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财政危机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困厄

内部交流

No.2010-01

总第 31 号

战争、财政危机 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困厄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 Global Affairs, PKU

《研究报告》征稿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系北京大学下属的 学术研究机构。本中心愿与国内外优秀学者密切合作，促进对重 大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期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专业参考 与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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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财政危机 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困厄

苏长和

No.2010-01

日期：2010 年 01 月 15 日

内容提要

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的冲突构成中国历史上王朝对外 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理论和经济史研究，通过对 汉以后中国主要王朝财政上应付边疆内外游牧军事压力的考察， 揭示王朝财政汲取和开支上的国防性、消耗性和分封性特点，以 及边疆危机对王朝政治的强大制约作用。论文同时以战争和财政 为主线，从政治经济史意义上给予边疆压力、中原政治和江南经 济之间的互动以整体的解释，认为三者的互动是理解中国的亚洲 秩序的核心。论文还认为，边疆压力是两千多年中原王朝与亚洲 内陆世界关系的核心；应付边疆危机的国防型财政促进中原王朝 经济上对江南的依赖，并且由于边疆压力和财政的国防之需，降 低了江南经济在近代出现制度性变革的机会。

关键词：游牧－农耕社会 边疆 江南 战争 王朝财政

《研究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的

刊物之一，展示就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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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No.2010-01

战争、财政危机与中国古

代王朝的困厄

????

——“边疆-中原-江南”互动的

政治经济史启示

苏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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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 。 — — 《 孙 子 ·计 第 一 》

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 系 焉 。 — — 唐 ·杨 炎

一、边疆与中国历史上的危机结构

边疆在几千年中国与亚洲内陆世界的关系中占据重要 地位。北方游牧民族贴着边疆甚至深入边疆直至内地的侵扰 行为，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最核心议题，拉铁 摩尔认为游牧社会的威胁迫使“整个中国以全力来维护这个 边境”，并不为过。1 中国北方山脉呈喇叭型指向中原走向，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本文为提交给 2009 年 6 月 11－12 号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研讨会的论文，感谢陈 玉刚、徐以骅、马骏博士的评论意见。衷心欢迎来自不同学科同仁的批评，我的电子 邮件是：suchh@hotmail.com 1 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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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可以俯冲式地自由进入 中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对古代中国 内部政治与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对游牧和农业社 会的边疆互动地带作过规划，司马迁将这条界限规划为碣石 与龙门之间。2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 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长文中，对这条生态含义 的分界线由于生态变化、政治事件、经济生产等因素而产生 的内外推移和回摆现象，作过深入探讨。3 不过，要确定游 牧-农业混合体系的边界（border line）是困难的，秦以后的

长城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边界。需要注意的倒是，无论在 早期还是晚期，游牧民族与定居农业民族之间的反复拉锯所 形成的边疆地带(frontier zone)——而非边界，才是国家生

活中的最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中国历代军事，基本围绕这个 地带展开；历代王朝从坐西朝东到坐北朝南的建都习惯变迁， 本身就折射出游牧-定居农业混合地带对中原政治生活的深

刻影响；而历代治乱兴衰，大多与边疆及其以外的游牧社会 存在直接关联。

第 310 页。

2 碣石为今河北昌黎县西北，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市和陕西韩城市之间黄河两岸的龙门 山。参考史念海： 河山集》《 （ 第 9 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1 页。

3 史念海： 河山集》《 （ 第 9 集），第 101-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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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上，除了具有天然防御的古埃及以外，希腊 化时期、罗马帝国后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古代中国， 游牧民族不断的骚扰和入侵，对其国家稳固都是个生死存亡 的大问题。游牧-农业型体系在早期欧洲的互动导致安德森所

谓的西欧与东欧国家发展的不同道路，尤其体现于东、西欧 政治制度发展之大不同。4 而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真正威 胁，始于公元前 3 世纪北方匈奴的崛起。5 秦统一中国以后，

蒙恬修筑长城，可视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一个显著例证。汉武 帝时期，匈奴在汉军的挤压下，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分，两 支匈奴被分化击溃后，从此消失在漠北草原，其中一支经过 百年长途奔袭，如雷霆雄兵横空出世于欧洲，对当时的罗马 帝国产生近乎致命性打击，动摇了罗马帝国的基础。汉代中 原王朝的对外关系，是以与匈奴的关系为转移的。6 自秦汉 开始，在中原农业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伸 缩不断、界限模糊的边疆地带，其中混居着游牧和农业人口。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27-316 页。

