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试题及回答

1.朝鲜核问题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朝鲜核问题反映了冷战后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变化；朝核问题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有强烈威胁；和谈外交方式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出路；东北亚各国应强烈支持和谈，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将朝核问题所引发的安全危机转变为国与国之间改善僵硬关系的契机；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东北地区和平，造福东北亚人民。

朝鲜半岛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一直是世界政治的焦点之一，两次朝鲜核危机的爆发，均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客观分析朝鲜核危机产生的原因与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透彻的了解这个问题，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和分析朝鲜半岛的局势。 朝鲜半岛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必将直接影响到东北亚新的安全格局的形成。 东北亚地区涉及美俄中日等大国的利益，这一地区任何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变化，不仅会带来亚洲政治格局的改变，甚至会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来阐明朝鲜核危机对东北亚各国的不同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各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选择，来对目前的东北亚局势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在进一步维护美日韩同盟的基础上，谨慎制订其朝鲜半岛政策，希望朝鲜半岛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日本为了实现其“正常大国”的目标，在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中积极追随美国的步伐。

俄罗斯正在努力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因此特别重视自己在朝鲜半岛所扮演的角色，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统一持积极的态度，但是不希望其落入某一个大国的手中。 中国的东北亚战略就是要积极参与朝鲜核危机的解决，既要反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展开双方的合作。 朝鲜核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安全连锁反应将对东北亚这一地区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世界的政治格局。 朝鲜核危机使得美国更加重视其东北亚战略并且开始注重与中国的合作。 而日本由于受朝鲜核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暂时放弃其“独立”的外交路线，继续追随美国的步伐，但是也为日本借机调整防卫体制和防卫政策提供了借口。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朝鲜核危机提供了一个恢复其在半岛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朝核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韩朝两国来说，朝核危机为统一之路设下了障碍。 朝鲜核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尽管各方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朝核危机和平解决的前景不容乐观，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使得危机的解决过程困难重重，尽管六方会谈成为各方一致认可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形势的严峻性，最终朝鲜核危机也存在着以下解决方式的可能性:1以武力的方式的解决2美国将朝鲜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3美国可能联手对朝鲜进行和平演变

2.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如何理解和适应这种新常态？八个字：“不拘常例、不违常情”。 所谓“常例”，被定义为“长期存在于中国政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规则”：“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以前大家觉得是常例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无不戴上 紧箍咒 ，官员以前的 好日子 一去不复返。再往下看，波澜壮阔的反腐长卷当中，常例的打破更让人印象深刻。当周永康和徐才厚这种级别的大老虎被拿下之时，大家在惊讶之余，应该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20多年来，坊间流传的 刑不上常委的所谓常例，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眼中，这不过是个伪命题。在证据确凿的贪腐事实面前，无论是党内资历还是军功章，都无法成为得以幸免的丹书铁券。” 至于“常情”，则归结于“千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识、常情、常理”：“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就可以发现，讲话没有 高大上 的辞藻，通篇都是朴素的常情、常识、常理。让年轻人有工作、买得起房，让孩子上得起学，让老人看得起病，说的都是千百年来中国 幼有所养，老有所依 的朴素民本思想。以这种常情的思

维去理解习近平的改革、反腐、外交等领域的思路，会发现这种 新常态 并不难理解，而且会抱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期待。” “苟日新，日日新”。十八界四中全会选定“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常情；反四风反腐时重点打击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和理性，是常情；文化、外交上，不再一味地唯西方马首是瞻，找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发展道路，也是常情。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一是中高速 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 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 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 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 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一）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历史性挑战。 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这一关

口，是极具挑战的难题。 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改革开放30多年后，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解决新时期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 “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二）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新常态下，机遇大于挑战。 短期而言，当下经济转型升级有着不少有利条件。 比如，物价平稳运行，为改革转型拓展了空间。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平稳增长2．6％，今年上半年则保持在2．3％的水平。通胀压力较小，为进一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提供了空间，比如上调能源价格，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成本，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再如，房地产市场合理回归，也为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提供了良机。 长期来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城镇化释放持久动力。 潘建成认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过去的不足，却是新常态下的新机遇。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率过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而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多年历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大国优势提供发展支撑。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内需的支撑力不可小视。目前，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级”转变，汽车、信息产品 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消费重点，不仅会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也将形成汽车制造、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使产业体系更为协调。另外，我国人才资 源丰富，又具备技术后发优势，有条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空间。 产业结构方面，目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一般加工业的过剩，如重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煤炭、初级产品等，这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仍然短缺，潜力很大。 空间结构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产业梯度转移有宽阔余地。 ——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改革的动作频频，简政放权改革大刀阔斧，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好戏连连，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五、中国经济新常态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未能迈入高收入门槛，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拉美及东南亚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训有： ——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错失转换发展模式时机。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拉美和东南亚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不强，未能形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金融体系脆弱，实体经济受到拖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 9 - 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政府效率低下，难以发挥调控宏观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丑闻不断，官僚经济侵蚀市场活力、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动力。 相反，日本、韩国、新加坡则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功经验主要有： ——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 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此外，日韩均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形成了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

