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

作者：徐贻聪

一

2008年2月19日，执政古巴49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继续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反响强烈。在中国，卡斯特罗那绿军装、大胡子、抽着雪茄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在古巴，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当人们形容一件事情太过遥远、不可相信时，他们就会说“你讲中国故事”啊。今天我们请到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先生，来为我们讲述卡斯特罗的“中国故事”。

1993年5月，徐贻聪调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到任一个月后，他还没有见到卡斯特罗。机会终于来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对古巴进行短暂访问，徐贻聪以磋商江主席访古事宜为由，提出面见卡斯特罗的请求，很快得到了答复。

徐贻聪(以下简称徐)：到了那天，古巴方面通知我，晚上10点钟，卡斯特罗主席准备见你，顺便跟你谈谈江主席来访问古巴的事。 晚上，徐贻聪如约去拜会卡斯特罗。出乎他的意料，他作为大使与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不仅不拘礼节，会谈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他的想

象。

徐：晚上10点钟，他约我去的。我大概10点钟，稍微早了两分钟到了他那儿，接待人员把我领到一个地方，刚进了屋子，我还没坐下来，他从后面就来了，拍拍我肩膀，哎，欢迎你来，你们先遣组在干什么，江主席访问时间怎么确定，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后我就回答他的一连串的问题。那天，我跟他一共谈了四个多小时，谈到夜里两点多。

卡斯特罗独特的谈话方式和习惯，给徐贻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中国前外长钱其琛访问古巴时，曾与卡斯特罗长谈，有人好奇地问当时钱其琛的西班牙语翻译，两人会面都谈了些什么，翻译回答说：“十万个为什么。”

徐：在谈话过程中，卡斯特罗有个习惯，是采取提问的方式。从跟他谈话当中我发现，他并不是说不了解这些问题，而是作为一种谈话的方式，可以引导这个谈话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扩大。所以那天跟他谈话，从中国历史到中国革命史，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建国到后来几个不同的阶段，一直到中国领导人江主席，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情况。我告诉他江主席是1926年8月17日生的，他说他比我就小4天，我们差不多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话题最后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各个方面及关于邓小平的决策等一系列问题。

在谈话中徐贻聪发现，卡斯特罗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他是通过提问的方式展开话题，并从对方的回答中获得对问题的

深入了解。

徐：他曾经告诉我，他读过邓小平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他认为邓小平这个人确实了不起。可以说，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兴趣了解，也希望能够比较深入地去理解，在有些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讲，他也在把中国的这些经验，同古巴的情况相结合，按照古巴人的说法叫做“完善社会主义事业”。

就在徐贻聪和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谈快要结束时，卡斯特罗的一个问题难住了徐贻聪。

徐：他说你们1949年渡江战役的时候，有三个前线指挥部，这三个前线指挥部，都设在哪里，三个指挥员是谁?我说对不起，这个细节我确实不太清楚，我可以帮你了解一下。三个地方在哪儿，三个指挥员名字，他都知道，这说明他对中国的很多情况了解得还比较深。 有关中国的问题被问倒，使徐贻聪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要与卡斯特罗会面前，他总要做足功课。与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谈就进行了4个多小时，其间，徐贻聪一方面因为自己要商议的问题已经谈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礼貌，多次提出告辞，卡斯特罗却谈兴很浓，一再挽留。两人刚见面时倒上的酒，直到徐贻聪要离开时才想起来喝。

徐：进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有茅台酒，咱们今天可以喝一点，倒了茅台酒，我们没喝，就在那一直说到最后。当他想起这酒还没喝时，他说江主席很快就来访问了，我们祝他访问成功，我们干一杯吧。

二

1959年1月1日，32岁的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推翻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在古巴革命胜利初期，卡斯特罗曾经说过：“如果说没有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没有1949年的中国解放，也不会有1959年的古巴革命胜利。

徐：古巴是1960年9月28日和中国建交的，是美洲地区最早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个建交是古巴方面通过一次大会的形式，公开表示出来的。