5 实际上，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治进程的影响比这要更早。周、秦都城屡次向东迁移， 很大程度上与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腹地造成的压力相关；西周之覆亡，同其与玁狁族战 争消耗关系极重。分别参考顾德融、朱顺龙： 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年，第 68-70 页；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发展》，何峰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以及 Nicola Di Cosmo, Acia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History, 2002. 6 余英时： 汉代贸易与扩张》 邬文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9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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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的军事攻守，后来的如唐时与突厥、吐蕃、回 纥、薛延陀，宋时与北方之西夏、金、辽、蒙古，明时与北 方之瓦剌、鞑靼、兀良哈诸部，清时与准噶尔、蒙古和俄国， 主要都是在这一地带展开的。7 并且，如汉时匈奴、唐时薛 延陀、明时察哈尔林丹汗，均以中原汉族王朝为南方之主， 己为北方之王相称，以平等而非贡纳关系对待与中原王朝之 关系。8

查拉尼斯在评论格鲁塞《草原帝国》一书时指出：“草

原社会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

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

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

欧洲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

展。”9 因此，我们据此可以给出判断，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

周期性侵扰，构成中原定居农业民族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游牧与农业社会时有融合时有斗争的历史，或者说“狼龙关

系”，成为中国亚洲秩序构建的重要内容。

对中国历代所感受的游牧帝国的现实威胁的详细分析，见 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Basil Blackwell Inc.. 1989； 赵云 田主编：《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8 参考萧启庆： 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 ， 《 载陈国栋、罗彤华主编： 台湾 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经济脉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第 240 页。

9 格鲁塞： 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前言，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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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压力与政策选择

(一) 贸易和评论

游牧-农业社会之间构成一个交替存在着合作与冲突的 体系。从国际政治理论出发，这一体系有时被简单地描绘为 一个两极体系。10 从政策选择讲，和平的边疆对游牧与农业 社会来说，具有最理想的效用。贾格齐德和赛蒙斯在《长城 边上的和平、贸易和战争》一书中，强调贸易对于游牧经济 特别重要，中原王朝是否愿意与游牧社会保持贸易关系是双 方战争与和平的关键。11 汉代开始，就开始在边疆一带设立 关市，准予胡汉两族人民交易，方便贸易流通。唐代时期， 在北宋与北方辽的时期，有得自澶渊之盟的百年和平，是时 边疆贸易也极为繁荣。明清时期，边疆互市的设立，目的也 是便于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贸易。甚至我们还会发现，为 了稳定贸易，中原王朝不惜以“岁币”的花钱买和平的方式 寻求与游牧社会的妥协。但是，寄托于贸易求和平的政策并 不总是很成功，而且也不可靠，根本原因在于游牧经济与农

以两极体系概括这一体系有简单化嫌疑，汉代以后，中原与游牧社会之间经常存在 多个政权（例如宋）构成的多极状态。不过，就游牧和农业迥异的社会结构而言，以 两极（指称两种体系）概括还是准确的。

11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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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的不平衡依赖性。正如王明珂在研究匈奴制度的时候 所揭示的：

若广大地区之游牧部落与定居人群国家有经常性的资 源竞争，则许多部落凝聚为较稳定的大部落或中央化国家， 以长期与定居人群国家对抗。此便如有些人类学者所指出 的，集中化、阶序化（stratification）的游牧政治体，经

常出现在游牧与定居人群的互动关系模式中。相反的，若 缺乏与定居国家政权的紧密互动，则游牧人群趋向于分散 为小的自主群体，或为依血缘远近而凝聚的亲族人群。12

显然，贸易秩序会被威胁和战争所取代！由于涉外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生存与获取资源）的上升，代表牧民对 外交涉的各级领袖政治权威会被强化。游牧社会在生态恶化 情况下对定居社会财富的依赖，都需要两种社会强化国内集 权机构。另外，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与粗陋性，它也缺少 稳定的赢余与农业社会经济交换和贸易。13 这个特点决定了 贸易很难取代战争，成为边疆政治的主导因素。换句话说， 游牧和农业社会内部的集权体制，本身需要这样一个外部威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第 106 页。 13 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 140 页。也见 Barfield, 《