—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日本 “技术立国”战略、韩国“科技立国”战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和韩国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重视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日、韩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均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六、迎接新常态，施展新作为，成就新气象 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是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的新判断。“新常态”必然带动深刻变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敏锐地意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应势而动、因势而谋，增强化危为机的本领，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先机。 迎接新常态，施展新作为，就要牢固树立“发展为要、民生为大”的理念，从大处着眼，从完善工作机制入手，优化服务流程，满足群众诉求，把责任落细落小落实，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行动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书写在群众生活的变化上。 新常态，期待新作为。新作为，造就新气象。反“四风”转作风树新风，本质的要求就是筑牢为民情怀，多做务实之举，大兴清廉之风。把学习作为实践的第一条途径，把调研作为工作的第一道工序，把舆情作为决策的第一声信号，把党章作为修身的第一把戒尺，把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作为为官从政的第一位要求，造就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崭新气象。 七、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更要胆大心细，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比如资本市场。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是牵动发展全局的一条经济血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 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这是一招“先手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最大优势，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消费、真正重视消费，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税制改革，同时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创新。当前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意义重大。为此，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以及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工商一口办理”“过程监管”等措施，将为各地提供成熟的经验。当前一些地方把自贸区当成招商引资、跑马圈地的“利器”，显然还没有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在度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中，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

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3.如何看待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7月1日，安倍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内阁决议”的方法修改对宪法的解释，从而在宪法的高度确认日本“部分地”拥有集体自卫权（Collective Self-Defense）。这意味着，日本经过战后70多年的和平国家之后，终于走上了迈向正常国家的道路。

很多中国媒体一直错误地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日本要“走军国主义道路”。这种看法完全是从部分媒体与专家从单维的角度出发理解问题，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针对中国”，而无法理解整个问题的背景和实质，给公众带来错误的信息。

在70多年前，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了日本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就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来源。根据字面上的解释，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和别国开战的。当然，在国际实践上不能作茧自缚，没理由要求和期望日本在任何条件下都打不还手，这既不符合政治逻辑，也不符合政治现实。于是如何对宪法第九条进行解释，就成为日本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最初，日本吉田内阁确实认为宪法第九条甚至连“自卫权”也放弃了，这时日本指望美国完全负责日本的防卫。但很快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美国不愿也无法独力承担防守日本的重任。于是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政府转而认为宪法第九条并没有禁止日本的“自卫权”。 在1954年，日本成立自卫队，通过法制局长和防卫厅长做出了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内阁对宪法与自卫队及自卫权的关系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宪法并未否定自卫权，自卫队也并不违宪，从此确立了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应当承认，拥有个别自卫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权利（连自卫也不可以还能称一个国家吗？），日本成立自卫队是无可厚非的。

但这时日本内阁的解释中仍然否定“集体自卫权”。在1954年4月，法制局长官佐藤达夫就“行使自卫权的三项条件”作了定义：（1）存在紧急而现实侵害；（2）没有其他排除手段；（3）为了实行最低必要限度的防御而采取必要措施。1954年 6月，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下田武三在国会就“集体自卫权的定义和自卫权行使界限”进行答辩时，以上述“三项条件”为依据表明“宪法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日本政府在议会答辩中首次直接言及宪法禁行集体自卫权问题。

所谓禁止集体自卫权，就是指当日本的盟国受到袭击的时候，只要日本本土没有受到袭击，日本就无权出兵协助盟国。

世界上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否认自己拥有集体自卫权，这和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的权利是不相符的。因为在联合国宪章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本应拥有集体自卫权这种“正常”的权利，但是日本宪法第九条以及官方的解释，把这个权利自我限制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直没有被视为“正常国家”

的由来。

美国和日本在1951年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在1960年修改这一条约。根据新修改的条约第五条：

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任何这种武装进攻和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了为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时，必须停止采取上述措施。

尽管这个条约的英文版被称为“互助安全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但事实上这个条约对美国是不平等的。因为根据条约，在日本受到攻击的时候，美国有义务帮助日本，但是当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却没有义务帮助美国。当时双方都知道，日本根据宪法解释无权派兵到海外，没有“陆海空军”，也没有集体自卫权。

