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化_晚唐_两宋词的发展趋向

古代文学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8卷2006年第3期(总第134期)

南方化:晚唐、两宋词的发展趋向

杨金梅

(浙江教育学院中文系,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词在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晚唐、五代开始,词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到宋代已经完全成为具有浓郁南方特色的文学。词的南方化趋向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作者以南方人居多;二是词的内容以言情为主,意象多为南方风物;三是风格以婉约居多,意境具有朦胧、、温润的特点。关键词:晚唐;宋代;词;南方化;发展趋向中图分类号:I207.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06,因为思念故乡,便时时吟唱那些流行于故乡的“流行歌曲”,以致引起了当地寺院僧侣们的注意。出于加强文化传播效果的考虑,僧侣们便将这些歌辞抄录下来,同时自己也借用这种文学形式传播、记录佛教经义。从敦煌曲子词较为完善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清新自然的风格判断,在当时的黄河流域地区,词应该是十分流行且普及的。而当时南方地区词的发展水平,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记载来看,无疑是落后于北方的(当然,早期民间词并非完全摒绝了南方文化的影响,燕乐系统中除了胡乐之外,还吸收了吴楚巴蜀等南方地区流行的曲调,所谓“吴觎”、

)。“楚声”、“越调”、“南弄”者即是。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唐代魏徵曾说:“[1]

刚,重乎气质。”:“,

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

[2]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古代诗文固

然有南北的区别,其实都是在各自的本土产生的,如《诗经》和《楚辞》。词则不同,它的婴幼儿期在北方,而青春期却转到了南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域性的接受过程。

一

词在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音乐角度来看,配词的音乐兴起于隋唐之际的燕乐,它较多地吸纳了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因子。燕乐的基础是九部乐,其所用乐器多为来自西北地区的胡鼓、琵琶、铜钹、筝之类,音调铿锵有力,音律多低徊悲凉。再从文学角度看,早期词在语言上保存了许多北方口语的痕迹,表达方式也以直白居多。同时,为了适应音乐热烈、奔放的特点,早期词的风格也显得豪放、泼辣,与南方民歌的含蓄、缠绵迥然有别。

北方文学身份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敦煌曲子词的存在。光绪二十六年,在敦煌东南的莫高窟中发现了大量手抄本书籍卷册,其中有不少唐、五代时期的民间歌辞作品。敦煌地区是当时的战略和交通要道,外来人口众多,主要是戍卒和商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戍卒和商人,尤其是后者,极少有可能来自长江以南地区。这是因为古代的交通水平普遍落后,造成了地区间严重的分隔现象。唐代的统治中心依然在北方,南方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均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论是政治意识还是经济意识,南方人比北方人都要弱得多,因而其从政、从商的人数也远逊于北方人。五代时期,虽然单个的政治中心解体,经济中心部分南移,但鉴于当时战乱仍频的事实,南方人在北方的活动应该也不会很多。由此推测,上述的戍卒和商人大多应该来自中原及其以北地区。这

收稿日期:2006-02-22

在由北方民间小调转为典型的南方文学的过程中,晚唐、五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单从创作主体看,文人涉足词界意味着词之“南方化”的开始。以现存词较多且可靠的刘禹锡、白居易、皇甫松为例,三人共存词33首(目前,对于中唐词人作品数量的统计尚缺定论,主要问题在于诗、词界限难以确定。此处数据源自孔范今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其中涉及“年出版的《全唐五代词注解》江南”、“潇湘”、

“杨柳枝”、“竹枝”的词达13首,此外还有“隔莲浦”、“采莲子”等明显具有南方气息的词若干。在艺术表现和美学风格上,中唐文人词已经初步显示出擅写情事、词风柔婉的创作倾向。再从创作背景来看,三人中皇甫松本为南方人(浙江),刘、白二人也都有南方生活的经历,词中也多有对这一时期生活的记录或回忆。以刘、白二人唱和的《忆江南》为例,白词内容主要是回忆仕宦江南的游乐生活:“日出江花

[3]

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4]醉芙蓉”,以外乡人的身份对江南的美景作了最精要的概

括,艺术情调上表现为对旖旎香艳的南国风情的有意追求。刘词虽然写的是洛阳,但所绘之景几乎与江南风物无异:

[5]“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从创作主体的实际

情况看,中唐文人作词还只是偶尔为之,作品数量较少,尚未成为主流文学,词的文体特质也没有最终确定。但与同一时

作者简介:杨金梅(1972-),女,安徽滁州人,浙江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宋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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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民间词相比,中唐文人词已经表现出了不同的审美气象,肇启了五代词风。

