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如何认识媒体党性原则与人民性

绪论

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政治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全新的环境，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也应该有新的思考与举措，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深入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 深刻分析了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提出了“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而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不断改革创新，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媒体要坚持党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媒体始终不变的要求。中国媒体的党性原则最早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所领导的党报提出的，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发端和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党性原则最终成为党领导媒体的方式和中国党报的传统。媒体党性是党和国家对我国媒体的特殊规范，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真正从新闻学的角度来探讨媒体党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媒体的党性包含服从性与先进性两方面内容，但由于国情的限制，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体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传思想战线”，其主要功能是“灌输”、“教育”和“引导”。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文化水平和媒体素养不断提高，旧的观点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媒体－受众的关系结构。新的环境要求媒体的党性表现出新的形式，不仅要体现服从性，还要体现出先进性。而要做到更好的把握媒体的党性，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人民性”进行解读，人民性是媒体党性的灵魂性要素，完全有必要将其单独列出加以探讨，胡锦涛同志更是提出了要以人为本，足见党和国家对媒体人民性的高度重视，本文将浅谈对新时期媒体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问题的认识，希望能够得出新的见解，有益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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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本科

一、对媒体党性原则的认识

媒体要坚持党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媒体始终不变的要求。中国媒体的党性原则最早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所领导的党报提出的，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发端和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党性原则最终成为党领导媒体的方式和中国党报的传统。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的构成呈现多样性，商业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出现并活跃于市场。由于商业媒体都在组织上隶属于党属媒体，而且又出于诸多政治考虑，中国共产党对商业媒体亦提出了党性要求。因此，在中国所有媒体都要讲党性、遵守党性原则。在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当今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我国媒体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

但是，作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虽然经常对媒体强调党性，也经常在新闻学著作中提及“媒体党性”，可我们很少见到有人真正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解读我国媒体党性，正如武汉大学李卓钧教授所说：“在我国相当长时期的理论研究中，仅仅将新闻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片面认为新闻事业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将新闻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政治手段的研究范围内。”我国新闻学中对于“媒体党性”的论述也往往落入泛化的政治斗争思维、简化的阶级斗争思维中。这种对于“媒体党性”的研究状况显然是不符合我国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际需要的。由于我国新闻事业也参与市场经济，开始按照新闻规律开展新闻活动，那么就有必要从新闻学的角度重新来解读我国的“媒体党性”。

究竟何为“媒体党性”？李良荣教授曾把媒体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表述为：“政治上，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组织上，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一切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还仅仅是对我国“媒体党性”在执行层面上的解释，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分析媒体党性的理论指导力度还略显不足。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我国的“媒体党性”，这是我们对其进行新闻学探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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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真正说清楚何为我国“媒体党性”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笔者翻阅了一些党对媒体提出党性要求的文件，阅读了新闻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后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其领导下的媒体提出的党性要求一直都具有两种含义倾向的诉求，那就是服从性和先进性，从这两方面来理解我国“媒体党性”比较有解释力。以下简要介绍这两方面的诉求：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用党性来强调媒体要服从中国共产党、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这一点可从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媒体的党性要求中看到。毛泽东1948 年8 月在建立报告制度的文件上专门加了一句话：“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江泽民也曾对媒体作过指示：“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各级党报要这样，部门的和专业的报纸也要这样。”其实，“列宁早就明确地完整地阐明了党报党性这一概念的含义：即党报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把党对“媒体党性”方面的要求概括为“媒体党性”的服从性。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用“党性”来要求媒体真实反映社会情况，让媒体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刘少奇在建国后对媒体强调，党性的根本是人民性，要求党报为群众说话。胡耀邦也曾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新时期，党中央对媒体又提出“三贴近”的具体要求，要求媒体以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指导。从这一角度来概括，中国共产党对媒体提出的党性其实是一种先进性。

因此，从执行管理的层面来讲，中国共产党对媒体提出的党性要求具有服从性和先进性这两方面的内涵。但是，在我国媒体党性与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媒体党性之服从性和先进性时而被党和政府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单独强调，时而又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被合二为一加以强调，这种状况就使得我们在思考我国媒体党性问题时比较容易陷入思维混乱。

