国地大物博，植物命名的地方俯拾皆是，有花卉地名：湖北的黄梅县、湖南的桃源县、山西的杏花村等，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有一个四季如春、风景赏心悦目的地方，藏族人民给该地取名为“墨脱”（藏语意思为花朵）；有水果地名：花果山、瓜州、荔城、橘子洲等；树木地名也丰富多彩，带有松、樟、梧桐、榕、柳等地名应有尽有，如黑龙江的松树沟、江西的樟树市、安徽的桐城、广西的柳州等；当然，还有很多以植物的其他部分命名的地名，这里就不多举例了。

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种动物也是十分熟悉，因而在地名中应用的也比较多。如：伏牛山、鸡西、鹤岗、蚌埠市、雁门关、虎跳峡等。

还有的地方以该地的矿产资源命名，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到开发，因此这类地名也十分的丰富。因《白蛇传》中“水漫金山”而文名远播的江苏省金山，在唐代时期一名高僧发现金矿而得名，还有湖南的黄金洞、安徽的铜陵市、黑龙江的铁岭等。

5.2 因人文因素得名的地名

5.2.1 建筑地名

中国悠久的历史沉淀了大量的人文景观，有的建筑至今被堪称卓越的创造和贡献。秦始皇时代开始修筑，到明代继续大力修筑的防御建筑——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沿途设置了山海关、嘉峪关等许多著名的关城，形成了许多因长城而产生的地名；中国园林历史悠久，一提到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珍宝，不得不提起园林建筑，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上海的豫园等。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都体现了中国人们的智慧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呈现了大量的园林地名。另外，还有寺院地名，如：陕西的法门寺、河南的少林寺、山西的悬空寺等；还有陵墓地名，如：河北的姜三陵、河南的夏陵、湖北的冯家陵等；还有很多建筑作为地名通名，如桥、厦、墙、厂、祠、堤、房、府、港、馆、廊、门、庙、牌、棚、栈、宅等。 5.2.2 姓氏地名

在我国的生活中“姓氏地名”可谓到处可见，像周庄、薛营、朱家店、张家港、杨家岭、杨村等等，有的姓氏来源与地名，有的因姓氏而得地名。 5.2.3 数字地名

数字在我国起源很早，数字地名的产生也不晚，在中国的地图上，可以看到零陵、半坡、一都、二峰山、三门峡、四棵树、五龙川、六盘山、七星渠、八义集、九寨沟、十堰市、百丈漈、千人桥、万年县、百万庄等这样的地名。有的表示地理实体的数量，有的表示地物之间的距离，有的表示所占的里程数，还有表示某地物的排列顺序等。 5.2.4 经济交通地名

我国许多地名还反应了当时的商业活动和集市贸易，形成了地名通名有：市、店、集、铺、街、场、堡、廍、仓、屯等；有的以交通形成的地名通名有：漕、津、渡、

埠等。如：茶店、十里堡、马市、牛街、五间铺、驻马店、天津、孟津、河津、乌江渡、普洱渡、龙家漕等。有的专门用“通”字作为地名更加反应了该地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如北京的通县，甘肃的通渭，内蒙古的通辽等。 5.2.5年号地名

以年号作为地名是每个朝代帝王的特权，我国历史上有过600多个年号，年号存在300多年后才有了年号地名。东汉献帝建安八年，割据了江东侯官县新设立一个县，就采用当年的年号“建安”（民国2年合并建安、瓯宁2县，各取首字命名为建瓯县，今为建瓯市）。历史上用年号作为地名的地方很多，但是流传至今的却不是很多，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瓷都”景德镇，就是北宋真宗“景德年间”用年号命名的地名，当时该地为皇宫烧制的瓷器，底部都有“景德年制”字样，逐渐被称为景德镇了。这种瓷器制作精美，工艺高超，“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就是形容该地的瓷器。

5.2.6 形象化地名

当我们的祖先开始给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地理实体命名的时候，还发挥了超凡的想象力，留下了许多形象化地名，这些地名是根据人们的感觉命名的，因而最能表达地名的特征并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名的作用。