从唐末开始,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崩解,至五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基本集中在西南的成都和东南的金陵,这两地也成为当时词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环境的变化对词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温庭筠开始,词正式开始了其“籍贯”的转化。《花间集》中收录温庭筠创作的词66首,题材以描写女性和她们的爱情为主,语言华丽,笔法细腻。同是写怀人,如果将敦煌曲子词《凤归云》“征夫数载”与温庭筠词《望江南》“梳洗罢”作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差异:《凤归云》里的征妇颇似北朝民歌里思嫁的女子,泼辣,率真,爱便爱,恨便恨;而温词里的女主人公则有着与南朝乐府《西洲曲》中女主人公相似的气质:含蓄,轻柔,温婉,缠绵。如果说,温庭筠词侧重从内蕴上影响词的气质,那么,比之稍晚的韦庄则直接以内容改变词的面貌。韦庄本是北方人,但长期逗留江南,貌美的女子不仅吸引了他的眼睛,,这位“洛阳才子”词中,。词中集中出:“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

[6][7]

眠”、“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

视的地位。无论宋人如何在公开场合表示出对词的轻视,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词到宋代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为数众多的词人、数以万计的作品以及庞大的接受主体都表明,词在宋代虽不能说已经取代诗歌而成为主流文学,至少在客观上已经获得了与诗共掌天下的地位。

宋代立国之初,以北方士人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普遍认为浮靡的文风是导致南方政权灭亡的原因,从而对词抱着心有余悸的态度。直到仁宗朝的田况仍然认为君臣之间互相作词是礼亡的标志,礼亡之后接着就是国亡。上层人物对词的这种恐惧和误解致使词在北方的局面始终没有打开。但在南方这种观点却不甚流行,明白这一点。,词风也颇类南唐词。刘

[8]

:欧阳永叔得其深。”晏

,他们的词受南唐。对此,冯煦曾从地:“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

[9]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冯氏

此说颇有见地。南唐词风流布所及不仅包括南唐旧地江西,还远播吴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记载: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

[10]

歌之。

温、韦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自身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上,更体现在对后代的影响上。温、韦的革新意识以及所开创的词风、词的表现领域、词的审美取向被五代尤其是西蜀词人奉为圭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地方色彩,使词在“南方化”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花间词除了一如既往地描写美女外,尚爱写花。从题材与创作视点的角度看,西蜀词与“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南朝宫体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与西蜀词并称的南唐词同样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南方化色彩,词中“水”、“桥”、“舟”的意象随处可见。词风也是以与小桥、流水、淡烟、画屏之类景物相匹配的清朗、淡雅为主。吴人向来多情善感,词以前的吴歌擅长于抒情。受风俗影响,南唐词的感情基调是明快中渗透着淡淡的伤感,爱恨缠绵,反复不已。这与敦煌曲子词中“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夜久更阑风渐紧,与奴吹散月边云”之类直奔主题、掷地有声的表达已经明显不同。可见,与早期词相比,五代词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五代词人普遍善于描写女性、爱情、花卉、芳草;语言清丽,笔法细腻;在意境营造上追求阴柔气氛,同时,将早期民间词的多样化风格收拢为单一的婉娈近情。显然,在审美取向上,五代词已经舍弃了北方人“重”、“拙”、“大”的习惯,而趋近于南方人取细、取柔的心理。如果说早期民间词是一位质朴、爽朗、干练的燕赵佳人,则五代词已变成了一位灵秀、多情、含蓄的南国美女。

二

如上所述,在五代时期,词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色彩,但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其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宋代。一方面,宋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巅峰水平,《全宋词》收录的作品过万、词人过千,并形成了多种风格流派。另一方面,在宋代各类文学形式中,词显然处于不容忽

范仲淹知睦州大约在景佑元年,即公元1034年。这一记载再次证明:北宋中期,词在南方已经颇为成熟,而在北方

(范虽为南方人,但长于北方)还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六年之后,范仲淹调职陕西,此间创作了著名的《渔家傲》,此词风格迥别于同时代词风,具有苍凉悲壮的特点。联系范仲淹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词在南方的流行和婉约词风的形成既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影响的结果,也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离开这个环境,词的面貌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宋词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六期,除了北宋中期苏轼的部分词以及南宋中期的爱国词外,其余各期词的风貌基本是以婉约、柔媚、清丽为创作旨趣的,在审美风格上都属于秀美一类。苏轼为词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但在整个北宋时期,他的清旷词风并未形成潮流,连他的学生陈师道也称其词“要非本色”,稍后的李清照更讥其“以诗为词”,而且这类词也仅占苏词总数的三成。“稼轩风”的形成也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并在南宋后期随着国势的日衰而式微。同时,辛词中也不乏辗转柔媚、婉如清扬的佳作,例如《青玉案 元夕》便是典型的婉约风格的佳作。关于宋代词风的取向,以下这则著名的“东坡问词”案颇能说明问题: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

