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画家杨文骢考略

晚明文人画家杨文骢考略,杨文骢,字龙友,复社文人。

晚明文人画家杨文骢考略

刘亚璋

(扬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杨文骢是晚明文人画坛的重要画家，但同时也是晚明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本文力图通过对其事迹、画迹的梳理揭示其两方面行为共同的心理机制，并以此展现晚明文人画所蕴藏的某种人格景观。

[关键词]杨文骢；晚明；文人画

Textual Research in Yang Wencong, a Literati Painter in Late Ming Dynasty

Abstract: Yang Wencong was not only a famous Scholar-pain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bureaucrat in Late Ming Dynasty. This thesis endeavors to demonstrate a common psychology through analysis of his political affairs and paintings, and to show the views of personality hiding in literati painting of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Yang Wencong;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i painting

中国的传统绘画到宋元之后，文人画的传统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个传统中，中国画家们首先是文人。所谓“文人”，大多是地主阶级里的精英分子，他们怀着“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的理想进行学习，画画本来不过是一件赏心悦目的闲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们的现实关怀日益散失，逐渐陶醉于自我性情的内在修养。这种条件下，绘画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它标志着一个文人应有的文化品质。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做一个画家比做一个勤于事而敏于行的官僚更具有道德价值判断、自我价值判断上的优势。于是，绘画几乎成为了文人们的必修课，乃至于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精力与时间的课业，文人与画家的身份似乎颠倒了。

然而事实上，文人们在从事绘画时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普遍没有足够的钻研精神来进行绘画图式效果上的考究，也没有严格而系统的技能训练方法，相反，大多数文人画家

1都希望以一种简单方便的法门来达到自我愉悦的需要。这种情况下文人画很难获得持久性、

突破性的发展动力。明代文人画的倡导人之一陈继儒曾经用了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明代最有影响力的画家董其昌“今日身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这种尴尬与其说是董其昌的，不如说是整个文人画所面对的诘问。

而事实上，像董其昌这样画名掩过官声的文人在我们的传统文人画领域中实在是太多了，杨文骢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十分具有文化意味的人物。一方面他与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人物有着千丝万缕难以洗清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复社成员，他又与当时的复社名士们过从甚密，再加上在传奇《桃花扇》中他在侯方域、李香君之间的穿针引线，以及被清军俘虏后的慷慨就义，实在有颇多让人玩味的地方。

杨文骢生于公元1596年，卒于公元1646年，字龙友，号山子，祖籍江西吉州。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年已二十七的杨文骢跟随父母迁居南京。他家世不错，父亲杨师孔当时是工部屯田司郎中，到南京后调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另外妻兄马士英，以及几个妹夫也都颇有家世功名。再加上龙友少负才名，能诗擅画，妙解音律，又颇有武功侠气，这些条件1 董其昌曾经说文人画如同南宗禅，“一超直入如来地。”实为文人画的艺术纲领。见俞剑华.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P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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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很快成为了南京上层社交圈的新宠。史玄曾经说他“挥金如粪土，气豪才壮”确实是杨

2文骢初到南京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真实写照。他的交游除去马士英（妻兄）、赵其杰（舅

父）、周又兴、李卓如（妹夫）等至亲之外，已遍及当时名流，诸如王思任、张溥、陈子龙、夏允彝、邹嘉生、艾千任、史弥翁、陈涵辉、方文、顾与治等等，从交友的情况来看，他的处境十分微妙，身处阉党与复社两个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之中。杨文骢的角色正如《桃花扇》中所描写的那样穿针引线，成为了许多活动的关键人物。

公元1629年冬，杨龙友的父亲在进京送年礼的途中，病死德州，这对于三十三岁的杨龙友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一个纨绔子弟不得不开始在仕途、宦海中沉浮滚打，经济与社会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实际的人生。的确，对于一个而立之年、在仕途与经济方面毫无建树而又面对一家老小生计的人来说，任何浪漫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从1629年之后杨龙友的活动来看，他确实是在利与害的钢丝绳上玩着一个危险的游戏。

