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作品

篇一：苏曼殊

爱国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个偶然的机会，熟谙印度古籍的苏曼殊从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时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这个发现让苏曼殊欣慰不已，四处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包括外国朋友，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来是代表了汉人的优越。

1915年，苏曼殊在东京遭遇“黑虱白虱”事件，一个日本人从头发中摸出一只虱子，指责是从苏曼殊身上跳过去的，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都是落后和肮脏的。对敏感的苏曼殊而言，这种羞辱更增添了苏曼殊作为弱国之民的痛心和感伤，也强化了中日混血的苏曼殊对东瀛日本的敌意。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入中国，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大同学校远在东洋，却高度关注着国内局势，师生每日下课，必呼16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在这种环境熏染下，苏曼殊的爱国忧民之情亦愈益浓厚。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说：“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日期：2009-03-07 14:21:15

革命

苏曼殊曾画过《扑满图》扇面一页赠包笑天。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这幅图却是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清也，寓藏着苏曼殊强烈的反满情绪。

1902年，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中国留日学生关心国家危亡，创办刊物，编译出版书籍，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以唤起民众、报国雪耻为己任。早稻田大学更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苏曼殊在这里结识了冯自由，听过陈独秀的演讲。经冯自由介绍，他加入了陈独秀、蒋百里等酝酿成立的爱国组织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903年春，由横滨侨商保送，苏曼殊从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转学至成城军校。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1903年，苏曼殊报名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据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与廖仲恺等组织留日学生每天清晨秘密集会，到大森练习射击。“拒俄义勇队”后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1903年9月，苏曼殊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临行前，他作诗赠别恩师汤觉顿：“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学成后回国，苏曼殊在上海担任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即于

惠州出家为僧。

生逢艰难时世，苏曼殊决意将国家兴亡负于自己的肩膀。在成城军校，他天天舞刀弄枪，胡服骑射。适逢东北受强虏践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义勇队，立誓要血战沙场，马革裹尸还。然而志士归国失路，勇士报效无门。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将倾，四维欲绝，犹自酣沉于梦寐。苏曼殊热血未冷，他在孙中山与黄兴的麾下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向黑暗势力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恨不得一脚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凯。虽是出家人，却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以救国为职志，万死不顾一身，因此他成为名闻遐迩的“革命和尚”和“兵火头陀”。苏曼殊视躯壳为蔑有，极富牺牲精神，见义即赴，无算计，无保留，孙中山赞他“率真”。

保皇派首领康有为骗取华侨捐款逃到香港后，苏曼殊找到《中国日报》的主编陈少白，向他泣诉：“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聚敛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并要向他借一支手枪，陈少白也说康有为该杀，但是因怕累及《中国日报》而未将手枪借给他，苏曼殊失望而去。

苏曼殊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在《惨世界》中，他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1907年，苏曼殊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恶魔袁世凯的画皮。其词为：“……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独夫祸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正是它为苏曼殊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誉。

苏曼殊对袁世凯窃夺政权持反对态度。章太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在辛亥革命后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并被骗到北京。曼殊对章太炎黄子孙因此亦有微词。曼殊在答萧公书中说：“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被迫再次逃亡国外，国民党党员四散。曼殊亦于1913年底东渡，在日本肠病连绵，经济亦陷于困境。国民党机关刊物《民国》于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鼓吹反袁，实行“三次革命”。曼殊在该刊发表《天涯红泪记》小说，重刊《燕子龛随笔》。他经常与孙中山、萧萱、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革命党人相往还。他曾经住在居正家中。

1916年孙中山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嗣后居正赴山东发动

反袁起义，率部攻占潍县、邹平、临淄等十余县。曼殊听说居正到山东讨袁，非常高兴，急忙到青岛去看望居正，盘桓数天，游劳山之后返沪，住在环龙路44号孙中山的住宅中。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小说《碎簪记》。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据曼殊自述，他在日本翻译《哀希腊》前后，妒时愤世，“唯好啸傲山林”，尝于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仑《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苏曼殊为陈独秀的《国民日报》撰稿，将雨果的《悲惨世界》译为《惨社会》。奇就奇在他不愿受原著束缚，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炉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蔑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义”、“天地”、“圣人”。

苏曼殊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主张无政府主义，土地、财产归穷苦的民众享有，对极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美国女杰郭耳缦尤为推崇，特别翻译了她的传记。

