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钢事件的思考

关于通钢事件的思考

壶公评论 写于09－09

目录： 一、前言 二、人性与匪

性

三、大跨越 四、文明与野

蛮的对白

五、瞻望

第一章：前言：

通化钢厂的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一次工人运动，它的样本意义超过曾经发生过

的其它工人运动。

现代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枯竭之势，虽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德、日，以及北欧的一些国家，因为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社会的高福利、高保障，解决了大量劳资之间的矛盾，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人运动发生，有一些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存在。承认工人为自己的利益的维护权，是对社会自然法则的承认，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维护。通钢事件检验了我们这个社会，告诫人们对变革过程出现的问题的不可忽视。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近代国家的内涵即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也必将随着阶级的完全消灭而自行消亡，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国家的消亡，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宣告资产阶级国家的消亡；进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完成阶级的大融合，形成全民国家，而建立起有别于原来国家含义的新型社会，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不存在了。

无产阶级国家区别于原来国家的最为根本性的特征就是消灭剥削，它不是对某一阶级，甚至是个人的消灭，而是资本运作的剩余价值归于全社会。

它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社会的所有成员，重要的是最广大的群体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行民主。

一切剥削制度都不存在了，一切阶级差别和社会差别也淡化了，社会主义文化是高尚、文明的习性，生产力进入大发展的良性循环。无产阶级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就是国家消亡的开始，与原来资产阶级的国家的垄断性形成形态上的对称。所谓国家消亡，意味着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的代替。

当我们面对种种现实的时候，不能不承认前行的路程还十分漫长，理想社会的存在依然渺茫。不能不把握批判的的方法，指出现代社会的空白和缺陷，坦陈有益于社会的建议。社会有其自然的进程，个人的行为始终只是这一个过程的部分，社会的进步在于每一个人

的努力。

第二章:人性与匪性

第一节：从通用到通钢――人性与匪性。

今年7月，在太平洋的两岸发生了两件大事情，其一、通用汽车的破产；其二、通化钢厂的工人运动。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差异却又令人深思。

一、通用的态度：

按照美国联邦破产法庭5日批准的方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从2009年07月9日中午12时起，开始执行破产重组，通用把旗下最优良的资产出售给“新通用”公司，剩余债务、品牌和经销商等则将逐步剥离、清算。

笔者注意到这种改革的人性化，尤其是注重工人的利益，资产出售方案： 其一、美国政府将成为“新通用”的大股东，拥有60.8%的股份； 其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所属的医保信托基金拥有17.5%的股份； 其三、加拿大政府拥有11.7%股份，旧通用公司获得10%的股份；

其四、旧通用汽车公司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医保信托基金还将分别持有新通用汽车公司15%及2.5%的可行使认股权证。

实际上，这个法案宣告了私有制的一次大失败，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方向不同，美国企业的现代化重新步入的是公有制。而其中有二项措施体现了工人的利益。

有些人认为，通用是圣西门、傅立叶理论的产物。其实人类的行程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取的过程，为什么要自以为高明地嘲弄人类自然的步伐？难道马克思主义所立足的基本法则不是自然法则吗？

虽然金融、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是在美国，但是在私有化与国有化的转折上，美国人比中国人平和得多。因为7-24日，在中国的通化钢铁公司发生的反私有化的工人运动是血腥的。

人们也许在责备通化钢铁工人太冲动了，极端的是死者陈国君的亲属声称，惩办凶手是他们的底线—当然他们的底线实际上就是决不承认他们这个利益团伙在中国大变革的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的行为，而正是这种行为造成了血案，事实上这种行为引发的后果岂止只是一个血案—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因此猛醒的话。

二、新通用措施是什么？

《华尔街日报》报道，“新通用”将更环保，注重以消费者为中心，管理层也将瘦身。具体地说：

其一、通用将宣布一系列绿色汽车产品，包括微型雪佛兰、小型别克、雪佛兰VOLT电动车以及凯迪拉克电动车等。奥巴马政府汽车业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史蒂夫拉特纳认为，重组后“新通用”的汽车品牌将比现在更精简，管理层将更贴近民众。