有趣的是，公元1629年不但对于杨龙友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于晚明政坛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年的复社大会，标志着复社活动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由弱势转为强势。复社在政治上逐渐转为主动的同时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社会认同。而杨龙友就在次年在复社领导人物张溥的介绍下加入了复社。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解释与说明任何关于行为选择的动机，然而却可以成为揭示人物内在心理驱动力的一个重要线索。他在这一时期几乎参加了复社所有的重要活动，如公元1633年的虎丘大会，这一次盛会与会者竟达八千人之多。另外，当时作为复社成员活动的主要场所——秦淮两岸的青楼妓院更是留下了杨龙友数不清的事迹，其中大多与复社活动密切相关。当时，在南京的文人多与秦淮两岸的青楼女子相好，并有颇为风雅之事。其中复社成员对此亦决不落后，如吴梅村、吴应箕、方以智等几乎所有数得上趟的复社文人都在秦淮两岸留下了风流韵事。杨龙友就在这里邂逅了一位从安徽桐城来的女子方芷生，不久后，这位女子又被纳为了他的如夫人。方芷生能歌善舞，兼能书画，又善解风情，很快就成为了杨龙友在与复社成员交往中的得力助手，经常与他一起出席复社成员的集会。3

考察晚明复社的活动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它可以褒贬人物，讽诘时政，却始终不能产生实际的影响，尤其是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是如此。这种现象是十分少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封建政府会控制社会政治与舆论，并对文

人言行进行督导，以保持中央集权的有效性。对于不同立场

的言论，则始终控制在一定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并保证

不危及行政的实施，否则将会遭到统治者的打击与清洗。而

晚明复社的活动却十分有趣，它获得了广泛甚至是官方的认

同却始终不能成为制定政策的主要力量。而另一方面，在影

响、甚至于阻碍了官方行政的情况下，政府却也无力进行彻

底的清算。这种反常现象或许正好说明晚明封建专制确已崩

坏，已不能维系正常的行政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杨文骢与复社文人的交往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他虽然在这些活动中赢得了文人的清誉，在实际上却无法进一步获得利益，而对于

他来说也是最为实在而不堪忍受的。

另一方面，他的科举又始终是很不顺利。对于一个长年任侠使气的富家公子来说，要通过极为严格而又极为枯燥的考试，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公元1634年又一次会试失败之2

3张廷玉撰《明史·传十二》：“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北京：中华书局，1974.P7102. 《枯木竹石图》杨文骢 现存南京市博物院（见图1）就是杨龙友、方芷生与方以智、吴应箕、孙临等人的集会中所做，而与会的名妓则有葛嫩娘等人，是年为公元16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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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杨文骢终于走上了谒选的道路，被派往华亭县做了一个教喻，他的仕途由此开始了。但这种开始对于他来说无疑近乎于一种羞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官卑有路寻黄石”多少流露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懑。同时这也使他在社会关系上，开始寻求其它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杨文骢与马士英、阮大铖具有更为密切也更为有效的社会关系。他与马士英有亲眷之谊，他的第一任夫人就是收养马士英那家人的女儿，也就是说他可以算做马士英的妹夫，而后者则是马士英的房师。这种关系使他在先天上就具有与阉党相狼狈的可能。而在事实上，权衡两方面利害则是杨文骢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如果说公元1644年前后的时局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命运的话，那么，所有身处于当时的人都面临着一次选择，这次选择不但是现实利益上的同样也是人格上的。直到这时杨文骢才看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说，直到这时他才真正得到了他所想要的机会。《桃花扇》中杨文骢曾为阮大铖讨好复社成员侯方域而奔走，并帮助阮大铖出资让侯方域梳笼李香君，至此演出了一场千古悲情的好戏。4而事实上，替阮大铖周旋的并非杨文骢而是侯方域父亲侯恂早年手下的一个姓王的将军。如果记载无误，那一年是崇祯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前后的事，而直到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四月马士英才告复出，次年还发生了吴应箕等一百四十余人签发《留都防乱揭帖》的事件。5这些事件充分说明复社与阉党的力量对比至少在1642年之前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杨文骢周旋于两方面的冲突与斗争之中，其中利害岂有不知？在此之前，杨文骢虽然不一定就与阮大铖、马士英等人没有纠葛，但是，至少公开地与他们为伍则不可能，否则，他也不用费尽心机地参与复社的活动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马士英复出之后，也就是公元1642年4月马士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使，总督凤阳、卢州军务之后，仅仅一个月，马士英就到了永嘉6。从此后所发生的事来看，马士英永嘉一行并非是没有其目的。事实上，杨文骢在此之前刚刚会晤了浙江军政实权人物祁彪佳。就在这一年八月，杨文骢所著的《绚美堂诗集》刊发，马士英热情洋溢地褒奖了是书的工作。 九月杨文骢再次被破格提拔升任江宁知县，并在北上赴任的路上，又会晤了知府陈子龙并请他为《绚美堂诗集》再做一序。可以这样说，马士英永嘉一行的活动是十分有效的，在他拉拢下，杨文骢在政治上彻底地倒向了阉党，从此杨文骢也获得了平步青云的机会。 此后至少有两件事是足以说明问题，并且颇值玩味的。第一件事是马士英的臂助黄有功正是通过杨文骢的引见方为马士英所用，他在拥立福王的过程中，以及在南明政权中，无疑都算得上一个实权人物。二是在拥立福王的过程中另一个关键人物——杨鼎卿正是杨文骢的长子。7正是他将福王迎到了南京。很明显，杨文骢在拥立福王的过程中是居功甚伟的。半年之内，他由北部员外郎升为兵部郎中（正五品）又升为后备副使（正四品）并巡抚常、镇二府，监郑鸿逵、郑采军，真可谓是连升三级，官运亨通。

