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出世

篇一：入世与出世

入世与出世

入世与出世

我知道自己的一些想法极为可笑，不过这不要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是非与对错。

记得有人说，当你知道钻石比玻璃弹珠贵重时，你就已经悲哀的长大，各种烦恼便会接连不断地使你变得迷茫，迷失自己的本心。这或许就是最大的悲哀。许多人在历经社会血一样残酷的洗礼之后，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不敢对幼时立下的大志再做奢望。当然也不乏一些人在左右逢源后，身上沾满了铜臭，忘却了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于是，我开始努力想要脱离社会这个大染缸。因为我天真地以为社会很腐败，生于世间忙忙碌碌、勾心斗角，在这样有着信任危机的时代真的觉得活的好累。蓦然回首我们似乎一直庸庸碌碌，为未知的、不知道在何方的目标努力奋斗着。于是我想出世，想要逃避这个世间。

但是，慢慢地我发现我真的无法做到独善其身。躲不掉就不躲了吧，开始我无奈地这么想。不知从哪里看来这么一句话“这世间谁不在苦苦煎熬？”我似乎明悟了什么，居然感觉心里轻松了许多。

想起书中所写的那句“出世的下一境界是入世”，我笑了，既然走这么一遭，不好好轰轰烈烈一回岂不亏大了。

在人生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上，布满荆棘，一路风雨，或许不一定有鲜花，但沐浴在晨光下，畅快地呼吸真是一种别样的风情。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不要做一个浪费面包的机器。人是在为自己而活，不要违逆自己的本心。

入世吧，朋友。逃避解决不了问题，那是弱者的借口。宁静致远，笑看人生。

章末总结：或许我开始时太天真，自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可以免俗，超然物外。然而我错了，错的很离谱，人生在世谁又能真的独善其身呢？呵呵??多笑笑吧。

篇二：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一

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像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然是长期的乱世。那三百多年里，政权更递频繁，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危险。每一朝，宗室夺权都很激烈，只要出任，一不小心就“站错队”。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路比较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有亲，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拒绝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倡导“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被罢官；那王戎则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实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是并不是真的淡泊名利。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官场，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高官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权，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俏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士，谁来注意呢？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睐”一词即典出于他。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备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还有那先于现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体的刘伶(这倒可以为“西学东源论”做一旁证)，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是“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果，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绝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行径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乱世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汉以来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真心话，但是他绝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敦请、礼遇，终于不受官而隐于富春山。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

前提是终究要出的。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广为传颂，而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自由，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脁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进退失据而招祸，但有的祸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现代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

二

所以兴于东汉(再早期的暂时不论)、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之风是，“士”为保身而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东汉有那么多“高士”、“逸民”，与王莽夺权而未能长久、东汉朝政清明的时候又不多有关。而朝廷方面却有以“举逸民”为德政的风气，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总不大好看，总要下工夫软硬兼施地去请，甚至去逼，隐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经在朝的忠臣却常不见用，甚至身遭刑戮。就说李固，他忠心耿耿为朝廷求才，终于说动并举荐黄琼出来做官，自己却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灭门之祸，只有一个小儿子逃脱，连黄琼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观者寒心？因此，才会出现一批真心诚意坚决不仕，终老山林的“逸民”。他们与魏晋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当布衣百姓，藐视王侯，宁愿以放猪、采药、甚至当长工为生，如蓬萌、梁鸿者流。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是陶渊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一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是无论如何，“金刚怒目”绝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险恶，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一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乱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特的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一种典型。我少时读了那么几首《三百首》里选的李白诗，一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一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一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入山游仙的人，所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