有以人的整体身形命名的地名，如：巫山十二峰中有一根巨石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宛若一个亭亭玉立、俏丽动人的少女，故名神女峰；还有形似人五个手指头而命名的五指山；古代人们把位于山巅的池塘比喻为天的眼睛，在浙江西部山区有一座山名为天目山，因两座峰顶各有一池，左右相对如人的眼睛而得名；有形似人耳而得名的“洱海”；人们把江河汇流处、山岭的凹缺处称为“口”，产生了长江口、珠江口、张江口、周口、阿拉山口等一类地名。

“壶口”一名得来是人们看到黄河之水就像从一个巨型的壶嘴里面倾泻下来一样，位于渤海湾的“葫芦岛”两端宽，中间窄形如葫芦而得名。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形如动物某些特征而得名，如：马颈坳、耳朵堡子、牛头山等。 5.2.7 神话传说地名

神话传说即是古人幻想的产物，也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相传炎帝就是神农氏，为了发明医药而尝百草，最后中毒身亡，晚清以来人们传说神农氏是在大巴山为民采药而死的，所以今在湖北西部的自然保护区叫神农架；我国还有尧舜禹传说故事的地名，如湘江、娥皇峰、女英峰、会稽山等；古代帝王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而得的地名，如庐山、蓬莱市、秦皇岛、武夷山、天姥山等。 5.2.8 历史事件地名

我国有很多地名是依据当时国内大事件而命名的，在汉武帝时期，在今山西闻喜县收到南粤大捷的喜报，十分的高兴，就将该地命名为“闻喜”；今河北省的“平山县”得名于唐代平定安禄山的时候；大庆油田是我国第一大油田，原来此地一片荒芜，在国庆前夕3号探井里喷油，为了纪念这个时刻取名大庆，大庆市也因此得名。

5.2.9 意愿地名

地名中往往还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某种愿望和情感。在地名中，我们经常看到“定、和、安、平、宁”等字，如宁波市、永和县、安泽县等，表达了当时人们期盼社会安定的心理；封建社会倡导儒家思想，实施礼治、德治、人治，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忠、孝、礼、信、弟（悌）、廉、知、恕、勇、恭、宽、敏、惠等内容。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影响之大在地名中也可体现，如孝义、怀仁、仁和、礼义、信合、德化等等；“龙凤呈祥”、“寿比南山”、“龟”这些在中国人民观念都是美好、福寿的象征，地名中带有龙、凤、龟的很多。

6 地名的人文地理特征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在地球上占有一定的空间，是人类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指代特定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还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通过对地名的研究，还可以挖掘出该地过去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以及地理演变的过程，聚落的起源等，因而地名成了名副其实复原地理环境的“活化石”，可见地名资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

6.1 地名反映的“人地关系”

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是古人长期开发和经营的结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利用自然的同时还改造了自然，使得现在自然环境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些“地名”成为最好的历史记载，展现了当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6.1.1 表征区域自然环境的变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海桑田”等词句，让我们知道自然环境并不是稳固不变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或大或小都发生过改变。这些自然现象在地名的名称、分布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在黄河中游陕西省与山西省之间的大庆关（今在陕西省大荔东），是两省间黄河的重要渡口。大庆关之所以负有盛名是因为它曾多次从黄河西岸移动到黄河东岸，又从东岸移到西岸，成为黄河中游河道变迁的历史见证，所以便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众所周知“山南水北谓之阳”，而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却在汉水之南；浙江萧山北部突入钱塘江口和杭州湾中的半岛不叫“北沙”，而是叫“南沙”，这些地名至今都保留下来了，是对汉水和钱塘江改道的历史事实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中向外延伸最大的地区是“苏北海岸”，秦汉时期江苏和长江口之北有赣榆、朐县（今海州）、海西（今灌南县北）、盐渎（今盐城市）、海陵（今泰州市）、广陵（今扬州市）6个县，连云港的云台山、南通的狼山都属于海中的一些岛屿，从汉代到民国2 000多年间新增了十几个县，连云港的云台山和南通的狼山