苏曼殊的笔锋无比锐利，而且饱含激情，因此颇具感染力和批判力。他讨厌广州人对英国人的态度，故杂文《呜呼广东人》开篇：“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

篇二：苏曼殊爱情小说人物悲剧的审美特征1

浅谈苏曼殊笔下的悲剧人物形象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颇具神秘色彩、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艳丽、富有情趣的诗，清新婉丽、悲凉感伤的小说，他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作为较早把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的独特地位，都使他成为清末民初的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人物，成为承载着过渡时代的感伤情绪的典型代表。苏曼殊的生活轨迹和创作活动的轨迹几乎平行，有一定自叙传的性质，这主要体现在他的6部作品上，《断鸿零雁记》、《焚剑记》、《碎簪记》、《断鸿零雁记》、《绛纱记》和《非梦记》。这些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的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上。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苏曼殊的笔下，男子皆有过人处：如三郎身世飘零却风流倜傥，守佛法，却多情多意；或如独孤粲俊迈不群，为友复仇，来去飘忽，腰佩一剑，可用火焚之，“如焚纸焉”：或如庄浞同为二美所挚爱，陷于情网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的笔下，女子皆美：雪梅容华绝代，古德幽光；静子清超拔俗，庄艳娟媚，袅娜无伦：秋云容仪绰约，出于世表；五姑姿度美秀，蝉嫣柔曼；阿兰端丽修能，亭亭似月；灵芳仪态万方，风致如仙；莲佩容光靡艳，丰韵娟逸；薇香眼色媚人，清超拔俗：风娴靡颜腻理，婉惠可爱。苏曼殊小说浓厚的悲剧色彩因为有了这些纯洁美丽的少女以生命来渲染，就更为惨烈和惊心。

苏曼殊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与悲剧性格染上时代、社会的特有色

彩，社会危机乃造成悲剧的要根源。黑暗的时代、封建礼教的扼杀、男女主公的性格弱点——种种因素交织作用，苏曼殊小说于是一直潜伏着悲剧的暗流。这种持续的感伤气氛与作者传奇飘零的身世、震荡的时代相适，体现出一种必然。苏曼殊笔下的女性如静子、灵芳、莲佩、五姑、阿兰、薇香大多才貌双全，颇有见识。像静子，她美若天仙，谈吐不凡，不仅对古典诗歌和绘画艺术有独到的见解，还通佛理、关心国事。连己为僧人的三郎也掩饰不住对她的欣赏与倾慕。但这些可爱的女性大多在尚未享受到爱情的甜蜜时就过早地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不禁令读者扼腕感慨红颜的短暂。究其原因，与她们对爱情的绝对忠贞有关，这种“至情”的可贵态度为什么会导致她们的“早天”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封建家长的冷酷和将女子视为货物的贪婪品性。作为女性，婚姻可以说是她们的全部，但在那个年代，拥有操控她们命运大权的家长却唯利是图，将她们作为赚钱的货物，想方设法把她们嫁入豪门，至于小说里清贫的男性，根本不在“精打会算”的家长们的考虑范围内。《焚剑记》里阿兰的姨妈就嘲笑独孤粲，“公子佳则佳，然其人穷至无裤，安足偶吾娇女?”，一副势利面孔跃然纸上。《断鸿零雁记》里的雪梅更是因父母几番以金钱作为是否嫁女儿的标准，在对三郎的爱情无望下绝食而死。其次，封建礼教对女性品行和思想的束缚。封建思想不仅仅从外部破坏女子的幸福，更侵蚀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成为自觉的“殉葬品”。《焚剑记》里阿兰的妹妹阿蕙出嫁前几天未婚夫就得病死去，但她还是坚持嫁给一个“灵牌”，用行动验证了她先前说过的一段“女子贞节论”：“女

