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变迁交融中的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

2009年第5期 俄 罗 斯 研 究 No. 5, Oct. 2009 总第159期 Russian Studies Gen. No. 159

冯绍雷

中俄关系的历史性发展及其丰厚的建树，是两国政治精英及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矢志不渝、艰苦努力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中俄两大国在当代条件下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够脱离当代国际事务演进的整个潮流，也几乎没有任何一组双边关系是能够斩断传统、在脱离自己文明传统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梳理当代中俄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探讨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关系的演进、以及其背后传统与当代变迁之间互动的深层机理，可能会对这一内涵丰富而成就卓绝的进程获得一些新的体认。

鉴于这样宏大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广泛知识，作者只能从自己相对狭窄的视角，就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从若干重要的范畴切入，以此为起点作一个初步的探讨；并且由于所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作者能够从理论上给予解释的能力，因此，本文是以论纲和讨论的方式求教于识家。 传统与当代变迁交融中的中俄关系

一、中俄外交与国际史进程二者相互关系中的一个非西方视角

中国与俄国都是有着深厚文明传统的大国，而中俄两国间关系的演进也有着几个世纪的历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样丰富的积累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中国，以及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深刻影响但同时又是一个欧亚大国的俄罗斯，她们与整个国际社会互动交换的历史过程，也正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新认识与诠释。

这样一个重新体认过程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内部进程和对外关系互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俄国与以西方为主导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近年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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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国际学术界有将原来的“国际关系史”（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改称为“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itory)的呼吁。以笔者的理解，这一呼吁的内在涵义，是将整个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不仅限于“国际关系”，而是从内部社会结构与对外行为的相互联系中，来理解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这里包含的不仅是国家作为主体的相互间关系，而且还包含着文明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这样一种包含有东西方相互之间互动的理解，至少有利于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一直有一部份人把俄国和中国排除在整个国际体系演进的过程之外，认为俄国或者中国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帝国，而是一个非正统的国际行为体。在他们看来，似乎唯有从古希腊到威斯特伐利亚，直到为当今西方认知范畴所容纳的国家才可以被视为正统的国际行为体。虽然，这样的观念从根本上说，还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西方中心论在起着作用，但其背后的认知与理论背景还大为复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认同国际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多元发展进程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进步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尽管中国和俄国有着自己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也受制于当时国际交往的经验，但就国家间事务而言，无论是早期东方国家、半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还有着相互间的共性。这里包括国家间交往的内容与形式、行为与规范，包括外交制度的管理，也包含着对外战略的运用，甚至也包括着对于与主权性相关问题的思考。东方和西方思考范式的不同，不能指称为东方国家就不存在规范性的外交。从这一角度看，尽管西方理论界和决策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调整这样的看法，并且以若干相当有分量的作品在改变这种偏见，但是，克服国际关系学界和决策界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依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里包括我们自己如何对于自己的传统作出更加清晰的诠释，以及如何更好地将传统与实践融会贯通的问题。不光是要证明中国的国际角色并非游离于国际潮流之外，而且也不要简单地将在西方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简单地运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对外行为的研究中去。换言之，国际社会进程不能够排除中国的存在和参与，但是，中国的存在和参与又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学理上的充分解释。这样的一种解释不光是要充分重视几千年来文明传统所给予的种种界说，而且，同样要吸取西方学说中长于思辨、长于逻辑构建的优点，包括西方国际社会本身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积累。未来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诠释，应该是东西方结合、一般性和特殊性相互结合的产物。