现存于南京市文物商店的马士英山水折扇就是此时期一件十分有趣的作品，此扇作于马士英1642年复出后的永嘉之行，画面提拔云：“戏学皱丞虎作。丞虎云：‘画须以无意行之’。余此画不及彼，然可谓无意。马士英。”8而在两年之后，送给了当时升任兵部员外郎并派往京口监军的杨文骢，可谓寄予厚望。画是无意，画画的人却是有心，杨文骢对此当然是心领又神会，他敏锐地把握住了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追求。然而，不幸的是他的人生追求注定要与时代的悲剧相联系，弘光王朝的覆灭不可避免地来了，满清的铁蹄不但席卷了半壁江山，也踏碎了杨文骢升官发财的美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选择覆灭了他的人生。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底，据说这时杨文骢正因挪用军款、中饱私囊而受到弹劾4

5 事见《桃花扇》清·孔尚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桃花扇》中阮大铖为侯方域出资则是在此之后。

6 杨文骢于公元1639年冬奉调浙江青田知县，不久后又调任永嘉。

7 《明史·传十二》：“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张廷玉撰 P7103中华书局1974年版

8 见马士英《山水折扇》现存于南京市文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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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清的铁蹄已经纵横江南，所向披靡了。南明残余的抵抗除了少数将领还在做无济于事的努力以外，大多数都只能称之为象征性的了。整个弘光王朝，保有半壁江山，据东南之财，领数十万之兵，竟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如摧枯拉朽一般地倾颓，实在并非仅仅是军事与政治的问题，而确乎是人心的离散了。此后，所建立的几个朱姓政权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倾轧，以及灭亡的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趣的是，杨文骢在江山易手的最后关头却异乎寻常地表现出了凛然的民族气节。公元1646年（清顺治三年）五月初九，清军过江，镇江失守。二十八日杨文骢退守苏州，铲除了降清做了安抚使的原鸿胪卿黄家鼐。闰六月二十七日，唐王登极，建元隆武，七月杨文骢上《庆贺登极表》，杨文骢与友人孙临入朝，共同抗清。八月，由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投敌，仙霞关失守，杨文骢的部队只能继续南撤。八月二十五日，与清兵相遇，终因寡不敌众被俘。在清军多次劝降不果之后，于福建浦城东三百里的地方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杨文骢的妻妾、子女、仆从等三十六人，以及副帅孙临。中国人历来有不记前嫌的美德，尤其是在一个人死后，更何况是为国捐躯、英勇就义。杨文骢死后得享忠名，后人将他与孙临合葬，并称双忠墓。相比之下，那些降了清的文人9却没有那么幸运，千古之下仍难得一个清白。历史的逻辑有时就是这样混乱而又不乏幽默。

杨文骢画名早著，传世作品不少。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那柄桃花扇了。按孔尚任的说法，此扇原为侯方域送给李香君的定情之物，后来，由于李香君将阮大铖为杨文骢准备的聘礼退回而使阮大铖怀恨在心，并趁侯方域到史可法军中做幕僚的时候，教唆漕抚田仰强娶李香君，并送聘礼三百金。李香君誓死不从，乃携扇撞墙企图自尽（一说自坠妆楼）。所幸不死，而田仰亦只得作罢。然而，此扇乃为血污。第二天，杨文骢探病，见到血扇，灵机一动，就着血迹，草草点染，竟画成一折枝桃花。此事虽为传奇，但却似真有其事，稍后的文士姜实节在为杨龙友提画时曾有：“记否桃花留扇底，一回首处一消魂”的句子。可惜此扇现已不存，否则，这倒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有力见证。

杨文骢的山水画宗法元人，上探源董巨，实为明末一大家。现存无锡市博物馆的《仿倪瓒山水图轴》（见图2）是杨文骢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