卡斯特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了古巴将要和中国建交的消息。1960年9月2日，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正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卡斯特罗突然向台下的近百万群众大声询问：“古巴人民是否愿意古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听到群众高呼“同意”，卡斯特罗随即把当时新华社驻古巴分社社长曾涛拉上讲台，高举两人握着的手宣布：“中国代表已经在这里了，从现在起，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

徐：就是1960年到1966年，两国建交发展关系的初期，中国还处于困难时期，两国有一些合作，包括中国曾经帮助古巴培养过飞行员，培养过一些石油勘探方面的人员，古巴也曾经为中国提供过它所能做的一些事情，向中国提供过两种东西，≮种东西现在还在，牛蛙，还有古巴曾经给我们中国送来一种奶牛，这种奶牛后来就没了。

早在古巴革命胜利初期，中国领导人就曾经对遥远的古巴表示过认同和支持。毛泽东说，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在美国后院打开一个缺口，这是全世界人民最钦佩的事情，要尽力支援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然而，中古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后，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随即进入20多年漫长的冰冻期。1965年1月2日，在哈瓦那数十万人参加的集会和阅兵式上，卡斯特罗发表了讲话，表示古巴除了美帝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中国撕毁了合同。 徐：1966年以后，随着中苏论战不断升级，对中古关系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卡斯特罗主席在那些年，曾经到欧洲、亚洲一些国家访问过，但是从来没到过中国。

尽管在中国和古巴关系紧张的时候，卡斯特罗曾经公开抨击中国领导人，但是在以后的很多场合，他也曾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在卡斯特罗口述自传中，他曾经表示，很遗憾没能见上毛泽东一面。他也提到没能结识毛泽东的原因：“我也很想认识毛，但当时不可能，因为中苏冲突带来了很多问题和分歧。如果评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和军事家，毛泽东都会被算进去。”

20世纪50年代，卡斯特罗还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时候，他就曾经研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还要求司令部把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著作油印成小册子，下发到部队，让战士们学习，这些小册子被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

徐：在这个过程中，卡斯特罗读过很多书，包括马克思的，列宁

的，毛泽东的，还有古巴自己的革命先觉何塞·马蒂的，所以形成了他的一些思想。在这些人的著作当中，在这些人的思想当中，应该说对他产生过比较积极的、比较大的影响的，有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对于指导古巴武装斗争，应该说起过积极的作用，所以卡斯特罗主席对毛泽东怀有一种敬仰的心情。

1993年，就在徐贻聪担任驻古巴大使的头一年，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卡斯特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神交已久的朋友致敬。 徐：这是在10月份，劳尔·卡斯特罗跟我说，12月26日那天，你不要安排活动。他说到时候他要组织一次活动，请我来参加。我很高兴，驻在国领导人要组织这样一种活动，那对我们是一种尊重，而且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示。所以我就答应了。到12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通过外交部、国防部，跟我来提醒这个事，务必不要在那天安排什么事，还请我和使馆的主要外交官去参加，并给我们送来非常正式的、印得非常漂亮的请柬。

1993年12月26日，在远离中国、千里之外的古巴，徐贻聪参加了由劳尔·卡斯特罗组织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在古巴国宾馆举行。

徐：我去了以后，劳尔·卡斯特罗把我拉到一边，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卡斯特罗主席待会儿要来，因为事先他没跟我们说卡斯特罗要参加，这活动是劳尔·卡斯特罗组织的。过了没多久，卡斯特罗就进来了。劳尔说，咱们到门口去欢迎他，使馆其他同志跟我一儿去的，一共有8个人，大家一看，卡斯特罗出来了，都很惊讶，也很高兴。

那天一共摆了两桌，有古巴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加上中国使馆的人，共有将近30个人。

徐贻聪回忆说，那天的纪念活动从头一天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共进行了8个小时。席间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都发表了长篇演说，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

徐：卡斯特罗那天主要讲的一层意思就是对毛泽东本人的一种评价，肯定，再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也讲到毛泽东在国外的，特别是包括在古巴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他说你们中国有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就是没有像有些国家，忘记了自己的领导人或者否定了自己的领导人。

徐贻聪记得，整个纪念活动的高潮，就是全体参会人员一起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尽管卡斯特罗的中文发音不是那么标准，但他自始至终跟着曲调唱着《东方红》。