对于俄国而言，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尽管千年以来，俄国对于西方的学习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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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谓不苦心孤诣，甚至于有人认为俄国人太过关注他人的意识形态，而放弃了构建自己的主体意识形态，但是，即便如此，一些经典的西方史学著作仍然并不把俄国列入正统欧洲历史发展的范畴。直至今天，在俄罗斯作出了这样巨大的努力、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之后，欧美国家的政治精英，包括民众，依然基本上将俄罗斯视为异类。究其原因，除了来自西方的问题之外，对于俄国而言，如何学会以既独特、同时又具有普适性的语言来解读自己的历史，然后使之能够自立于国际文明的殿堂，力争首先在学术上与西方文明进程平起平坐，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除此以外，和本题密切相关的文明多样性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学理上加以证明的问题。只有证明了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合理性，中国、俄国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才能够真正被确认。但是，对于文明多样性的肯定，同样不能够排除对于文明进步性的考量。当年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为了证明文明的多样性和进步性这两者之间的相容关系，就曾花了极大的气力来研究原始人类的思维结构，而且，他自认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可见，要从理论上证明文明多样性和进步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天下体系”和“结合部文明空间”的机理所在

“天下体系”和“结合部文明空间”这两个范畴，我觉得是在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的当代国际发展战略中起着深层次作用的两个核心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形成背景和内容指向，有着绝大的差异。但是，是否有可能在这两个很不相同的范畴之间形成沟通，乃至于寻求发展合作的深层机理，依然是与当今中俄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

首先来说中国的“天下体系”。

从对于“和谐社会”的思考与传播开始，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此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体系”联系起来。的确，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对外事务的看法是一个包孕宏大的整体，它的表述尽管充满了一般哲理的宏阔，它的着眼点也不同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的阀阅，同时也难以避免在世界各地古代文明早期的初创阶段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关于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关于对外战略中的智慧运用、关于适用于国际事务宏观治理的一系列原则与规范，对于中华文明的承袭和发扬，对于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尊严的维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被称为“天下体系”的国际秩序观，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对国际政治思想提供独创性范例的一个重要源泉。剥去其外在的种种依附物，“天下秩序”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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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式的国际政治思想的关键之点，乃在于这是一种超越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或权力界限，超越不可知世界的认知界限，着眼于跨越国际社会的主客体关系中人为阻碍的一种天生乐观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主张更多地依赖教化和善治（可理解为“王道”）来构建国际秩序。“天下秩序”作为一种外在的体制构建，其内在意念上一个关键性的哲学基础乃是“天人相合”，而不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天人相分。”在中国古代圣贤来看，世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是一种可以相互转换、互相融通、天下无人不能达获的境界。中国古代这种以乐天知命为基础的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与西方文明背景下，特别是基督教文明背景下，人受不可知因素所支配、以及人与外在世界（上帝）之间紧张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这种对于外部世界的理念也完全不同于世俗意义上的对于外部的扩张，相反，是以天下为己任，超越了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在思考外部世界的稳定、修齐和福祉。

作为这样的“天下秩序”的内部自我要求，乃是“厚物载道，自强不息”，亦即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地宽厚待人，而同时又通过世代相传、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作为这样的“天下体系”的外部表现，则是“天下昭明”、“协和万邦”，意即通过教化而明达是非礼仪，最终形成一个与天下各邦各国都和谐相处的国际社会。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完全不同于仅仅通过外部的竞争而划分出一时之长短的弱肉强食型的生存竞争理论，更不同于现代西方观点中的“文明冲突”理论，而且也远远不是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后的所谓“朝贡体制”所能够完全涵盖的思想内容。

诚如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与中国问题专家勃朗特雷·沃马克最近所言：“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天下体系’为统衔全局的思想态度，至少是显示了这一见解乃是属于自己所在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宣示并非没有实质性内容，恰恰相反，这一宣示体现了两种文明的特征所在”①

而从俄罗斯的“结合部文明空间”的范畴本身来看，首先，这并不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体系”那样，是在长期文明积累与交往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认知观念。“结合部文明空间”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从罗斯时期，甚至于从多神教时期就开始存在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是，显然这种环境状态又对俄罗斯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行为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直至今天。

