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清明》创作时间考辨-精品文档资料

黄庭坚《清明》创作时间考辨

黄庭坚的七律《清明》凭借奇崛巧妙的对比与别出心裁的用典，堪称山谷诗中的佳作，然而该诗的创作时间至今仍存争议。 1987年版的《宋诗鉴赏辞典》中，吴调公先生赏文认为黄庭坚于被贬宜州后，“寄居在城头一座戍楼的破败房子中”，作《清明》一诗“期之以旷达，大有万事成尘之想”[1]。而杨惠芷、李婕的论文《也无风雨也无晴》则认为《清明》一诗成于作者晚年时期，并据创作时间再探本诗主旨。任渊等注的《山谷诗集注》中，此诗系于熙宁元年戊申之下，并言“是岁山谷赴叶县尉，九月到汝州”[2]。2015版的《宋诗鉴赏辞典》中，此诗改录刘竞飞赏文，文初便明确任渊注本观点。郑晓勇编著的《黄庭坚年谱新编》亦将此诗收录于熙宁元年，未作注释。黄宝华先生所撰《黄庭坚诗词文选评》中认为，《清明》作于熙宁元年，“流露出庄禅化的思想倾向，由此见出他很早就确立了人生哲学中持节与超旷相交融的基调”[3]。杨庆存先生在《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中，将《清明》视为黄庭坚早年超然出世之作。莫砺锋先生则通过《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一文提出该律诗乃其三十岁以前所作。

综上，学术界对此诗的创作时期显然更多偏向山谷早年。本文亦力主此诗乃黄庭坚于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清明时节所作，笔者爬梳相关材料，对比分析两个时期具体情况，初步归其

因于三个方面：交游活动、思想状况和诗学创作。 一、交游活动

先谈第二种观点，《清明》一诗作于黄庭坚贬谪宜州期间。据《黄庭坚年谱新编》可知，黄庭坚于崇宁二年（1103年）因《承天院塔记》被诬告，十二月十九日出发赶赴宜州，途经潭州、衡州、永州、全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年）农历五月十八抵达宜州，然而崇宁三年的清明乃农历五月十二，故非此年之作。黄庭坚到达宜州后，遭到当地官员刁难，所幸崇宁四年（1105年）三月十五，山谷崇拜者范廖从成都赶来，伴其左右直至去世。山谷此年作有《乙丑家乘》，五月前十九天都有记录，只缺初六那天，而由初七“自此宿南楼，范信中从之”可推知初六或为搬迁之日。崇宁四年的清明乃五月十一，山谷在五月的日记中并未提到有关清明的任何活动，故山谷于此年作《清明》的说法无从查证。况且自范廖投山谷后，五月十五欧阳佃夫从柳州到宜州，山谷的交游活动日益增多。此时山谷的作品几乎都与同友人的交往游历有关――答信如《答李几仲书》，赠别如《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和诗如《和范信中寓居崇宁还雨二首》，又有宴集作《南乡子》，若《清明》作于此时期则不免显得突兀。 再论第一种观点，《清明》一诗作于黄庭坚中举后赴叶县上任前的返乡省亲时期。据《?S庭坚年谱新编》可知，山谷于治平四年（1067年）春中举，返乡途中作三首律诗：《初望淮山》、《新息渡淮》、《光山道中》。其中，诗句“紫燕黄鹂已夏深”

表明创作时间乃当年夏季，显然清明已过，而且山谷在熙宁元年（1068年）九月才到汝州，由此推知此诗确有可能作于次年五月十二的清明。另外，清明是祭扫祖先的佳节，此时黄庭坚正处返乡时期，比起之前观点中的身处异乡，祭扫之事相对显得更为合理。同年，七律《何造诚……故作浩然词二章赠之》其二有云：“万物浮沉共我家，清明心水遍河沙。吴钩狂象听人语，露地白牛看月斜。小雨呼儿艺桃李，疏帘帷客转琵琶。尘尘三昧开门户，不用丹田养素霞。”此诗提及“清明”，而“小雨呼儿艺桃李”又与《清明》中的“桃李笑”“雨足娇原草木柔”遥相呼应，时节相合，气候相合，故依日常惯例而言，笔者此番推测虽是主观臆断，但也不可全盘否定。 二、思想状况