这个“海外”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根据美国和日本的理解，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仅仅是在日本行政管理下之领土（包括钓鱼岛），其领海与内水也属于领土。但是专属经济区则不属于领土，而属于公海（high sea），亦即海外。因此，即便美国船只在日本临近的海域受到攻击，只要不在日本12海里领海之内，日本也无权亦无义务对美国提供防卫帮助。 日本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在1972年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无损其否定集体自卫权的实质。田中角荣内阁的解释是：“主权国家都拥有国际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日本当然也不例外。政府的立场是日本虽拥有集体自卫权但其行使超出自卫的界限，因而不能被允许。”根据这种解释，日本实际上是拥有集体自卫权的，但是行使这种权利则超出了宪法的规定，因此，这个权利属于已经拥有，但碍于宪法无法行使。

通过日美安保协议，日本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自己却仅仅把防卫力量控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日本的军费开支长期低于GDP的1%，是世界上相对军费开支最低的大国。日本因而可以全力发展经济，长期占据GDP第二的位置。

日本右倾的政治家多以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夙愿，此点既无法否认也可以理解，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永远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呢？但中国一些专家往往把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日本政治家的一厢情愿，又不失“挑拨离间”地告诫（提醒）美国，把美国视为要和中国一样阻止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的“同路人”，这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动力。

美国对于日本限制集体自卫权向来颇有微言。如前所述，日美安保条约对美国是不平等的。自冷战结束，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对集体自卫权解禁。从波斯湾战争（1990年）开始，美国就希望日本能够为美国主导的盟军联合行动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屡屡因为日本缺乏集体自卫权而作罢。无疑，日本可以提供支票簿，但这并不能代替真正的“出力”。在以后的美国主导的历次战争中，这个问题一再引起争议。

1993年，美国参议员罗特（Bill Roth）最早开始提出把日本（和德国）完全行使国际责任作为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先决条件。各种美国智库也反复强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美国政府也一再向日本领导人要求改变这个政策。尽管美国一再推动，但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做到这点。日本政府在2011年也承认，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是美日之间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动日本做出政策的修改远在中国崛起和中日关系紧张之前，很明显，即使在现在中国因素是推动日本成功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原因之一，它也不是日本要修改政策的最初因素。

从美国的角度，日本不肯平等地分担互相的防卫责任，真是太不够意思了。但日本之所

以迟迟未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其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不愿推动，而在于反对派的力量太庞大。日本是一个民主政体，能否实现某个宪政上的改动并不仅仅在于政府的想法，更不在于美国是怎么想的，而在于日本政府在国内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民意，或者说获得足够的民意代表（议员）的支持。

事实上，自9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压力下，较为重视美日关系的日本自民党（以及其联合政党）政权都一直在推动修宪。但是由于国内反对的声音太大，历届政府都仅仅在“小动作”上做出修改，直到安倍第一次当政，才真正把修改宪法做为实际的执政目标。他在当时举出了四个必须修改的理由：第一，在公海上防卫美国战舰；第二，在日本上空拦截攻击美国本土的导弹；第三，为受攻击的国际维和力量提供帮助；第四，为维和活动和其他集体防卫活动提供后勤支持而提供武力保障。

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哪怕仅仅是解释宪法，都是存在巨大争议的。最大的反对者来自属于日本左派的和平主义力量，他们担心一旦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意味着日本存在重新被卷入战争的可能。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认识这种担忧。

第一，这种担忧是担心日本重新走上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这种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日本绝不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但必须看到，把解禁集体自卫权看作是军国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世界上除了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拥有集体自卫权，这种权利也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没有理由把拥有集体自卫权等同于军国主义。否则岂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军国主义？

当然，有一种担心是害怕一旦开了一个头，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上同一条旧路。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尤其是和平主义深入人心的时代，还看不到丝毫这种迹象。日本人民也应该有自信一旦有这样的苗头，民主体制有能力做出即时的反应。对日本有实际影响力的美国同样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第二，有很多人的担忧是日本必须为集体自卫权作出牺牲。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反映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孤立主义式的自私。那些日本人企图永远享用美国所给予的安全保障，而不需付出（除金钱之外的）代价。日本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困难的、会得罪人的、需要勇气的和可能导致牺牲的事务中，永远出钱不出力。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勇于承担国际责任，而不能永远指望搭美国的便车。

但无论如何，在日本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下，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老大难的问题。日本政府即便是有心，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日本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由两种力量所推动的：一方面，日本部分政治家（我们姑且称为右倾政治家）努力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也积极推动日本解禁。而阻碍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左派和平主义者。

我上面的分析中缺少国际社会的因素，这是因为相对而言，国际上的反对力量（比如说中国）可以说并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第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完全是日本的内政，即便是稍有联系，也仅仅和美国有关，因为美国是帮助日本制定宪法的唯一国家，是在法理上有一定的联系的唯一国家，其他国家无权干预。第二，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拥有这种权利的国家反对别国也拥有这种权利，名不正言不顺。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形势对于日本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影响，任何国家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总是希望国际有一个良好的反响的，只是这不是决定性的力量。