“结合部文明空间”范畴的要害首先在于“地缘空间”。俄罗斯作为一种伟大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于它的无可比拟的广袤地理空间。这种无可比拟的自然历史禀赋，给予了俄国人寻求发展和安全自保的无限巨大的挑战和生机。这样① Brantly Womack,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ing”,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Wang Gungwu’s Scholarship “Bridging Chin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rganised by East Asian Institute, Singapore, 26-27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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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自然空间的拥有，在制度创设上，使其可以在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的不同谱段上进行多样化的创造，一旦发生障碍便有着充分的转换与调整的余地；这样的一种自然赐予，又使得俄罗斯具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使其能够在面对强敌时，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左右折冲的回旋余地；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辽阔空间是其民族生存的最为可靠的安全屏障，当年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虽打进了俄罗斯但最终都不得不狼狈逃窜的结果就是明证；当然还包括这老天赐予的如此丰厚的自然战略资源，使其几乎是享用不尽。

“结合部文明空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在于，它是文明交叉和相互融合的枢纽地带。世界上很难找到另一个有如此复杂而又如此丰富多样的文明、宗教、民族、语言相互交汇的辽阔地带。这样的一种状况不光使得今日俄罗斯的内部国家构建依然保存着既有东方、又有西方的文明烙印，而且，也使得俄罗斯人始终持有要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桥梁”的宏大抱负。①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近似之处在于：第一，两国都拥有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与经典的西方理念不同的理念，即非严格意义上以权利或利益为界限，而是或者以天下为己任、或者相信教化功能的超越性；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外部世界的行为的出发点并不简单地在于民族国家，而较多的倾向于文明和文化；第三，两者也都强调多种文明之间的融通，强调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贯通。

简而言之，在高度关注两国文明背景中的差异（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差异）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相互融通的积极因素，是当前推进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中俄关系中的“均势外交”

俄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便是她的“均势外交”传统。无论是彼得大帝的“北方战争”时期，还是维也纳同盟中的俄国外交；无论是20世纪前期老一辈革命家列宁、斯大林的对西方外交，还是俄罗斯时期普京在东西方之间的长袖善舞，俄罗斯善于在不同的对手之间寻找自己的战略定位，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中特别强调了俄国外交非常习惯于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运用矛盾关系来取得自己的战略成功。

从春秋战国开始的复杂而丰富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包含着对外事务中的战略和技巧的运用。比如，“合纵连横”式的中国古代战略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是运① 参见[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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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为广泛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实践中，有着丰富的运用“合纵连横”式的均势战略的案例，特别是在大国关系中的运用。

虽然，中国并无太多现代多边外交的经验，但是，有两条宝贵的经验值得关注，一是对于我们曾经紧密结盟过的伙伴的信任与友谊，尽量地使之能够成为可持续的外交关系；二是“合纵连横”式的外交战略并不仅仅是一切以利益为转移，而是恪守道义原则和以国际社会的公利为前提。基辛格曾经提出：“神圣同盟是维也纳会议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入道德的限制。”换言之，在基辛格看来，保持均势的意义在于：“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会走上的冲突之路”。基辛格对于他最为尊崇的梅特涅的评价恰恰是在其均势政策背后的道义原则：“他（梅特涅）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①。

梅特涅与基辛格的道义原则未必能够付诸实施。但是，就今天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而言，特别是在国际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年代已经过去之后，在世界各国都互为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在多边外交的场合中，包括出于商业利益、或者是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展开必要的竞争的背景下，这样的道德原则的强调尤为重要。这里对于道德底线的考虑，至少应该包含对于任何伙伴国家和外交对手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稳定状态的尊重。

正当中俄关系中出现了多边竞争的复杂局面的时候，上述原则尤其值得重视。

四、民族国家构建和中俄关系

民族国家的构建至少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体，一是政体。从学理上说，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同于一般民族国家的建构，她们都是一个众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新型共和国建构，但同时，它们又践行着以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为榜样的艰难学习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都有着不同于西欧式民族国家大都以单一民族为背景的国情。

