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苏氏历史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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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苏氏历史文化概述

二O一一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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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鄄城县蒙古苏氏,聚居或散居于鄄城40余村庄,其族人都知道始祖钢锸公是元朝皇室义王,对蒙古苏氏宗祠的历史文化十分尊崇。

蒙古苏氏宗祠是明朝初年建立,社会称谓“北王召”,始建者即始祖钢锸公。“北王”,泛指元朝光帝先王:“召”一字为蒙古语,即庙宇。有对联一副,相传为钢锸公亲题:“基开蒙古有元世,家传基业占濮阳”。濮阳,是指宗祠以南,苏述牌以北的濮水而言。相传“北王召”内供奉的是成吉思汗等以下的帝王神主,因此而得名。元朝帝王神主早已不见,成了钢锸公专祠庙宇,其子孙题联:“在昔实元朝君亲,于今为苏氏始祖”。他的一帧画像是立姿全身,头顶玉博山五木梁冠,身著大红右衽青缘边润秀袍,白中单下着白裳,足蹬兰云靴,腰悬珠绶玉佩,剑眉虎目,苍髯拂胸,双手捧笏,肃穆庄亚。据说此绘像是钢锸公晚年在“北王召”祭先祖的形象。因年深日久,上世纪中后期已难悬挂。故1962年请临濮集柴茂修先生临绘一幅,1966年又以新绘象保存至今。

“北王召”宗祠保存一对石狮,相传为钢锸公修祖庙时所刻,情况反映到文物管理所,1992年8月7日,所长吴道隆,会计路维民偕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毕保启先生亲临实地,拍摄鉴定为:“门前石狮子一对系明初时物”;“三间木构梁架认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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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清嘉庆、道光时物”.不久县政府公布苏氏宗祠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为菏泽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申请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待批复。 “北王地(庙)”外的石刻石雕

北王召(庙)西方二公里许有始祖钢锸公墓,墓前有明朝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岁次甲子)清明日立的墓碑。墓葬为子午向。墓碑碑身与碑帽混为一体,碑帽图案为一束箭,假是表示:始祖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秋,占籍清丘之原,招募军丁,屯田垦荒,使濮州大地荒田变沃土,促进社会繁荣,深得社会各界好评。洪武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明朝将苏氏屯垦乡兵改编为平山卫,卫指挥正三品,由苏氏子孙子承孙继,世代罔替,与后代挣来不朽功业。

碑身正中,楷体阳刻:“大明故始祖苏氏讳克明钢锸公府君之墓。”东傍款识,楷书阴刻:“赐进士前兵部尚兼右都御史玄孙祐。”西傍刻:“嘉靖四十三年岁次甲子清明日。”这片墓地是钢锸公父子茔葬墓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掘出土了墓碑三座,分别为长子苏和,次子苏义,及上述始祖碑,都基本完好。现钢锸公墓碑仍宛好无缺的立于墓前。

始祖墓西北方约若干米处是苏义墓。1958年县征地数千(实6700)亩建“鄄城县第一园艺场”,此墓地包括在中心区内苏老家“建国农业社”与县委负责征地建场的主要负责人杨守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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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农村工作部长),曹根田(时任北王赵乡乡文书,时为撤区併乡之时)交涉,墓地周边划出15亩,不收县的每亩征收费18元,归苏氏栽树经营,至1947年园艺场引黄灌溉时,苏氏才处理了树木,之后墓碑被场方推倒,灌溉后又栽上果树,族人代表为此向有关领导反映争取经营权,无结果。至1984年苏志文出任祖庙会首,率三十余人探寻墓碑,只出土了始祖墓碑,二世苏和,苏义墓碑未寻到,仅据族人抄录碑文,按立碑年代先后记于下面。

苏义墓碑。中书:“大明故曾祖苏氏讳义训科公府君之墓。”东傍书:“赐进士前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曾孙祐。”西傍书:“嘉靖四十三年岁次甲子清明日。”