Thomas,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pp.36-45.杨联升有 关“岁币”政策的看法也证实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巨大依赖性，他指出： 岁贡是大 量的丝和银，一般为几十万匹丝绸和几十万两银子。但是另一方面，与辽和金的贸易 顺差则足以补偿对这些岁贡的支付。”见杨联升：《中国货币信贷简史》，《中国现代学 术经典·洪业 杨联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6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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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结构来达到强化和维持。

(二) 制度安排

第二种政策选择是在游牧-农业社会之间通过谈判形成 约束性的制度，维持边疆的安宁。各类制度被一直尝试着。 和亲政策是其中之一。中原王朝迫于游牧压力，不得不采用 被吉本所描述的耻辱性的“妻以宗女、赠以岁币”的和亲政 策。14 昭君与单于的婚姻是一种政治关系，单于死后，昭君 一度不愿意从“子蒸其母”的胡俗，最后在汉成帝敕令下打 消归汉念头，从胡俗再嫁，维持汉胡关系大局。15 婚盟之外 还有盟誓，它也是经常被采用的一种维持和平方式，一般以 人质抵押的形式表现出来，多以游牧社会将人质抵押在中原 王朝的单向度形式进行。16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和约制度， 我们甚至从汉、宋时期的和约中明显看到中原王朝放下架子， 以求与游牧帝国平等之外交关系。西汉初期，汉与匈奴结为 兄弟，约以长城为界，北方为“引弓之国”匈奴的游牧地带，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描述汉朝的耻辱：“还有比贡金更为难堪的项目，

为天理人情所不容。??中国每年挑选一些娇丽的少女，奉献给举止粗鲁的匈奴人，

靠着皇帝亲生或收养的女儿，与傲慢的单于联婚，可以稳固双方的结盟关系。”吉本著：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 2 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8 年，第 365 页。 15 林干：《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1 页。 16 有关历代中原与游牧社会的人质制度，见杨联升： 《中国历史上的人质》 载杨联升： ，

《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4-45 页，特 别见“外部人质”部分。对盟誓作为一项求得安宁的制度的研究，见田兆云：盟誓史》， 《 南宁和上海：广西民族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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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为“冠带之室”的汉朝农耕地域，双方分疆自守，互不 侵犯。另外一个平等和约事例是辽和北宋，这两个王朝在 1004-1122 年维持了“百年和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澶渊之

盟。17 它们均是强大的王朝，势均力敌，彼此共存，互相敬 畏。有人对此作出这样的评价：“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 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 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这一条约取得非凡的成功，非常 有助于整个 11 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18

此评价不无道理。贾格齐德和赛蒙斯也指出，“当游牧和中 国朝廷最终达成了许多促进物品和平交换的制度性安排，如 边境市场、贡纳贸易下的回赐、和亲等。当这些制度能够有 效运行的时候，边境就会相对稳定。”19

(三) 战争

然而，游牧与农业社会之间约束性的和约制度在几千年 的边疆史中占据的年份很短。从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看，和约 制度一般均在两大帝国势均力敌，或者中原王朝国力积弱不 振时为之。在任何一方力量占据优势时，征服和战争就成为

杨联升：《中国制度史研究》，第 5 页。 傅海波和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 年）》，史卫民等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09 页。

19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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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第三种政策选择。这也导致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和游 牧社会在边疆一带的战争，成为游牧-农业对抗性体系的主要

特征。这与近代欧洲体系形成巨大的反差。近代欧洲赋予主 权国家以合法存在的理由，由此产生建立在主权神圣不可侵 犯基础上的现代国际法。而自周室瓦解的春秋战国时期起， 亚洲世界内始终没有出现承认国家主权神圣性的国际制度 安排，尽管有关外交惯例不乏有之。战国时期，出现国家间 制度安排，但是国家的独立存在性或者国家独立神圣不可侵 犯的原则始终没有体现于国际制度安排中，兼并战争导致国 家数量急剧减少，“灭国如摘瓜”被认为是自然。20 霍尔斯 蒂就此认为：“ 春秋战国时代，庞大的政治组织征服和吞并， 经过短暂的占领以后并无意恢复其独立。被征服的土地就此 被合并了。”21 此原则一直赓续于中国古代，也即大一统支 配分裂，这实为中西国际关系中制度安排精神之巨大不同！ 此精神对于游牧-农业社会间体系来说，意味着一俟游牧或者