冷战结束的时候，作为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苏联垮台于顷刻之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稳固地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中国式的民族结构所起到的聚合作用，是当时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及其重要的背景。如果与苏联相比较，中国式民族结构的一个基本特点，乃是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汉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为中华一家的文化共同体一起作出很大贡献的背景下，客观地说，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页、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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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要比其余民族的文化来得历史更为悠久、积累更为沉厚、对于国家政治构建的物质和精神供应更为直接。而对于苏联来说，作为其多民族国家核心部分文化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近三四百年中有着卓绝的发展，并且领先于其他民族的发展，但是，地处四围的民族地区，从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一直到高加索地区，无论是从文化的悠久、还是引进西方文化的先后，都要早于俄罗斯本身。即便是中亚，虽然其开化程度远不及俄罗斯，但是其历史却远比俄罗斯悠久。笔者的研究以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外在的、客观的重要背景。这样一种客观的民族结构状况，天生地决定了中国会比苏联更加能够经受历史变迁的重大冲击。

中国式的民族结构从理论逻辑上说，应该有比其他地区的民族结构更为阔大的胸怀、更显丰富的内涵和更加远大的目光，也因此，应当能够经受更大的风浪和考验。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如何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提供借鉴。

中俄两国国家构建的另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冷战之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峰回路转，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俄罗斯式追求民主的莽撞试验提醒着一切有志于改革者，需要以相当的谨慎和耐心去推行民主政治的进程。而时隔数年之后，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政治格局的趋近又表明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历史表明，人类历史上任何政治变迁的暂时挫折都无法消弭人们提高政治文明水平的夙愿和不懈的努力。

五、中俄关系与区域主义的发展

中国人对于区域问题的理解可能起始于世纪之交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所谓的“朝贡体制”。当时，东亚地区，严格地说，是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陷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日本和俄国则双雄并立，并且，在后一场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的崛起，被当时的东亚各国视为是“亚洲的胜利”。当时孙中山先生鼓吹“大亚洲主义”，企图以此推动宪政革命和东亚的复兴。但是，好景不长，在世纪之交俨然“脱亚入欧”的日本马上成了反过来镇压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罪魁祸首。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也随着二战的结束很快成为了历史的泡沫。

二战以后的区域化进程，中国的真正参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好在当时的区域化进程也刚刚起步。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之作出贡献，而同时，中国又是这种区域化进程的受惠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对于中国来说，区域化的进程涵盖了东北亚次地区、中亚次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南亚次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地区冷战局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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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要大大地早于欧洲（以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突破为标志），但是，这一地区冷战局面的最后终结，却还未见尽头（这一地区还存在着两个尚未最终统一的国家，并且，这一地区还残留着与世界大战和冷战紧密相关的边界问题）。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建构与地区合作进程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二战结束之初德国一分为二，是与作为欧洲共同体最早组织形态的欧洲煤钢联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要害是，通过包容往昔对手的做法，把对手融合在共同利益的框架里，谋求共处与发展。而德国的最后统一，又是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欧洲共同体变为欧盟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关键性启示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是非常可能与区域化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的实现——这一国家建构的含义既包含着对外而言的统一，也包含着对于内部而言的国家认同的牢固确立——是与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的。

换言之，国家建构、尤其是国家的统一，必得是在与区域进程的良性互动中方能够实现的一个复杂过程，包括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

与区域相关的还有次区域秩序的构建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日本、与俄国取得大体相当的实力而同时雄居于东北亚的态势，为史所未见。这就非常紧迫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怎样的次区域体制安排来协调各国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允许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资源重新配置，而不需要象百年前列强纷争那样大动干戈。同时，从理论上说，虽然，冷战后的东北亚残留着冷战的痕迹，但是国家建构与地区进程的紧密互动这样的历史先例，又给出了区域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出现良性互动这样一种可能。所以，当俄罗斯、日本、中国这三个巨人同时鼎立于东北亚地区之时，这就意味着亚洲，首先是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正在面临着一种历史性的机遇与考验。