苏和墓在钢锸公西方若干米处,其墓东北方即苏义墓。墓碑中书:“大明故人材苏公讳和之墓。”东傍题字:“曾伯祖高祖钢锸公冡嗣曾祖训科公长史也。曾应人材之选辞不赴。今殁若干年奉祀孙众多。曾侄孙祐命表其墓道。”两傍书:“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岁已巳)清明日,男炼立石。”

以上三座墓碑分两次建立,前后相距才五年,从碑面文意来说都是苏祐手笔,而嘉靖四十三年碑他的调子很低,款识仅表中过二甲进士,做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的官,而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碑是苏祐一人署名,他的子侄无一列名。

隆庆三年的碑从题词来看是意气风发的,可命令殁于若年的高祖冡嗣苏和的子孙与和公立墓碑表墓道,前后判若两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史料及苏祐著《榖原文草》做以下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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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祐于嘉靖五年登二甲进士高科步入仕途,于嘉靖十二年奉旨巡按宣府大同两地。九月末到大同,十月上旬就发生了大同兵变,乱军杀大同总兵官李瑾,火烧察院卷房,软款巡抚潘倣。大同是明朝边防重镇,兵变而杀主将震惊朝廷,巡抚,总督等高级地方官员的表章上奏,说法不一,见解异歧,而使朝议汹汹,莫衷一是。

苏祐具疏上奏,阐明明兵变本质,提出:振纲纪,安边疆,利社稷,剿抚兼用策略,七卿廷议,皇帝批准,命总督刘为将,提督郤永为副,苏祐为监军而记功过。刘、郤二将不等苏祐到军中而悍然进军大同。乱军撄城防守,开炮击斃先锋参将曹安,于是分三面攻大同城,炮火连天,一冬不息。苏祐交军情连章上奏,废寝忘食。至腊尽,大同乱军又勾结蒙古,内外夹攻,刘、郤军大败,大同仍在乱军手中。

苏祐开始面对大同镇抚王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使他回城瓦解乱军核心首领,夏初见成效,斩乱军首领而迎苏祐等进城。苏祐继逮乱军骨干36人,八月奉旨暂于大同闹市。苏祐以此闻名朝野,后使官场一帆风顺,步步升擢超迁。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巳历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大同军务,阃外大臣的顶峰。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内阁首辅大学士严嵩,传口谕于七卿,命苏祐致仕归里。兵部派左侍郎贾应春兼佥都御史,至大同接替了苏祐总督职务。

苏祐被排挤出官场,他清醒的认识到:是他为监察御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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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石”。“中华民国十一年春重修”。这个近年重修的墓碑形式与原碑是否相同?原碑是何因不用?等等问题值得研究。

苏恩墓西北七米为长子天民墓,墓前碑中刻:“明庠生乡正苏公讳天民字先觉府君;例赠孺人冯,宗太君之墓。”东傍无修原墓碑时间。西傍刻:“平山指挥男淞立石。“中华民国十一年春重修””此墓西北约十四米处,有苏天爵墓。其墓前碑只有中间一行字:“明故获港丞桥东苏公配许氏之墓”。此碑虽无立碑年代,但从字在姓上这个形式来说,是明朝中后期修墓碑的形式之一。故可能修于明朝中后期。

两座民国十一年春重修的墓碑,却有与历史不符之处,我们很难解。

如苏恩墓碑有“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年月日刻载,就不是原墓碑的立碑日期,而是北京写诰命,用符玺的日期。这是其一。

其二,此墓碑苏祐的款识:“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进士祐立石”。与神道门正面款识:“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奉敇总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季子苏祐题“大不相同,有本末倒置之嫌。需析之。

(1)进士是出仕做官的根本,所以苏祐在石刻款识中必先书:“赐进士“或赐进士第”,而后再书官衔,名字。这是苏祐亲书的风范。此碑款识书于官衔之下:

(2)“祐立石”三字虽表明其父之碑是祐一人所立,那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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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又何必书于碑上?显系累贽。

(3)此碑款识排于第三行的“西安府荻港驿丞天爵”字样,比天爵墓碑多了“西安府”及“驿”四个字。是很不妥当,很不负责的。获港在不在西安府呢?不在。获港,在安徽省繁昌县西北四十里,是长江沿岸河口的港口之一,记入《辞源》、《辞海》两大典籍。

(4)此碑将苏祐排列为第五位,与神道门“季子苏祐题”之书是有本质的不同。苏祐伯兄天民,仲兄天泽,叔兄天爵是伯、仲、督、季弟兄四人的排列,不可排在第五位。

至于此碑中的“天禄”,即无坟墓,又无传人而佔了“季子”位置,何以如此?不在本文概述之内。

总之,近代之人对苏祐历史不负责的乱说,乱做的事不少,下文将主要的再概述。

对苏祐的伯兄苏天民重修的墓碑也值的研究。

苏天民生于成化十一年岁次乙末,卒于嘉靖四年岁次乙酉,得寿年五十二。初娶冯氏,为通冯锐女。生一女得病不育者达十年,而再娶宗氏。宗氏方怀孕而冯氏殁。宗氏生一子三女。

宗氏生于成化二十三年岁次丁未(公元1487),卒于嘉靖辛亥(三十年,公元1551年),享年64岁,是年由苏祐与天民夫妇写墓志铭,四月合葬于先茔之次。原墓碑应有具体立碑年月日。

重修墓碑中的“庠生”、“乡天”、“例赠”三辞是重修墓碑者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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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人很难理解。“庠生”能指学生。

“乡正”是什么含义?无法说明。而苏祐写墓志铭的标题是《乡正公合葬墓志铭》。这与苏祐笔下的“钢锸公”、“训科公”、“菩萨公”、“北庄公”的上代先人尊号是同等含义的。所以苏天民字先觉,号乡正公。

此碑刻又有“例赠孺人冯,宗太君”之书,按碑面:天民无官无品之载,不能“例赠”妻子“孺人”。要按立碑人“平山指挥男淞立石”的犴名而例赠其母,应赠“淑人”而不是“孺人”。所以这个碑显示了民国十一年立碑人很不负责。近代苏氏文字给蒙古苏氏造成后患无穷。

苏祐为先祖立墓碑,表墓道,开创蒙古苏氏一族的先河。自嘉靖三十二年之后,族人才有与父祖立的墓碑。立宗一百余年没有与先人立碑的事例,应是遵循蒙古的风俗习惯。

近年,苏祐遗留的石刻石雕等历史文化实物,为我们认识研究本族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也是到中央民族大学哈斯额敦,那木吉拉;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专家包素梅;黑龙江民族研究所波·少布,何学娟等知名专家学者的称赞。他们实地考察后,表示苏祐的石雕群有浓重的蒙古文化气氛。

苏祐墓前碑刻

据明万历九年《濮州志》卷一《古迹》载:“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墓在州城东五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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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祭文》“:维,隆庆六年冬十月二十九日,皇帝遣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分守东兖道左参议蔡应扬。

谕祭原任后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祐曰:“惟卿端凝之器,诙博之才,擢颖甲科,驰声子牧,载迁台谏,而谠议数陈。继典文衡,而士风不振。阌在藩于名省,特简界以抚巡,先声有劫虏之功,内地赖维城之绩,爰声华于六正,仍坐镇乎三边,偶以人言,力求休致。兹焉沦逝,良足悼伤,特念往劳,追还原秩,并颁祭葬,以示渥恩。尔灵有知,尚其歆服。”

维,隆庆六年冬十二月初五日

皇帝遣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分守东兖道左参议蔡应扬。 “谕葬原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祐曰:“卿夙负才名,兼闲戎略,治兵塞上,劳勚有年。归老于家,亦腾令誉。胡为凋谢,窀穸焂临。特举彝章,载颁谕祭,灵不昧,尚克歆承。”

