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的惊人力量揭密

温州商会的惊人力量揭密

新浪财经 2004-09-13 http://finance.sina.com.cn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来看，这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它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职能替代者。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控制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但作为新的市场管理参与者，温州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变得敏感。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但是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新生力量的复活

2004年7月19日下午四时，广州东方宾馆门口热闹非凡，一片喜庆气氛。

酒店前已经停满了各种豪华汽车，但是车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开来，负责接待的酒店服务生忙碌着开车门，做着“请”的动作。各种彩旗和硕大的气球在微风中荡来荡去，伴着乐队欢快的乐曲，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活动——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

“真是大手笔！”一位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啧啧称奇。

“你不知道吧，据说这些钱全部是广州温州商会筹措的，好几百万呢！”

“这是‘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我们那里的市长要来参加都被这边拒绝了！”

据了解，这次商会年会上，广东、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广州市和温州市政府领导，全国各地驻穗办事处领导都

来捧场。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年会有如此的规模，在中国恐怕还是前所未有。

此次年会主要围绕“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务实创新”的主题展开活动，期间进行了温州招商项目推荐会、年会会长座谈会、广州财富投资项目推荐等。加强异地商会之间的联系，同时政府借此加大招商力度，成为年会的主要目的。

据了解，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经达到93个，另外还有9个城市正在筹建之中。在温州本地，到2004年上半年为止，温州共有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14家，占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

此次第三届广州全国温州商会年会有近百家商会参与，而1998年第一届温州商会昆明年会参与的温州商会有30多家，2002年第二届哈尔滨年会有50多家参与。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王文介绍，目前全国登记的社团有14万多，其中行业协会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近几年新批的社团，基本上都是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大部分属于政府管理体系，被称为“二政府”，并不是真正的行业协会。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1988：复活

清朝光绪32年——1906年是一个动荡颓败的年代，而在温州一种新鲜的力量开始滋生。 光绪2年(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量洋货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了自保，一些行会开始出现，称为同业公会。 根据戊戌变法以后商部奏定的商会章程，为了“保卫商业，开通商情”，清光绪32年温州府商会成立，它的发起者是酱园、典当、钱庄、药业、木业、布业等六个同业公会。 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就此开始。

曾专门对温州商会进行系统梳理的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向《经济》杂志提供了如下数据：自温州府商会成立后，旧同业公会最鼎盛的时期数量达到103个，温州在建国前夕尚有98个同业公会。

温州商会一直是民间组织，但到了近代，温州商会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民间社会。 1930年国民党政府开始控制温州商会，安排亲信担当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工商联取代了商会，商会的性质、功能发生了完全的转变。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特别是1958年“反右”以后，同业公会完全停止了活动。

1988年，温州商会的一个历史性时刻。10月15日这一天，温州市三资企业联谊会宣布成立，11月28日温州市食品工商同业公会和百货针纺同业公会宣布成立，这三个行业商会都是企业自发组建的。

沉寂近40年后，温州商会再次复活，并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温州商会的再次复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温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但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假冒伪劣质产品充斥市场。

如温州的劣质皮鞋“享誉全国”，甚至在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上也恶名远扬，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皮鞋。

眼看温州的鞋业就要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自发性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当时确实没有办法了，几十块，甚至几块钱的皮鞋怎么不会一穿就破？如果我们协会、商会不带头这样做，恐怕温州鞋业这块牌子从此就砸了！”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理事长陈锡强说。 温州的另一个重要行业——服装业也是如此。

1994年前后的温州服装已经进入到恶性竞争的阶段——七、八十块钱的西服满街都是，各种牌子都有，很多衣服品质低劣，一扯就破。

奥奔妮服饰公司董事长郑晨爱说，在那个阶段，虽然有的企业也在努力，但是人们不相信你温州也会生产好衣服，整个行业的形象更差，没有一个能够叫得出去的品牌，“连上海的大商场都进不了”。

“这是大河和小河的关系，为了拯救温州服装行业，服装商会必须成立！”郑晨爱说。

1994年2月在温州服装界德高望重的老会长刘松福的召集下，在一栋灰砖木地，楼梯咯咯作响的2层小楼里，10多位服装企业老板商讨服装商会成立的相关事宜。

“你知道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吗？以前我们是害怕说自己是温州人，别人都怕和温州人打交道。可是现在我们说自己是温州人、是温州商会的人，从商人到政府官员都会多看几眼。”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感慨地说。