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推理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前景是否能够实现，无疑还有赖于来自各方的真诚努力，以及客观情势变化所提供的条件。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和俄罗斯如何将成功处理双边关系的经验转化为构建地区合作框架的努力。

六、中俄国内体制变迁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

对外关系与国内体制变迁的互动，乃是当今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其关键问题是，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作为转型国家的俄罗斯是否可能、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共处于同一国际体制与秩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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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国际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大体有这样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新保守主义的意见，其代表性人物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按照他2008年4月在《New Republican》上发表的一篇长文“历史的轮回”的观点，第一，“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以俄罗斯、中国等国为代表的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和以欧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展开阵营分明的斗争。该作者在2008年稍后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到：上述观点的标志是2008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和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这两件事的同时出现（笔者注：真是难得的奇思妙想！）。卡根提出，甚至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认为：“多年来第一次，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真正的竞争性环境”。第二，卡根认为，在宏大战略问题上，已经不再有一个国际共同体可供召唤和领导，大国之间几乎谈不上什么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相反出现的是猜忌和日益加深的敌意。第三，卡根提出，国家财富能够和独裁统治并存，紧密的贸易关系也无法阻止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全球独裁大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重新抬头正在削弱自由国际秩序，民主力量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作为美国新保守派中坚人物的罗伯特·卡根的上述言论，是其长期以来的一贯思想的表达，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①显然，在他看来，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所谓的“新冷战”时期。

而与此相对立的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翰·艾肯伯利则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他的一整套另一种观点。艾肯伯利认为：第一，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终结美国一国独大的单极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定是以暴力的权力之争或推翻西方制度。第二，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和以往的国际秩序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亦即现有的由美国主导制订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因为，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而且，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第三，正是这套秩序导致了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并且使得前苏联也开始改革，而没有酿成世界大乱。第四，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订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与罗伯特·卡根相比，约翰·艾肯伯利的理论逻辑确非常清晰。可以认为，如果说，卡根是个主张以实力争胜的悲观主义者，他强调的是俄罗斯、中国等国与西方必有一搏，那么，约翰·艾肯伯利并不同意整个世界正在重新划为两半、专制和独裁正在殊死斗争的说法，相反却是乐观地相信现行的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认为在中国（包括俄罗斯）和西方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②①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New Republikan, vol. 4, 2008.

②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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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具有很大影响的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不同观点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相同的重要命题，即确认“制度”或者“体制”因素在当前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卡根看来，如若体制相容，则既定国际关系格局能够维持；如若体制相悖，则一场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而在艾肯伯利看来，国际体制的强大足以容纳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东西方之间能够两下相容。

历史表明，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即具有成熟体制的主导国家和具有新兴力量和转型中体制的后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能是第三种方式，亦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式的“嵌入”；同时，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未来的成熟市场与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将来的国际秩序和体制完全可能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由两种经验——成熟市场与民主和发展中和转型中经验相互融合之后的再创造。

就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和地区而言，鲜有在被主导国家进行“开发”和“引导”之后，能够完完全全地成为“想其之所想”的后来者。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遗产和现代化的轨迹都必不可免地在他们与主导性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就中国和俄罗斯而论，在这样一种没有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传统、没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没有市民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几百年的遗产、也没有经过工业化与近现代国家体系发展培植与熏陶的古老农业社会，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走完西欧社会以往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而且既要改变贫困局面、完成国家构建，同时要全盘接受欧美整套的价值系统，这几乎是盲人痴语。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向一切先进文明认真学习。

从先是主张维新，后是主张立宪的张之洞的名言“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直到邓小平所主张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的一条历史与当代互动、内部进程与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中来构建新秩序的思想路线。

然而，在俄罗斯，普京有一句名言：俄罗斯不打算推行任何俄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符合国际规范。当然，任何国际规范在俄罗斯的实施，必须顾及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表达，传递的却是内在相似的要求在体制变动和外部秩序构建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俄之间的合作真还是有着非常宽广的天地，问题是首先需要双方的深入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责任编辑 黎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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