子之行，唯贞与节。”这种残酷的封建贞节观真是毒害少女身心的元凶。就连曾经留学英伦的玉鸾也作出“尝割臂疗父病”的毫无科学根据的封建“愚孝”举动。第三，脆弱的身心不堪命运的捉弄。封建时代的年青女性在身心上本来就是脆弱不堪的，有时候一点点的伤害对于无力的她们来说也相当于洪水猛兽。五姑在与昙鸾因海难失散后，几经流离而死；阿兰也熬不住接连的逃难奔波之苦，暴病而卒：灵芳、薇香则是在三角恋中误会情人移情别恋或者因为脆弱善良的个性主动退让以至自尽。第四，由于男主人公暖味的感情态度。《碎簪记》中的莲佩亦是好女子，也是悲剧人物。她溺于情而无法自拔，小说叙写她与庄湜交谈、周游沪上、观剧、偎依其怀等，而庄湜不为所动。以倾国之姿、聪慧之心而无法动摇庄湜对灵芳坚贞的爱情，叔曾劝告灵芳割舍庄湜，灵芳心死，要击碎玉簪，今生无缘，“愿订姻缘于再生。”莲佩自知爱情无望，割喉自杀，灵芳自缢而亡，悲剧形成。“其实，这几个原因往往是互相作用，共同完成扼杀少女生命的‘任务’。花还未开，就已经谢了，这些少女的悲剧命运往往是小说里最令人痛心的一幕，她们才是最可怜可悲的受害者。”

“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审美作为人类从精神上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与一定的历史时代同步发展的，是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而不断深化的，是为审美主体的哲学文化意识、心理结构、生命形式、生存状态、思维方式所制约的。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是造成民众思想落后的罪魁祸首；闭塞、贫困、保守及民族遗

传的某些心理原型，也部分地造就着民众思想的落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上的贫困以及相关的愚昧落后的遗风旧俗，封建意识以及相关的不健康的心理等，都是人性的否定力量，对于以个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人为理想和目标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无形的悲剧因素。

在苏曼殊的时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只能有两种结局：一是向封建势力屈服，二是以悲剧告终。苏曼殊把第二种结局赋予自己的小说。在苏曼殊爱情小说中，与其把悲剧的实质看作一种冲突，不如宽泛地看作是一种“否定”，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否定。苏曼殊小说中的青年男女，对否定性力量根本没有主动性的挑战或应战，而是被动地或是出乎意料地受伤害。由于他们的弱小、被动，弱化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且改变了悲剧的性质，否定性的悲剧力量(假丑恶)成为强势的压倒性力量；也正是这种反常、扭曲与颠倒，更显示了加害者、否定性力量的专制、暴戾、反动，更显示出悲剧者的弱小和无奈，使悲剧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压抑和沉重。它与英雄悲剧相比，有其特殊的审美趣味。英雄悲剧是一种强烈的悲剧美感形态，常常是社会剧烈变动的产物，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思想矛盾和情感矛盾严重冲突的结果，是矛盾的双方在不可调和的状态下相互撞击而迸现的灼目的火花，是产生于特殊生活状态具有强烈美感悲剧类型：从悲剧者的地位与性质而言，悲剧者越是主动、强悍，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悲剧美感效果就更加鲜明、强烈，而且在道德和文化等形态上越发突出肯定性力量的地位，从而奠定其歌颂性的基调。

苏曼殊小说中的青年男女的这种弱小、被动、无辜，决定了其结局具有有冤无处诉、有悲无处发、有愤无处泄，“所产生的美感效应与其说是‘激励与鼓舞’，还不如说是压抑和深重，其文化取向主要是批判性的。”但从价值形态上说，却不会把人们导向悲观主义，它引起的主要是深层的、理性的、道德的、人性的省察以及政治和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否定性力量强大而无形，由于普通人物的弱小、无辜，无法对冲突或说是否定性力量迸行挑战或应战，常常是被动地或是出乎意料地受伤害，有时甚至具有几分荒诞无稽的色彩。通常理解这样会弱化冲突的激烈程度，但实际上，经过这异化的力量对立，弱的一方更弱，强的一方更强，更显示出普通人物的弱小和无辜，使悲剧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压抑和深重，一种欲辩无言、欲哭无泪的悲哀气氛。对苏曼殊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我们找不到或者说一时说不清楚谁是他们具体的敌人、仇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又是那样地无可躲避，实质是对一个荒诞的时代的控诉与否定。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所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

其次，悲剧冲突由外部转向内心，由行为转向灵魂，心灵的受审成为这些悲剧人物的一般特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都有一颗孤独而病态的灵魂，他们正直善良，却卑弱伤感、优柔寡断、情怀抑郡、苦闷排徊、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大胆的叛逆反抗精神。《断鸿零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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