值不惑，春秋鼎盛是他风格成熟稳健、功力深湛的作品。图中水泊疏林，峰峦平皋，一派江南景色，作者有意取法倪瓒，山石皆运以折带皴，用笔中锋与侧锋兼顾，于中锋的温

厚中透出侧锋的灵动，落墨简淡秀润而变化丰富自然，远山

以水墨横扫，淋漓酣畅，飘渺变幻中似含雨色，近处以疏林

映带坡岸，一处草亭，几丛幽簧，颇得淡泊萧条的野逸情怀。

元以后的文人画家学摹倪云林的不在少数，多数作品都空得

其形似，往往将倪瓒的萧疏简淡一变为枯索简单。原因大体

上不外乎缺乏元人对宋画的胎息，使其绘画中自然流露出严

谨的造型与结构，即便是如倪瓒这样自称为“逸笔草草，不

求形似”的画家也是如此。而明代以后的画家则在元人放逸

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事实上，这一步固然极大地解放了文人画家们在绘画这一具体实践领域中所受的制约，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固有程式的积淀使其逐渐失去了与现实

生活的关联。明代，尤其是晚明以后，文人画所创造的一系列图式逐渐成为一种陈陈相因的程式化了的内容，而逐渐失去了当初创造这种图式的绘画上的内在要求。于是古人的样式一再被进行简单的描摹和肤浅而孤立的剥离与拼凑。杨文骢的作品并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时弊，但是他在学习元人绘画的同时，较为注意地吸收了元以前的绘画传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9 其中不乏东林、复社骨干，包括《桃花扇》里那个慷慨激昂的侯方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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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习元人的缺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杨文骢较之同时代的大多数画家更多地超越了元人的限制，相反得到了更多元人的精髓。董其昌称其绘画“出入巨然、惠崇之间”10确实说到了点子上。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另一幅仿元人的作品《仿吴镇山水图轴》（见图3）是其

两年后的作品，此画同样体现出了这种特征，作者并不一味地模仿吴镇墨气沉厚的用笔，而更多地体现出自己在经营与塑造上的独特匠意。但从另一角度来讲，树木、山石的

造型在理念上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画家们相比都更接近吴镇

以及元代文人画家。

然而，即便如此，图式上乃至于表现上的枯竭也是不言

而喻的。事实上，要在一个发展程度相当完备的系统中创造

某种新的样式以及表现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要解

决晚明文人画发展的普遍问题，更要求这种创新还必须具有

系统上及文化上的意义。

随着宋元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晚明，绘画几

乎成为了文人们标示清高的必修课，只要不在大关节上出错，绘画所获得的文化认同要比治国、平天下来得妥帖而容易得多。这对于当时的大多数文人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当

然，这并非就完全意味着我们的文人以此来沽名钓誉。事实上，这种文化驱动是内在而自然而然的，只不过由于它使大量的文人参与到绘画活动中，并形成了“文人画”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才显得确实有些异样。杨文骢的绘画亦是如此。他一生奔走公卿，钻营名利，绘画如同敲门砖、润滑油在人情世故的名利场中帮了他不少忙。然而，名与利都伴随着他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梦想一起飘然而逝的时候，绘画却宽容得多。我们的文化的确太溺爱画家了。

研究杨文骢，我们还必须提到另一个重要人物——马士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个同乡，并与他有亲姻之谊的人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马士英生于公元1591年，卒于1646年，字伊众，号瑶竹。其实，马士英本来并不姓马，也不是贵阳人。他本姓李，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五岁那年被过继给一个贩卖槟榔的商人，那商人姓马，贵阳人。从此，马士英跟随他的义父回到贵阳，并更名马士英。没过多久，那姓马的商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杨文骢的夫人马氏。马士英其人聪明、灵醒，又肯用功读书，二十八岁时中进士，以阮大铖为房师，从此马士英一生的仕途都与阮大铖密切相关。 公元1627年荒淫无度的熹宗皇帝在二十三岁时驾崩，魏忠贤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继位的崇祯皇帝一上台就立即将魏忠贤除去，并清洗阉党，包括魏忠贤的重要依靠熹宗皇帝的奶奶客氏也被笞死。阮大铖字圆海，是东林党名士左光斗的门生。此人为人奸诈狡猾，嗜权逐利，具有两面三刀的人物性格。他在阉党得势时为虎作伥，残害东林党人。而到了崇祯朝，阉党失势，他马上将自己打扮成东林党，居然蒙骗成功，还升了官，得了光禄寺卿的官衔。然而，他的奸猾还是在崇祯二年被揭破，被罢官免职，逮捕归案。在重金赎罪之后，被削职为民。之后他迁居南京，花巨资修筑私人园林，蓄养歌妓，并不惜本钱地暗地里交接当地名流，活动公卿，意图东山再起。阮大铖的这些活动无不花费甚巨，尤其是贬官赎罪之后，依然挥金如土，可见他在为官期间贪营之巨。值得一提的是，阮大铖其人颇负才名，尤其在戏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所写的《燕子笺》等四种传奇是晚明戏曲的杰出代表。