农业社会任何一方实力占据优势时，战争并成为这一体系的 常态，任何一方的积弱都会成为另外一方扩张的动机，其结 果要么游牧力量入主中原，要么中原农业力量开疆拓土，维 持庞大的边疆缓冲地带。

雷海宗语，见雷海宗：《中国历史上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55 页。

21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8,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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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对这一中西不同之国际政治精神予以充分的 解释，对其详细的解释也不是本文的目的。在此再次强调这 一点是必要的，也就是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结构的决定性意 义。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认为，游牧经济不是一个自给自足 的人类经济生态，对人类生态体系极为敏感，需要外来资源 （通过对外掠夺和贸易）来补足其欠缺；就游牧军事化社会 组织来说，它本身是与定居农业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对农业社会资源的依赖有助于使游牧社会保持其等级化结 构，以通过战争获得资源来辅助其经济，而稳定的辅助经济 来源又会强化军事首领的权威。22 元史学家萧启庆也持相同 看法，他认为，“ 就对内政治设想而言，对农耕社会的掠夺、 贸易和战争，是游牧君长吸引部众，绝对化其权力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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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例证之，当游牧社会缺少与农业社会的互动之

后，其社会结构则趋向分散、平等、碎片化和小型化，断难 形成大型游牧军事帝国。也正因为如此，巴菲尔德格外强调 对外关系在匈奴帝国内部秩序稳定中的意义：“内部的虚弱 性迫使草原国家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开发出更为可靠安全的 经济基础。……匈奴帝国政府由此将各个草原部落整合为一 支统一的力量，在单于的领导下去从中国那里汲取货物和贸 易好处。单于保持着执行外交事务的排他性权利，并有权将

2223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 33、106 页。 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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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得来的货品分配给各个匈奴部落。……通过吸取外部 世界的资源，草原上的匈奴国家维持了它本不能维持的内部 稳定。”24

游牧社会和定居农业社会之间的合作不乏有之，我们注 意到中原国家的管理结构会被游牧社会所模仿，以及中原农 业社会模仿游牧军事技术的诸多事例。然而，更应该引起我 们注意的是，根据有些研究所揭示的，与日本和朝鲜不同， 游牧民族在其国内几乎没有采纳实行中原律令格式制度，原 因在于游牧民族的社会和国家结构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统治人民的律令国家在组织结构上无法 兼容”，所以，中华律令格式几乎没有被引进到游牧民族国 家。25 《汉书·匈奴传》一段记载，颇能说明游牧民族匈奴 的“固本”观：

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 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 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 以视不如毡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 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

因此，从社会结构的本质性而言，拉铁摩尔认为游牧和

Barfield, Thomas,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p.45.

参见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升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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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很难成功地混合在一起的看法不无道理：“中国社 会的内在条件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 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 社会。两种社会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任何一 方。……亚洲内陆与中国的历史，可以用两个循环来说 明，……这就是草原部落的分裂及统一的循环，和中国朝代 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26 而且，如前面所说，游牧经济对 农业经济的附属性依赖——而非两种经济体系相互独立— —及其缺少与农业经济稳定的贸易产品，使其容易产生对农 业体系的定期性侵扰。此一两极体系之原理，与加迪斯概括 美苏两极体系之维系原理，实乃大不同。27

三、军队规模

有关游牧-农业互动结构的恒定压力和对抗关系被假定 后，现在，我们开始考察结构压力下的军队规模与财政问题。 我们假定，威胁性的游牧-农业体系结构，促使中原定居农业

社会必须以集权形式保持庞大的军队规模，以应付边疆危机。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 328-329 页。 加迪斯认为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能够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 和苏联经济的相互独立、相互不依赖性，这种特性决定两大帝国经济上不会因为强烈 的彼此依赖而导致经济战争。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 in Sean M. Lyn-Jones, ed.,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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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体系被秦汉统一的帝国体系取代， 意味着中原地带的“国际”政治被消灭。在没有游牧社会威 胁的前提下，这一状态会导致统一的帝国体系（“国际”政 治被消灭时）必然比无政府和威胁特性的列国体系（存在竞 争的“国际”政治）维持更弱小的军队规模。秦完成四海一 以后，其军队规模与人口之比例，为史上之最，至少达 200

