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军在海安

1940年新四军在海安

王兴圣

为了打开苏北的抗战局面，遵照中共中央1938年5月4日关于江南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列指示，陈毅积极部署江南指挥部主力分批渡江北上，于1940年7月中旬，在江都东部的吴家桥、塘头地区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整编部队。7月25日，挥戈东进。?29日，占领黄桥与古溪、分界、并相机推进到海安河南地区的雅周、营溪、孙家庄一带。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行使政府的职权。

当时，盘踞于苏北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不顾人心背离和新四军的合作抗日诚意,?阴谋以“先南后北”的“进剿”方针，妄图先集中主力进犯黄桥，消灭或驱逐在黄桥地区的新四军，然后移兵北上，驱歼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于是，苏北敌后磨擦事件迭起。韩德勤不顾新四军一再忍让。公然叫嚣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9月30?日韩德勤发出追剿令称：“姜堰之匪确已向黄桥方向撤退，由此足证明我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随即侵占新四军营溪、加力市阵地。10?月初就大举进犯黄桥地区。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自卫还击，出奇制胜，歼其主力10000余人。6?日上午，陈毅、粟裕督斥所部“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各部奋勇追击直下海安。7日,陈毅率指挥部，由黄桥到达海安西南营溪。翌日下午，率追击部队先期到达海安的粟裕派人送信说，苏北知名人士韩国钧暨海安各界倡议将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陈毅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

1940年10月9日，入城仪式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在海安镇广福寺(即东寺庙)。?陈毅即率粟裕、钟期光、陈丕显、管文蔚、叶飞、朱克靖、惠裕宇等党政军领导人前往拜见韩国钧。

陈毅与韩国钧神交已久。早有书信往还。1940年春，陈毅第三次赴泰州同李明扬商谈合作抗日时，在宴席上，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了韩国钧的情况，得知韩国钧字紫石，泰县海安镇人，以举人身份拔贡，当过两任知县，与外国交涉不卑不亢，颇有民族气节，1922年5月21日调任江苏省省长，1925年辞官后,仍居乡间。他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苏北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陈毅认为，要孤立苏北反共顽固派势力，贯彻中央提出的在苏北“分区抗日”的主张，必须做好争取团结他的工作，争取他对新四军理解。韩国钧接信后，手书一联赠陈毅，“著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以为应酬。陈毅旋即回赠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陈毅到黄桥后又再信访韩国钧，向韩国钧征询苏北抗日方略，说明共产党、新四军的团结抗日主张，邀请他主持正义，出面调停磨擦，为团结抗战献力献策。1940年8月7日和8月9日韩国钧再次复函陈毅表示愿意出面斡旋并即筹划进行。“极盼一致团结”，“合力对

外，不使内部磨擦。”其时，韩国钧已84岁寿龄，而陈毅才39岁，真可为谓忘年之交。当说起黄桥磨擦事件时，韩国钧说道：“幸而将军指挥若定，战胜了省韩部队，不然老朽都是‘汉奸’，在海安住不得了。”韩国钧即设筵为陈毅洗尘。陈毅详细阐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问必答，坦诚相见。韩国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彼此确实均有“相从日浅，相知甚笃”之感。韩国钧对陈毅极为敬佩说：“数十年来，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盛赞有“管（仲）乐（毅）之才”，并手书“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一联相赠，陈毅看后，略加思索，亦回诗一首：“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丈夫一怒安天下，越马横刀取东瀛。”表明新四军坚持团结抗日的一贯立场，以及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这与省方是完全不同的。

海安各阶人士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深恶痛绝，对抗日将士十分尊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海安后，粟裕带领机要人员住在东寺庙(即广福寺)西北角，特务营驻扎在东寺庙四周，卫生处和医院驻在西寺庙（即祗树禅林寺），电台总队驻在中坝。四乡民众纷纷前来慰问，主动献金献银，把鸡、肉、鱼、蛋等慰劳品接连不断地送到医院和机关驻地，广大妇女组织起来，为指战员洗衣缝被，镇上浴室免费开放，为抗日将士洗涤征尘。

为庆祝黄桥大胜，欢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韩国钧、黄逸峰、季方等海安各界知名人士联名举行宴会，邀请陈毅、粟裕及指挥部科以上和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出席，地方党政负责人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等作陪。随后陈毅、粟裕又回请了韩国钧、黄逸峰等人，举行了答谢宴会。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陈泰运等提出由黄逸峰出面领导一支部队。陈毅为消除李明扬、陈泰运对新四军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新四军与李明扬、陈泰运部队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请黄逸峰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出面，组织一支军队，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1940年10月10日，有关各方先在海安韩国钧府上达成协议，联抗司令部在海安以西之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任司令。

