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三访曹轶欧 （一九八九年四月）

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一下子从受人尊重的顶峰跌落到横眉冷对的沟底。还是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把以王光美等人带头贴大字报要把她赶出高干楼的风波平息下来。从此，曹轶欧基本上不照面了。

得到曹轶欧在木樨地22楼的门牌号数后，我来到她的家里。照顾她生活的是侄孙还在人民大学读书，他告诉我：“曹轶欧现在得了脉管炎，不是熟人她是不会客的。你大概知道吧，为了住在这里，还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波。我们家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张桌子还是人家不要才带来的。所有康生的东西全部没收，曹轶欧除了她自己再没有带来任何的东西。家里的人被迫和她划清界限，我到这里来照顾她是经过了组织批准的。你要采访他，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不然，我也要向中央汇报的。”于是，我只得出示了我的介绍信。他仔细地看了看，答应和曹轶欧商量商量。以后 ，我便连续三次见到了曹轶欧，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她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思维和反应都非常敏捷的女人，她有六十多年的党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和了解，脑海里贮藏着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每个老一代领导人的“档案”，从她的言谈里，我好象看到了康生的影子。由于受所谓路线斗争的模式的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政治斗争的固有框框，她总是一开口就给一些历史人物和领导人划线，戴帽。于是那些在历史上有什么“不光彩”痕迹的人，就成了她所嘲弄和反对的依据。这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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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所在。

那天，曹轶欧出来了，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道：“我是从来不接待记者或作家一类的，你想写康生，在这种气候下你要么骂他，要么写他的罪行，他对革命的功劳你敢写吗？比敢实事求是地写吗？”

我说：“我这个作家只是想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不涉及评价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那不是我甚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还是留给后人或历史学家们做吧。我只是想通过你，把康生的为人、工作或活动准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以共同研究历史的平等地位来交谈，如果你不愿意谈也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将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机会，康生有灵也会为你而感到遗憾的。我记得你在1967年8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铁面包公，任何说假话和任何捣鬼的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你的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曹轶欧想了想，笑了：“是的，我是说过那样的话。看来你是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了。”她等我作出答复后，话锋一转，“那么，你想谈什么呢？”不等我回答，她又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1964年和一个叫艾恒武的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杨献珍是什么人？她在历史上和薄一波等人写了‘反共启示’，明确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历史上几次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唱反调。所以，合二而一这样的文章和观点直接干扰了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情况反映到康生这里，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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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决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一些同志组织了批判和讨论的文章。这就使那个林青山对康生怀恨在心，康生逝世后受到批判，林青山一连写了好多文章和什么作品，捏造事实，对我和康生进行丑化。他写的那本《康生外传》胡编乱造，甚至连我和康生的对话他也伪造，伪造得没谱了，既不符合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任何的根据。好象党校的整人都是我们操纵和策划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把纪实文学变成专门造谣和丑化人的工具，那还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呢？我希望你不要象他那样写东西。他根本没有高层政治生活的常识，根本不懂得我们党的高层是怎样决策的，根本没有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就在那里信口开河。”

我说：“你作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大可不必为此生气。外界说什么，接让他说去吧。你可以通过事实来说话嘛。后人绝对不会根据一本野史书来决定对一个人的评价的。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你们，这说明了你们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历史，属于整个人类的文化或历史遗产。所以，别人爱说什么都无关大局。如果你想对历史负责，可以和我多谈谈，我会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分析研究，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创作一本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的。”

曹轶欧的情绪逐渐地冷静下来了。他和我的谈话就从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教师和学生写的一张批判陆平等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彭真的大字报谈起。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曹轶欧亲自策划炮制的，林青山的作品甚至把一些细节都描写的活龙活现，曹轶欧说：“你想可能吗？康生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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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不假，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严格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达以后，聂元梓等人根据通知的精神，对北京大学陆平和北京市委彭佩云等人传达的彭真为首的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贴出一张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刚贴出来，受到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我亲自去看了大字报，我们认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表示要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康生把它作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现在，有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康生。这叫公平吗？我们宣传中央的通知精神没有错。现在，林青山一类编造了许多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情节。我真不知道他是从哪个阴沟里翻腾出来的东西？”

我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张大字报的，就已经表明了你的政治态度。一些细节的真假，我们都是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经委托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揭发，说江青是叛徒。同时，别人的文章里也说康生曾经向周恩来谈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轶欧镇静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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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说：“我不想对这些事情表态，我只想了解具体的事实。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这个原则。你刚才所讲的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了解的。”曹轶欧闭着眼睛想了想，说：“我和康生是1927年结婚的，一些无聊的小报把我们的结婚说得乱七八糟，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内容。我在这里可一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由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结合的时候都在蒋介石实行大镇压的时候，所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我们受中央的决定而结合，成为合法的夫妻。我们都对父母包办的婚姻采取了抵制，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腑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和无知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的文风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的定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军、光荣的反修战士’。我认为这个定性是比较准确的。现在有人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请问：康生一辈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阴谋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是的，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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