万以上，时人口为 2000 万左右，这一现状反映列国体系甫

一结束后王朝军队规模的庞大；另外一个冗兵朝代是宋，军 队规模最大接近 130 万，此规模与北宋在北方三面受敌直接

相关。28 以实际行政统治版图最大的清朝来看，其军队规模 也未过 100 万。但是，一旦持续的游牧威胁被现实地感受到，

或者存在游牧-农业竞争性体系时，任何统一的王朝必须维持

足够的军队规模，其对外重点在于保证边疆安全。

维持西北边疆安宁需要多大规模的军队，是个难以量化 的问题。两汉时期军队数量不详。匈奴列传》记载， 《 史记·公元前 200 年，冒顿单于曾以 40 万骑兵围高祖刘邦于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东）之白登山。根据钱穆估计，汉朝时期匈 奴全族人口不足 180 万人，匈奴骑士不过 25 万人左右。29 以

兵力雄厚的西汉来说，汉景帝时期大规模养马，马匹数量达

黄文模、李洪波：《中国财政通史·春秋、战国、秦汉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06 年，第 221-222 页。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 393 页。

29 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50-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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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0 万匹，与匈奴相当；以当时大的诸侯国（计 9 个诸侯 国）步兵达到 20 万计，以及边郡兵、屯田兵和中央直辖近

10 万南北军，军队总规模不在百万之下。30 唐代军队人数 在 60 万-100 万之间，其中边军 45 万左右，另据王仲荤估

计，唐府兵制全盛时期为 60 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天下健儿、

团结、彍骑 57 万多人。31 宣宗大中时期，全国兵员数为 99

万多。32 北宋时期，军队最多的时候是在庆历年间，近 126

万。33 另据学者估计，庆历和熙宁时期驻扎在西北的军队人 数（禁军、厢军和乡兵）分别为 40 余万和 57 万。34 元代

军队数量较难估测，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精锐之师，数量在 13 万左右，用蒙古军制组织的北方汉人军队规模在 30 万左

右，另有灭南宋后收编的南宋降卒组成的新附军，数量估计 在 20 万左右。35 明代时期，梁方仲估计永乐年间军队人数

为近 160 万，万历年间为 110 万。36 根据黄仁宇的估计，1392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年， 第 119 页。“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第 94-121 页。

31 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 页。 32 王仲荤： 隋唐五代史》《 （ ， 上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465、484 页。

33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制度》，第 320-321 页。 《

34 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 96 页。

35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制度》，第 412-423 页；以及萧启庆：《内 《

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16-275。赵 云旗：《中国财政通史·辽金元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年，第 176 页。

36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26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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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洪武年间现役军人为 120 万， 1569 年时为近 85 万人， 其中边军达 50 万人。37 清前期军队规模最大的为乾隆 29

年，八旗和绿营兵数近 64 万，清后期光绪年间常备兵则为

80 余万。38

因此，排除作战技术和战斗力等因素，从历代戍边军队 规模看，维护边疆安宁所需要的军队规模在 40-60 万左右，

大约占到军队总规模一半左右。与军队规模对照的是，自汉 至清初近 2 千年，以正史记载数据看，历代人口并没有呈现

激增态势，一直在 2 千万到 8 千万之间摆动，其中多以 5 千

万左右为主，只是从 18 世纪中期到晚清，中国人口才连续

陡升过 1 亿、2 亿、3 亿、近 4 亿。39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

军队规模一直保持在 100 万到 150 万规模左右，即便人口呈

现长期增长趋势、社会复杂性程度日益增加，也大抵如此， 与长期增长的人口数量相比，其比例是降低的。所以如此，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76 页。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380 页。有人认为明 代军队多达 180 万甚至 200 万之多，见陈光焱：《中国财政通史·明代卷》，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年，第 135 页。 38 陈光焱： 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第 95、263 页。 《 ， 39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704 页。俄罗斯学者扎哈罗夫在 19 《