其实，媒体党性之服从性和先进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发展最核心、最重要的党，作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决策者，它如想始终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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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具备先进性。而为了减少在新环境下不必要的社会混乱、减少社会发展的阻力，党对社会、对媒体的控制也是必要的，所以，服从性也成为党必须强调的话语。因此，党性的先进性是党保持生命力的保障，而党性的服从性则是党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条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强调服从性是为了能更好地保障先进性，而强调先进性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服从性，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发展的必备要素。“媒体党性”同样如此。但是，过度地强调服从性将制约我国媒体先进性的发挥，而过分地强调先进性又可能导致媒体过分自由，不利于社会发展。于是，正确处理我国“媒体党性”之服从性和先进性的关系就成为关系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关系新中国建设的一件大事。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则利国利民，二者关系处理不妥则祸国殃民。这在新中国建设的曲折历史上很容易找到例证。但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易，需要党和新闻事业高层管理部门具有真正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相当大的政治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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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媒体环境的变化

二、新时期媒体环境的变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整整三十年，市场经济以经济主体追求利益和相互竞争为原始逻辑，成为促使中国社会面貌改变的核心和根源性力量，在它的推动下，中国正发生着向经济社会、公民社会、网络社会等方向的转型。新时期社会对于信息需求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我国媒体必须适应形势，“媒体党性”也需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30年来, 国内外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经济进入一体化时代, 虽然还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差别, 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千差万别, 但不可否认的是, 各国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思想、政治上的互相学习、交流、交锋、影响、补充、融合正在增加。国门的打开, 先进的思想、理念、学说、价值观等等被介绍进来, 无可避免伴随而来的还有腐朽没落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政治民主的进步, 言路的敞开,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不同经济成份所形成的不同经济利益体, 有政治上的不同诉求, 要求在新闻传媒上发表各自的声音。与此同时, 近30年来的科技进步, 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的交流———不同语言、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交流变得相当简捷、容易。人们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从一对多的传播模式, 传者居高临下, 充当组织者、指导者的角色, 正在转变为点对点、多对多的传播模式, 传播者与接收者相互平等, 并互换角色,“说教”式宣传的说服力正在减弱。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没有国界,“封”“堵”几无可能。网上有快捷的、即时的、海量的、几乎无所不包的信息, 但也不得不承认, 许多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网上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参与, 既使互联网成为信息的集散地, 也成为舆论的放大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当今社会,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 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 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30年来, 我国的传媒业迅猛发展。1978年, 我国仅有报纸253家, 电台198座, 电视台32座; 而到2007年, 报纸数量已达到2202种, 电台30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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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369家, 有1969家新闻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播出1789套广播节目和2322套电视节目。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 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 大陆现有网民2﹒1亿, 是世界第二网民大国; 有各类网站150万个,其中新闻网站150多家。随着第二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互联网作为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的功能将会更加突出。中国还是个手机大国,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8年5月底全国手机用户已达到5﹒92亿。随着3G、4G技术的推广, 以移动传输为特征的新兴媒体必将兴起。新兴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规律、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影响力等等, 还亟待研究。这些新的情况, 是以前没有过的。

在新时期，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必须不断改革创新,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闻宣传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周围、城市、国家、世界今天发生了什么,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人们更愿意报纸广播电视提供事实,由他们自己在比较中作出判断, 得出结论, 你越是把结论“灌输”给读者听众观众, 读者听众观众越是不轻信; 人们比以前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获取资讯, 事实和真相很难再被隐瞒和掩盖;东边不报西边报, 国内不报国外大量报, 报纸延时报网上滚动报, 这种情况如不改变, 主流媒体将逐渐失去吸引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胡锦涛同志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 他特别强调“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和接受习惯”, 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 要求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 提高时效性, 增加透明度”。这些要求, 让新闻工作者倍感亲切,同时也感到要求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强调要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 强调要研究受众的心理特点, 从而使新闻宣传更加科学化, 更符合新闻宣传规律, 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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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新时期中国“媒体党性”提法加以调适的建议

三、对新时期“媒体党性”提法加以调适的建议

（一）“媒体党性”在注重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属性的同时，应侧重新闻媒体的社会属性

新时期，我国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要开始针对媒体的社会功能属性加以调整。新闻媒体的社会属性是指媒体具有影响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

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已不是最主要的内容，人们开始广泛参与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曾经有人在2004 年就提出，“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生活品的缺乏而是公共品的缺乏”，人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以后开始对社会的“公共领域”有强烈的需求。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就是公众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意志，达成共识”。而现代媒体正是人们最好的“公共领域”。媒体可以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将媒体的受众变成公民。