已经变成了陆地的一部分，启东线的汇龙镇在乾隆年间还是海中的一个小沙洲，在近百年来和大陆也逐渐相连了。

地名还可以印证湖泊的变化，绍兴鉴湖原是面积非常广阔的狭长大湖，东汉开始在湖边建立排灌设备，宋代后成为封建官僚私有，湖水逐渐淤积，面积缩小，过去因排灌工程而得的地名现在已经距鉴湖很远，而现在的鉴湖变的更像一条长河，人们可以根据保留至今的一些地名恢复古鉴湖的轮廓。 6.1.2 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各个自然要素中，受人类活动影响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地表植被，从一些地名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地的古今植被差异很大。

黄土高原是我国历史时期自然条件变化最大的地区，主体在今陕西、山西境内。现在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原有的自然植被已经被破坏殆尽，但历史上并非如此。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历史上以水命名的县名多达113个，其中以河川命名的地名88个，以泉泽为名的21个，兼山和水的地名有4个，这些地名反映出历史上山西境内河川纵横、山青土润、林丰草茂、农业丰饶，呈现一派温带草原和温带森林草原的景观。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到民国初年，山西的水资源越来越少，以水命名的县名也越来越少（表1）。而近年的山西气候干燥、水源萎缩、植被稀少，已经变成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地名的变化，揭示了山西从水资源丰富的时期变为今日贫水的全过程，而引起这一变化的是人类过度砍伐森林、破坏草原。

表6—1 山西历史县名与水文状况 县 数 历 史 时 期 南北朝 以前 58 83 83：315 占26﹪ 隋唐五代 43 65 65:259 占25﹪ 宋辽金 7 39 39:163 占24﹪ 元明清 3 34 34:152 占22﹪ 民国初 以来 2 25 25:193 占13﹪ 各个时期设置的以水命名的县数 各个时期使用的以水命名的县数 各个时期使用的以水命名的县数 占当时全部县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采自靳生禾《从古今县名看山西水文变迁》，载《地名知识》1983年第1期。 有人从我国陕北延安、榆林地区18个县市的地名档案整理出600多个植物地名，其中480多个以乔木命名，将近40个以灌木命名，大约100多个以草本命名。如：榆林山、杜木原、杏树梁、松树峰、槐树峁、梨树坬、枣林坪、核桃树湾、柳树滩、桐树沟等，这些地名间接的反映了命名时代不同植被在此生长繁茂，也反映出命名时代的陕北地区自然树种有榆树、山杏、山桃、杨树、柳树、柏树、木瓜、桦树、松树、椿树等，栽培的树种有枣、梨、桑、核桃等，灌木有红柳、酸刺、酸枣、柠条等，草本有白草、芦苇、艾蒿、黄草、地椒等。这些植物在此客观存在及生长，呈现出多种树木构成的森林景观，但是今天这里的森林消失殆尽，成为一片草原景象。这些保留

至今的地名告诉我们在人类活动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毁林开荒、滥施耕地使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的恶劣。从这些地名中人类也得到启示，想改变黄土高原目前的生态环境，可以根据植物地名的分布特点、分布地貌及分布范围进行植树造林。

北方地区的很多植物地名隐射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南方地区也一样。位于云南省的牯牛寨山区由于纬度低、相对海拔高，气候适宜多种乔木林和灌木丛生长，有许多地名反映了历史上该地动植物资源丰富，如：海棠沟、大松棵、黄花药瑙包、花木树梁子、竹箐、豹子洞、野牛塘等。自清代发现此处有丰富的铜矿后，人们就在此聚居开矿，很多木材成为燃料，因而山区出现了炭盆、白炭山、大窑、中窑、小窑、炼山坡、等一批伐木烧炭的地名。繁茂的森林遭到破坏后，又出现了滑脚坡、光头、旱龙潭、乱山等地名。