从这次日本解释宪法后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一点，外交部并没有高调指责日本解释宪法，只是强调这种政策的改变不应该影响中国的安全。可见，中国实际上缺乏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阻止日本解释宪法。当然，媒体的激烈反应是有的，也可以理解。

从法律的角度看，日本的修宪可以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直接修宪，即对宪法

第九条做出修改。这有极大的困难，需要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还需要全国公投的大多数通过。第二种方法是先修改宪法中修改宪法的程序（第九十六条），再依照这个程序进行修改。这样的难度可能会稍低，但也非常困难。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内阁进行宪法解释，而让集体自卫权与宪法第九条相适应。这正是安倍内阁的做法。一些中国媒体说安倍修宪，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宪法并没有被修改，仅仅是被重新解释了。

这种做法听上去很取巧，但事实上，回顾战后日本历来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惯例。比如从吉田内阁的“完全没有自卫权”到鸠山内阁的“承认个别自卫权”，这都是出于内阁的解释。安倍的做法并没有超出前任的惯例。

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安倍的内阁解释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也容易被滥用。但是，尽管这种做法比修宪要容易一些，它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否则，日本历届自民党政府也早已用这种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了。安倍的执政联盟中有公明党成员，这个一向持和平主义立场的政党如果不同意，内阁解释也无法通过。另外民意和众议院也非常重要，如果民意反对声音太大，以及执政联盟没有控制众议院（经过选举），那么众议院可以就此提出对安倍的不信任动议，一旦通过安倍就要再次下台。因此，这个看上去是内阁“为所欲为”的做法事实上也有相当的困难。

当然，和正式修宪相比，这个做法毕竟难度小一些，但也因此具有不稳定性。比如，如果以后左派上台又有足够的支持的话，他们也可以把这个解释改回来。

毋庸讳言，安倍之所以能够完成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和中国关系极大。一方面，中国在公务船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中国军舰频繁穿越日本群岛的海岛以及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恐惧（这里无意指责任何一方）。中国的反日行动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级媒体和专家的恐吓性的反日言论亦引起日本很多人民的反感（想一想中国人民对越南反中的感觉）。最后，中国屡次拒绝日本提出的依照国际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提议，让日本人民和政客失望，把广大的亲中的和平主义者都推向了反面。

后者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因为一向亲中的公明党曾经向中国来访的国务委员唐家璇提出这个建议，但是被他一口回绝。这让公明党感到无法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方法取得进展，只得转而支持安倍的做法。这在政治上帮了安倍的大忙，也是安倍得以解释宪法的最决定性因素。

此外，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其他陆上边界的多面出击也为安倍的做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尽管这不是必要的，但也在国际舆论上为安倍营造了正面的气氛。

如果从中国希望阻止日本解释宪法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以失败来形容。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为日趋紧张的东亚政治增添了不明朗的因素，但也不必过高地强调其负面的作用。毕竟，日本这次仅仅是“部分地”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安倍的解释是对前述三原则的第一条：“存在紧急而现实侵害”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即：“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至少从条文上看，达到这个要求还是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根据条文，这个解释甚至还不能覆盖安倍在2007年所提出的四个情况。美国尽管欢迎安倍的解禁，但还有媒体指出这个解禁的力度还不达到美国的期望。当然，实际应用如何，还需要继续观察。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安倍内阁解释过宪法一次，要再次解释宪法几乎不可能。

因此，日本现在虽然部分地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但这只是实现正常国家的第一步，还难以称得上完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更谈不上什么军国主义。

安倍在国际外交上一再强调“积极和平主义”。对此，中国颇有点不以为然。但如

果真是说到做到“和平”二字，似乎也不应太过以负面的角度来看待。当然口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定一致，对此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4.谈谈你对九二共识的理解

“九二共识”指，在1992年11月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中国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的缘起是为两岸协商寻求与奠定政治基础。两岸授权民间团体事务性协商开启后，需要双方为协商奠定明确的政治基础。1992年10月底至12月初， 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会谈，会谈后又通过数次函电往来，最终形成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精髓是求同存异。 九二共识：1、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2、两岸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3、台湾但书：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

4、大陆但书：一个中国原则在事务性商谈不涉及其政治含义。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简称为一中各表，海峡两岸关系的政治性论述，是曾任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苏起创造的。“九二共识”目前是中国国民党主要的两岸政策方针。中国国民党认为，九二共识即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概括，实质意义上相近于一国两府。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指两岸基于各自法律文件对“一个中国”做出各自表述；台湾方面的说法叫“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原则”，也称“各表一中”。在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各自以不同表述方式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表述。

