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晨修改稿今日中国论坛：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

全球化进程中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对策

刘国晨

内容提要该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因素是影响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外部原因。论证了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国际政治经济对策，强调要注重改变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运用国家力量从提高中国农民收入入手并进而推高中国人力资本价值，要充分运用汇率杠杆等方式和手段提高中国农民收入和人力资本价值，要通过提高中国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国际贸易、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目标等。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农民收入 对策

作者：刘国晨，1951年生，陕西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民的经济活动就具有了世界性质。面对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大格局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着力改善农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并采取适宜的农业发展对策，对提高中国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对中国农民收入低的影响

中国农民收入低，城乡差距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看，其中最基本的客观因素是人均农业资源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最基本的政策因素是长期城市偏向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城乡市场分割所造成的。虽然，中国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因素在国内，但是国际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外部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垄断、控制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压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导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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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农产品难以实现其内在劳动价值，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比较利益和社会平均利润率，从而影响中国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全国人均耕地至2005年底只有约1.5亩①，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的重大问题。在农业丰年情况下，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基本问题不大，但是遇到灾年，粮食问题立即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粮食在中国将会长期相对偏紧。那么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在中国人口增长未逆转之前，粮价长期上扬也会成为基本的趋势。中国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长期上扬的趋势将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点：即从事农业的农民收入水平基本达到与城市普通工人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和均衡的水平，或者农业同其他产业的比较利益基本均衡和保持同步增长。

然而，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发展战略农业等重要步骤，控制了世界粮食市场。控制世界粮食市场是资本全球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建立能够自主的食物体系，这阻碍国际资本化食物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通过压低或抬高粮食战略性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手段，达到控制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目的，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受损与恶化。这是造成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国际政治经济因素。

二、实现发展中国家农业利益要改善国际市场“游戏规则” 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之间的竞争，它实际上也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在这场资本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对所谓的“国际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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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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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与国际“接轨”保持清醒的头脑。一部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往往是世界资本主义强势集团的发展史，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所谓“国际惯例”往往是有利于发达国家和资本强势集团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此，在这种所谓的国际惯例基础上，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审时度势而盲目与国际接轨，那么就有可能被国际资本强势集团所利用和控制，就有可能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农产品贸易与各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农业国家还要对之强力保护，无疑，试图实现后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则更不应该仅仅依靠所谓自由市场的力量，而是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进行抗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团结起来制定规则保护自己利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奋斗。中国要利用好WTO规则的便利，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从而形成公平竞争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

三、提高中国农民收入国家要充分运用汇率杠杆进行干预 中国国际贸易顺差已连续多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不断创出新高，引发了国际贸易争端，已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再强迫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的压力。中国产品之所以出口强劲，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产品价格低廉，价格低廉是中国产品扩大国际市场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也基本是国内外理论界的共识。而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最主要原因又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低，劳动力价格低廉；中国劳动力价格低的原因又主要是中国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中国过剩的劳动力主要集聚在农村，农村过剩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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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成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农民工是除农民而外中国目前人力资本最低的劳动力。

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的基本途径是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和产品的价格，在国际产品价格与中国产品价格之间实现贸易平衡。提高中国产品价格从微观层面讲是属于企业行为，但是企业在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在产品价格保持低廉也可以获得利润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企业难以主动去提高价格。因此，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产品价格只有从宏观层面上着手进行。

从宏观层面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的基本途径有三条。其一是提高出口关税，也可以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产品价格；其二是运用汇率杠杆，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产品的价格；其三是提高中国产品成本价格，主要是提高劳动力成本价格和自然资源使用价格，挤压企业利润空间，逼迫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这三条途径都可以达到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产品价格水平，进而实现中国贸易平衡的目的。但是，这三条途径如何选择实行，其产生的结果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大相径庭。

第一，通过提高关税水平以提高中国产品的整体价格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对企业的损害也是很大的。赋税水平既是国内政策的反映，同时也涉及到国际通行关税规则的制约，因而它的升降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同时企业赋税水平的增加，同样会出现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而压低或抑制企业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及削减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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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人民币升值途径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利大于弊，而对中国则是弊大于利。获得利益最大的就是美国。中国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缩水多少美国就获得多少利益；中国是以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中国产品换回的外汇，而美元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开动钞票机印出来的不断贬值的纸币。目前国际信用结算单位还是以美元为本位，但是随着世界后发展国家的不断发展，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扭转其经济困境，解决国际贸易逆差和政府财政困境，美联储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放松银根加大印刷美元，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法强迫他国政府的货币升值，美元也随之不断贬值，从而实现美国的国际贸易平衡和摆脱政府的财政困境。所以，运用人民币升值这条途径解决中国国际贸易平衡问题对中国而言绝不是上策，而且它更不是唯一的途径。