以上是苏祐墓前竖立的两座石碑原文,这与现行的族谱所记,是有相当出入的。谱载:

“祐字允吉,号舜译,别号榖原。”“诰授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御葬””。“葬城东七里许白云庄前,享年八十三岁(实八十岁)。与史不符之处,略而不析。 ”

苏祐墓座落于河南省范县濮城镇北苏庄前里许。1992年秋苏志文、苏德彪、苏衍廷等亲到墓前瞻爷。苏祐与陈夫人合葬墓孤坟座,墓前有新刻的墓碑一,东傍刻:“隆庆六年清明日立”(这时没葬)的字样。墓碑东南与西南隅立两方剥蚀几乎无字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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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族人说:这就是皇帝的御祭,御葬碑。再往南有“范县人民政府”树的文物保护标石,时间约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当时水深尺余,无抄写具体时间,这就是皇帝的御祭,御葬碑。再往南有“范县人民政府”树的文物保护标石,时间约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当时水深尺余,无抄写具体时间,这就是墓前的全部刻石。

北苏庄南大路中间立有一座较大的石碑,正面刻“明兵部尚书苏公榖原之神道碑。”背面记得满 小字,据说:是州志中乡贤苏祐传云云。这座神道碑是在苏祐墓被县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后才立的。神道碑应立在苏祐墓前,立于路中有些不妥。

问及苏祐原墓碑,回答说已残。这碑是按原样立的。问及苏祐著作(包括族谱),遗物等,则一概回答:没有,也未见过。这是与五世祐公的建树石刻概况。

苏述牌坊及墓群

苏述(约1582—1633在世)。字绍尼,号彭符,鄄城苏老家人。万历丙午年举人,丁未年进士。初授河南襄城县知县,万历四十三年再授河南尉氏县知县。此任现存有他的丝质《圣旨》在族人某家。泰昌元年岁次庚申(1620年秋八月—十二月)诏授浙江道监察御史七品京官。他的历史,官职等资料以下缺。

近览清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中《选举志》载:“苏述,濮州人,布政使”。布政使是明朝从二品的官员,明朝为苏述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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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以旌表,修庙宇以祭祀当在此任上有特功。

苏述牌坊坐落于北王赵集南北大街中部,明清时的濮水河南岸。当时濮水上架一座石桥贯通南北,乃万历三十年代集资开建,三十五年丁未竣工,定名为“北王赵集司马桥”时苏述刚中进士还未授职,他亲自将《北王赵集司马桥记》碑文写于碑身,立于桥口,此碑保存基本宛好,字迹无缺,现仍立于此集南北大街北段路东。

明朝与苏述修的牌坊,通体透雕,规模之大,工艺之精,且别说山东无有相比者,即全国与此类似者也罕见。经过黄河的多次的淤湮,基础与支撑主体的支架全部埋入地下。而精品的工艺仍完好。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鲁西南大地震,将中大梁以上的结构全部震落于地,无人经营,流失的荡然无存,而中大梁依然与下部紧密相接,存于地表之上,约一米七、八,此梁为此坊主要雕刻部分之一。这方大石梁约一米多见方,东西长约四丈余,南北两面皆浮雕人物。南面为男性武士,雄姿威武,鬚眉可见,姿势各异,皆顶盔贯甲。北面浮雕女性,长袖长衣曵地,舞姿不同,栩栩如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此梁遭人为毁坏。

二OO三年此坊下部出土而竖立,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OO七年省拨款三十万准备修复上部而长期未正式动工。二O一O年修复工程已毕,比昔日大梁,不但无浮雕男女人物,也无横跨大梁,重修上部造型为三角状,社会评议:“差之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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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述庙在苏述牌坊前路西。咸丰五年黄患湮于地下,再没修建。规模、文物如何?无文可稽。