徐：去以前，劳尔·卡斯特罗主席让我把《东方红》的磁带带来，我们还拿了一个录放机，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放了《东方红》，大家一块儿唱。因为劳尔在上个世纪，跟中国代表团接触的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所以他唱得还比较准。他那天还开玩笑说有好几个人今天还不会唱，你们要赶快学啊，要不下次再不会唱的话，我就不让你们来参加和徐大使的会见了。那次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对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在国外，特别是在外国政府政党领导人当中，能够有这样一种隋景，那确实还是令人很感动的。

三

2008年，宣布退休的卡斯特罗已经81岁。他的前半生是血气方刚的革命英雄，后半生是一以贯之的反美斗士。卡斯特罗经历过猪湾事件、美国的长期贸易封锁、古巴的偷渡潮和无数次被美国派人暗杀，但他仍然活着。卡斯特罗本人就曾经说过，他在各国领导人中是遭受暗杀威胁次数最多的一个，都可以拿“冠军”了。

徐：我家里有一本书，这本书记录了每一次对他的暗杀的策划、实施和结果，前前后后一共搞了他700多次，当然没有一次成功，要成功，他也不在了，这很多是非常带有传奇性色彩的。所以古巴人对他的安全特别注重，到我们使馆去，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比方说他去以前，会对周围安排一些岗哨，甚至于有时候还会在高处有岗哨，这都是很正常的。他住的地方，一般人很难接近，我也从来没去过，每次都是在他的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或者是在古巴的国宾馆。大家都理解，因为他确实是反对古巴的人的眼中钉。

美国一方面针对卡斯特罗本人实施暗杀计划，另一方面又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对古巴进行打压。1994年，美国执行特别针对古巴的移民政策，允许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国土，就可以无需护照长期居留。美国的政策引发了古巴的偷渡潮，对此，卡斯特罗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导致大批古巴移民涌向美国，让美国当局疲于应付。 徐：1994年，我还在古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股外出的倾向，有

些人采取各种方式，想出走。在古巴的海边上，曾经有一些老百姓去扎那个汽车轮胎或者是什么东西想漂，因为古巴是岛国，出去就是水了。古巴警察看见了以后，他可以帮你把这个东西扎好，然后帮你放在水上，你走吧，那个玩艺，没有几个人能走出去的，他走不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你再回你家里去，老百姓不把你当成怎么回事。 在古巴的偷渡潮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移民，她就是卡斯特罗的亲生女儿阿丽娜。1993年这位“叛逆女儿”阿丽娜乔装离开古巴，辗转前往美国，并在美国发表抨击自己父亲的言论。

徐：卡斯特罗有一个女儿出走，在国外和卡斯特罗唱反调，有不同的意见，古巴老百姓也知道，这个大家有自己的看法，那当然由百姓去看吧。

徐贻聪说，在古巴国内，尽管也有一些反对卡斯特罗的声音，但古巴老百姓普遍对卡斯特罗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

徐：卡斯特罗在国内享有非常广泛的敬仰，老百姓讲起话来就是我们司令怎么着怎么的，他的事情，老百姓当中，积极反映的，还是多，你在街上走，随便跟一两个人讲话，你都可以听到他们对卡斯特罗有一种积极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英雄，这种感情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曾经在哈瓦那出现过一个情况，有一些人在街上闹事，砸商店的玻璃，这个事情是上午发生的，卡斯特罗知道以后，他要去处理，当然古巴有一些领导怕他的安全受到影响，不同意他去，他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去，他就找了一批全国劳动模范，跟他一起坐着卡车到那儿去了，也没带其他的什么人。那些闹事的人一看

见卡斯特罗来了，马上就喊“卡斯特罗万岁”，事情就平息了。 徐贻聪说，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卡斯特罗的一身戎装为他的英雄形象加分不少。卡斯特罗对于自己爱穿军装也有解释，他说是因为穿军装就不用每天打领带，也不用去考虑怎么搭配西装、衬衣、袜子和其他服饰。