1992年8月2日，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的叙述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海协会负责人随即对“国统会”的决议文作出回应指出：“它表明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该负责人也重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

1995年8月，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首次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个口号。至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反对这个说法。后被九二共识所取代。

海协主张

海协成立后，根据国务院台办的授权，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从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与台湾海基会主要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业务”两项议题进行商谈。中国公认员协会和中国通信学会邮政专业委员会分别参加这两项商谈。

商谈初始，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原则，就成为两会交锋和斗争的焦点。海协主张，一个中国原则是两会交往、事务性商谈的基础，两岸交往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特殊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通过协商加以妥善解决。但海基会一方面按照台“陆委会”的要求，表示“没有受权谈一个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商谈中提出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例如，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中，海基会主张按照国际标准以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在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中，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

大陆做法亦然。所以这样客观上造成了“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做法，使两项本来单纯的事务性议题复杂化。

事实表明，要进行两岸商谈，首先要确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没有这样一个共识作为基础，两岸事务性商谈无法进行。因此，在两会1992年3月第一次工作性商谈结束后，针对台湾当局的理解，并考虑到部分台湾民众的疑虑，海协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

唐树备指出，首先，商谈要反映现实，一个中国是客观事实。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考虑到两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现实才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真正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第二，本来双方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分歧，这见之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台湾当局公布的有关文件。

第三，我们提出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是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不是要与海基会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至于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

此后，海协将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概括为：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台湾表述

海协上述合理的主张在台湾同胞中引起反响，台湾当局内部出现了是否在事务性商谈中应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意见争论。从4月起，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讨论，1992中8月1日，台“国统会”作出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结论。该结论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的涵义有所不同 ”、“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1949年以后，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 这份结论表明，台湾当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也在谋求自身与中国大陆“对等政治实体”的地位。当然对于九二共识的意义是“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立场和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5.美国在东北亚战略及其极限

冷战之后,由于受越南战争和台湾、菲律宾驻军撤出的影响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支配力大幅度地下降,这就凸显了东北亚区域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形成了其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即以东北亚为控制东亚全域的战略支撑区域,实施控制与合作并进的东亚战略.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极大化就必须有效地控制东亚地区.从经济上,东亚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日益突出.9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巳占其贸易总额的40%,大大超过了北美和欧洲[1].尽管从经济合作的层面考虑,美国希望东亚地区的稳定,但为了维护这一区域内的利益就要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这一区域,这就产生了美国大范围地介入东亚地区事务的必要性.

但地处北美的美国欲介入东北亚事务就必须有足够的理由.为此美国从日本的战后遗留问题和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入手营造了介入东北亚事务的国际环境.

二战结束后,美国从控制战败国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介入了东北亚区域的事务,由此美国便形成了以日本为核心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在日本站稳脚根并以此为基点遏制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势力[2],以确保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支配地位.为牢牢地控制日本,美国从五十年代开始便推行了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援助并进的对日外交政策,由此形成的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全面的依赖性是美国在东北亚区域实施其战略的基石.但是,美国对于日本的未来走

向存有两个方面的担心:其一是,日本过早地摆脱战败国的不利的地位而恢复正常国家的政治资格.因为,如果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美国便无法有效地控制日本,也无法把握日本未来的走向,所以美国一方面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来鼓励日本,而另一方面则不轻易成全日本实现恢复正常国家的梦想.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美国国防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组成超党研究小组,提出了以『美国和日本:成熟的同伴者所志向的进步』为题的研究报告书,向美国政府提出支持日本出任UN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诱导日本行使集团自卫权以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费用分担相当的指导力分担并行等方案.这份报告书引人注目地突显了美国鼓励日本之政策的一面,但也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美国对日政策的限界,即这种鼓励也只限于扩大集团自卫权,而并不公然支持日本修改宪法把自卫队变成军队.这就是说,美国从表面上往往做出为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而铺路的姿态,但从骨子里却警惕日本获得过多的自由度,因为,如果日本恢复成为周边国家所认可的正常国家并修改宪法把自卫队变为军队, 美国也就失去控制日本的大半王牌.;其二是日本过早地与周边国家解决包括日朝关系正常化在内的历史的和政治的遗留问题.日本完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的问题,将意味着日本的外交政策有可能由向美一边倒的单边外交转向与周边国家协作的多边外交,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对日本的这些担心促使美国寻求牢牢栓住日本的办法,鼓励和控制并进的对日政策是美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地营造迫使日本就范的周边环境,这就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做文章.