政府管理的替代者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市场经济来看，这并不具有成本上效率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人财力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

2001年11月12日，温州五金商会的锁具维权委员会成立。随之，发起举行“独立开发创新，决不模仿他人”大型签字仪式，制定了《锁具维权条例(公约)》，规定每月10日为维权日。国家专利局认为这是“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

五金商会主要对新产品的“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及“包装设计”进行维权认定。企业研制的新产品，经商会维权委员会登记、调查、测试合格后，由专家鉴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确定维权期限，并在报刊上进行公示、通告，发给维权证书。

据了解，维权几年以来，商会共维权280多起，但是仅发生侵权行为12件，而且通过维权委员会调解，侵权单位都是主动销毁模具。

让人惊奇的是，一些商会主动邀请质监部门直接上门来年检，温州的眼镜、皮革化工等商会，甚至与质监部门或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分别建立各自的质量检测中心站。这在一些政府性行业协会看来都是躲都躲不及的事情。

湖北省服装协会秘书长毕焰说，目前他们还没有在维权、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而政府现在还没有一个整体规划。

“温州商会的维权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根本不像其他地方，由政府出面进行维权。”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秘书长邵颖说。

事实上，在温州许多事情政府出面，即使花费更大的成本，也是很难有效果。

温州打火机市场曾经自相残杀，劣质打火机四处泛滥，据温州市政协主席，前常务副市长蒋云峰说，“别人的打火机钨丝粗细度是11.5，我们的就是8，有的做到5甚至4，一烧就断”。 针对此，当时的烟具行业协会要求，如果你要进入打火机市场必须要通过协会组织的检测中心，但后来还是有人暗地生产，没办法大家就将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当时有人提出来，表面应付公约而暗地里依然在生产劣质打火机的怎么办呢？

一着急，大家就发了诅咒：“谁用4或者5的钨丝就是狗养的，不是人生的。”

“显然，这些不是政府强制能够起作用的，温州人天生爱面子，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你根本不会在其他地方的政府性行业协会中看到这样的处理问题方式，而且会取得效果！”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笑道。

温州商会还是一个互助性组织。

1994年8月，17号台风袭击温州，温州灵昆岛上得伊莉莎、金发、夏梦等服装企业受到重创，得到消息后，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立即决定前去灵昆岛慰问。“当时没有桥，先坐轮渡，再坐岛上的惟一交通工具农运拖拉机。”

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说，曾经服装商会的一家企业因为邻居失火殃及自己，商会紧急召开会长大会，现场就捐了5.8万元，没有一家企业不慷慨解囊的，企业三个月后就恢复生产。

以前这些都是政府统一组织的，一些救助活动也要组织好长时间，但是商会却在最短时间帮助了企业。

集体力量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据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说，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温州商会成立。安阳市委破例把成立仪式放在市府大楼前，而且特批500多条庆祝成立的横幅悬挂在安阳各主要街道，这在安阳历史上是没有的。当时工商局就不满意了，准备发难，可是当听说是温州商会，而且除市长因公外，其他市委领导全到场，市委书记还亲自揭匾，就只好作罢。当地电视台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将商会成立放在头条，而将政协会议召开放在后面。

“现在只要是各地温州商会成立，当地政府要员都是拼命欢迎，大开各方面的绿灯！” 陈金楼说。

1997年四川省温州商会成立的时候，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大力支持。

全国首家民间异地商会——昆明温州总商会成立准备期虽然历经波折，费劲口舌，但是会长张国光告诉《经济》说，成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是悉数前来捧场。

武汉温州商会会长周冠成在武汉同样是政界的红人。 周冠成告诉《经济》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要求湖北省邀请国内国外五个人来谈如何发展武汉市的民营企业。其中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仅为8分钟，但是在谈的时候，周冠成一个人就给了40分钟。

更让周受宠若惊的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上任后13天，就找到周冠成商讨武汉企业的发展问题。

现在周冠成参加湖北省、武汉市的各种会议。“有时候太忙了，今天还在温州，明天武汉开会，还必须赶回去！”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岳清告诉《经济》杂志记者说，他们全力支持内蒙古温州商会，“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将此归结为地方政府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温州商会带给他们的是税收、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好处，从交易角度考虑，自然会多加照顾。