《清明》一诗蕴含着作者一定时期的性情与思想，通过比对山谷早年和晚年的思想状况，可大致推断出该诗创作的所适阶段。《清明》的首联和颔联皆是描绘天地间的自然景象及其带给人的主观感受。颈联的两句用典看似与上篇断裂，实际却与清明祭奠场景相通，且又将“人乞祭余”和“士甘焚死”进行对比，讽刺靠乞食而作威作福的无耻之徒，颂扬拒绝高官厚禄抱树而死的贤者。尾联直发议论，“用一种类似于虚无主义的论调”[4]作结。然而，吴调公认为山谷作诗之意在于批判趋炎附势的新党，赞美不改操守的苏轼、秦观等人，“更主要的是对当时小人当道、政治黑暗的愤慨”[5]。这种解读依据文本本身来看有一定道理，

但与黄庭坚晚年思想有出入，据此笔者将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谈。 《清明》一诗通过典故含蓄地表达出黄庭坚不愿曲节致仕而有意归隐的思想，虽然各家对尾联所持观点莫衷一是，但其毋庸置疑抒发了山谷对人生的思考。以此比照山谷晚年被贬宜州之作《虞美人》，这首词是崇宁三年冬或四年春时山谷赏梅感怀而成，末句“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慨叹少年豪情在十年贬谪中消磨散尽，山谷在此抒发的多是绵邈深沉的愁绪，而非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亦没有归隐之意。此外，同时期的山谷作品《寄黄龙清老三首》中“清愁忽遣化人来”，《青玉案》中“忆我当年醉诗句，渡水穿云心已许”，《予去岁…戏成一绝》中“落花飞絮转愁人”，《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中“搅枯肠”，《信中远来…》中“何如浮大白，一举醉陶陶”，《和范信…》中“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且作五里公超雾”，《乞钟乳于曾公衮》中“刀圭勿妄传，此物非碌碌”，《南乡子》中“万事尽随风雨去”“白发簪花不解愁”。这些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山谷诗的抒情趋向：从日常愁绪中寻求超脱。山谷晚年诗歌内容儒释道三家交汇，思想更为圆融，心境更为平静，处事态度也更为敦厚沉稳。山谷“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二’思想的熏习”[6]，不再执着于做官还是归隐的选择，转而以任运自放的禅风化解内心积蓄的愁情，因此《清明》诗中所蕴含的归隐倾向与黄庭坚晚年的思想内容不合。另外，吴调公认为山谷将讽刺新党的愤激寓于诗中，甚至直抒对当时小人当道、政治黑暗的愤世

嫉俗之情，这显然也异于黄庭坚晚年的圆融老成之心。历经乌台诗案、修史罹祸以及因《承天院塔记》被诬，山谷出于畏祸心理，断然不会再有如此激进之作。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此诗与山谷晚年作品所传达出的思想内容存有断裂。 反观黄庭坚少年中举时期，《初望淮山》、《新息渡淮》和《光山道中》三首诗皆为其返乡途中的典范之作。“京城无处不轩眉，照面淮滨喜自知”直抒厌恶京城喜爱江南的思想，“中田耕者自高闲”、“劳歌一曲对青山”更能体现山谷对归隐山水的向往之情。熙宁元年，《古渔父》云“四海租用人草草”，《次韵戏答彦和》甚至直接点明“江湖归去做闲人”，它们都与《清明》传达出一致的归隐之思。再看山谷滞留乡间时所作的《徐孺子祠堂》，诗中黄庭坚因徐孺子祠堂香火冷落而感慨世风颓败，失望之余却依然相信高风亮节之士未曾绝迹，语句间隐然有自喻之意，这与《清明》中用介子推典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与《清明》“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同为山谷议论人生价值之句，用庄子虚空无为的思想化解人生矛盾，进而追求超脱之境。这种思想在《何造诚作浩然堂陈义甚高然颇喜度世飞升之术筑屋饭方士愿乘六气游天地见故作浩然词二章赠之》中表现得更为尽致，从“万物浮沉共我家”、“百年世路同朝菌”可见黄庭坚早年受佛道思想熏陶，其作品已然形成一种持节与超脱的人生哲学。就这一层面而言，《清明》一诗的内容与山谷早年思想更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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