苏述墓,在苏老家东南,苏华庙南偏西少许。是其祖苏将,其父苏重光三代葬地。墓前皆有墓碑及护碑的砖碑楼。皆被永患湮于地下。

以上是明代的石刻石雕文化艺术。

苏家庭成员遗著及成书

苏祐字允吉,一字舜泽,别号榖原。弘治五年岁次壬子腊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鄄城苏老家。隆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逝世于濮州城内尚书府。堂丧在堂周年忌时辰,皇帝遣官谕祭,隆庆六年十二月五日又遣官谕葬。殡于现范县濮城镇北苏庄南里许。

他于嘉靖五年登二甲高科进士第,授苏州府首县吴县县令,为江南上等大县。至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致仕而居濮州城内,历官南北达二十多年,闲睱之际,作文赋诗,有“诗文名海内”之誉。逝世之后,其文稿由龚秉德分类整理,编纂成帙,于襄阳顾将刻板,印刷传世。

1986年苏志文主持祖庙工作时,发掘出《榖原文草》四本,《榖原诗集》五本,由当时称“族代会”班子共议作为研究本家族历史资料,由文史组保存。此书收入文章九十余篇,,分为《序》、《记》、《墓志铭》、《杂著》四大类,计四卷四本。其中有本族历史记载若干篇。特别是祐公以“继别为宗”的以封建“宗法”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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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与蒙古苏氏的血缘关系之文,有年月日记载,可为历史书证。又有与老家合放,遭到某些子孙的坚决反对而不果的文章,对本族汉苏思想体系有震聋发瞆之效。

卷一序类文,不但与别人及自己著作作序,而官场事件,同僚、同事的赠封等等,也以序文写出。

卷二,记叙文,记有自己家庭事,和濮州知州来苏家做客等,及南北看到的风景建筑等等。

卷三,墓志铭,是与本家亲属,濮州名人,外地名人写的墓志铭。

卷四,杂著。有传,有题辞,有跋等等。

从文中来看苏祐对家庭的社会地位写的高过当时的四品、五品官员。但官职是什么职称,一个也未具体写出来。如侄苏淞,平山卫指挥,侄孙苏檖,平山卫指挥等军职载入明州志,他虽涉及到而不写“军职”。看来对平山卫是第三而隐讳的。

《云中事记》,是记嘉靖十二年冬十月发生的大同兵变至十三年八月才彻底结案的全过程,突出刘总督,郤提督只剿不抚而引事件恶化。年终时大同乱军勾结蒙古,内外夹攻,致刘郤的官军大败,几使重镇失陷。因事牵连大将及朝阁大员,所以他记的特详,以免日后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副作用发酵,可见苏祐自我防范意识强,而时刻警场。

诗、词、歌、赋、箴、赞、铭等,应为一千一百多首,缺一本,现存八百七十余首。分四言、五言、七言等。涉及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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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深奥,难以分类介绍。

有龚秉德序文一篇,未富民办祐文稿是亲属讬,或祐公讬其整理。只写明从祐公为巡按时的《三巡集》为提学江西时的《江西集》,为参政时的《山西集》,为巡抚时的《畿内集》,为总督时的《塞下集》而分类成书。纵览此书则包括苏祐三十三年致仕后的文章诗词。是祐公一生的全部著作。《苏氏族谱自序》则是晚年最后的一篇。

现存苏祐著作是以明朝原刻的版再印刷的书。有清道光年再印者的款识:先尚书公诗文集藏版犹存,久未印行,故其书罕见。今检出细心校对,才缺数页耳。谨补原序二篇,侯访求善本补刻,以成完书。

“九世侄孙埴、堉;十世嫡孙捷成谨识。

“道光五年三月刊”。苏埴、苏堉为从兄弟,系苏祐伯兄苏天民九世孙。明末清初平山卫解体,其家先迁郓城,再迁濮州城东南城角,为清一代书香名家。其先辈苏全铉于顺治年中举,官至兵部督捕清吏司主事,《山东通志》有传。