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还露骨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谢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之中。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考科举，犹今之不愿一级一级评职称，而求破格，一鸣惊人。于是他选择了“干谒”的途径，也就是奔走于公卿府第，以诗文自荐，企图遇到慧眼识英才，一举登上天子堂，然后大展宏图，得成大业。这是李白的如意算盘，像《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信和诗文，他给不同的人写过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还写。但是对于官场政治，他实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谢安那种天生的意识和手腕？他把官场晋升想得太简单、太公平了，真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结果他二十几岁离家周游全国近二十年，历尽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这条通向天子堂之路比考科举还长。并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他也敲开过一些朱门，成为座上客。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风采、谈吐、诗才点缀高朋满座的华堂，为酒筵增色，为主人增光，最后得一笔盘缠继续走路。况才高只有遭嫉，遑论推荐！与此同时他创作如泉涌，诗名满天下，而政治才能却始终得不到承认。他终于见召进京时已是四十二岁，接诏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兴奋就别提了。不过，不久就梦想破灭。他被放在翰林院“待诏”三年，曾有过皇帝赐食“亲为调羹”的殊荣，却根本没有献上治国安邦之策的机会。唐玄宗所需要于他的，只不过是陪着寻欢作乐，赋诗凑趣，本质上与优伶差不多。使他获宠也使他邀谤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作为诗，美则美矣，而想到那写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紧急奉诏写出来给李龟年唱的，真为李白难堪。他的“倚马才”用来体会上意，写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的句子。同是写贵妃得宠的题材，杜甫刺杨家权势炙手可热的《丽人行》与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这里无意对李、杜诗作全面比较)。当年汉文帝召见贾长沙“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还比这尊重些。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机会，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以李白狂傲不羁的本性不可能长期委曲，皇帝一时兴起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终于“赐金还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对仕途险恶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当道士之意，但是实际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乱之后，错误估计形势，做了皇家宗室夺权的牺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但是他侥幸遇赦后还是不放弃干谒求进，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实际上一生都在曲意求进；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是他在干谒途中的那些诗文，那一次次的叩门，非此而何？“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简直到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地步！

三

有点才识的人，在朝廷为官而没有被贬过的大约不多。先有屈原，后有贾谊，是想不开的典型。其实贾谊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得汉文帝亲自赏识，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马迁也说他“不可谓不遇”。对于那点暂时的挫折那么经不起，表现出心胸狭隘，尽管才气过人，恐怕是难当大任的，与屈原的处境不能相提并论。想得开的，因而形成另一种豁达、豪爽的典型而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的是苏东坡。他也是“聪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赏

识。神宗时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其政见的是非姑且不论。他的态度是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既不妥协也不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每贬到一处，总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寄情翰墨，出入于庄、释，旁参孔孟、名法，清风明月都能助其参悟人生，宠辱不惊，出处自如，达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脱，而诗、文、书、画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学史上苏、辛是并提的，但是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出”“处”情况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苏东坡没有辛弃疾的国土沦丧之痛，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悲剧色彩。凭我的寡闻浅尝，一直特别心仪辛弃疾——人品、胸襟、才略、辞章都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武将，同时是战略家，主要的抗金复国的韬略都陈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我觉得他不当宰相也是兵部尚书的材料，结果却成了光照文学史的一代词宗，真是命运的讽刺，也再次证明才智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那功业就是北复中原，与陆游一样，这是他最执著的梦想。然而他只做过几任地方官，正当壮年就被迫赋闲，未告老而还乡(还不是真的故乡)达二十余年，其痛苦可想而知。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潇洒以风月自娱，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词中不止一处表示他不要效张季鹰那样，想起家乡莼菜鲈鱼就弃官而归，也耻于求田问舍，于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几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认真造福百姓，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且对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事实上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当然要设法求精神的解脱，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在这方面从他的文化积淀中还只能想到庄子，能调动的先例还不外乎“陶县令”、“阮籍”、“谢东山”，还有那个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等，能做的也还是以酒浇愁，以诗(词)言志，尽量在自然中求超脱。从量来说，稼轩词中写这种意境的相当多，而且回归自然确实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简直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的悲哀在于，眼睁睁看着北伐无望，国事日非，空怀良策而无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才是他发自肺腑的长叹，也道出了千古报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共同悲愤和无奈，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自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君王都有一种单恋情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心之所系、情之所钟还是魏阙之上那个君主，简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离骚》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那心情与失恋差不多。李白有诗为证：“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够直露的了。贾谊先见宠，后见疏，到了长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弃妇。杜牧的《阿房宫赋》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说的是宫女望幸，用之于历代怀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见召的心情也很恰当，宫女们是致力于“一肌一容，尽态极妍”，读书人则致力于策论辞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对象都是一个人：当朝皇帝。除少数幸运者外，其命运也常是从青春到白头，空望帝京而不见者几十年，光景也真堪怜。

四

这样说似乎过于尖刻，太不堪了。但我无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宁是充满同情。中国才识较高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报国之途是极其狭窄的，唯一的职业是做官，唯一的机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识

