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十年历程回顾与展望-文档资料

“电视问政”十年历程回顾与展望

一、电视问政的十年发展历程 （一）初创期

“电视问政”顾名思义就是依托于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扩大 “问政”的公共效应，把现实生活中群众遇到的问题和诉求通过电视问政栏目置于聚光灯下，引起社会的共鸣和相关责任人的重视，并且实时转播或者直播相关官员对问题的回应和整改，让政府行为更加透明、高效。

2004年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加强受到了极高的重视。与此同时，在浙江、湖北、黑龙江等诸多地方陆续进行了利用电视述职的有益尝试，这一时期，以官员单向述职为主，对于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做出陈述并予以相应的承诺。这一形式虽然提高了政府施政行政的公开度和透明度，但是缺乏与群众的互动，并没有为群众提供表达诉求的平台。 2005年5月兰州市委书记提出要创办一个“服务创业”栏目，让多个部门的“一把手”走进演播厅，与群众面对面交谈，解决群众关注的切身问题。同年6月，这档栏目被命名为《“一把手”上电视》，并于6月20日首播，节目中“民问官答”成为主要的形式，由此，将官民双向互动的成分纳入到了问政栏目中。

虽然这一时期的类似节目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是也奠

定了官民面对面交流、沟通的基调，明确了问政栏目的目标。 （二）成熟期

“电视问政”栏目的成熟期是指2005―2010年这一段时期，在兰州开办了《“一把手”上电视》后，各地争相效仿，开展了不同类型的电视问政栏目，比如：2006年广州创办的《沟通无界限》；2008年安徽电视台的《对话江淮》；2009年南京的《向人民汇报》……这些电视节目的形式不尽相同，有直播也有录播，加深了人们对于电视问政节目的印象，也为问政类节目后期在各地的盛行打下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公民对于此类电视节目的参与度仍不够高。电视节目自身也缺乏连续性，使得它只是被知晓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也没有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有将群众问政、媒体问政进行有机的结合，问政的形式过于单一，人们的表达渠道也不是特别通畅。这与官员对于媒体的回避、民众较低的参与意识是分不开的。 （三）繁荣期

可以说从2011年起，电视问政进入了繁荣期。武汉《电视问政》大型直播栏目的开办，让电视问政真正以栏目名称而备受关注，同时也因为问政力度而获得群众的认可，激发了各地的问政热情。电视问政栏目纷纷涌现，成了电视在这一时期的新景象，标志着问政类节目走向成熟。

武汉问政由广播节目《行风连线》发展而来，由最初的广播

形式变为电视直播，内容形式逐渐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电视节目时长1个小时，近50名官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演播厅与群众谈政风民情，并对工作的整改做出相应的保证，这使得节目取得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播放节目的片段，引起不少的关注。半年后，相关领导就整改结果进行汇报，接受来自群众的检验，这一时期，武汉电视问政在黄金时间的收视率是普通电视剧以及娱乐节目的3倍，在武汉掀起了治庸问责的风暴，电视问政也成为社会治理重要的平台。除此之外，杭州的《我们圆桌会》也相对成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电视问政，播出的连续性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例如武汉问政的“期中期末考”，让问政更加具有影响力。现场的氛围较为紧张，问出官员一脸?澹?一身汗成为节目追求的效果，与此同时，也解决了群众很多民生问题，而且节目都有较高的收视率。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问政节目还是很让人叫好的。 二、电视问政多地的发展现状 （一）各地的发展情况

笔者通过文献法搜集了许多电视问政相关的材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市的《我们圆桌会》，武汉市的《电视问政》以及南京市的《向人民汇报》。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并根据每一档节目的创办时间、主办单位以及特色形式等制作了表格以便对具有代表性的几档栏目了解的更加清晰（如表1）。 1.武汉《电视问政》。武汉市的电视问政创意灵感来源于兰

州问政，但是经过自身的不断完善发展，具有明显的“武汉特色”。2005年《行风连线》以电台直播的形式首创，将议题聚焦于市民的咨询与投诉；2006年《行风连线》、《百姓连线》电台、电视同步直播，同样聚焦于市民的咨询与投诉进行户外直播；2007年《职能部门领导与行评代表、市民面对面》，初次以短片的形式开展问政，并且邀请市民代表参与直播；2008年，《行风面对面――关注民生》，引入现场办公理念：场内场外相结合，加强了落实机制。2009年《区长百姓面对面》，社区与演播厅访谈相结合，区长进社区与百姓交流；区长在演播厅回复百姓；2010年《履行承诺关注民生》，49个政府部门和行业负责人与市民代表面对面，扩大了问政的范围以及问政的对象，问政对象的层级不断提高；2011 年《2011 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结合市委治庸问责的整体部署，对节目内容和问责规格进行升级；2012 年《2012 电视问政》，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聚焦重点领域、重要议题，问题导向精细化；2013年，《2013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结合十八大精神，调整理念为“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引入新媒体直播；2014 年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因地制宜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五场问政用两场聚焦“干部作风”，将节目重新定位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效果检验平台”和“治庸问责平台”。 2.南京《向人民汇报》。由市纪委、市纠风办牵头组织的《向人民汇报》直播节目，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8

-2008 年。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实行“一年评议、两年巩固、三年提高”的做法，每个周期确定15 个参评的重点部门和行业，每年评议5个。第二阶段从2009年开始，向人民汇报推行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全媒体直播活动，采取每两年为一方案，一年评部门，一年评行业。