其二、通用将削减35%的高级管理人员，从1300人减至845人。

也就是说，“新通用”把自己的立足点建立于新科技和人性之上，而不是建立于设置种种盘剥工人的措施之上--例如下岗；

也就是说，“新通用”主要的是加大约束管理层的措施，而不是无限度的为他们滥发工资和奖金。

我们可以看一看参与者与美国社会的反应：

其一、依据美国司法程序，破产重组方案可能会遭到反对方的上诉，不过，唯一提出上诉的债权人团体的律师表示，他们在上诉期间不会阻止通用出售资产，因为“新通用”理应承接“旧通用”的债务。

其二、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重组方案得到了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认可。

当然，美国的这一透明的、关注到各方面参与者利益的政策，比吉林国资委的闭门造车要好得多。因为后者造就了三万多通钢的“不明真相”的工人，也造就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吉林国资委的先生们—他们根本不懂得通钢工人在他们的改革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处境—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些工人算什么？敢闹事，有警察吗，其实现在他们还是这样想的。

三、通用到通钢的距离

通用汽车公司（GM）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其核心汽车业务及子公司遍及全球，共拥有325, 000名员工。

通用汽车公司的前身是1907年由戴维·别克（David Dunbar Buick）创办的别克汽车公司，1920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公司再次陷入困境之中，杜邦家族入主。

杜邦担任总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准了公司所属联名汽车公司总裁小阿尔弗雷德·D斯隆的改革计划，对公司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组，建立反集权的分部式管理体制，这就是著名的斯隆模式。

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精英是否了解斯隆模式，如果知道，也就不会引发出建龙集团的狂热和职工的反抗。通用汽车公司，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公司仍能维持盈利并坚持给股东分红。这种管理充满人性，而不是充满匪性的建龙模式。

通用汽车在人性化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的。1981年通用汽车将生产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开始裁员。在近十年里，GM裁退了成千上万的雇员，他们离开公司在密西根州Flint的基地，经济拮据。GM因此得了个恶名，加上Michael Moore就裁员为题材的记录片Roger&Me问世，GM的公众形象严重受损。1996年，汽车工人的联合罢工使得北美24家工厂瘫痪近三周。1998年长达七周的罢工对其季度国民生产总额报告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GM在此期间损失了将近28亿美元，更因此使得北美的生产停滞不前。 但是GM在子公司Saturn却受到欢迎，该公司出产的汽车极具市场吸引力。这完全依赖于Saturn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员工待遇优厚，继而形成理想的工作环境。 从通用到通钢，这其中有着巨大的距离，但是它们共同面对的基本的问题是文化背景的人性还是匪性。什么是现代化企业，值得我们深思。

四、人性与匪性

通用汽车从别克的成功和失败，再从杜邦的成功和失败，直到新通用的产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发展的角度说，通用的生命没有结束，这是它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生命力，因为它典型为表现为企业的社会特性，而不是个人性质。

美国“通用”的人性和建龙“通钢”的匪性，在2009年7月的人类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

“通用汽车公司”的事例在提醒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精英们在国外到底学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从一种人性的文化模式中带回中国的是匪性？

实际上，所有的外来理论都表现为自己的理论，那么“通化钢铁公司”的实践是否能够引发我们对那些经济学精英们推导的国企私有化理论的再思考？

我们曾经有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是否过时了？ 目前种种社会现象是否是中国人自己的实践？

这种实践是否应该对经济学精英理论的正确性进行检验？ 严重的是，中国人是否再度陷入思维的固化？ 一个特权阶层是否崛起？ 中国人能否继续掩耳盗铃？ 五、财富与幸福

壶公评论，写过［反封建论］，写过［墨子情怀］，写过［血与火的祈祷］，其背景都是匪性文化，更具体说，就是与通钢工人相似的处境中发生的相同的情绪。

把通用和通钢作一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短时间完成这样的思考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思考，我们文化中的纵恶因素是否应该得到制约？我们文化中的居善特性是否应该得到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它只能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之下的讨论：