应当说,朝鲜半岛也是美国东北亚战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朝鲜半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并不简单地在于它是美国控制东亚区域的桥头堡,而更为重要的是朝鲜半岛可以为美国提供介入东北亚区域事务的理由并成为守护日本这一战略核心的屏障.由此便形成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国希望朝鲜半岛处在它所能控制的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状态中,因为从美国的立场上看,朝鲜半岛的局势过于缓和或过于紧张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3].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不愿看到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也不愿看到朝鲜半岛的形势过于紧张.

美国的战略家们都很清楚,不管朝鲜半岛以怎样的形式统一,美国都将面临丧失其东北亚战略之基础的危机.从历史文化的和地政学的角度看,统一的朝鲜半岛没有足够的理由总是与美国的战略同步行事,或者说,朝鲜半岛的统一更有可能使朝鲜半岛脱离美国的东北亚战略的轨道.因为,如果统一的朝鲜半岛仍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成为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的基石,那么，它将难以摆脱大国争斗的牺牲品这一悲剧性的历史命运，对于朝鲜半岛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自杀性的外交.

韩国曾经拒绝参与美国的MD计划,在这一决策中当然包含了慎重考虑南北关系的层面，但更为重要的是，MD计划显而易见地包含了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参加这项计划将使韩国政府陷入左右难以逢圆的困境并陷入与周边强国闹对立的僵局.韩国政府的这种姿态已经显示统一的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不大可能偏向哪个大国，其最为可能的倾向将是中立.最近在韩国社会扩散的反美情绪也逻辑地说明着朝鲜半岛未来的外交走向，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会形成摆脱大国控制和支配的广泛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会使美国丧失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理由和控制朝鲜半岛的有效手段，届时美国的驻军也不得不撤出朝鲜半岛.如果美国丧失控制朝鲜半岛的有效手段，那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亚区域的政治力学结构,因为，美国失去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力也就意味着丧失对日本的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一连销反应将彻底动摇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的基础。这是由于,如果朝鲜半岛统一并采取接近中立的外交政策,那么,日本将丧失向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由,届时日本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即日本有可能调整向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谋求新的协作关系的多边外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朝鲜半岛是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马其诺防线”，如果这道防线被冲破,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另一方面, 美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的局势过于紧张, 这是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之经济合作

层面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朝鲜半岛出现破坏其稳定结构的局面(如战争),那么,美国不仅要因参预地区纷争而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其东亚区域的经济利益也无法得到保护.应当说,在这一层面上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保亦有积极的作用.

（一）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资源支撑的军事目标和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承诺是句空话。

（二）美国“西藏计划”的失败，给美国的深刻教训，只要中国不分裂，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三）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有效范围达不到太平洋西岸。

（四）东经125度是美国力所不及的极限，东经130度至180之间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制海权将要长期较量的海域；而太平洋的西东分界线即180度经线以东则是美国可以也愿意动用全部国家资源维护的安全底线。

（五）简短的结语

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国的国力伸缩都有其极限和底线。一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就是他国国家安全的底线。而能最大限度的扩张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在国力不及处实现战略收缩，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

迄今为止的美国在东亚外交史，是一部是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可分三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的历史，是美国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的历史；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的历史。而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则是在先与中国和苏联冷战，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的历史。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6.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经济、政治安全）

普京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植根于叶利钦第二任期的东北亚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将东北亚在俄罗斯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将其视为实现俄罗斯外交目标的重要环节。 （一）谋略性（或灵活性） 突出谋略性是普京不同于叶利钦东北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普京之所以一改叶利钦时期僵硬的外交方式，注重外交谋略的应用，是因为其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对美外交的失败和综合国力的下降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外交资本，只有采取谋略性的、有时甚至带些投机性的外交运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外交目标。俄罗斯历史上素有衰弱时期依靠谋略性外交维持大国地位的成功先例。普京东北亚外交的操作策略同其总体外交策略相仿，注重诱压结合，并带有一定的机会主义色彩。普京在东北亚的能源外交和危机外交很好地说明了俄罗斯东北亚外交中的谋略性。 1.巧妙利用俄罗斯能源丰富的优势，展开能源外交。普京深知俄罗斯能源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重要意义。需求量大和来源单一是中国能源安全中的两大问题。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2004年10月底出台的一份题为《关于石油、能源的国际形势及日本战略》的研究报告重点建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把俄罗斯置于仅次于中东的位置（注：《萨哈林岛成为中日能源新争端》，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1月11日。）。因此，普京一方面积极倡议一些能引起东北亚国家强烈兴趣的能源合作项目，如铺设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州联通中国东西部最后连接南北朝鲜的油气管道计划，在日本北海道与萨哈林以及俄大陆架之间架设海底隧道来输送油气计划，伊尔库斯克州维克金气田向中韩两国供