据温州市协作办主任蔡永进提供的数据：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积投资达到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

有政府的热捧，温州商会在各地办事如鱼得水。

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说，只要有事情需要市委领导解决，商会都会出一个和政府文件一样的商会文件——包头温州商会文件，格式即是内(蒙古)包(头)温字某某号，然后请领导签字就可以，“领导很爽快的！”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占据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于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企业的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包头温州商会会长常务副会长何经鹏至今仍难以忘却自己在包头的经商经历。

何有一家编织厂，规模一直不大，1994年以后一家媒体对何的工厂做了点宣传。没想到第二天何经鹏就傻眼了。工商税务全部上门来查账，原因是既然你何老板这么有钱，就应该来查查，“一年六次啊！虽然我们是守法经营，但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

后来何经鹏加入了包头温州商会，他的烦恼终于有了了断。“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感到有多大作用，后来经过商会协调，作用还真大！”何经鹏目前已经成为政协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你知道吗，我现在和以前查我账的那些工商税务的局长坐在一起，很好协调，根本不像以前。我也有了政治地位。”何经鹏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本土化与国际化接轨

一个关于温州商会的传言说：很多人在见到温州市领导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市领导。

“民间毕竟就是民间，市长就是市长。中国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温州市总商会副会长吴祖联笑着说，不过商会到国外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通常老外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和政府官员握手。

温州商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有时是不可替代的，其中经典之作是反击欧盟对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行动。

2002年6月28日，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听

到这个消息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反倾销”案件，政府不能介入，而且不能在一些相关场合出面，而周大虎他们从未经历过此事，对“反倾销”一无所知。 2004年7月14日，当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后，周大虎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依然感慨万千。 “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

“大家这样一听，更炸了锅。但是‘不打白不打，不打白挨打’。商量后，大家觉得还是只有协会出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协会是民间组织，不是政府部门，而且可以集结力量。”

但在请专家、律师以及启动资金筹钱捐款的时候，20多人在会议室里面僵持住了，谁也不肯第一个掏腰包。“有人给我说，大虎，你不要在最前面捐款，你如果出多了，你让我们后面的怎么办。”

“没办法。看来还是要我会长带这个头，于是我捐了10万！”

后来这次捐款有近百万——也成了第一批打官司的启动资金。开始参与的有20多家打火机企业，最后定下为16家。经招标，协会选择了最贵的一个国外律师。

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当时我们只知道胜诉的感觉真好，后来才通过媒体知道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周大虎说。

还有一个让温州打火机企业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协会出面组织温州打火机企业带来的胜诉，现在不管到哪个地方、部门，十个人有九个人知道温州打火机。“这是我们协会、行业花几千万广告都得不到的效果”。

光荣梦想与潜规则

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但是一些潜在的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作为新的经济活动管理参与者，温州商会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变得敏感。

据温州总商会视为珍品的一份发黄的历史资料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温州水旱交加、民食穷乏，酿成抢米风潮，当政者主张“严惩暴民，格杀勿论”。商会提出，劝令店铺、殷户平价出粜、从速筹款向外地购进粮食，使风潮得以平息。

民国14年(1925年)浙江省长借口森林砍伐与水利有关，通令全省禁止煤炭销运，直接影响炭农和炭商的生计，商会支持的炭业工会上告北洋政府农部，力争解除禁令。

从历史来看，由于利益立场的差别，商会与政府往往会发生冲突。时至今日这些矛盾还是存在。

内蒙古温州商会秘书长周永年说，在政府面前，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是商会没法办好。 2004年8月16日，《经济》杂志接到温州市苍南县服装商会会长林锋的一份特快专递，内容是关于温州苍南县龙港商业步行街的问题。

2003年6月，苍南县服装商会决定在龙港镇建立龙港商业步行街。在各方面都已经动工下，到了2003年12月，苍南县房管局认为房屋有安全隐患。随后，苍南县安委会通知工商局，工商局据此拒绝给商户办理营业执照。

服装商会组织房屋安全鉴定后，发现并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房管局、工商局却始终没有松口。直到目前，龙港步行街的商户还是“黑户”。苍南县房产管理局副局长王作坚称，这些商户随便盖房子，没按程序，没考虑后果，就是商会自行出面搞的。