我们社会的成功是财富的积累，还是社会大众生活的和谐、幸福？ 这二者其实并不一致，通钢事件告诉我们，确实并不一致。 壶公评论写于09-08 于麒麟山下

第二节 陈国君临死前的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约是最真实和最贴近地描述了通钢工人运动的记者，他记录了现场典型性的三句话：

其一：“3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 其二：“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 其三：“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这三句话真实地反应了事件的演变过程，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某种程度上，也阐述了现代中国变革的困境和希望。

其文如录：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这是这场危机中的“大人物”陈国君对周边的小人物留下的最后遗言。

据一位目击者转述，这次求救并没能打动身边的工人们，毕竟，近些年来，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已经有了彼此并不认识的距离。

大家伙都说，“你要活，我们就得死。”――这种评论实在是官僚政客们难以想象的――说什么好呢？

毛泽东有句千古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谁能够知道，这个坐在办公楼的二楼的经理室里，门外有岗、楼里有岗，活在森严壁垒中，却能够一笔勾销数万工人生路的“大人物”，在剥落所有的伪装之后，是这样的可怜。 可惜他已经把自己逼到绝境，因为把他数万工人逼到绝境了。通钢职工传言，陈国君要把通钢搞黄，他在与职工僵持的过程中，做了一个让工人下岗的动作，并说“3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 而在这之前，下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此之后不久，中国国资委主作李荣融在一次讲话中把下岗作为现代中国成就的前提。

迫使工人下岗的陈国君该死，如果不是他死，而是数万工人死，中国还能是一个国家吗？

工人告诉陈国君的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不是相对的真理，置工人于死地者必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写到，7月24日下午4点，听说陈国君被打之后，通钢的工人像瞻仰遗容一样去瞻仰他，一批一批地上去，转一圈，再回来。

应该说，这时候的陈国君还没有死，因为在6点半左右，通钢一位退休高工在焦化厂老办公楼的一楼楼道里，看见倒在地上的陈国君，他当时从二楼被拖下来，“脸已经变形，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

上面关于陈国君和通钢工人的对话应该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同时，似乎能够说明，陈国君并不是死在那一个工人手里，是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的。阻挡警察和医务人员救助行动的是那些坐在马路或是通道上的工人；另一方面也是警察和医务人员不太努力的縁故，要不工人们充其量只是坐着，并没有拿起什么武器，为什么就不能实施救助行动呢？

很容易想起那个攫取工人阶级名义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死，也是在万众一心的关注下走向死亡的。相比较，苏维埃政权的死亡是在它所代表的无产者的冷漠中发生的，似乎文明一些，却冷酷至极，令人想起不寒而栗――莫斯科那冰冷冷的冬天。

其实，何止是通钢的工人瞻仰遗容这位“精英”的遗容，全中国的钢铁工人都在瞻仰，全中国的产业工人都在瞻仰，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瞻仰。

应该是这样的，笔者随笔一帖《思考：从通用到通钢――人性与匪性》居然在很短时

间传遍许多论坛，这种现象只有笔者写一些军事帖子的时候才能出现。

对工农命运的关注和爱国主义热情是现代中国的主题，也是中国内外政策的核心。 壶公评论写于09－08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章：大跨越

第一节：大跨越后的空白。

阅读通钢事件，头脑里经常突现“还乡团”三个字眼。

通钢事件中的工人们，其实是一支抗美援朝的老兵们的后裔，当年他们的前辈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后来来到通化这个偏远的地方建立了通钢。但是，现在，这些老兵后代受到来自台湾的“中钢”模式的清算。

还真是30年河西，30年河东了！（壶公评论写于09－08）

笔者对“还乡团”的印象，其实来自当年挺进大别山的老兵们的回忆录，后来写《统一之战，我们准备好了吗？》，其中“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节，其依据就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精神。许多年前，笔者曾经在一个图书馆中的故纸堆中翻找这些文采并不怎么样的回忆录，实在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现在想找这些书已经不可能了，不过许多故事记忆犹新。