这套苏祐遗著现在也很罕见了。就作族来说还没发现第二套,濒临绝迹。公元二OO 三年六月十六日,由苏老家蒙古苏氏第十八世传人苏德彪整理,以原页原样扫描影印,赠送于社会各界,以使苏祐光辉形象在现时更光辉。

扫描影印为合订本,用进口黄页纸张,定书名《苏祐诗文集》,国内十六开,计六百三十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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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蒙古《苏氏族谱》根本错误

二OO 八年新印的《蒙古濮阳苏氏族谱》一问世,即遭到社会的讥评。原鄄城文体局,现史志办副主任梁邦奎先生说:“蒙古苏氏写苏东坡为先祖,修这样的谱不怕丢人吗?这是指谱中的《世系》文说的,这篇文却实写了周、汉、唐、宋十几个苏姓名人为先祖世系。这些文章虽以苏祐衔名署却不是苏祐写的,而是晚清他的十二代孙某某,十三代孙某某冒名写的四篇伪文之一,上世纪未有人已考证一清二楚,并以文字通告祐公参与修谱的子弟。

二OO七年冬在苏老家召集的修谱办公人时,已有人当面告知了苏祐子弟某某,此四篇是伪文的根据。可是仍将伪文纳入,给全族,给祐公造成恶劣影响,实不应该。

这篇《世系》伪文出现于社会时为光绪二十年九月,伴随而问世的,说是苏祐写的还有《谱叙》、《小传》、《宗法考》三篇,经本族名人长期讨论,否认了伪文以汉苏为族源的根本错误,确认始祖钢锸公为“元室宗派”,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刻《祖庙碑》立于“北王召祖庙”,而这一套七本手写《苏氏族为》亦刊印发行。

民国甲子年,重修族谱,民国十四年乙丑菊月石印的《苏氏族谱》发行,才将这些伪文及谱在祖庙颁发,造成蒙古思想体系混乱,汉苏思潮泛滥的结果。

一九五O 年有苏某,依靠上代修谱的影响,组成修谱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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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优待的政策。这是明朝对蒙古又打又拉终明不变的政治环境。苏祐对此知之。尤其苏祐在大同山西等处为官多任,两国不时发生战争,蒙古问题在明朝官场上是一个敏感问题。

他失掉兵部尚书大同总督后,不回平山卫老家营而定居濮州城内,似是有“北王召”宗祠及相关的蒙古文化。如严党以蒙古本源对他兴起大狱,则势必株连宗族,应该说在这背景下与蒙古苏氏分宗是大孝行为。当时的苏姓有四个源流。一、起源于上古高阳氏(颛顼帝)后裔,夏朝昆吾;二、起源于周朝忿生。忿生有功,封于苏,其后以苏为姓;三、起源于南北朝的跋略氏,她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中原改为“苏”姓;四、元朝义王“速克明”招募屯垦,自称苏(速的谐音)姓。苏祐分宗后自称高阳后裔而隐匿蒙古本源十余年。

隆庆二年复官后即于蒙古苏氏合族。虽合族不果,对苏祐也无可非议。昆吾台,及《昆吾台赋》是本族某些形成汉苏思想体系的基础,应为本族历史核心问题之一。昆吾台这个古迹不在明朝濮州境内,明《濮州志》引《括地志》云:“濮阳县古昆吾台在县西三十里。”濮州城的昆吾台是祐公之子造的。明《濮州志》载:“道院在城东南隅,有昆吾台,苏都事所造。”而苏祐长子则作《昆吾台赋》,自称“昆吾之徒欤”,载入濮州志,形成子孙的汉苏思想体系。苏轼卒后,其子孙以“穀原祠”为平台,形成一个家族,到光绪十八年才与蒙古苏氏合为一族。