公元1642年，马士英正因居官檄取公帑馈朝贵而削职遣戍，流寓南京。在阮大铖的积极活动之下，马士英得到了朝廷的重新任命，这一次他得到了兵部侍郎兼佥都御使，总督凤阳、卢州军务的重要职务。马士英的复起是阮大铖在政治上的一步重要安排，从此马士英积10《 画论从刊》于安澜编著P99 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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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进行人事上的活动与准备，其中也包括拉拢杨文骢。这一年六月，马士英以知兵为由举荐阮大铖出任兵部右侍郎，遭到朝中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然而由于马士英大权在握，阮大铖仍然在“举朝哗然”的情况下就职。第二年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在晚明政治上的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当消息传到南京之时，实际上，马士英一伙已经取得了人事上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如靖南伯黄得功、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宏基、总兵刘泽清等掌握军权的实权人物都为马士英所收买。而这些正是马士英等人能成功迎立福王的决定力量。而反对者如左良玉等人并无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这在稍后南明政府与清军的作战中暴露无疑，左良玉表面上身为南明军队的统帅，实际上却无力节制他的部下，以至于数十万兵马如同一盘散沙，不是各自为战，被各个击破，就是毫无斗志，望风而逃，更有甚者临阵倒戈，竟欲挟主邀功。马士英在这一次迎立福王的计划中无疑扮演了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他认为福王“昏庸可利”于是暗中派妹夫杨文骢的长子杨鼎卿将远在淮安的福王迎到南京，四月二十七日更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去仪征拜见福王，并私致推戴之意。这时迎立福王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五月三日福王开始监国，不久在马士英的安排下，由众大臣劝说着半推半就地登上了皇位。这一年十二月在马士英、阮大铖的操纵下弘光帝下令礼部访求与崇祯皇帝剪处魏忠贤所定的“钦定铁案”完全相悖的《三朝要典》送交史馆，并下令“追恤逆案诸臣”。 至此，东林党、复社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成果散失殆尽，阮大铖与马士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二人在这一出双簧戏中的表演确实珠联璧合，精彩纷呈。

因为二人在晚明政局中非同一般的关系，后人将马阮并称。然而二人也确有不同。曾有人为马士英写过文章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有大别。”11在这一点上，马士英与杨文骢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历史却作出了如此不同的诠释与裁决，实在说明善恶忠奸是一件太过复杂的事了。

马士英的绘画与杨文骢并称，金陵八家之首龚贤曾经诗云：“晚年酷爱两贵州”12就是指马士英与杨文骢。他的画取法元人，清秀松动，较之杨文骢更加灵动婉转，纯是天性使然。马士英为人活络，八面玲珑，这种性格使他对于宋元以来流行的文人画，尤其是晚明以来，讲求性灵而不计工拙的文人画风更是得心应手。前文中曾提到他送给杨文骢的山水折扇中，提到：“画须以无意行之”确实是这种画风的要害与关键。马士英认为自己在绘画上是不及说此话的邹丞虎，但在无意这一点上却是做到了。

此扇后来被杨文骢转手送给了万寿祺，并在扇后又附一跋云：“衣白与瑶草，皆传大痴一灯。衣白以古胜，瑶草以秀胜，皆是上座。此扇于文渊阁中赠余东行。年少见而悦之，因以相赠。乙酉四月，杨文骢识。”1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士英的绘画对杨文骢绘画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将绘画风格与人格之间做一种简单的类比，但是，作为性格与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尤其是在当时整个绘画乃至于世风的影响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确信二者间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在马士英、杨文骢的个性中确实存在着与晚明文人画之间的某种相互亲和以及互为因果的必然联系。而这种联系决不仅仅只存在于马士英、杨文骢个人的人格之中，它甚至于体现了整个晚明社会所具有的文化品质。

11 《明史·传十五》：“士英拥残兵欲入闽，唐王以罪大不许，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与长兴泊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又有：“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并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之说。张廷玉撰 P7945中华书局1974年版

12 题于龚仙〈云峰图〉作于1674年，转引〈中国山水画史〉陈传席P882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13见马士英《山水折扇》，现存于南京市文物商店。

晚明文人画家杨文骢考略,杨文骢,字龙友,复社文人。

[收稿日期]2004-12-20

[作者简介]]刘亚璋，扬州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主任，美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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