温州市苍南县服装商会会长林锋说，镇政府也表过态，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合法经营，你们哪里都可以经营。而且苍南和温州都是民营经济为主，以前开店从没有这样审批的手续，也没有房管局来制止，而且按照有关法规也不需要提供房屋的安全鉴定。特别是这有利于龙港经济——商会自发组织，政府不掏钱，又可以路面改造。

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这种冲突就在所难免。而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商会立足点就是保持独立性。

自治、自主的商会精神

在温州和广州采访期间，《经济》杂志记者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们解放前的温州府商会”，显然，温州府商会是温州商人的光荣与梦想。

温州府商会是一个高度自治，具有极大自主性的组织。

那时商会的一把手叫“总理”，一般来说，他不是从本行业的经营者选举出来，而是要邀请当地的乡绅来担当，这样他们就能够很好地与官府周旋，获得便利，开通商情。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说，当时这些“总理”的派头可大了，平时要见到他们还必须要递上一个“牌子”——相当于现在的名片，“见不见你还是另外一回事情”。

虽然当时地温州府商会总理由乡绅担当，但是商会在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却让很多重读这段历史的人激动不已，比如与官府沟通、谈判，民间商事、劳资纠纷的调解，还有洋教堂与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处理。

追求自治、自主是温州商会的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进入民国时期，尽管政府不断试图控制商会，但在商会会长的人选方面，商会坚持不断向当局争取——希望由真正经商的人来自己主持商会，后来经营木业的大户叶筱甫出任会长。

人们注意到，自1988年温州商会复活以后，追求自治、自主的温州商会精神依然延续。 前不久，《经济》杂志记者在温州服装商会采访期间，正好赶上湖北服装行业协会前来取经。心直口快的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很坦率地说：我们的商会行业协会是民间性的，你们是半官方的，我们是不拿政府一分钱的，你们是吃官饭的。

温州市总商会副会长吴祖联指出，温州市的商会以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整体利益出发成立的，没有政府公务员，没有政府的一分钱拨款，不像政府以前的拉郎配，不是“二政府”。在实际中，都是按照“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自理会务”的“五自”方针。

在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提供给《经济》杂志的协会章程中，有如下表述：“本协会的性质以本地区生产和经销打火机及零部件的企业(户)自愿组成的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经济团体组织”。会员的权利其中一条就是：“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温州市的异地商会的章程中也强化“自治”。四川省温州商会章程总则中第二条中如此表述：“坚持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和自理会务的组织原则，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的活动方式”。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政府对于温州商会这样的民间力量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据了解，温州商会的章程是在民政部的社团章程的框架下进行细微调整，依然有政府色彩。对此，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王文认为，社团章程将会越来越重要，社团以后必须依据登记章程，在法律、法规下开展活动。不过，据其透露，现在民政部正在修订条例，考虑要不要章程示范文本，或者像国外一样只填表。

温州也有一些协会中的会长，是从政府二线上退下来的。如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理事长陈锡强是从市二轻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陈称，现在是个过渡阶段，只要一个企业家能够取得整个行业的认可，那么接下来的他就完全退出。

温州市总商会副会长吴祖联所告诉《经济》杂志，温州市政府可能将有个规划拿出来，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都将从商会、行业协会中退出来。 温州的潜规则

尽管没有任何法规来明确政府与商会的职能界定，但是一些潜在的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这可以说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据温州市经贸委行业二处副处长张建东说，目前商会、协会已经承担起比如行业规划制定、本行业统计以及职称评定等方面的职能，而这些以前都是由政府来承担。

1993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向温州市市政府提出赋予烟具行业协会四项管理权，包括同行企业开业登记初审权、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权、同行议价制约权、新产品维护权。随后，温州市政府很快就接受此建议，并发出《关于同意鹿城区对打火机行业管理的批复》。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也正是在这样的政府授权下，克服了行业内部的无序竞争，加强了行业自律。 温州服装商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职称评定权——《温州市服装设计、服装工艺专业技术专业职称评聘实施细则》——这也开了国内商会评职称的先河。

张建东说，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商会、协会将各自行业的信息、资料统计供给决策部门参考，从而参与制定行业规划。很多时候，统计部门没有的数据，商会就有，而且可能更贴近这个行业的实际情况。

据了解，建设“中国服装名城”以及建立“温州模具城”的建议这些都是商会出面向政府提出的。

温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戴吉林认为，这种职能转移应该更多。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将市场准入、年检年审、评优评级、资质审核等前期调研、论证和初审权等都委托给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只保留最终审核权和决定权。