同时，针对我国媒体不良的商业行为，“媒体党性“也需强调社会性内容。媒体过度的商业行为最大的危害还是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在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中加入社会性内容可对我国媒体的商业行为予以约束，还可以提高我国媒体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认识。

（二） 让“媒体党性”变为媒体自律的行为指南，尽量减少党对媒体不必要的直接管理控制

对我国媒体而言，媒体党性具有媒体自律的要义。新闻媒体的活动始终都需要新闻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媒体对于新闻自由的需要更加强烈，没有新闻自由媒体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培养出了社会公民对于负面信息足够的承受力，中国人已经从顺民时代、暴民时代、愚民时代走出，开始成为理性日益增强的公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媒体党性”应尽量发展成为媒体进行行业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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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指南。这对于我国媒体来说是有可能的。首先，我国媒体党性具有实事求是的精髓，“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规定可以满足新闻媒体的行为需要；其次，我国新闻媒体中的党员新闻工作者可根据各自的政治觉悟实现自律，不需要党以党性为工具对新闻媒体做太多的直接管理。这样可保证我国新闻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更具活力。

（三） 随着我国媒体“以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媒体党性”也需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党性是对党为人民谋利益活动的具体规范。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十多年，党一直是站在政治高度论述党性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受众地位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得到尊重，我国媒体在认识观念上实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但“媒体党性”对此并未作出响应。

“媒体党性”向“以受众为中心”调整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受众”是一个新闻传播学概念，中国共产党在对“媒体党性”作出思考和调整时要尊重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对“媒体党性”进行考虑时要从广大公民的角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做到这两点，“媒体党性”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才会更加正确、才能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媒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媒体党性”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以人为本的要求在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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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人民性的认识

四、对人民性的认识

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到底是什么: 所谓媒体的党性, 简单地讲, 就是媒体必须体现党的意志, 特别是要做到人民能够利用党报对党和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 ( 1) 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要求和意见, 成为人民的论坛；( 2) 准确、全面地报道新闻,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世界的真实情况, 在满足人民群众新闻需求的同时, 满足人民群众在知识、娱乐、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需要。可见，媒体的党性已包含人民性的全部内容，那些将媒体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做法是不成立的。当然，人民性的重要性也是不由分说的，人民性是媒体党性原则的灵魂所在，将人民性单独提炼出来是有必要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其重要程度。

历史上新闻界对于人民性的理解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以20 世纪40 年代的《新华日报》为标志,以人民性彰显其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这一口号在当时国共内战的历史条件下比单纯强调党性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更能动员和团结广大的民众汇入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第二阶段, 以20世纪50 年代的《人民日报》为标志, 以人民性突显党报在报道思想和报道方式上的重大转变, 即从过去偏重做“党的工具”、“党的喉舌”到强调做“人民的喉舌”、“人民的公共的武器”、“社会的言论机关”。当然,这里所谓“人民的喉舌”并非指党报远离党的领导和它所承担的任务而片面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 而是说它试图改变以前过多地为党进行宣传指导, 而在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上未能给予普通群众以应有的关心和尊重。自此往后, 对于人民性的讨论基本上都体现在这个方面。第三阶段, 以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为标志, 一些人以人民性为旗号否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反对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的性质, 企图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此时的人民性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 实质上是以人民的名义做着有损党和人民利益的事, 其严重性在于, 在政治立场上完全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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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媒体党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人民性的把握也有诸多变化。值得反思的是，在历史上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们也犯过对党性原则把握不够准确的错误，其问题主要是没有很好的理解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民性是媒体党性原则中最重要的要素时媒体会犯错，同样，将人民性歪曲到脱离媒体党性的地步时，媒体更会犯错。新闻工作者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性是媒体党性原则最重要的内容，新闻事业要坚持党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人民性的实现，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做到这一点，媒体的党性才真正得以体现，才算落到了实处。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体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传思想战线”，其主要功能是“灌输”、“教育”和“引导”——这样的定位和功能设置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的。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文化水平和媒体素养不断提高，单纯工具论的观点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媒体－受众的关系结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媒体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宣传和引导职责，但不少“严肃媒体”和“重大题材报道”似乎不受公众的欢迎，至今仍徘徊在市场之外；媒体希望公众接受的东西，往往不是公众感兴趣的东西；媒体所忽视或不屑于报道的对象，常常是公众非常感兴趣、渴望释疑解惑的领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态势不仅使媒体难以圆满完成自身承担的社会职责，维系社会共识和团结，而且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新时期，胡锦涛同志在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史上, 首次明确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赋予媒体人民性以新的内涵，这对于新闻工作者无疑是一次新的挑战。 胡锦涛同志强调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提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同志还十分具体地要求新闻工作者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 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 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事迹,“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 党性和人民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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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人民性的认识