和重用。“国”和“君”是一回事。辛弃疾要收复失土是为了“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才“赢得生前身后名”。不像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独立研究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对人类做出贡献，“遇”与“不遇”的观念如果有，也要宽泛得多，不必总是盯着那个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说出“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大意)这样的话，中国士大夫说得出来么？敢这么想么？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点促使他们热衷于求仕进，企盼皇恩；第二个特点又使他们很难适应复杂黑暗的官场政治斗争。何况天意高难测，即使能受重用于一时，也极少能持久到足够完成一项自己的救国或建国宏图。好容易有了机会，他们凭着自负和责任感急于“力陈”的政见大半不会是歌功颂德而是直指时弊，不中听的，不遭贬黜者鲜矣。这就造成了中国一大批有济世之才的士大夫，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痛苦。况乱世多，盛世少，“你才唱罢我登场”，处于夹缝中的“士”为避祸保身计，也只有隐逸之一途了。魏晋之风提供了一条退路，一种解脱，在无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人格的尊严。在经世致用之外，出现了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自娱的另一种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种为士林认可的价值观。否则永远想不开，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贾谊忧伤而死，没有活路了。这样，读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处境、气质和旨趣，在“出世”与“入世”这两极之间，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传，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还能保全性命的话，结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颓唐，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实不仅是老庄，在儒家那里也还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类意思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有意思的是，19世纪美国的著名隐逸思想家梭罗竟引《论语》中的这些话作为他倡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参照。从这里倒回头去想，这种“隐”的确含有某种消极抵制，不合作的内核。

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作诗、词、书、画，于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怀成了主流，其比例超过真实的思想情况。这里还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回归乡里似乎都不需要为稻粱谋，即使清贫也不必多考虑“吃饭问题”这样的俗事。我没有研究过古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猜想大约多少总有几亩田、几间房。陶公显然是有片田园作后盾才能赋“归去来”，虽然诗中也出现“饥来驱我去”之句，大概总不至于真的挨饿。没听说过中国古代大文学家以卖文为生的。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狱还未兴起，好事之徒寻章摘句告密以邀宠的风气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议论朝政，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因此那些怀才不遇之士可以从文学艺术中尽情抒发，也有所用其才华。这样的作品既不必考虑市场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锢而欲言又止。写作的动机就是为抒胸中块垒不能自已，摆脱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见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至于有多少读者，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位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许，互相欣赏，这才值得为之推敲琢磨，精益求精，于是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学、书画。其瑰丽、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致、其宏伟，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力之丰富，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高峰。但是假设(当然只能是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叩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对我中华民族来说，这祸福得失该怎么算？噫嘻！

篇三：“出世与入世”

摘 要：郎静山与张印泉是我国早期摄影的两位代表摄影师，两人的摄影创作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各自鲜明的思想体现，可以说，在两位摄影的作品中，正好体现了我国传统的两种文化思想——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在两位摄影的创作态度与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关键词：郎静山；张印泉；出世；入世

中图分类号：j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5-0029-01

儒家与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其所推崇的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处世之道——入世与出世。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所提倡的“仁”、“爱”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道家则以庄子为代表，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则是出世的态度。“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在摄影领域，郎静山与张印泉可谓是我国早期摄影的两位代表人物，两人的摄影风格有着相似之处，也都有着各自鲜明的思想倾向，也可以说在两位摄影师身上，恰恰体现着“出世”与“入世”这两种不同的处世之道。

一、“出世”与“入世”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代表

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文化思想，也可以称之为“进”，它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诸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李白的自信人生，苏轼的豪迈奔放，孔明的死而后已??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入世”的积极人生观也告诉我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智慧。

与入世相反的出世，乃是道家所推崇的人生哲学。归隐山林，不理会这世间俗事，一心向道。选择归隐田园的文人大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抱负才华得不到施展。与山间明月为友，与石上清泉为伴，或登高望远，或临溪汲水，或仰望长空，或低酌浅饮??他们在这种悠闲宁静的生活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郎静山与张印泉是中国摄影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摄影家，号称“南郎北张”。他俩出生于同一个时代，感受着同样的时代精神与文化。郎静山生于1892年，张印泉生于1901年。他们的少年与青年时期，正值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时候，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凋零败落，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政治风云变幻。

除此之外，两人的摄影创作还有颇多相似之处。两人皆出身于出书香门第，家庭条件优越，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几乎同时成名，对中国传统绘画也都颇有研究，纵观两人的摄影作品，都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论融入到摄影创作中去，但在具体的拍摄手法与思想表达上，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二、郎静山之“集锦摄影”是“出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郎静山1912年先后进入上海的《申报》和《时报》工作，任摄影记者，但他对新闻摄影并不感兴趣，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反映实事政治这些内容。而这一时期恰是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动荡不安的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等。但对于有着极其便利条件的郎静山来说，却很少用镜头去记录这些时代的变迁，这些可以从他的个人摄影作品展及出版的《静山摄影专刊》、《静山集锦》、《集锦照片概要》等中看出，他始终醉心于自己的山水风光集锦照片。

在郎静山的所有作品中，“集锦照片”是最能代表他的成就与风格的。这些作品不仅说明他在摄影技术上的造诣，更反映出他对摄影艺术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