人大与政协议案、提案是商会参与管理的另一条途径。温州食品商会曾先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了《粮食市场混乱，亟待治理整顿》、《三角巷副食品市场搬迁中的问题亟待解决》等40余篇建议。煤炭商会针对煤炭市场私人码头多、船只进港偷逃税严重、港务监督存在漏洞、业主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提出了《煤炭市场混乱状况亟待整顿》的提案，引起温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获得政协提案一等奖。

2003年温州市“两会”期间，商会推荐141名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共计提交提案、议案54件。其中，温州市总商会专门组织政协委员到各个工业园区进行调研，向政府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工业园区》的提案，该提案被列为2003年十大重点提案之一。 据中国美国商会会长Charles M. Martin介绍说，在美国，商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公共关系，尤其在华盛顿。商会必须说服参议员应该对某项法规、草案持有什么样的立场、看法。有时候，

商会也要去国会、各个州与州长进行谈判、游说。

“而往往政府是接受这样的建议！”Charles M. Martin说。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王文指出，这主要还是政府职能转移的问题。王文认为，自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后，逼得政府不得不把一些职能转移。现在有些职能没有转移给商会协会，主要由于各职能部门领导认识的问题。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马津龙认为，政府如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才有抗衡机制出现的可能，如果政府是一个无限的政府，那么很难培育这样的抗衡机制。目前温州商会的很多职能还要政府赋予，不可能独立。 一路走好

2004年7月中旬，温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戴吉林正准备再次将一份《温州市行业协会发展指导意见(草案)》的报告提交给市政府，此前，戴吉林曾将该草案提交给市政府，但是市委、市政府迟迟不表态。

在该草案中明确写着，“成立中介组织发展办公室，与市民间组织领导小组联合办公”的内容。戴吉林说，这是取消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擦边球”。

“管理体制不顺、覆盖面低、结构不合理、职能不到位、自身能力不强、号召力不够”，这些是戴吉林对温州商会的批评。

戴认为，在纯经济类的企业家组成的协会中可以不要主管部门。“政府的有些职能已经走向市场化，你为什么还管理，实际不起作用！”

“有很多商会成立后就不会死，没有竞争！”戴说，“而且有些业务主管部门已经成为民间组织部，在选举的时候，实行等额选举而不是差额选举，有的甚至是鼓掌通过！现在有的协会、商会请相关部门领导当顾问，有时候比‘二政府’还厉害。”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关则文与38名代表一起，联名递交议案，建议制定《行业协会管理法》，对行业协会的性质、地位、作用、机构、职能、与政府关系、监管等进行全面定位。

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王文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现实。因为整个社团都没有法，而行业协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除了和政府部门管理职能交叉难以界定外，温州商会尤其是异地商会在合法性等方面，目前还是存在一定的质疑，以至于异地商会在成立时都会出现民政局与当地其他部门的矛盾。 温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戴吉林告诉《经济》，本来民政部不同意成立异地商会，后来开了口子——要求控制到省一级，不可以办到地市级，但是实际中温州的异地商会大部分在地市级。 同时，各地商会通过相互考察、资源共享、会长联谊会等各种方式展开联系，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有可能形成一种商业垄断。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Charles M. Martin说，在美国商会可以势力很大，对国会影响很大，钱也多，而且活动多，但不能够形成垄断，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曾对温州商会作过考察。他指出，异地商会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容易形成共谋——为了利润最大化，享有更大资源，采用集体定价。在国外有消费者组织和工会作为平衡这样垄断的组织，但是中国目

前工会站在企业一边，消协作用有限，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

据了解，温州市政府将建立“市四套班子领导结对联系各地温州商会制度”。此前温州市异地商会管理由市政府对外协作办负责。

而温州商会也开始变得小心谨慎，在第三届温州商会年会期间，严格控制人数以及媒体，一位负责人告诉说，主要是考虑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影响不好，最好低调行事。

“如果能够从制度上、合法性上为温州商会理清发展思路，那么这个民间组织就能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取得更好的发展！而且这也将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模本。”邓国胜说。

2004年7月18日下午，夕阳下瓯江熠熠生辉。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意味深长地告诉《经济》，“温州的百年商会历史，其实就是温州从农商文化向市民文化，再到公民文化转变的一个使然。”