徐：他跟我每次接触，都是穿军装。除了出席国际会议，还有在国内接待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偶尔穿上西装以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穿的军装。军装，他有两种，一种是礼服，一种是便服，跟我们接触嘛，更多的是穿着便服。因为老百姓都看习惯了，穿上西装以后，人家反而对他不太习惯。在上海，我陪他去访问的时候，老百姓看着他穿西装出来，说，这不像卡斯特罗，他还是应该穿军便服更神气一点，他长期这种习惯。他本人不喜欢穿西装，有时候还跟人家开玩笑，因为什么事情，就让我穿上这么个衣服，卡斯特罗这个人讲话非常幽默，经常讲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让你发笑。所以江泽民对他有一种评价，说他讲话很幽默，他确实是在各种场合下，都表现出了幽默感。 四

在古巴有一种黄瓜很受欢迎，名字也很奇怪，叫做“徐贻聪黄瓜”。提起黄瓜名字的由来，还得从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经常到中国大使馆“蹭饭”说起。卡斯特罗兄弟爱吃中国菜，常常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一次劳尔·卡斯特罗发现使馆空地上中国工作人员自己

种的黄瓜，提出摘下来尝尝，尝过之后他大赞中国黄瓜的美味。徐贻聪大使将这件事记在心头，回中国时特意购买了一些黄瓜种子赠送给古巴，这种美味的黄瓜在古巴得到迅速推广。1995年古巴农业部举行隆重的仪式，正式将这种原产自中国的黄瓜命名为“徐贻聪黄瓜”，以表彰徐贻聪为中古友谊作出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古关系在漫长的冷冻期后开始酝酿恢复，双方各自承认对方的社会制度，承认党的领导，也提高了相互交往的级别。到1993年徐贻聪担任古巴大使时，中古关系进入一个最好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卡斯特罗实现了两次互访。 徐：1993年，社会主义受到一些挫折，处于低潮时期，两国都在探讨如何发展，如何升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双方一次共同的，比较深入的话题，对双方都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卡斯特罗主席本人曾经跟我讲过，江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深入浅出的阐述，是给古巴上了一堂课。江主席也说，古巴人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很不简单。

徐贻聪大使回忆起在他任内，卡斯特罗第一次到中国使馆做客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他刚刚到任不久，邀请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一家到中国使馆吃饭，拉赫却给他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卡斯特罗。

徐：那天晚上宴请拉赫他们一家子，中午拉赫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有个客人想晚上一块儿去，行不行?我说什么人，他说卡斯特罗主席听说我们要到你那儿去，他也想去，让我问你行不行。我说

他能来我当然非常高兴，我也想找机会专门请他，但是这一次如果他能来的话，我非常欢迎。

根据卡斯特罗的喜好，徐贻聪立即调整了当晚宴请的菜单，准备了卡斯特罗喜欢吃的松花蛋、“松鼠桂一鱼”，以及卡斯特罗喜欢喝的、连中国人也不常喝的桂花陈酒。

徐：晚上他就来了，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你请的是拉赫一家人，我也是他们家的人，所以我也来了。卡说下次你请我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把拉赫带来，这样我们可以多到你们这来吃地道的中国菜。我说那我非常高兴，欢迎你来。所以那一次是第一次请他。这也说明，他对我们友好，一般领导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再一个呢，他主要是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因为江主席就要来访问，他找机会来跟我谈一谈。

第一次由徐贻聪接待，在中国使馆吃过饭之后，卡斯特罗果然如他本人所说，后来经常到中国使馆来吃饭、交流。徐贻聪说，古巴人吃饭普遍使用刀叉，但卡斯特罗却能把筷子用得很好。

徐：吃饭嘛，当然他喜欢吃中国饭，吃得也比较随便，用筷子很好。喝汤，他是拿筷子先把汤里边的东西吃掉，然后端起来把汤喝完。有一次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你看，一顿饭吃完了，我这刀叉动都没动，这说明你大概没给我饭吃吧，下一次，你得要给我补啊。另外，他还跟我开玩笑，说我来你们这次数太多了，把你的预算都花掉了，我给你想办法补点吧。然后他经常给我送点东西，有一次给我送了一头活猪，那猪600磅。我说：好家伙给我赶一头小牛来了!他还送给我其他