世纪时编制的中国历代人口，与梁的估算极为接近。可参考扎哈罗夫： 中国人口历史 《

概述》，曹天生主编：《19 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张琨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63-166 页。但是，这个人口数字只是正 史记载的数字，极不可靠，水分极大。因为清以前实行丁税和徭役，使百姓隐瞒户口 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有人估计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口就已过亿。根据曹树基的研究， 1630-1644 年之间，中国人口即在 1.5-2 亿之间（参考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 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清雍正时代田租与丁赋合并之后， 从此虚报户口无风险，人口数因而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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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边疆游牧民族有关。在没有出 现革命性军事技术变化的前提下，这个规模是在冷兵器时代 对付北方游牧社会入侵的理想规模。按照记载，西汉初年， 高祖刘邦征伐匈奴动用了 32 万军队，卫青、霍去病与匈奴

交战时，前后动用骑兵达 24 万之多。40 以此估算，对付北

亚游牧民族至少需要 30 万军队。按照历代驻扎在边疆的军

队规模而论，也需要维持在 50 万左右规模，兵员数量占国

家军队规模的近半。反过来说，中原地带的国家如果不能大 到并集权到维持这样的一只军队，就会时时面临被游牧社会 冲击瓦解的可能。从边军规模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游牧 -农业竞争性体系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是何等要紧。

关于军队规模，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历

史上有兵农（劳）合一的传统。给养这么庞大的军队，财政 上固定开支当然不能少。但是，由于兵农合一，所以军费问 题不一定全属财政领域。兵农合一使我们准确估计军队规模 有困难，推算军费开支则困难更大。许多朝代都有军屯传统， 此制度初衷即是为了达到以兵养兵、军队自给的目的，减少 王朝财政负担。因此，贾志刚研究唐代军费问题时注意到这 一现象，认为从社会历史角度而非完全从财政角度看待唐代 军队可能更贴切些，这是非常准确的。41 第二，传统中国的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第 94 页。

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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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结构中，劳役是隐性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役包含着 兵役（例如明代的民壮），因而导致军队数量更难准确估计， 其支出难以以货币经济完全反映出来。42 第三，历代地方经 常控制着数量不等的军队，外加大地主拥有的私人武装，以 维持地方治安，其数量也不在少数。

历代统治者都视北方游牧民族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除了少数的游牧中原政权以外。这种强烈的威胁感造成 了后面我们所说的王朝在江南海上贸易和北方防御之间的 政策辩论时，北方防御政策始终是压倒性的政策考虑这一现 象。

四、财政收支

现在再扼要概括财政收支结构，以帮助我们透视用兵、 财政、边疆-中原-江南之密切关联性。

自两汉到唐安史之乱前，财政收入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财政收入在空间上重点依赖北方，二是田赋是财政收入 的大头。边疆不是赋税的重要来源。鉴于丝绸之路沿途政治 的动荡性，很难设想帝国能够依靠这条动荡的商路获得重要

42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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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赋税收入。43 但是，从安史之乱以后，王朝财政收入发生 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财政收入重点依靠江南；二是田赋在财 政收入中的地位出现变化。

安史之乱给予北方经济以沉重打击，北方经济自此走向 下坡路，加上北方藩镇割据，兵财独立，唐代中后期财政收 入严重依赖江南，如杜牧所谓“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 税重心南移与经济中心南移互为依托，到两宋时期，江南经 济中心地位则大局已定。44 与经济中心南移伴生的另外一个 现象是东南沿海海外贸易逐步成为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最 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应的是，内陆丝路贸易不说衰落，至少 也是相对下降了。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从两个方向展开的， 一是陆路（出西域和下西南），一是海路（通东南沿海）。自 汉至唐，两个方向的贸易发展速度出现缓慢的变化，从陆路 贸易为主逐步海、陆路并重，至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以及

余英时在就崔瑞德《唐代财政管理》一书所写的书评中，也指出赋税依赖的空间转 移问题，见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 278 页。余同时认为，租庸调税制到两税 制的变化，是革命性的，意味着赋税收入从唐代开始出现向非田赋性收入依赖现象的 出现。 44 张晋光： 安史之乱对唐代经济发展影响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