不想当董事长的会长陈敏

“最终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慈善家！”

“你不要叫我陈总，我喜欢别人称呼我陈会长！”坐在摊着一大叠文件资料的桌子后面，陈敏用强调的语气说。

陈敏，温州服装商会会长——一个被业界誉为奇怪的人，他辞去了庄吉集团董事长，跑去做商会会长。

“我们是干不了政治的！”

陈敏自称是一个 “喜新厌旧”的人。

在下海经商前，陈敏在温州工艺美术研究院工作，每个月拿30元的工资，业余时间他开始学习做衣服。1987年，陈敏和其他3个朋友创办温州华联服装厂——金顶针服饰。但是当金顶针做大以后，陈敏却毅然退出金顶针所有的股份，拿着600万的现金与庄吉服装公司合作。后来庄吉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5家成员企业，2000多员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拥有400余家服装皮鞋连锁专卖店，固定资产达几十亿的大型服装集团企业。

谁也没有料到，2003年9月26日，陈敏又做出惊人之举，他辞去庄吉集团董事长之职，专门当温州服装商会会长。这在当时的温州服装界一下炸开了锅，要知道，做专职董事长，陈敏的年薪就是50万元。

陈敏的说法是，这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有人赚钱，一个亿，十个亿一个道理，对他来说就是多几个零的问题，他根本看不到现金，只能从财务报表上，各种财富排行榜上反映出他的财富。”

对于陈敏来说，把商会的工作做好，得到政府相关部门表彰，政府给予很好地评价，这些才能够肯定个人的价值——“大家认为会长有开拓能力，能真正把商会的事情做起来”。 陈敏很健谈，但是他说以前他很内向，喜欢听音乐、思考、看书，不像现在什么活动都参加，这么随和。

外面都说温州人很务实，在社会活动方面也特别爱面子，但是陈敏觉得自己从干企业开始的时候就很自卑。在商业圈内摸爬滚打多年，陈敏最大的感受就是温州这块地方太小了，正因为小，就怕别人瞧不起，所以拼命去做，希望用事业来得到别人的肯定。

从一个事业单位到下海经商，从金顶针到庄吉，从庄吉到服装商会，正是内心的自卑才触动了自强。“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陈敏评说，“其实这种自卑你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但在内心却是在涌动。”

陈敏讲话的时候，不时地佐以手势，能明显感到他内心的这种被认可的渴求。

有外界传言，陈敏还会继续“喜新厌旧”，做服装商会会长是为了能够为顺利进入政界打基础。“从政很难实现我的理想，”陈敏爽快地说，“政府是国家的机构，服从的是国家的意愿，从政实现的价值不是你个人的，而是你上级领导的。”

“为什么看重当官的，看重权力，因为主要是利益的问题。”陈感慨说，现在他已经不追求利了，放弃了董事长，就再不会为权而追逐。当会长是为了公益，如果反过来再追逐利，“那没意思！”

即使现在做一些政协副主席，也是兼职的，主要是为了好办事，不是从政，“我们是干不了政治的！”陈强调说。 做商会如同做产品

在与陈敏的交谈中，他出现频率最多的词语就是“个性”、“有趣”，他告诉《经济》杂志，他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每走一步都会小心翼翼做好。

2000年陈敏参与竞选会长。当时参加竞选的有39岁的陈敏，以及老会长刘松福和老书记曹国龙，这种差额选举带来的竞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2000年5月25日下午，天平不断向这位最年轻的竞选者倾斜。而在此前，这场竞选已经在温州服装界内持续讨论了三个月，当时庄吉董事会为陈敏参加竞选曾激烈争论过。据陈敏说，他只有60%的投票，“这说明大家对我还是持有怀疑态度。”

当选会长两周后，陈敏就开始大举动：成立宣传广告、人才管理、对外联络等8个工作委员会，特别是由8个副会长分别负责，责权明晰。

陈敏对商会的运作有自己的想法：做商会工作就如同做产品，大家都做同类产品就会竞争激烈，必须有个性的产品，这样竞争的优势就会很明显，商会也是一样。

每年陈敏都会在商会的运作中提出一些新的点子。

2001年，温州服装企业打出“穿在温州”的口号，德国科隆男装展也出现温州服装企业，随后，温州服装商会制定出温州服装业的“十五”规划草案，2002年正式出台。陈敏还建立商会网站，建立自己的展览会，建立自己的图书馆、研发中心，开办技术培训学院等。业内人士评价说，这些是一种制度化的创新过程。