10月10日，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盐城以南，白驹以北狮子口桥头会师，韩德勤深感，危在旦夕，一面托韩国钧、李明扬等向苏北指挥部乞和，一面向各方呼吁示弱，妄图将苏北摩擦的责任推卸给新四军，以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10月11日，陈毅电报中共中央:我们原则同意与韩德勤进行谈判，但应首先实行分区抗日，保证不再有破坏抗战和反共行为。中共中央完全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在我优势已立的情况下，应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及士绅，尊重他们的中立态度，实行三三制政权。陈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等的统战工作，倡导和议。

苏北抗日局面打开后，根据地扩大了，刘少奇决定尽快把中原局机关移往苏北。1940年10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提出“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目前在韩德勤尚未离开苏北以前只委派各县县长及筹备苏中、苏北行政公署，各地各军代表云集陈毅处即作此接洽。”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

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10月中旬陈毅到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并与黄克诚等会商今后，令前线停止进攻兴化。八路、新四军各部队均一律停止行动，就原地固守。同时派代表与对方商定彼此停战言和。陈毅于22日返回海安，用电话与泰运、明扬商定议和代表、地点、时间，首先要其电蒋、顾，一律停止进攻，开诚言和。

苏北指挥部的到来，使海安这个小镇成了苏北各界瞩目的军事、政治中心，各派军、政力量的代表很快汇聚到这里。当时，除韩国钧等进步人士外，李明扬、陈泰运的代表也前来同陈毅、粟裕会谈，商讨苏北防务问题。东台的黄亚成、兴化的王江淦、赵筱堂等也先后来到海安，请求新四军支持他们武装抗日。

10月19日，陈毅致电李明扬，重申新四军力主抗日合作之立场，云: “违反抗敌建国者，不仅不能成事，且必殃及其身”。20日后，又派朱克靖至泰州李明扬处提议谈判和平,?托李明扬向韩德勤提出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等5项意见： “（一）召集抗敌会议，地点在曲塘或海安，由省韩主席、李总指挥、陈指挥官泰运、陈指挥毅及民众代表五方面组织；

（二）扩大抗敌合作，分配抗敌任务，我（指新四军）任沿江抗敌，省韩任运河线，李任江都、泰兴；

（三）承认委派之行政人员，我改行政委员会为专署，以管文蔚为专员（沿江），东台盐防一带另委一专员，由我方荐一人； （四）承认我军现驻地及军我党合法地位；

（五）要负责向蒋、顾提出停止皖北向皖东进攻，并撤退皖南、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则我不攻通、如、启、海，并停止八路军南进。” 李明扬赴兴化后，韩德勤当即复电陈毅： “（一）所提五项意见，关于团结抗敌之原则，自所赞同，一切办法均于开会时协商之；

（二）贵军应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听候中央处置，其避免冲突界线，由双方派员商定并监视履行；

（三）开会地点以泰州为适宜，并由民众代表韩欧老（韩国钧）召集之。” 陈毅看到韩德勤的3条意见，立即识破了他的奸计。韩德勤一方面表示原则上赞成所提五项意见，?一方面力图将韩国钧弄到泰州去，企图以群众代表名义，要求新四军让出东台，以割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因而提出，紫老年事已高，不宜远行去泰州。和平会议应就近在曲塘举行。李明扬当着韩国钧的面，无法反对。

10月24日，李明扬至海安拜会陈毅和韩国钧。经一日协商，决定由韩国钧、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地点在曲塘镇，定于30日开会，到会者，包括韩德勤、新四军、各保安旅及游击军并8县代表。

10月25日，韩国钧、李明扬，发出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会议的通知。“苏北局势演变至此,军民上下一致均感目前惟有团结抗敌,改善政治,?始可挽救危局,解除民困，国钧、明扬不揣冒昧，战探各方意旨，对此均彻底同情，并征得省府当局及新四军同意，爰本民族国家至上，地方人民为重之旨，?及尊重中央团结抗敌之意，谨订于十月三十日就曲塘邀集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耆绅，共商苏北今

后大局，我兄（公）爱国爱民，谅发同情，敬祈届时莅临，各纾高见，毋任盼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为表示我方和平诚意，将韩德勤部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先行遣归，并要他们转达新四军的和平愿望。10月26日韩国钧致书陈毅“晨闻高论，至以为佩。”