3.杭州《我们圆桌会》。杭州的《我们圆桌会》是“一张属于百姓的圆桌：平等、对话、交流、协商，在其中你可以就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提出建议，可以直接对话职能部门领导，可以与行业企业领袖和专家一起交流心得，可以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看法，可以了解到新闻热点的最权威解读”。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谈话节目，经过充分的商讨以形成共识，从而对城市的公共政策进行优化，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城市的公共事务。它的开播是杭州市探索民主民生、市民参与治理之路的延伸，是杭州市“民主促民生”的最佳体现。 三、从政府到群众，电视问政的双重效应 （一）对群众的作用

1.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电视问政以“问答”的方式为公众创建了新的利益诉求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击破了传统政府管理时代的决策“暗箱”，迫使政府在透明公开协商的框架下处理社会热点问题。对于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个体影响政府开展城市治理的成功经验。而对于电视机前的受众来说，通过学习观察获得了替代性经验。这些经验唤醒了个体对当下政治环境的正面情

绪。因此在行政督办和媒体监督的条件下，电视问政中民众通过政治参与成功影响了政治活动。

2.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根据2013年8月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 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显示，我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不是很理想。在问卷调查中，以10分为满分计算，政治参与行为只得到6.18分。数据显示出政治冷漠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存在。它隐含了民众对制度、政党、政策甚至是文化认同的危机。从电视问政的属性来看，它作为政府的政务公开平台是为人民服务的，作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治庸问责平台是对人民负责，作为政府意识形态的宣传平台是为了取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民众主体地位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节目中官员的“汗流浃背”、“尴尬”、现场代表高举的“权力象征符号”以及主持人犀利的反问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政治以及政府的信心。它从本质上动摇了民众政治冷漠的根基――“官本位”思想。在电视问政建构的特殊场域内，公民的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和维护，极大地调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对政府的作用

1.政府塑造形象的平台。电视问政一直以来因为问出官员一身冷汗、一脸窘，观众因节目能够真实展现官员的反映情况，而对其给予高度肯定并持续关注其发展。不少人认为，这一问政栏目的存在，不利于政府的形象塑造，不利于建设有公信力的政府。

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相反，笔者认为电视问政用生动的现场互动，代替了冰冷空洞的文件回复，官员能够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这不仅可以利用公众媒体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还可以拉近政府与百姓的距离，因此，电视问政节目，可以成为政府的“秀”场，从而赢得民心。

在电视问政类节目的普及之下，政府官员在台上接受考问的次数不断增多，这就使得相关问责人员逐渐适应设置在聚光灯下的“考场”，并且在大众监督下，提高办事效率，积极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给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这对于“官本位”的突破，以及没有“遮羞布”下的透明行政，很有助于树立政府的形象，正所谓“不破不立”，政府也会因为走出办公室，走向舞台，让群众多一份了解，从而拉近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再加上电视问政日渐趋于常态化，这不仅有利于弱化地方领导的个人化色彩，还能够从制度上兑现官员的敷衍式许诺，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电视问政带来的“表演性”。这就使得“假大空”的表演和“空头支票”落到实处，使电视问政真正成为政府的“秀”场，通过问题的揭露与解决树立高效便民的政府形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

2.社会监督作用的加强。对于相关领导做出的承诺，实现状况如何，是电视问政栏目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弊端不仅要问出来，还要监督它改下去；民生问题不仅要摆出来，还要监督它去解决。由于在节目中，相关领导对于短片的播放具有不可控性，

就如同“考生”（官员）面对“考官”时并不知道考官会出什么考题，所面临的挑战和质疑是什么。媒体的参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促使政府不能敷衍了事，以防在媒体的无情披露下，再次被现场观众问出一身汗，从而导致政府的信任缺失危机。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理念在舆论压力和媒体监督下必然会形成“倒逼机制和动力机制”，使得政府不得不有所作为。 四、电视问政的未来发展规划

（一）“互联网+政务”，让群众共享发展

我们提倡电视问政，同时希望通过建立与电视问政相配套的信息公示制度，相衔接的问题反馈制度。通过信息公示制度实现事前公示、事中如实反映、事后及时反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答，让电视问政落地开花。这就要求电视问政在进行电视直播的同时，积极主动地探寻与网络合作的创新路径，在结合网络信息的基础上实现全民共享。目前，杭州、武汉以及南京的电视问政类节目已经基本实现这一方式，尤其南京的《向人民汇报》更是充分运用了新媒体这一平台，扩大了电视问政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日益迅猛，利用互联网作为政府形象塑造的一大平台更是大势所趋。电视问政可以与“互联网+政务”模块相结合，把节目中提出的问题，在互联网上进行民意征集，并且可以把往期的节目在这一板块存储，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府的改进与变化。此外，对于政府兑现承诺的进度进行随时更新与公布，对于更新进度有质疑或者发现纰漏的群众，可以通

过匿名留言对其提出质疑，而相关记者可以就提供的线索进行追踪访查，这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和民主参与，减少记者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加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相继在各地推广试行，使得问政更加有力有据，更具有针对性。哪个环节出了错？责任该归谁？到底应该怎么负责？负有哪些责任？都应该给出明确的规定。以此形成的倒逼机制，会促使政府在平时处理政事时就端正态度，以减少被问责的次数。 （二）与微博、微信共建交流平台

根据《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国内在网活跃移动智能设备数量达到8.99亿；同时在网络使用上，4G在2015年取得了飞速发展，对比2014年底4G增长了25个百分点，达到了32.3%。由此看来我国手机用户占比很大。在2015年终APP价值榜单上，微信名列前茅用户量突破6.9亿直逼7亿。所以，电视问政联合微信、微博等手机终端社交平台打造政务微信、政务微博将会是新媒体时代下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最佳探索之路，打造“指尖上的政府”才能让政府在新媒体时代下走向政府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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