年，第 86-159 页。有学者认为赋税仰给江南在经济重心南移之前，例如郑学檬：《中 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 年，第 12-14 页。 但是，两者应该是相互依存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财政重心应以经济重心为基础， 如果江淮地区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要担负其唐后期 100 多年的财政重担，是难以想 象的。见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第 400 页。程民生也持经济重心和赋税重心安史之乱开始的南移说，但是他认为北方 经济直到元时经济总实力仍不输于南方。见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4 年，第 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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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海上贸易开始占据主导地 位，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45

赋税重心和经济中心南移具有决定性的政治经济意义。 应对北方边疆威胁需要强化集权财政动员体制，随着经济重 心的南移，加大了帝国统一南部的财政决心，大运河是产物 之一。大运河的开凿通航，成为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将 南移的经济重心与仍然保留在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连接起 来，以维持帝国的统治。按照统计，从唐到清的统一王朝， 由南到北的运河每年运米量低至 40 万石，高达 600 万石的

年份也不在少数，大多年份维持在 400 万石左右。46 400

万石的概念相当于供应清代京师八旗一年俸甲开支，明代洪 武 26 年北方地区岁入粮的近 30%，元代天历年间北方地区

岁入粮的 80%，北宋年军粮所需 800万石的一半。47 另外，

维持边疆平时状态 50 万左右规模的军队供养，仅仅依靠中

原经济提供的赋税，在宋以后是无法完成的，更不用说在战 时状态了。因此，江南作为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其在经济上 的重要性与王朝为了维持边疆稳定之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

有关宋朝贸易方向变化，可参考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3 年，第 58-61 页。 46 李文治、江太新： 清代漕运》（修订版）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 ， 第 7-8 页。 47 程民生： 中国北方经济史》第469 清代漕运》 第 58 页。 《 ， 《 页。李文治、江太新： ，

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第 578 页。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第 356 页。以 上均为粗略估算，关于古代中国度量衡变迁，参考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 赋统计》，第 711-747 页。本文所有有关度量衡统计，均据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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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息息相关，这从客观上加强了中央王朝通过国家建制完 成对江南的牢牢控制，非此不足以用兵于西北。48 此情势造 就了安史之乱后“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于江南”的政治经济 格局，且这种政治经济格局直到后来一千多年而未有根本之 变化。实际上，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作为地 方的江南，与作为地方的西北边疆，之间由于军事因素而存 在重要的关联性，也即江南经济的发展与边疆危机和压力是 相关的。因此，“ 安史之乱”是分水岭。安史之乱以前唐代， 立国基础是关陇地带，是史家所谓之关陇集团。49 辅以中原 物力之配合，能够在漫长的边疆一线抵挡游牧民族的威胁。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富饶的农村和牧区丧失，藩镇割据下北 方各地财政大多独立，使中、晚唐被迫在财政上极度倚重江 南。王朝地缘政治经济由东西关系一变而为南北关系。此一 巨大转变从积极言之，如李伯重所说，江南的财力是中、晚 唐维持北方常备军，并进而成为北方统一的物质基础，这种 影响自唐以后进一步加强，南宋能以长江中下游财力，与统 一的黄河流域在政治、军事上对抗一个半世纪之久，而明朱 元璋能以江南为基础统一全国，无不得益于江南丰富的物质

全汉升即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即为了将南方经济与北方政治军事

联系起来。参考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 年， 第 279 页。

4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对“关陇 集团”的展开论述，见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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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50 此政治、经济中心之分离，非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是 弊端，实乃边疆压力导致中原、江南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恰 当分工，对黄河流域和大江南的统一具有战略性意义。51

赋税收入除了倚重江南这个特点以外，唐以后田赋之外 的税收慢慢成为王朝财政一大来源。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 展，国家财政收入重点从北宋开始出现由田赋向茶、盐、酒 税的变化，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依赖在加大。52 以唐代宣 宗大中 7 年（865 年）计，盐、酒专卖税占全国税钱 38.9%， 加上其他商税，则占到 40%多。53 盐税对于当时平定安史 之乱，起到重大作用。宋代政府收入的一个新兴来源是市舶 收入。按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 动以百万计。”54 不同学者对市舶收入在南宋总财政收入中 的比重估计，低到 2%，高则到 20%。55 明代弘治皇帝时期 （1502 年），或 1600 年前，田赋收入（2600 万石粮食折银 约为 2500 万两左右）占总收入的 75%，同期盐业收入约 200 万两，工商杂色收入最多不超过 400 万两，工商杂税中的海 外贸易部分在海禁解除后的 16 世纪初收入不超过 10 万两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221 页。