[11]

东去”。公为之绝倒。

这则逸事里的三组意象很值得注意:一是铁板与红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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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铁板质硬,敲打起来声音定然是铿锵洪亮,与音质清脆的红牙拍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是关西大汉与十七八歌女。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关西大汉代表的是秋风骏马式的豪情,十七八歌女演绎的则是杏花春雨样的温柔;三是“大江东去”与“杨柳岸,晓风残月”。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位善讴幕士、尊柳抑苏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宋词中婉约风格的作品占了绝对比例已是不争之实。

宋词的“南方化”主要表现为:(1)作者以南方人为主。笔者对存词50首以上的词人的籍贯分布、综合品评名次列前15位词人的籍贯以及知名度最高的36首词作者的籍贯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若以长江为界将当时的各省分为南、北两部分,前者包括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大部、四川省,共74人,占总数的近80%;后者包括山西省、陕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共19人,仅占20%略多。在综合品评名次前15位的词人中,北方人只有三位,占总数的

20%,且辛弃疾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北方人,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进而滋生出及时行乐的思想。同时,统治者对言情文学的热衷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柔媚倾向。为了适应娱乐的需要,五代词中更多地糅合了南方的美景佳人,从而创造出香软、娇媚的抒情氛围。

北宋虽然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北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统治阶级在选拔人才时,总是习惯性地把目光锁定在北方,南方士人始终被排斥在外围。这一点在宋代并没有根本改变,统治阶级在潜意识里依然不愿接纳南方人。长期被疏离的结果使得南方士人对政治的期待远不如北方人,他们受传统的制约程度也相对减弱,比较容易摆脱正统的道德观念对情感的束缚,在生活态度及文艺思想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在这方面,,二,但并不过于,可以不以为然地一走了之。而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杜甫的影响不可小视,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就是这种影响的自然结果。李、杜二人在诗歌思想内容、体裁选择以及创作风格上的不同,固然与两人性格的差异有关,但根本的原因不能说与他们各自成长的政治环境无关。

弱化政治意识的结果是南方文人在文艺领域内的思想大解放,因此,两宋时期的词坛南方人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也是宋词南方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方文人不仅用以载道的诗写得好,用来娱情的词写得更见文采,既有清新可人的小令,也有艳丽精致的慢词。如果简单地以传统的儒家标准去衡量这些文人,很难对他们的文艺观作出合理的解释。

词之南方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在意象选择上多取南方风物。谢章铤曾指出南宋词“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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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有笙笛而无钟鼓”。结论虽然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

11,位,仅占总数的13%,。在知名度最高的36首词中,南方人的词作有28首,占总数的77%之多。(2)作品意象以南方风物为主。对上述知名度最高的

36首词的意象统计的结果显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水”以

及与之相关的“雨”、“渡口”、“船”、“桥”等,共23首,占总数的64%;其次是女性,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共20首,占总数的55%。如果加上以女性作比喻或偶尔涉及女性的词,这个比例会更高;以“烟”、“柳”为主题的有19首,占总数的

52%。(3)作品风格以婉约为主。词到宋代已经形成了自

身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在大多数宋人的观念中,正宗的词是那些具有婉约风格、精致细腻的词。对于“婉约”的内涵,宋代词人、词论家都未给出具体定义。联系两宋词的创作实践,王国维关于词体的定义基本可以作为“婉约”词的注脚,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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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诗之所能言。”实际上是将原先由诗歌来承担的“要眇

说明,南宋词在意象选择上比较偏向于那些小巧、阴柔、明媚的物象。在这一点上,北宋词实际上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五代、两宋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种意象分别是水(以及与之相关的船、雨、渡口等)、美女(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用品、装饰品)、烟、柳、花,这与文人对词之功能的定性有关。早期词的身份与其说是文学的一种,毋宁说是音乐的附庸,创作者往往根据音乐的需要随意裁减其文字内容。因为配词的音乐是以追求强烈的感官刺激为特点的俗乐,曲调或缠绵哀怨,或欢快流畅。这一特点决定了与之匹配的词的风格也必定是婉约、蕴藉、轻巧、柔艳之类。其所选意象多具有细、小、柔、艳的阴性特征,如植物中的杨柳、桃、杏,动物中的杜鹃、鹧鸪,自然界的烟雨、流水,最不能少的自然还有美女。对于意象的这种挑剔使得词在北方的选择范围大为缩小,而在南方却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些意象更适合体现南方人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取向。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里要将美女、烟、柳等视为词之南方化的表现?因为北方也有柳有烟,更不缺乏美女,所谓“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产生的背景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集权制,在这个前提之下,温柔的性格、娇小的身材、袅娜的体态以及白皙的皮肤成了评判美女的基本标准。由于特定的生活环