2003年6月25日，陈敏以全票连任会长。

“最终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慈善家！”

曾经有会员问陈敏：以后怎么保证接替你的人会像你这样乐于奉献与牺牲？陈敏认为，自己的这一届只是在创新，建立制度，下一任会长在他所搭建好的基础上，并不需要像自己这样投入，只要有个好的秘书长就可以了。

陈敏说，不管在企业还是在商会，他都遵循从开始的个人魅力引导到后来的制度建设这个过程。“我在庄吉干了八年，一开始自己就亲自做，从生产流程设计到设备安装，这是用人格魅力来引导一批人，现在庄吉已经走上制度化的过程。”

在庄吉的时候，陈敏带领庄吉的高层、中层全部与工人一起吃饭。到了商会当会长后，陈敏还是与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

在商会，他希望在会长位子上的两届六年内，把商会的整个架构搭建好，有关制度建设好，“到时候谁当会长都一样！”

还剩下两年时间，陈敏就要卸任了。

在这两年内，陈敏说重点是把商会还没有完善的地方尽力完善，没有具备的功能建立起来。比如温州的服装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在面对国际化市场趋势的过程中，企业不具备从产品设计的研发，到市场营销的拓展、人力资源的开发等一系列条件，商会要针对此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进行社会化的配套。

陈敏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构想：争取不让会员再交会费，免费入会，资源共享。

据陈敏介绍，目前温州市的服装企业的1000多家中，会员企业还不到50%。“我提供无偿的服务，不卡你，而且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会员一定会越来越多。” 关于两年后退下来会做什么，陈敏说自己最近正在考虑。他说自己还是想做和商会差不多的事情，不过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温州，要做到全国，围绕行业性的活动，行业性的中介服务体系，将经验推广到全国。

他说自己以后想多做些公益性的活动， “最终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慈善家！”

解密温州商会：他们掌握数以千亿元计的巨大财富

来源：民营经济报 http://www.qz123.com 2004-9-14

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商人的血液中流淌着顽强的商业本能，其足迹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形成可怕的“温州人经济”。世界各地的“温州人之家”———温州商会也随之诞生，国内的温州商会已达到80个之多。这些商会由几百万名远离乡土的温州商人组成，他们掌握着数以千亿元计的巨大财富。

据资料显示，早在1906年温州商务分会就已成立，宗旨是“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重者”担任。90多年之后，温州商会依然延续了清朝时的基本模式。

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长采取民主选举的制度：理事会员提出数名候选人，得到两个“婆婆”认可后，由理事会员公开选举。温州人极重在“圈子”里的地位，当选会长说明同行认可自己的地位；商

会会长可以方便地联络当地官员，建立私人关系；同时，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信任，也容易得到银行贷款。1990年代中期，温州本地的原始积累已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而异地温州人的营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向外克隆。更复杂的经营需要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商会成为现实需要———除了保护自身权益，众多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异地温州人更迫切的需求是组织起来，集体性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以降低成本和风险，更大程度地实现“挣钱的快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各地温州商会无一例外地恪守“不谈政治”的原则。如此，“民间推动、政府承认（默认）、避免‘抗上’”的合作方式成为三方默契，自发生成的民间商会事实上已被官方公开接受。三方的利益趋同实现了罕见的多赢：商会成立并开始运作后，云南、四川、新疆、辽宁等地从2001年起获得的温州资金均以百亿元计，新增的就业岗位以数十万计；2002年在外温州人创造的GDP相当于温州市的GDP，年终汇回温州的存款达100多亿元。

与其它异地商会不同，温州市政府成为商人们的坚定同盟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协助游说异地政府，甚至提出“先发展，后质量”的思路，加快促成异地温州商会的建会。

异地温州商会大事记

1995年8月28日，昆明温州总商会获准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这个日子也成为每个在云南的温州人的节日。

同年10月8日，西安成立浙南工贸协会（后变更为西安温州商会）。到1996年底，异地温州商会已达6个。

1997年11月，由13位温州籍工商界人士联名发起的四川省温州商会，是全国首家省级民间商会。

2002年，经多方努力，大连温州商会和广州温州商会、南昌温州商会先后成立。

到2004年，已经成立的异地温州商会达74个，另有6个正在筹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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