10月30日，苏北各方面代表齐聚曲塘，有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税警团副总指挥林叙彝和部分保安旅的代表，南通、如皋、启东、泰县、泰兴、如西、靖江、东台、江都、兴化等12县代表，著名人士韩国钧、朱履先、季方等30余人准备开和会，“联抗”司令黄逸峰为东道主。而韩德勤的代表马镇帮却赖在泰州城，宣布不参加会议。韩国钧等非常气愤。10月31日当李明扬到达曲塘后，即开会，改称谈话会。 会议开得很活跃，完全采取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方法。陈毅在会上明确表示:第一，新四军、八路军不攻兴化，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采取报复手段，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目前应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第二，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必要改革。第三，立即计划出动抗敌。第四，省方如有诚意，我们准备与之直接谈判并要求各方参加。第五，省府代表逗留兴化，迟迟不前，泰州成为其造谣生事的特工大本营，请李明扬先生制止。第六，密闻省方等待援兵，应请到会代表注意。新四军顾全大局和平，已竭尽所能，此后内战责任由对方担负。新四军历来即是只应战不求战，只要不进攻新四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只反对反共顽固派。到会各方代表，均一致谴责韩德勤对休战之无诚意。韩国钧发言:??“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我八十四岁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李明扬发言中表示:“我一贯同情中共，主张调停，韩德勤之处置是错误的，只要求大家不再打”，要求休战言和。 会议决定不得将内战扩大，以利全国抗战等4项临时办法；?决定国共两党用联席会解决一切问题；统一指挥，分区抗敌等8项基本改造苏北办法。会后，?韩国钧、李明扬将曲塘会议情况电达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等，要求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

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召开，是陈毅等同志执行我党我军统战政策。胜利的又一标志。这次会议，揭破了韩德勤毫无和平诚意，等待援兵的奸计，及索取东台的阴谋；稳定了地方实力派；争取了韩国钧等中间人士同情我党，赞成我党主张；还揭穿了顽固派扩大反共内战的阴谋，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苏北的政治领导地位。

1940年11月1?日陈毅将曲塘和谈会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原局。11月5日中共中央回电陈毅：“你处理的办法很对。”

中共中央对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极为重视。1940年10月14日曾电示刘少奇建设苏北根据地各方面工作，要他到苏北去与陈毅会合，布置一切。17日又指出苏北“为华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决大意义。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根据地之建立政权问题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要华中“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在此原则下，陈

毅积极进行政权建设工作，以“上动下不动”的办法，着手将新四军东进之初成立的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扩大为苏北行政委员会，委派县长和区长，暂时留用国民党乡、保长，筹备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

1940年11月7日上午10时左右，刘少奇和黄克诚等到达海安。这一天既是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又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刘、黄、陈、粟聚会海安，更增添了喜庆气氛，当天陈毅题赠刘少奇和黄克诚七绝一首“十月革命节日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各老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满天飞。?”刘少奇、黄克诚在海安与陈毅、粟裕一起研究共商了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大计。其时，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他在海安，应邀参与研究。

1940年11月14日，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先后找冯定等同志谈话，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的事业在苏北又有一个大的发展，需要培养很多干部，现在要办抗大分校。”当天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冯定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原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成立“抗大五分校”，明确了“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见1940年11月14日《赖传珠日记》）等问题。原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正副校长陈毅和冯定分别任抗大五分校校长和副校长，冯定负责日常工作。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的确定，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在海安正式诞生。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如西、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 10多个县。到会参政会参政员200余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而且知识分子绅商领袖占半数以上。这些参政会参政员三分之一由军政当局聘任，三分之二是由各抗日人民团体选派。经过与会人士的充分讨论，制定通过了自己完全代表苏北人民民意的《施政纲领》，会议选举苏北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区、县抗日民主政权。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在闭幕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受到参政员们的热烈欢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苏北临时行政委员的成立是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的。 日伪对苏北根据地的除在军事上进行“扫荡”外，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并发行大量的日本军用券、“华兴银行券”等伪币到根据地掠夺。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新四军粮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发行的江苏省农民银行的钞票，在抗日根据地流通。这表明经济金融战线上的斗争是十分严峻的。为了在经济上粉碎日伪的封锁和掠夺阴谋，抵制敌伪币入侵，调剂苏北农村金融，推进苏北生产建设，建立独立的金融制度，维护根据地资源，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的指示精神，刘少奇和陈毅指示，立即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调整与新的规划。在海安亲自召集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迅速筹建苏北(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接着由刘少奇定名的“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注：见《大江南北》1998年第12期）。陈毅还引朱毅向管文蔚介绍：“他是懂财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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