6.2 地名所反映的“产业活动”

6.2.1 地名反映当时的农业活动

农业生产给人们提供生活所需，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古代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际，在不同的地区种植或者饲养不同的牲畜，通过一些地名，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民的农业生产活动。

古代农业生产起源于黄河流域，人民通过不断生产实践，总结出五谷“麻、黍、稷、麦、菽”，一些地方就用谷物作地名，如：麻田、稷山等；为了让谷物研磨方便，鲁班发明了磨、碾等农业工具，一些地名中还带有磨字，说明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大的石磨。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降水较少，但是草原肥美，是天然放牧的最佳地区，因此当地有一些地名以所养牲畜命名，如：马儿庄、羊圈子、牛牧屯等。南方地区降水丰富，气温适宜，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而带有“稻”字的地名在南方地区普遍存在。

我国古代一些战争往往能够持续很多年，战士们的粮食供给如果只靠征粮是维持不了的。为了使长期的战争能够有稳定的粮食供应，自汉武帝大败匈奴后，利用边境的驻守士兵、农民和商人开垦荒地，在边陲地区建立距离战区不远的粮食生产地，这样比直接给战区运输粮食要方便的多，这种方法就是屯田。《汉书·西域传下·渠犁》：“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沿用此方法获取军粮。因此，现在在我们西北、东北或内蒙古边境地区有很多关于屯田的地名，如：头屯街、三屯河、王官屯、马官屯等。

有些地名与地块的划分有关，甘肃的金塔县有“上八分、中五分、西四分、东头分”等村名。西北边防地区由于气候干旱，主要发展灌溉农业，当时修建了很多水渠，在水渠经过的地区形成了一些有“渠”地名，如：刘家渠、通济渠、二道渠等。

我国在沿江、滨湖和沿海地区，适宜农业种植的土地有限，人们就将一些滩地圈筑围堤起来进行垦殖，当时围垦形成的土地在地名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证，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很多带有“围”字的地名。

农业文献地貌区域名称与地名标引，，，，，郑氏军队屯垦及其对台湾地名的影响

6.2.2 地名反映不同地域的工业生产

我国煤、铁、石油、金属矿、非金属矿等资源都十分丰富，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在地名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同时也隐射我国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

中国主要煤矿和铁矿分布特点是“北多南少，东多西少”，有“煤”、“铁”字的地名北方地区也比南方地区多。“铁岭”、“铁山”、“煤山”、“煤峪口”等说明这些地区煤、铁资源丰富，而“煤窑”、“铁厂”、“铁炉”等地名说明该区进行煤、铁资源的加工、冶炼。

贵金属矿金和银在古代的时候就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因此也不乏“金”或“银”字地名。长江流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在北朝事情就发现有大量的砂金，因而在西魏是将东梁州改名金州，赣南山区的瑞金，自唐代以来就是因淘金而得名。今河北遵化的金山峪沟、湖南平江县的黄金洞、山东青州市的金陵镇、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金牛山和北京市的马金山等都是因产金而得名，包括突厥语中的“阿尔泰”一词也是“金”的意思。古代产银地也很多，但是被冠以“银”字地名的却不多，今地名中带有“银”字的大多不是银矿分布地区，而是铅锌矿，宁夏的行政中心银川市附近因盐碱地呈现一片银白色而得名，并不属于金属地名。

有色金属矿如铜、锡、汞等在我国古代也有开采，如安徽铜陵市、湖北大冶市、江苏铜山县的铜矿分布较多；辰州说明该地有汞。古代对金属冶炼的知识和技术极为有限，很多金属并不能正确辨别，因此很多矿开采以后都以“宝”字命名，如万宝山、天宝山等。