例如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 33-36 页。 52 李桂海： 中国封建结构探要》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57 页。 《 ， 53 孙翊刚： 中国财政通史·隋唐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年，第 89 《 页。

54 引自黄纯艳： 宋代海外贸易》 第 167 页。 《 ，

55 不同的估算数据差异之比较，详见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第 174-175 页。市舶 司 1154 年海关收入达到 200 万缗。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55 页；也见黄纯艳： 宋代海外贸易》，第 176 页。以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 《

田赋统计》，第 409 页）统计的宋高宗 1162 年财政收入 6 千万缗计，这个收入（200 万缗）也就只占 3.3%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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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比例甚至低于宋代时的数字），非田赋性收入占财政总 收入不到 14%。56 到了清代，如王业键所说，随着时间的推

移，田赋在财政上的重要性与其他的税比较起来有下降的趋 势。他认为，1753 年田赋占全国赋税收入的 73.5%，到 1908 年下降到仅占 35%左右。1911 年，盐茶税、关税、厘捐诸税 已基本与田赋相等，经常性田赋为 4 千 600 万两，总预算收 入计 2 亿 3000 万两，田赋只占到总预算收入的 20%。57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工商业杂色收入在财政收入结构 中所占比例自从唐到 16 世纪初的近一千多年里，一直只占

辅助地位，加上盐铁专卖收入，最大也不会超过唐代的 40%。

实际上，海外贸易收入一直没有纳入到宋的财政预算中，甚 至在明代也如此，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对这段时间国际贸易 税收的地位持过高的估计。但是，考虑到贸易线路转移后， 东南沿海贸易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潜在收益效应，我们却绝 对不能低估其意义。较有意思的比对可以使我们或许有新的 发现。以番舶抽分 25%计， 16 世纪中后期明代上述海外贸

易总额为 40 万两左右。58 全汉升估计 17 世纪初每年流入中

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 55 页。数据依次整理自黄仁宇： 十 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226、281、340、309-310 页。 57 王业键： 清代田赋刍论（），高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1750-1911

第 105 页。有学者推算，田赋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是从 1651 年的 86.5%，下降

到 1849 年的 77.2%，1894 年更下降到 36.9%。转引自王业键上引书第 87 页，注释 4。 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47 页。 58 16 世纪初明代的番舶抽分比例是 30%，期间曾降到 20%。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

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 309 页。清代在广东组建的“洋货行”，对瓷器之类商品“无 论赢亏，均须以卖价 30%纳交本行”，参考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引自许毅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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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白银为 50-80 吨，59以当时度量衡一两等于 37.30 克换 算，最大值 80 吨为基础，为白银总数 220 万两。60 弗兰克

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估算 18 世纪前两个世纪，美洲

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 6 万吨，约 16 亿两，占世界有记

录的白银总量的一半。61 每年 220 万两左右白银的流入，远

远大于明代官方统计的贸易总额。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唯一可 靠的信息，不是其与官方统计的贸易偏差太大，而是当时江 南走私贸易额绝对不在官办垄断贸易之下，江南当时巨额的 私人白银“秘窖”，即为明证。62 巨量白银流入以及本土云 南一带白银产量的增加，使白银扮演重要的通货地位，也使 明代一条鞭法财政政策的施行成为可能；另外，高额的私人 贸易量会对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体制形成怎样的冲击，此非 本文探讨主题，但对国际关系和经济史学家来说，应该引起 注意。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统治的赋税除了较少 依赖手工业和商业以外，其对边疆地带的赋税依赖一直很轻。

《清代外债史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年，第 109-110 页。因此，我 们姑且以 25%的税率作为计算标准。

59 牟复礼和崔瑞德编：《剑桥明代史》下卷，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3 年，第 373 页。 60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第 745 页， 《 ， 61 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 ， 社，2000 年，第 208 页。

62 明清江南私人海外贸易的发达，丝毫不输给官办垄断贸易，对当时私人贸易繁荣的 分析，可参考王日根： 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72-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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