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的主要成就

唐代史学的主要成就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史学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将阐述唐代史学的主要成就。

首先是唐代的史馆制度。史馆早在北齐时期就已经建立，却多隶属于门下省，中书省，未能成为独立的有组织的专门修史机构。唐高祖时，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修往朝正史，但当时国家草创，一切因袭隋制，修史工作并没有太大进展。太宗即位以后，对史馆进行大规模的整顿，从制度上保证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且，史馆的地理位置一步一步的靠近国家的最高全力中心，说明唐王朝对修史的重视。史馆设有修撰、典书、直馆、掌固等职，分工明确。正是这样的分工，决定了史馆工作的高效率，因此唐代一共修了八部前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和《北史》。

《梁书》、《陈书》是姚察、姚思廉父子，姚思廉在他父亲姚察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记传阙略部分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两代的撰述，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清代赵翼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北齐书》作者为李百药，他的父亲李德林在隋文帝开皇初年的时候奉命撰《齐史》，但是书未成就病故了。李百药在贞观元年受唐太宗敕令撰写《北齐史》，于贞观10年完成。《北齐史》在北宋时已散佚一部分，经过北宋史学家校勘，才得以流传至今。

《南史》、《北史》的作者为李延寿。他在贞观年间奉命撰修《晋书》、《五代史志》之余，讲齐、梁、陈五代旧事其他史书未记载的条目，抄录在一起，最终撰写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是这篇序在宋朝就已经失传。

《梁书》、《陈书》、《齐书》、《隋书》、《周书》五部史书原是一本史书，即《五代史》。《五代史》的的总负责人是魏徵，他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同时撰写了梁、陈、周、齐等史书的序、论。

《晋书》名为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撰写的是房玄龄、褚遂良等人。在《晋书》编成之前，有关晋朝的史书一共有十八家，但“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故重修《晋书》，共130卷。因为《晋书》的广泛流传，十八家《晋书》大多已经失传。《隋书》由魏徵编撰而成。

唐代修订的正史，占了我国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可见唐朝对修史的重视。除了这八部当代史，史馆还编修国史，并且让宰相监修国史，这在唐朝前期充分显示了他的优势，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修国史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源，而这些史料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起居注》和《时政记》，政府各部门报送史馆的文书，史官自行收集的史料和非史馆人员提供的史料。《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的言行，《时政记》是宰相撰录的事件。这是第一手的史料，但是《时政记》可能会泄露某些国家机密，因此，他所提供的史料有限。政府各部门报送史馆的文书反映社会各个侧面时事的基本素材，为唐代修国史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史官自行收集的史料主要是用口头采访和征之行状、文集获得的。一些非史馆人员记录了平时生活发生的一些事，有感而发写成文章送入史馆，此外、特诏征集也是一个来源。在四种史料来源中，前两个是有国家的制度保证，是史馆的基本史料来源。后两者虽然没有制度保证，但是补充了大量史料。 史馆制度的确立，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史馆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规模荟萃修史人才，集体修史，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修史书的高潮。从贞观三年到显庆四年、一共三十年的时间修成了八部纪传体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无完备的史馆制度，想要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并且因为大量编撰前朝史，让后朝编撰前朝史成为一种传统，保证了历代正史的延续性，起到了保存古文献，推动史学发展的作用。

到了唐代后期，史馆制度的一些弊端暴露出来。宰相兼修国史，让史书的编写向政治靠拢，史官无法秉笔直书。史馆所修史书文笔、体例都有不足之处，很少有经典之作。所有到了唐朝后期，私人修史再次盛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字子玄，江苏彭城人。从小就有很高的文史造诣，并通读《左传》、《尚书》、《史记》、《汉书》等古籍，后来涉猎汉代以后各种体例的史书，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几本的了解。他20岁考中进士，然后继续钻研史书。42岁时，刘知几被认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升任左史。他在做史官的时候渐渐发现史馆制度的种种弊端。他尖锐批评了史馆的五大弊端：人多观望，资料不足，权贵干涉，兼修牵制，职责不明。因此，他在史馆遭受排挤，郁郁不得志，又担心后人不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其中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对唐代以前各种史书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和评论。刘知几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二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就是纪传体和编年体。刘知几评析史书体例的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的渊源，然后叙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这种评论方法的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缺点在于过分拘泥于体例，难免有一些迂腐。

