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本抓住的重要时机

甲午战争日本抓住的重要时机：打断中国早期现代化 2012年09月11日凤凰网历史张晓羽

本文摘自《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作者：张晓羽，本文系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2、甲午战争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次延误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度，而几乎与中国早期工业化同时起步的日本，在“置产兴业”政策的引导下，其工业化建设已成一定规模，也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但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不足，加之1890年日本又爆发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日本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人民的斗争视线，更加迫不及待地扩军备战，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当时，中国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贫弱大国，并且国内资源丰富。于是，日本希望以政府投资战争的方式来摆脱统治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谋求自身发展。终于以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契机，发动了蓄谋己久的侵华.钱争—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李鸿章奉行避战自保的方针，从而使清军贻误战机，最终以中国被迫接受《马关条约》而告终。《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签订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它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发生于1894一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持续时一间并不长，波及范围也不广，但是它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却是无比深痛的，中国为此而付出的损失也是无比巨大的。其中，最直接的破坏性影响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打断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1)自强不成，求富未果

首先，甲午中日战争从军事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不成。

洋务运动兴建的新式军队和军用设施，包括军用企业和防御工事，是“自强”的物质基础和重心。其中军事设施是服务于军队建设的，新军乃“自强”的核心所在。而北洋海陆军则是新军中的精华，是李鸿章数十年来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在“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的建军原则下建立起来的，是当时全中国第一支“劲旅”。就以北洋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而言，拥有较多的新式铁舰、快船和蚊船，军容之盛，远非南洋和福建海军所能比拟；就以直隶淮军为主力的陆军来讲，拥有精兵约21000人，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装备上，都是为各省驻防兵、绿营兵，甚至湘军所望尘莫及的。陆军方面，自1594年7月牙山溃败始，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海军方面，北洋舰队在1894年7到9月的牙山口外和大东沟两役中始受一创。后至1895年2月在威海卫之战中，又遭重创，海军提督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杀，一些卖国官兵乘机降日，将残余军舰11艘及刘公岛炮台军械全送给了敌人。至1895年4月，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它的覆没，在一定的程度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战后，虽然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活动仍在继续，但由于失去了政府的则政支持和民用企业的财力支持，“自强”活动的规模大不如从前。例如，海军建设基本停滞，军事企业建设也停顿下来，原有的一些军用企业苟延残喘，无以为继。此时的“自强”活动，主要表现在练兵方面，即使在练兵方面，也远远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战后，清政府认识到淮、湘军己经无用，提出了征练三十万新兵计划。而真正按计划练成的只有张之洞的“自强新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人数上远没有达到三十万。战后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在规模上也谈不上一场运动了。总之，甲午战争一方面使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另一方面使战后“自强”活动的大大萎缩，使洋务派付诸重金和心血的“自强”之梦破灭。

其次，甲午中日战争在经济上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富”未果。

洋务运动后期兴办的民用洋务企业是“求富”的物质基础和核心。《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设厂。因为列强享有“利益均沾”的特权，即正式承认了各国资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合法权利，使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上升为资本输出。此规定的实施直接造成了中国民用企业的纷纷破产。战后，由于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陷入绝境，非但无力继续投资洋务企业，而且对民用企业实行“丢盔弃甲”的政策。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即主要是甩卖给国内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例如将投资达580多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以3万两给了道员陈明远，再如开平煤矿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办。在被甩卖的洋务企业中，一些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外加列强用“中外合资”、贷款等手段对其诱骗，从而被列强控制或直接沦为列强在华资本，如1903年日本用贷款的方式攫取了大冶铁矿的控制权、1900年英国用“中外合资”的手段骗取了当时最大的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其余的一般转化为民族资木主义企业。洋务民用企业的纷纷丧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战后，不甘败落的清政府一面对民用企业实行大甩卖，一面又进行新的“求富”活动。但，这时的“求富”活动主要局限在开办银行一事。1897年5月至年底，清政府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开办了通商银行。此时创立的银行其主要职能而是“集民间之资以代洋债”，而非作为推动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蓄水池。战后的“求富”活动其规模大不如战前，而且己失去了往日内涵积极的一面，因此战后“求富”活动大大萎缩。甲午战后，民用洋务企业的纷纷丧失和清政府“求富”活动的大大萎缩，表明甲午中日战争从经济上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富”未果。

(2)机遇丧失，一落千丈

首先，甲午战争导致洋务派分化对立，使早期现代化失去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 战后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李鸿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曰可杀”，清政府也降其职，削其权，因此李鸿章苟安自保，一跃不振。洋务派另一位关键人物奕诉，转变为顽固