什么鸡啊，鹅啊，鸭子啊，鹌鹑啊，他还喜欢钓鱼，也给我送过好几回他自己钓来的鱼，在哈瓦那市附近，有一个农场，在那地方搞一些试验，他有时候自己到那儿去，了解这些东西，还有的时候亲自参与一点儿活动，干一点儿活。据他们告诉我，他送给我的东西，都是从那里拿来的。

2004年11月，胡锦涛访问古巴。在欢迎仪式上，当两国国歌奏响的时候，不久前因为摔伤还坐着轮椅的卡斯特罗颤抖着站起来，振臂高呼“中国万岁”。在与胡锦涛的会谈快要结束时，卡斯特罗强调：古巴“非常钦佩传奇和革命的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一个精神的中国，一个永存的中国”。

2008年，在大权在握近半个世纪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决定正式放弃权力，2月24日，通过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顺利接棒，执掌古巴。得知消息后，徐贻聪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古巴的老百姓也会自然地看待和接受卡斯特罗的谢幕。

徐：卡斯特罗提出来，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但是有很多人一开始不太相信，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正常。他们有很多人这样讲，卡斯特罗并不是为了一个领导岗位而活着的，他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主权、利益而活着的。他能活着，大家就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世界上有些人就希望他赶快死掉，古巴人当然不希望他过早地去世。但是，对于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根据我过去跟老百姓的接触来看，我觉得老百姓还是很自然地接受，觉得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天有人问我，是不是表示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可能还为时太早，因为卡斯特罗人还健在，思维还很清楚，他还从去年开始经常以总司令的身份思考问题，写一些文章，表达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我这么理解，他的这些东西在古巴的现在领导人当中还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卡斯特罗还会以他自己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对古巴的革命和建设，起一种指导性的作用。尽管他不在第一线，不直接指挥一些具体事情，但他的思想还在，他所领导的古巴共产党确立的方针道路也存在，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古巴一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卡斯特罗的影响，我觉得在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存在，并且会发挥作用。 (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编导邓宁娜)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参谋长之谜

作者：朱晓明 蔡朋岑

抗战初期，谁曾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参谋长一职，说法不一。一部分支持陈漫远，一部分支持卢绍武。对于一个八路军较高级别作战单位的参谋长，在距离该部编成后长达70年还说不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经过深入研究考证，认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第一任参谋长是陈漫远，第二任参谋长是韩振纪，卢绍武并没有担任过三四四旅参谋长一职。

谁是首任参谋长?

1 陈漫远：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703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25日发布红军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及主要官长任职的命令，命令规定：……以第十五军团为基础编成第三四四旅，由徐海东任旅长，陈漫远任参谋长。”

(2)《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第292页和第378页：“旅长徐海东、副旅长(10月改称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

(3)《中国红军人物志》第506页陈漫远条目：“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

(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1990年2月版本第213页：“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任时改为旅政治委员)，参谋长陈漫远(后为韩振纪)。”

(5)《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第234页陈漫远条目：“抗日战争时期，陈漫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军委二局代局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2 卢绍武：

(1)《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90年9月二版第278、279、281、282、375页：“第三四四旅参谋长卢绍武。”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第25页第三四四旅条目：“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

(3)《山西通志第36卷军事志》第52页：“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

(4)《陕西省志·军事志》第195页：“第三四四旅由红十五军团改编，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卢绍武任参谋长。”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中八路军团以上干部名册第131页，“卢绍武，广西省武鸣县，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第二纵队参谋长。”第207页：“陈漫远，广西省蒙山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兼四支队政治委员，第一二〇师副参谋长兼晋绥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

从以上的书籍对比上看，基本上都是权威资料，但记载却大相径庭，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抽丝去茧，辨析真相。 第一，从八路军三四四旅发展沿革至今的部队军史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六五三二一部队是我军一支英勇善战、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集团军，其前身是1935年9月在陕西延川永坪由经过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和战斗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1937年8月该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此后相继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第四、第五纵队，新四军第三师，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20世纪80年代整编为陆军集团军。作为