在操作技法上，郎静山的“集锦照片”受到高艺术摄影代表人物，英国摄影家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的影响，在创作理念上，又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特别是谢赫所提“六法论”中的“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理论，由此创作出具有中国绘画意境的“集锦照片”。 与张印泉不同，郎静山在创作中注重主观，按照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经营作品，颇具中

国画中的写意风格，注重营造中国画中的意境。在创作思想上，他突破摄影机械记录功能的局限，随意取舍，改变客观，创作出心中之物，使之符合主观。摄影受机械功能的限制，不能拍摄中随心所欲地删减或者添加，但在郎静山看来，“集锦照相??经作者于放映时之意匠与手术经营之后，遂觉天衣无缝，其移花接木，适心悦目，恍若出于自然，迥非剪贴拼凑者所可比拟，此亦即中国绘画之理法，今日始实施于照相者也。”

郎静山的作品多取静止、柔美的湖光山色，在画面中甚少有人和活动的物体，高山幽谷、悬崖峭壁、古木细柳是他常见的拍摄题材，使人感到幽静、心境恬淡，超然世外。这既是观者主观接受作品时的审美感受，也是作者的审美创造和主观感情的外化与衬托。这种超脱世外的艺术创作，是与郎静山接受老庄的出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庄子来说，追求的是“无欲”。庄子瞧不起一切世俗的追求，因为这些追求都是要得到本性以外的东西，是屈服于世俗的势力。在庄子看来，人就应该无所追求，逍遥于天地之间，脱离于世间的困扰和诱惑，寻找寂静清幽之所静心修行。其实，郎静山在自身艺术创作中所反映出的“出世”思想，不仅与他所受教育有关，也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古往今来，当社会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那些有正义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因为找不到济世救民的正确途径，因此产生对现实的厌恶，对大自然的向往。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大量山水、田园诗人，隐居山野，与清风明月为伴，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郎静山寄情于山水之间，回避现实题材的原因大概也归结于此。

三、关注社会与人生，张印泉秉承“入世”的摄影态度

同样是艺术摄影，相对于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张印泉则更注重客观现实，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拍摄作品，作品更具写实色彩。张印泉从小学习绘画，擅长花鸟、风景。但是他发现：摄影艺术的魅力，在于“能够真实地把自然景色记录下来”，这种“真实地再现客观景物的能力”是绘画所不能达到的。于是他主张抓拍，强调动感。张印泉的摄影作品是他现实主义摄影方法的最好证明，他的作品充满了活力，让人感到生动、振作、兴奋。张印泉在1937年《飞鹰》杂志第15期上发表的《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一文中提出：“一张照片的结构，要‘简洁、明朗、生动、有力’”的新的美学主张。文章还指出：“我们固然造成照片的结构，合乎画意的发挥；我们希望除美的条件外，仍带有雄伟之气，换句话说，我们在摄影上的需要，不仅是温柔的美；我们尤需要的美，因为有力，才能表现伟大，才能使一般观众，得着些兴奋的概念。”

张印泉是一位入世的摄影家，他关心现实生活，为了能创作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理想画面，他坚持对现实进行抓拍的拍摄方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救国进步思想影响下，张印泉开始认识到：“一个时代的艺术，常受着社会潮流而变迁。有史以来，治乱兴衰的时代不同，所产生的艺术亦因之有别。”他的艺术观开始从“唯美”与“诗意”转向揭露黑暗，反映社会。这些也体现了儒家的“入世”态度。儒家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张印泉在国难深重的年代明确提出“中国所需要的艺术，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忸怩温柔；是披荆斩棘，是开创兴奋。”于是，他用照相机这“另一种画笔”，描绘山川景物，反映社会人生，去发掘蕴藏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典型和美”。开始在创作中注意拍摄揭露当时社会黑暗和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场面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力挽狂澜》正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艺术主张，是一幅充满阳刚之气、大气磅礴的作品。 可以说，郎静山更多地吸取了祖国文化中的出世思想，不关心政治，只醉心于艺术。而张印泉则更多地继承了屈原、杜甫等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思想，关心人民疾苦的同时，还潜心于艺术中，成熟了进步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相结合的摄影艺术作品。摄影的形式多样，其中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影像繁荣的今天，既可用相机记录优美的，令人感到愉悦的影像，

也可记录社会生活的人生百态，更可用相机去记录，针砭时弊，推动社会进步。对于从事摄影的人而言，应从老一辈摄影家身上学习他们摄影的执着与探索精神，在精神上出世，在态度上入世，既不将名利看得过重，又要有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和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两者兼顾，以现实的态度去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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