晚清写《谱叙》,《世系》,《小传》,《宗法考》冒苏祐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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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伪文的诸位祐公子弟,对苏祐历史了解甚少,几乎是空白。祐公本是“赐进士第”二甲高科出仕为官,他们写“赐同进士出身”贬为末等,就是一例。而祐公为御史时纳的小妾如夫人刘氏则不写在苏祐名下,有失人伦道德。这些有“学问”的人干这些事,实在难对苏祐在天之灵。

这些核心问题如认识不一致,本族难以团结。

以权谋私修族谱

本族的权力象征是北王召祠堂,谁取得这一神圣殿堂的祭祀权,谁就有修谱权而发行全族,这是以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公元1925年)以来的历史而言。1980年本族祭祀祠堂的班子自称“族代会”,其名单载入当年印的族谱,成了本族常设的权力班子,使族事活动恶化,祠堂成了摇钱树,所以苏老家的当权者利用历史习惯,及地域形势的便利,攫取了凌要族代会之上的特权,以个人好恶任所欲为起来,二OO八年认汉苏为祖先的世系族谱发行,其因就在武断专行,个人说了算。不过这次修谱人名单之上没印“族代会”三个字,是苏本贤族人力争的结果。

苏本贤,郓城程屯人。据说是初中校长退休,他的三弟苏本栋任菏市戏剧院院长时,对宗祠文娱活动尽了力。所以苏老家当权者将他拉入此次修谱班子,目的也不过装点“族代会”的门面。

这位族人妆次介入族事活动,对以上的放谱中文言文,逐篇断句,虽苏老家当权者反对,他也坚持完成。而校对印刷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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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任劳任怨,接人待物,谦虚和气。只到印谱最后期,却与苏老家当权者等,在原则问题上争的面红耳赤,寸步不让。

当权者说:这次仍印族代会;所有修谱参与人都是族代会成员。这是在菏泽城提出的。苏本贤对此坚决不同意,提出个人见解。

他说:族代会应该由全族代表选举产生才可称族代会。族代会由几个指定名单是不合适的,这次谱上不可印族代会。修谱人名单您写谁我没意见,就是不能写我。

当权人问:“为啥不写你?”

他说:我修谱是尽义务,不为名,不为利,我坚决不入修谱人名单。这些是目击者传出的信息,不是苏本贤亲自说于笔者的。

二OO八年族谱问世后,又产生了始祖与家庭成员公的不实的历史文化。说元朝义王在河南濮阳城与明军打仗受了伤,化装成老百姓,倒在苏子棵底下,指苏子棵为姓,骗过明军。入乡随俗。杂居濮阳与当地汉人之中。文字资料由河南南阳蒙古族王姓,邮寄于苏老家。

二O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河南王姓蒙古族人在郑州进行约会,据说濮阳这位族人在会上说:濮阳郭姓蒙古族是义王钢锸公之女婆家。这位族人二OO七年春曾来苏老家与族事当权者签订协议,代收河南省内黄县、范县、滑县、长垣县、濮阳县等放人每人十元的修谱费,对濮阳周边称为蒙古后人的有一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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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位族人说:“祐爷在山西做官,留有家小,有墓葬”等。又说:“华国锋,是濮阳蒙古苏氏后人;苏振华是苏壮后人。”并说他家有“巴思巴文黄金家族金印”。这位族人是祐后人,对祐公真实历史所知甚少连生卒年月也不少知道。见苏老家办放事当权人对历史知道的不多,设想以“蒙古濮阳苏氏族谱”这个谱名,以“濮阳市”地名写成始祖义王钢锸公的定居地,要求已享受蒙古族待遇的王姓纳入他的研究作品,王某先生断然拒绝,仍写苏老家一带是蒙古苏氏的发祥地。

通过二OO 八年这场修谱,使祖庙影响极大的削弱了。彻底失掉了柘城县、鹿邑县、周口县的族人支持。滑县、内黄、范县等族人不愿与祖庙打交道。而苏老家一二三人却无能为力,连印的谱也不敢集中,而采取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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