领率机关的集团军军部，从1935年红十五军团军团部编成一脉传承至今，薪火相传70余年，没有间断。该集团军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编写过两次战史，1987年部队第三次重修军史，1989年打印军史征求意见稿，交给曾在集团军战斗工作过的各位老首长审阅，反复讨论后又出过二稿、三稿，甚至有的历史时期出过第五稿，可见该集团军对这部军史是非常重视的。一直到1994年才最终定稿送审，并于1995年5月出版了正式军史。

在1989年版本的军史初稿中，关于抗战部分里，“三四四旅参谋长卢绍武(后陈漫远、韩振纪)”，但在下面叙述各团领导时，又出现“六八八团参谋长卢绍武”。这里显然很矛盾，卢绍武既是旅参谋长，又是团参谋长。在1992年2月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集团军军史》(之二)(征求意见稿二稿)第25页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1937.8.20—1940.2.5)最后一行记载：“参谋长陈漫远、韩振纪”。第28页第一行“六八八团参谋长卢绍武。”看来该集团军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纠正。1995年5月正式出版的集团军军史第5页，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时，“三四四旅参谋长陈漫远……六八八团参谋长卢绍武”。

第二，从八路军三四四旅老同志回忆文章看：

原军委炮兵政治委员张池明将军(时任三四四旅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回忆文章《从红二十五军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军史资料》1988年第2期)在叙述到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时，“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为旅

长，黄克诚先为副旅长(未到职)，后为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后为韩振纪)”。

原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将军(时任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训处副主任)在回忆文章《新四军三师十旅和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刊登在2001年2月由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编辑出版的《新四军第三师》)中，也提到“红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陈漫远任参谋长”。

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德贵将军(时任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治处组织股长)的回忆文章《小绵河在诉说》(刊登在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驰骋中原》)中，讲到1938年1月下旬三四四旅进行的温塘战斗：“陈锦秀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问道：?你们什么意见??政委刘震、参谋长卢绍武、作战参谋冯志湘都把目光集中在地图上。卢绍武先说：?敌人不肯上钩，我们需重新调整部署，把口张得再大一些，给敌人造成错觉，使其放松警惕，钻进口袋。”?这篇文章明确了在1938年初以前，卢绍武只是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的参谋长。

还有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叶建民将军(时任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司令部三参谋，即通信参谋)的回忆录《百战情思》，其第117页记述了关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三四四旅后的干部任职情况?“改编后的三四四旅，旅长是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职时改为旅政治委员)，参谋长陈漫远。下辖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蓝国清，政治处主任崔田民；第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

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治处主任刘震。”第125页关于温塘伏击战的回忆中：“我们团(注：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指挥所设在一个高地上的丛林内。从黎明开始，我和一参谋(注：作战参谋)冯志湘就轮流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当侦察小分队报告敌人已经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后，陈锦秀团长又用望远镜观察了一阵，对参谋长卢绍武说：?照计划干，可以打了!?卢参谋长对着有线送话器大喊：?各营注意，命令各连出击!?命令一下，大道两旁我军各种武器全部开火了。”

以上回忆文章相互对应，陈漫远和卢绍武在三四四旅编成之时的任职比较清晰一致，即使在其他的三四四旅老战士回忆文章中也未提到过卢绍武任过三四四旅参谋长一职。我们知道，真正的历史实况有时在各类回忆文章里更能反映出当时活生生的景象，特别是亲历者的回忆要比官方的史料更准确，更形象，更有说服力，因为这些亲历者已经把历史作为自己生命价值的一部分了。

第三，从改编前陈漫远和卢绍武在红十五军团的职务看： 经查，在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红十五军团下辖红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陈漫远任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而卢绍武则任红七十五师参谋长，从职务上看，陈漫远要高出卢绍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所有将领都要降职使用，有的还不是一两级。改编的编制对应基本是：红军方面军一八路军师，红军军团(军)——八路军旅，红军师——八路军团，红军团——八路军营。陈漫远是红军师政委，应对应八路军团政委(改编之初是以副团长行政委之职责)。红十五军团改为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下属红七十三师缩编为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红