《史通》还相当细致的探讨了史书的编纂方法。如何编排史书结构，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收载史料的起讫时间问题，史书内容如何取舍等等在《载言》、《断限》、《编次》等篇中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此外，在《叙事》、《浮词》、《言语》、《模拟》等篇中，论述了编写史书的写作技巧和叙述方法。他主张叙事以“简要为主”，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反对过分追求文采而掩没史实，反对在形式上机械的模仿古人。在《书事》、《人物》、《品藻》等篇中，详细论述了人物取舍和评价的标准。他认为“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的人物都应该写进史书，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史通》和一般史家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对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著作的批判。例如《疑古》、《惑经》二篇，就对被封建统治者封为科举经典的《尚书》、《春秋》大加非议，认为尧舜禅让是虚语，桀纣之恶是厚诬。此外，他还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义例”斥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

刘知几才提出一个著名的“史才三长”理论，即才、学、识。《史通》的《核才》、《鉴识》、《杂述》等篇中分别有论述。史才，指的是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史识，是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

《史通》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也是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首先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我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它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影响重大，此书对《史通》的观点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的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被宋代史学家郑樵采纳，郑樵写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都邑略》，《草木昆虫略》。宋代黄庭坚给了史通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文心雕龙》和《史通》视为文学、史学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后学焉。”

唐代另一部非常重要的私人撰写的史书就是杜佑的《通典》。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以父荫入仕。因为担任过很多官职，所以对唐朝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再加上他又“性嗜血，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挤人。”这为他撰写通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杜佑处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目睹了开元、天宝盛世的繁荣，又经历了安史之乱的

动荡不安。因此，他写《通典》的主要动机是从历代治乱兴衰的演变中寻求富国安人之术。他在《通典》的序中写道：“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说明他写《通典》是为当时政治现实服务的。

《通典》是我国留存的第一部专记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史学专著。杜佑撰写《通典》是受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政典》的启示。刘秩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门别类，著成《政典》35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历时36年，最终成书。《通典》共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又分为若干子目。《通典》不但记录了前人的有关议论，并且在每篇的序引中，通过说、议、评、论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通典》以《食货典》为首，《食货典》以《田制》为先，杜佑一反过去史学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边个，放在历代典章制度的首要地位加以叙述，这是杜佑的首创，他强调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才谈得上“行教化”，促使国家“致治”。此外，面对当时唐王朝的许多政治问题，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横，皇权旁落等，杜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于“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因此在《通典》200卷中，记叙历代吉、凶、宾、嘉、君五礼的《礼典》部分多达100卷。

《职官典》记录了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从地方到中央，武官到文官，都有十分详细的记录。《兵典》叙述的不是历代的兵制沿革，而是兵法和战争胜利的军事经验，还包括一些军用器械都进行了记载。《刑典》主要记载了历代的刑法制度。《边防典》叙述了历代的边防和周边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

历代史学家对《通典》的评价都很高，《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通典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立八书记录典章制度，后来的断代史都用志来记录典章制度，然而各个朝代大部分都因袭前朝制，因此叙述本朝的典章制度必须要追溯前朝，如果不追叙前朝，就原委不明，追叙过多，则繁复取厌。《通典》将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类，起到了会通的作用，为史书的编纂开启了新的途径。后世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

其次，杜佑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从汉代班固撰写《汉书》创立自注以来，史家做注的风气日渐盛行，但是多数是他注多，自注少。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重自注。他的注释可以分为五类：解释音义，列举典故，补史事，明互见，考证史料。这些自注充分表现杜佑治学的严谨。他的这种精神，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

最后，《通典》充分反映了杜佑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着重表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自序中写道：“父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因此，杜佑才会把《食货典》放在《通典》的首位。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衣食足”这种认识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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