我国非金属矿的储量和开发也十分悠久，特别是盐，人们生活几何离不开它，产盐的地区很多都带有一些咸味儿的地名。从地名当中可以发现，我们古代产盐地区分布在沿海、四川以及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产海盐，有盐官镇、余姚（越语中余是盐的意思）、余杭、盐城等；在秦汉时代人们就在四川盆地钻井采盐，这里出产的盐质量十分好，曾做过贡品，因此叫贡井，另外一井下压力高卤水能够自动喷出，叫自流井，今自贡市就是取自流井、贡井首字得名，成为著名的“盐都”；在内陆地区则主要是池盐、岩盐。今山西运城市就是因池盐畅销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专门设置了运司衙门，运城这一地名也就应“运”而生了。另外，在宁夏有个盐池县、青藏地区有一批“茶卡”（藏语中是盐滩、盐井、盐矿的意思）地名。

位于江西省浮梁县有一个地方叫“高岭村”，元代开始做瓷石中加高岭土作为瓷胎原料，使得瓷器大为改善，文明天下的瓷都景德镇流传着“没有高岭土，就没有景德镇”的说法，可见高岭土在该区大量分布才造就了今天的景德镇。

表示矿产的地名，不仅代表了过去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矿产，还能为我们今天寻找矿藏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6.2.3 地名体现商业活动的地理分布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将剩余的产品用来交换，变开始了商品贸易活动。在《中国地名通名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场、集、市、墟、店、铺、坊、街、馆、局、堡、圩等地名通名，都意为“商店、集市”，这些地方在古代大多都是进行商品贸易活动。

北方把这种集聚地习惯称为“集”，南方地区称为“市”，西南地区多称为“场”，江浙一带习惯称“铺或店”，而华东、两广、福建等地称“墟”或“圩”。自宋代以后，我国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很多地方产生了作为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北宋开封和南宋的杭州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中心，并且开始走向专业化商品经济，不同行业的商店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在地名中能够再现当时的商业分布。《梦梁录》中记载了当时杭州市的如下地名：盐桥、炭桥、米市巷、糖饼巷、菜市门、卖马巷、柴市桥、官巷花市、南坊珠子市、城北米市等。明代杭州市依然保持南宋时的繁华，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中记录了很多新地名，并且注明这些地名的产生与宋代人的商业关系，如马市巷（宋代在此设马市）、柴木巷（宋代柴木场）、花市巷（宋代卖花的集聚地，今寿安坊两岸多有卖花的店铺，乃宋代遗风）、布市巷（宋代为买卖布匹之地）、孩儿巷（宋代出售泥孩儿玩具的店铺集聚地），还有肉市巷、剪刀巷、卖鱼桥等。这些地名不仅反映了南宋杭州的商业布局，对于我们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还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并且很多地名杭州至今沿用，如城南的炭桥、城北的米市巷、城东的菜市桥，这样的分布状况与南宋时“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格局完全吻合。

自古人们除了为商品贸易提供场所，还发展了早起的服务业，如在一些交通要道上设立便于商旅来往休息的茶亭、酒店，并以此留下了地名。如河北霸州市东的煎茶铺、陕西勉县西的茶店子、山西繁峙县东的茶铺、重庆涪陵市西南部的酒店场、山东牟平之东的酒馆、云南澜沧县的酒房等等，这些店铺的形成为后来集镇或城市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二生肖是古人用来代表地支以记年月日的特征动物，是古代天文历法的一部分。在我国有很多生肖地名，特别是云贵一带自古就有赶场或赶街的生活习俗，在历史上集市大约以12天为一个周期。如果某地在子日那天赶街，就将此地叫鼠场或鼠街；如果是丑日，就叫牛场或牛街，以此类推。不过为了避讳称虎、蛇、狗、猪等生肖，出现了猫街、寅街、长虫街、小龙街、珠街、珠场、戌场等。云贵一带的生肖地名总共有166个，集中分布在黔西、黔南的布依族苗族自治区、滇东和滇中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名的分布生动的反映了历史上西南地区盛行的农村集市景观[10]。

6.3 地名反映民族的空间分布与迁移

6.3.1 地名体现我国民族的空间分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而上述现象在地名中也可体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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