气计划，萨哈共和国向中国供气计划等，希望借此吸引东北亚国家提升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巧妙地把握这些能源项目进展的节奏，以便达到施加压力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远东输油管线问题上，俄罗斯采取了“拖”的做法，既不为维护商业信誉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中方倾斜，也不为谋取巨额外资向日方倾斜，在长时间的沉默后抛出折中的“泰纳线”方案，但又不急于批准。俄罗斯这样做除了经济上的权衡外还有政治目的，既为美日控制未来东北亚能源格局以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设置障碍，显示俄罗斯的重要作用，同时又不使美日因过度失望而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戒心加重，加大对俄的遏制。 2.巧妙地利用朝核危机显示独特作用。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尖锐化。对此，叶利钦政府的反应较为谨慎，只是在支持美国或不得罪美国的情况下谨慎地表示不同观点。2002年10月朝鲜非正式承认有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此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改叶利钦支持美国而向朝施压的做法，开始两面讨好。普京认为一味支持美国不会赢得美国的回报，反而会失去朝鲜的信任，丢掉利用该问题对美施加影响的机会；朝鲜半岛出现动荡局势不利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美国借机将朝鲜纳入势力范围，俄罗斯东部安全空间将被进一步挤压。另外，朝核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地区核竞赛和核扩散，甚至局部战争，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在对朝核危机的表态方面，俄罗斯标榜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一方面坚持朝鲜无核化主张，以达到迎合美国、稳定局势、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张和平解决危机以区别于美国的对朝政策，赢得朝鲜的好感。在外交操作上，俄罗斯加大对朝外交的力度，频繁地派出高级官员前往朝鲜斡旋，对朝鲜表示同情，甚至表示愿意“为朝鲜放弃导弹开发做担保人”（注：王郦久：《俄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与“六方会谈”》，载《和平与发展》2003年第4期。），同时开始逐渐恢复和提升俄朝政治和经济关系。俄罗斯充分重视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作

用，通过多层面地做中国的工作取得中国对俄罗斯参与解决朝核危机的支持。俄罗斯大力推动朝核“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希望以此得到日本和韩国对俄罗斯在东北亚政治作用的认同，并使“六方会谈”机制演变成有俄罗斯发挥重要作用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 （二）务实性 普京东北亚外交中的务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外交服务于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强国是普京的施政目标，而该目标的实现基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普京意识到美国之所以有时对中国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是因为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度已非常高。普京深知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该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与东北亚诸国的密切合作。普京称：“要深化同亚太地区关系的对外政策，应当把它同解决内部任务，同发展俄罗斯的潜在利益以及利用这些联系来振兴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密切结合在一起。”（注：《普京外交：欧洲首要，亚太关键》，中新网，2004年10月13日。）因此，普京执政后，极力推动该地区领导人走出国门与东北亚国家进行广泛的交流。在处理同东北亚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普京尽量减少缺乏实际内容的政治会面，给东北亚国家领导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俄罗斯只对推进务实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感兴趣。 其次，突出操作的阶段性和均衡性。为推进经济合作，普京政府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俄中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结构更加符合俄的需要，同时又照顾现实可行性，为俄中经贸合作规定了阶段性目标。普京政府巧妙地利用俄罗斯能源吸引日本，试图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分阶段地推动俄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在处理

与东北亚国家关系方面，普京制订了均衡发展的朝鲜半岛政策；处理俄日关系时既不因为日本对普京访日的超规格接待而对俄日关系的发展过于乐观，又不因为日本在政治和经济挂钩的问题上不让步而放弃对日本的重视，而是努力保持俄日关系平稳发展的势头；小心地借助中国在东北亚影响的同时，注意对美和对日外交的运筹，既避免俄罗斯成为中国手中的牌，

又尽量使中国成为俄罗斯躲避美国敌意的挡箭牌。 （三）次要性 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对世界局势、国际组织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因素对俄罗斯的发展影响巨大。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使俄罗斯“弱而不乱”，将俄罗斯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进一步巩固冷战成果，以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俄罗斯要想发展经济、确保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都不得不同美国周旋。美国的主要盟友在欧洲，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在欧洲，美国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重点地区也在欧洲，而在东北亚地区只有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对俄罗斯构成潜在威胁，而在近期俄罗斯与中国联手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俄罗斯国家安全重点在其欧洲部分。俄东北亚政策的重点是确保其东部地区成为稳定的后方，避免出现腹背受敌的态势。 俄罗斯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确定为其强国政策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获得西方首先是美欧的认可。显然，依照目前的综合国力，俄罗斯要获得西方认可非常困难。俄罗斯充分认识到其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将确保地区大国地位作为过渡阶段目标。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与朝鲜有着传统友谊，与中国有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韩国亦建立有伙伴关系，对日本则有制约手段——能源和领土问题。因此，俄罗斯完全具备成为东北亚大国的资格。