七十五师缩编为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红七十八师缩编为两个营，分别编入六八七团和六八八团为第二营。改编时红十五军团参谋长陈奇涵调出，所以八路军三四四旅参谋长由红十五军团下属师级主官中升调一名任职也属正常。但是，如果要是把一名师参谋长提到三四四旅参谋长的位置上，则显超常规。如与卢绍武同级别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参谋长蓝国清就任命为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参谋长。按照改编对应规律，卢绍武应任红七十五师缩编的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参谋长。因此笔者推断，在八路军三四四旅，陈漫远的职务要比卢绍武高。 第四，从陈漫远逝世时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新闻报道看

陈漫远于1986年11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中央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86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均有“中顾委委员、原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报道，里面在叙述其革命生平时写道”。“抗日战争时期，陈漫远同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军委二局代理局长，晋绥军区参谋长等职。在此期间，他曾带领部队参加了有名的平型关战役；深入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这个遗体告别仪式规格很高，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或送了花圈，撰写革命生平是非常慎重严谨，并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批的，其历次任职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2007-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将继续出版由总政治部编辑的《中国

山西新军决死队及河北民军等部。”据闻，这个答复参考有总政治部档案之《韩振纪自传》(1954年)、军事科学院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解放军出版社之《将帅名录》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韩纪民所著《韩振纪传》。

4 原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将军在《新四军三师十旅和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里面讲到1940年初八路军第二纵队组建时，纵队首长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崔田民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当时，八路军第二纵队在1940年2月组建并下达人事任命，以第三四四旅旅部组成纵队部。4月底，二纵从晋东南来到冀鲁豫边区，和冀鲁豫支队会合，仍称第二纵队并兼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可见，随着八路军三四四旅旅部的升级，韩振纪在1940年2月由三四四旅参谋长升任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

5 从众多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的组建资料来看，众口一词的是：1939年2月，八路军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旅直工兵排、炮兵排及部分机关干部共百余人赶赴直南，3月9日在内黄与三四四旅独立团、特务团和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游击二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少数资料会在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后写上三四四旅供给部副部长刘炳华的名字，但没有任何一份资料上显示有“旅参谋长卢绍武”，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当时卢绍武为三四四旅参谋长，那么他的名字不仅显示在赴直南领导层里，而且还会排在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之前。笔者判断，卢绍武当时肯定在这一行中，但

职务显然不是旅参谋长，而应是储备、培训干部的旅教导营营长。冀鲁豫支队是由三四四旅分出的又一旅级部队，八路军第二纵队到冀鲁豫边区时，该支队编入二纵，改番号为新编第二旅，许多资料也许就是把冀鲁豫支队和三四四旅混为一谈了。

由以上五条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38年6月至1940年2月，韩振纪为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参谋长，并且是第二任。卢绍武既不是三四四旅第一任参谋长，也不是第二任参谋长。

三四四旅参谋长任职真实情况

根据前述考证分析，笔者认为八路军三四四旅参谋长任职的真实情况是：

1937年8月－1937年11月，三四四旅参谋长为陈漫远。此间卢绍武任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参谋长。韩振纪为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副团长、政治委员，后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继续任第一大队(军事)大队长。陈漫远和韩振纪均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卢绍武所在的六八八团因山洪阻路，未能进入作战地域，作为——五师预备队没有参加战斗。

1937年11月－1938年6月，三四四旅参谋长空缺。此间，晋察冀军区成立，陈漫远调离三四四旅，任该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卢绍武在1938年4月调三四四旅旅部任司令部参谋兼教导营营长。韩振纪在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后，任中央党校军事教育研究室主

任。

1938年6月－1940年2月，三四四旅参谋长为韩振纪。此间，卢绍武在1939年3月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参谋长。1940每年2月在三四四旅旅部升级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纵队部后，韩振纪任纵队参谋长。 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后，从老三四四旅旅部抽调部分干部及从下辖的六八七团、六八九团抽调人员组成新的三四四旅机关和直属队，刘震任旅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沈启贤任参谋长，高农斧任政治部主任。新三四四旅以后发展为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是东北战场赫赫有名的“头等主力师”。

让人欣慰的是，在上述研究错误的声音大涨之时，一些编纂严谨的书籍自始至终坚持、宣传正确的史实。如由中央军委批准编撰，数次再版重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集团军军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人物篇、《新四军第三师》等书籍的相关章节，都是正确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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