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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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时期实践媒体的人民性就应“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一种崭新的理念和思维模式，它统领和派生出具体的报道原则、思路、手段和方法。“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有着丰富的实体性内容，体现于媒体报道领域的方方面面。

（一）“以人为本”要注重对人的情感关怀

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和断裂。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巨大，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争取进入更高社会层级和更好生活的洪流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机制不健全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腐败、社会不公、道德失范，以及传统道德观和现代多元价值取向之间多层面的尖锐冲突，在当代中国人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群体生活内部涌动着诸种心理危机的暗流。由此看来，当代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情感的宣泄、抚慰和引导。记者将笔触和镜头对准中国人的情感生活领域，自然成为媒体“以人为本”新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情感欲求的人，是残缺不全的人；没有了情感关怀，“以人为本”的口号也将是陈旧和空洞的。

（二）“以人为本”不仅要体现在民生新闻的报道中，而是要贯彻到各个报道领域

“民生新闻”在构建真实的民间生活形态、民生信息告知和维护民众权利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这种新闻样态更多是对人们生存层面的报道，无论是车祸、道路状况、自然灾难、社会纠纷、法律维权、政策解读，还是市民生活备忘、理财建议、出行参考等服务信息，更多的是展示市民生活物质层面的东西，提供一幅幅城市生活的“浮世绘”，不可能广泛关注民众情感生活和心理矛盾，这就必然要求媒体在“民生新闻”之外，以创新的思路和大手笔、大气魄加以重墨浓彩的报道。在政治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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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时期，实践媒体的人民性就应“坚持以人为本”

媒体不应宣扬个人崇拜、英雄史观、帝王史观和“清官情结”，应该关注当代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成果，关注和支持群众参政议政、自己管理自己的热情，以及民众公民意识的成长（我甚至认为，一个社区内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发参与管理的新闻，比一个重要会议更值得上头条）。在经济报道中，媒体要警惕“重商主义”、“惟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倾向，更多宣传社会的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穷人的经济学”。在文化报道中，媒体要警惕民族劣根性和“民粹主义”、“国粹主义”思潮抬头，理解文化认同的多元性，提倡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意识。在情感报道领域，媒体既要弘扬传统美德，又要提倡现代意识；既要维护社会的主流道德取向和公序良俗，又要宽容现代人的多元情感选择；既要通过各种手段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又要在眼泪洒落后留下更多的思考。

（三） “以人为本”不是毫无原则的迎合受众

媒体欲贯彻“以人为本”新思维，必须实践“三贴近”原则——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问题是，“贴近群众”并不是完全取消媒体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如果没有这种距离，媒体的存在就没有必要，媒体的引导功能亦将归于虚无。“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媒体无原则地迎合公众的所有欲求和趣味，不能单纯理解为以收视率、收听率、订阅率为本或以市场为本，更不能曲解为以社会新闻、市井新闻、黄色新闻、部分公众的庸俗趣味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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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归结起来，循着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亦需随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创新，相应的指导性原则和理论也需要寻求新的活泼的形式来适应。在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全球化的新时期，对媒体的党性原则的要求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在确保媒体对党的服从性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对党性中的先进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当今新闻媒体多有欠缺之处，需要着眼于此并不断改进创新。在确保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前提下，国家和地方的媒体事实上不需要过多的正面宣传，需要增加适量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加以平衡；对各级领导人的日常工作报道和会议新闻的报道，要抓准新闻点，提高报道的信息含量和可读性；对于媒体过度的商业化运作，正是新闻监管部门应该严加整治的重点和党性应该规范的所在，媒体市场化运作的好处大家有目共睹，市场竞争会促使媒体更加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去发展提高自己，但由其产生的过渡的商业利益、狭隘的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应该受到党性规范的。同时，在新时期，媒体应该更加关注人，要“以受众为中心”，要体现“以人为本”，要深刻理解媒体党性原则对于人民性的要求，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对人民群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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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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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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