俄罗斯欧洲部分是俄罗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俄罗斯的国家财富、人口和大型城市都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俄罗斯真正走向强大的关键在于对西部工业的结构性改造和投资，这就需要同样位于欧洲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虽然能提供宝贵的能源等创汇资源，但俄罗斯不可能仅仅依靠能源出口成为世界强国。东部资源的意义在于为西部工业改造提供原始积累。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邻国中国、日本和韩国虽然都是经济大国，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大量投资，日本由于领土问题不可能大规模地对俄投资，韩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俄罗斯从东北亚邻国获得资金的期望值相对小于欧洲。 （四）机制性 停战机制和美日韩安保同盟机制作为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安全机制，已经完全不适应东北亚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其被新的安全机制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俄罗斯非常重视新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希望该机制可遏制其他大国在东北亚的霸权图谋，使该地区形成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确保俄罗斯不至于因为衰弱而失去在该地区的重要影响力，甚至希望俄罗斯能由此充当连接欧亚两个集体安全机制的“中间环节”，发挥独特作用。早在1992年叶利钦总统访韩时就提出建立“东北亚多边磋商机制”的建议，其要点包括建立“地区冲突调解中心”和“地区战略研究中心”（注：海运、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俄罗斯还提出建立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朝鲜六国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并着手与有关国家磋商。但是俄罗斯当时的建议并没有得到东北亚国家的广泛响应。“1996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首次提出解决半岛问题的‘2+2+2’对话模式，即形成由朝韩、美中和俄日参

加的六方会谈机制，共同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但这一建议遭到美朝双方的婉拒。”（注：王郦久：《俄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与“六方会谈”》。）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为俄罗斯推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机遇。俄罗斯敏感地意识到，“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渐趋成型的过程”（注：杨伯江、季志业等：《东北亚安全机制：现实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2003年8月，俄罗斯在一系列的穿梭外交和中国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六方会谈”。俄罗斯对“六方会谈”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积极地与各方特别是中国进行沟通，努力显示其重要作用。目前，“六方会谈”作为解决朝核危机

的一种多边对话机制已被东北亚各国认可，并开始朝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方向演变。

（五）稳定性 普京的东北亚政策之所以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是因为其源自对叶利钦东北亚政策经验教训的总结，比较符合俄罗斯国情。普京确定了国民经济翻番的战略目标，东北亚外交服务于振兴俄罗斯经济的任务短时期内不会改变。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霸”的地

位和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决定了俄罗斯将长期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发挥大国影响和发展经济。俄罗斯对中国的强大虽存有戒心，但同时认为中国要强大到对俄罗斯构成实质性威胁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中俄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对俄友好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俄中友好合作的基础因此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于日俄关系，因北方四岛问题在短期内不具备解决的条件，日本的“均衡扩大”原则短期内不会出现重大调整，日俄关系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危及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因素是朝核问题。鉴于该问题的解决正在沿多边政治协商的道路迈进，其引发地区动荡迫使俄罗斯调整东北亚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普京政府东北亚政策的影响 （一）对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将促进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遏制美国在该地区建立霸权，进一步巩固俄罗斯作为东北亚地区大国的地位，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使该地区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格局。在美日中俄四边关系中，俄罗斯与中国为应对美国的遏制战略而相互借重，构成了对美日同盟的制约，使该地区大国力量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构成了该地区形成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俄罗斯善于利用能源和地理的优势吸引东北亚国家，善于巧妙地进行朝核危机斡旋提升自己的地位，因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保持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俄罗斯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和裁军等问题上与东北亚大多数国家目标一致。俄罗斯的配合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二）对多边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将有力地推动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将充分利用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通过开发大型能源和交通运输项目使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俄罗斯学者指出：“俄远东地区的石油开发把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劳动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注：郭力：《俄罗斯东北亚战略的形成及其前景》，载《西伯利亚研究》2003年第6期。）俄罗斯将继续积极参与各种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方案，如“东 北亚经济带”、“日本海经济带”、“黄海经济带”、“图们江方案”等。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政权控制，加大对该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积极地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寻找吸引外资的突破口。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将有所加快，成为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结合部。 （三）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俄对华外交的两重性将更加明显，一方面将中国当作应对美国建立地区霸权图谋和解决地区问题的可以依靠的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当作躲避美国敌意的挡箭牌和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试图将中国推到对抗美国的前台和防范中国的举动仍将时有发生。中俄经济合作水平虽会稳固提高，但由于俄罗斯对中国有防范心理，如果中国不善于应对，中俄在能源和军事技术工业等重要领域的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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