第三,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价格和自然资源使用价格，逼迫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而又可以解决中国国际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劳动力成本是企业产品成本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企业职工工资、教育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直接提高劳动力成本。通过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价值的提高，就可以提高和改善整个中国人力资本价值，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就可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就可以扭转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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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赞成人民币升值的观点之中,主要是强调人民币同他国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较，但是他们忽视了劳动力价格的比较和产品成本的比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高首先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全球化市场是被各国的市场壁垒割裂开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又是最关键最主要的要素。然而，截至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劳动力尤其是普通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这是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劳动力成本巨大差别的最基本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不平衡的最基本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2%-3%，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了较强的竞争力。① 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11759元，约为1515美元，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3587元，约为462美元，而美国2006年人均收入是43500美元，是中国城市居民的28.7倍，是中国农民的92.4倍。②因此，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并不能说明人民币的实际价值，更不能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应该看人民币的实际“成本”是多少，人民币的实际“成本”就是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不仅要比较各国之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而且更应该比较各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收入与美国人收入差距极端悬殊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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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成本仅约为发达国家2% 国民福利流失 》，《中国发展门户网 》2007年02月27日。 廖子光：《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操纵国》，载《中国经济报告》2007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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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预测中国劳动者工资上涨10%就可能把出口生产成本提高3%到4%。①如果把中国劳动力价格提高至美国劳动力价格的一半，就可把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10倍以上，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制造产品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3－4倍以上，中国制造产品价格就会猛涨，那么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而不是升值，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就会大幅度降低。随之中国国际贸易不仅不会出现顺差而且还会出现逆差，到那时中国政府的选择只能是通过人民币的贬值平衡国际贸易。显然，要使全球市场真正做到自由和公平，所有货币必须同等地遵守市场力量的公正原则。在一个当今世界上强国采取弱势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民收入还比较低下的国家采取强势货币政策，这无疑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智慧的嘲讽。

四、提高农民收入推动中国人力资本内在应有价值的提高 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需要国家干预。工资仅靠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会出现工资偏低的倾向。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企业没有这种内驱力和积极性，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庞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庞大的失业后备军较长一个时期存在的条件下，企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不仅难以提高而且具有向下走的驱动力。因此，中国政府要干预社会工资水平，以保护劳动者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入手，推动整个社会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

1、加大中国政府对“三农”的投入支持，推动农民收入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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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给工人加薪比人民币升值更好》，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06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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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护。1996-1998年，国际上直接转移给农民的各种补贴占“绿箱”政策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5.5%，而中国同期直接转移给农民的补贴仅占“绿箱”政策总支出1.4%①。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对国内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要想办法利用加入WTO后的“绿箱”、“蓝箱”、“黄箱”政策，增强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竞争力。

为此，中国首先要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加大政府财政农业直接投资，加大农业基础实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并由此推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给价格底线的提高。其次，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在WTO规则允许框架内建立能够支持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安全的价格补贴制度。第三，改善农业国内外市场流通环境，发展壮大农民产业化组织，运用组织力量参与市场竞争。第四，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发展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2、强化第一次分配的“公平”性，着力提高最低工资推动劳动力价格提高。只有改变目前中国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中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是由各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各地最低工资普遍太低，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为现行平均工资40%-60%的国际标准，有的甚至只有平均工资的24%。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水平应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措施，要大幅提高现行最低工资标准，重点要提高一线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工资水平。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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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学锋：《部分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财税政策与经验借鉴》，来源《上海农业网》，200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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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直接干预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通过立法和执法保证民工就业和获取报酬的基本权利。①

3、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民工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出。要通过强力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公平和正义，弥补和缓解一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要从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大力支持农村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应该是中国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优先考虑支持的领域。

4、建立劳工组织和劳资谈判机制，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能力。政府要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使员工拥有组织力量以形成协商能力，保证他们在公正的契约条件下取得至少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应落实劳工的公民民主权利，应支持民工成立工会，发挥工会集体工资谈判作用。

五、提高农民收入要扩大内需，改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内部就具有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的基本条件，因此，坚持扩大内需，重视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应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超常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国际化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中国自己民族经济的产业链，依靠自己力量创新技术、形成品牌和龙头企业，占领上游和下游的制高点，把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从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型分工。今后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只批准高质量外资入境，减少出口优惠，拒绝低质量外资入

①刘志锁：《民工工资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根据》，《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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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纠正一些地方为GDP增长和利用外资来粉饰政绩的不良行为。①

扩大内需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和整个社会收入及消费水平入手。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就会抑制消费，背离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发展目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带动力）在60%以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50%以上，有的在60%以上。如果中国把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1％左右，增加到欧洲的55%水平，工资总额还能提高4-5倍。工资提高后，总需求增加，需求旺盛，企业的固定资产会得到升值，企业主还会添臵更多的机器，致力于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总需求提高后，市场活跃，经营风险降低，投资环境改善，对企业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待到中国国民工资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时，居民消费需求旺盛，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市场形成，整个经济将实现投资拉动型向消费需求性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那时中国将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到那时中国人民将过上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

作 者：刘国晨 ；出生年月：1951年11月； 职 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宁夏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750021； 联系电话：0951—8287189；13519509217

电子信箱：liuxi103@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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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康：《资本全球化与科学发展观——广东经济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广东经济》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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