宜修”的内容专门归入词的表现领域,又因为词特殊的形制,如长短不一的句式、婉转顿挫的音律、娱乐的功能,词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要眇宜修”的特点。王的说法其实是对李清照关于词“别是一家”论的深入理解与具体表述。

三

五代时期词坛的中心集中在西南的成都和东南的金陵,地理环境的改变是导致词之南方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五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纲常败坏。由于政权多是由武人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的方式建立的,且国祚较短,使得文人参政以施展抱负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久而久之,文人对于事功的热情越来越淡,最终从时代的战场退回到了“自我”的田园。文人疏离政治意味着传统诗教观念的淡化,曾经作为诗歌核心的“志”不再是表述的重点,“情”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文学创作开始朝着内倾化、世俗化和感伤化方向迈进。五代的西蜀和南唐政治形势较为稳定,城市经济十分发达。繁华的都市生活很容易使那些失去道德准则的士人堕入浮华的深渊,偏安的环境又使他们普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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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劳动环境,南方地区的女性普遍具有柔弱的体格和姣美的外貌。与生活在北方的花木兰及李波小妹式的烈性女子相比,南方女子显然更符合男权社会里对女性美的要求。久而久之,在文学作品里美女成了南方的专利。而柳树,一方面因为南方多柳,另一方面也因为柳树象征着美女:纤细、柔美、缠绵,白居易就曾用杨柳来形容小蛮的纤腰。至于词中的烟,更多的是指烟雾、烟雨,如“烟霭纷纷”、“一川烟草”,有一种朦胧而缠绵的意味,绝不同于“大漠孤烟直”之“烟”的荒漠和苍凉。

词之南方化的第三个表现是通过对意境的刻画营造出婉约的风格。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趋近于那些与自己气质相类的客体。受地理环境多水特点的影响,南方人气质中“水”的特点十分明显:柔、细、清、媚。因此,对于五代、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宋代南方文人来说,词在意境上刻意营造出的阴柔氛围十分符合他们审美情趣上取细取柔的特点。与早期词相比,五代、出三个特点:一是画面的朦胧。离情别绪,的愁怨。以欧阳修《庭院”的环境。古代的“”,词中又连用了三个“深”字,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更为幽深的印象。庭院不仅幽深,而且还有柔长的杨柳,暮春时节蒙蒙的细雨好像一层烟雾笼罩在杨柳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种植着杨柳的深院已经难以看清,但作者似乎还嫌不够,还要再加上“无重数”的帘幕。这样,不仅院外的人看不清院内,院内的人同样也看不清院外。短短的两句话却包含着三个步骤,将一个朦胧的画面推到读者面前。这里的朦胧既是自然条件造成的“烟雨朦胧”、“树影朦胧”,更是女主人公因为内心哀伤而造成的“泪眼朦胧”。通过“朦胧”意境的营造,很好地传达了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二是感情的温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春”是一个内蕴丰富的概念,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春”与女性之间的联系与古代女性单调的社会活动有关。一年之中,只有在清明前后才可以走出家门,这是古代女性唯一一次可能与男性接触的机会,有限的“自由恋爱”往往发生在这个时候。如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

[14]被无情弃,不能羞。”这首词典型地反映了一名游春少女

共同为词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三是对女性化的精致生活空间的营造。五代、两宋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商业性和市民性,二者的共同点是对物质生活怀着浓厚的兴趣。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词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影响。翻开《花间词》、《全宋词》就会发现,描写室内或庭院等封闭性空间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画屏、帘幕、香案、花草、秋千等往往是描写的重点。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当一首作品完成之后,它奉献给读者的不仅是听觉、视觉的享受,还有一丝对俗世生活的向往。对于这一时期的词人来说,享受生活成了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这种“享受”有时候甚至是以假想的面目出现的。以柳永为例,在柳永笔下,他所乘的船多是用上等材料制作并且雕刻着精美图案的“”,连船桨也是“兰桡”、“画桡”、“”;,居,,兰舟”?这种舍万里江山而,正是南方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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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一位英俊少年时产生的且喜且忧的心理。尽管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极大的压制,但有一点却无法回避:即女性意味着生命、活力和一切美好的事物,正是这一点将她们与春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诗由于负载着言志的重任,故多写秋。而词只用于抒发一己之情,故多写春:春风、春雨、春树、春水、春花、春草以及像春天一样美丽多情的女子,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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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克强.唐宋人词话[M]1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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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朱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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