派，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阻力。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孤力无援，并且因政见不同与李鸿章势如水火。战前，洋务派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这刁 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战后，它的分化、对立和异变使洋务派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面临更大的阻力。

其次，巨额的直接和间接财政损失，使早期现代化面临难以突破资金的瓶颈。

甲午一战，清政府付出了包括战后赔款、战争期间的军费支出、人力物力损失等在内的巨额直接损失。据估计，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支出的军费在6000万两左右。其次是战争赔款。《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共计

2.3亿两白银。再次是其它直接损失，主要有：一是赔偿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日军击沉的英国商船高升一号3.3万余英镑；二是日军从中国截获的战利品共达7312000日元，掠夺的民间物资尚不在计算内；三是日军在威海卫驻兵费350万两白银；四是中国在战争中所直接遭受的军事损失和人员损失。在上述各项成本支出中，仅军费、赔款、赎辽费三项之和就达到3亿两白银，再加上其它一些不可估量的直接经济损失，例如洋务派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化为泡影，中国所支付的直接损失是十分巨大的，估计至少有5、6亿两白银之多。这笔庞大的资金，相当于清政府六、七年的财政总收入。

清政府付出的间接损失主要有：为了偿还赔款，清政府被迫向列强举借各种苛刻的借款所支付的高额利息等损失。当时日本为了更多、更快地得到战争赔款，规定了两种偿还甲午战争赔款方案。第一种方案规定：一年半之内清偿1亿两白银，余款于1902年5月之前按年均分清偿，自换约后六个月支付5000万两起，余款每年按五厘计息。第二种方案规定：在三年内清偿全部赔款，免除利息。清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为了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清政府同俄、法两国签订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4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ry0。1896年3月，清政府同英德两国签订借款条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5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清政府再次与英德签订借款条约，即“续英德借款 夕，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可以估计的间接损失达40471万两。具体计算如下：(l)三项借款利息按借款时银价计算，俄法借款为8946万两，英德借款为11477万两，续英德借款为15217万两，共计35640万两。(2)借款手续费按借款时银价以1/400计算，总计达166万两。(3)借款折扣损失总计约为4665万两。(4)汇兑、磅亏损失。外国银行在支付借款时太高汇价，当中国政府还本付息时又压低汇价，利用汇价波动牟利，三项借款在支付时通过提高汇价使中国少收1584万多两白银。同时，由于世界性银价的暴跌，中国在偿还借款时所受的“磅亏”损失更是难以估计的。

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因此资本形成的快慢、资本数量的大小就成了促进或限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尤其对于只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无资本原始积累的晚清中国而言，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极为重要。按照经济学家

莱宾斯坦的论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至少要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23， P44一45)，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最低限度。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从而使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临界最小努力”就难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命运。然而，甲午一战，清政府被日本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不仅掏空了国库和人民的腰包，还筑起了无比惊人的高高债台。清政府被债务、赔款等压得难以喘息，“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根本就不可能，而且使得自洋务运动开始的清政府主导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更加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战争赔款，以及由赔款而衍生的巨额贷款利息等负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打断并延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为此而支付的机会成本是难以估计的。

与此相反，日本则大发战争横财，赚了个盆盈钵满。根据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的研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支出总额200476000日元，获得的战争赔款365509656日元，净赚164033656日元。而据李鸿章估计，日本实际损失不过l亿两日元，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夸大的数字也不过2.1亿两日元，约合中国白银1.4亿两。如果把这次侵略战争视为日本政府的一次投资行为，那么其收益效应在81.8%一265.5%之间。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州〕这笔巨额财富为日本进行国内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日木政府利用中国人民的血_汗钱，一方而大力发展木国教育事业，培育现代化建设人才；一方面加大扶植木国1业化建设，并且利用这一契机完成了由轻工业主导的工业类型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类型的转变。并且，甲午一战使日木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稳居列强之列，而中国彻底成为列强鱼肉的对象。甲午一战使日本尝到了战争泊筛甘头，从而为其以后发动一系列的侵华I饯争拉开了序幕，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言：“甲午战争……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 九·一八 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

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瞩目。但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以及洋务派的分裂、变异，这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便停止了。许多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此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夭折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早期现代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变得更为薄弱了。总之，甲午战争使中日现代化进程中的量化过程开始了此消彼长的过程，使中国早期现代化丧失了一次宝贵的发展机遇，并且使中国远远地落在了与它同时起步的现代化国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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