1947年8月初刘邓大军强渡黄河；7日晚刘、邓率4个纵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11日越过陇海路；17日刘邓大军穿越宽20多公里的、积水没膝、荒无人烟的黄泛区；18日，渡过沙河；23日渡过汝河；27日，渡过淮河。不到一个月时间，挺进大别山成功，刘邓大军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集团，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

所谓兵贵神速，是对单一的特种部队而言，对于一个综合性的大兵团，执行的是战略性的任务，其迅猛，其神速，刘邓大军的成功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刘邓大军挺进，共歼敌8500人，但是，大军也伤亡过半，并且失掉了所有的重武器。（壶公评论写于09－08）

此战的意义在于，无后方的千里跃进，直捣国民党军政重地，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和重镇武汉因此兵临城下。无论在形势上，或者是在精神上，都彻底改变了原来一边倒的态势，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纵观中国近代史，挺进大别山是人民军队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攻的节点。无论是决策者的气魄和勇气，还是实施者的智慧和胆略都令人拍案，称绝。应该知道，这之前有王震南下的失败和中原突围的狼狈，打破艰局决非易事。

后来观察现代中国的变局，常常觉得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很有当年挺进大别山的特色，邓小平作为两次变局的指挥者，都把自己特殊风格印记于中国历史。

笔者赞叹这一变局领导者的气魄、胆略和勇气，但是也注意到这种大跨越存在的空白、缺陷和敌对者的反扑――还乡团。作为历史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更多的是关注其间存在的问题。

从美国回来的刘亚洲对中国社会的思维形态有点愤愤然，他说：“中国就知道穿衣服。

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

是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空白，因为，无论你如何狡辩，空白都必须增补。大自然中没有断续的生命，断续了的，不叫做生命，叫做死亡。

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如同当年的挺进大别山，它的成就是一件令中国人高兴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序幕。

但是，这种迅猛的跃进，必然留下大量的空白，任何事物的变化都表达于必须的时间和空间上，并且留下连续的轨迹，顺序在哲学上是很重要的命题。跃进方式留下的空白终究必须得到补充，如同二野在后来的三大战役中并没有大的作为，只能在淮海战役中作为三野的配角，或者说是三野补充了二野留下的空白。

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GDP的高速增长。事实上，GDP的数据只具有统计学上意义，能否化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提升，则在于分配，即消费结构流源与流向，投资结构流源与流向等等。而希望得到合理、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分配则在于社会人文，也就是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这里，笔者看到的是GDP跃进留下的空白，是如此巨大！

表现在文化上，金庸的、完全是戏说历史的武打小说，以童话的方式告诉成人关于中国社会演变的故事；源自八大胡同的京剧，演绎着满清文化中谄媚迎奉的艺术，甚至毛泽东企图赋于的新内容都受到排斥；赵本山的“二人传”，以其低俗和愚蠢的奸诈尘嚣舞台。 人们在问：这些东西是在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教育，寓启蒙于持久的道德熏陶；中国教育的又一种方式即礼乐文化，在规范和娱乐中告诉社会大众的真、善、美。（壶公评论写于09－08） 金庸、京剧、赵本山们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中国文化上的空白，他们只不过是这种空白中飞过的几只苍蝇，可悲的是你不能不把它作为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除了这些东西，你又能看到什么呢？

文化的空白更体现于思想上的空白，而思想上的空白又不能不表现为经济学上的空白，例如：

09年5月的《北京日报》有一篇吴敬琏的文章，主题是“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写到：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居然恍然大悟了！读过，不能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空白感慨。

把经济学数理化，或者说是科学化，是资产阶级的花招。和所有的占有统治位置的阶级或群体一样，资产阶级不能不把他们的理念作为全民的理念，尽管它只是资产阶级的，而与其它阶级的理念常常处于冲突与矛盾之中。如同“绝对精神”、“绝对理念”或者是“民主”，甚至包括“欧洲中心说”，这些企图作为普世价值推广的，就其内容而言，常

常只是欧洲资产阶级的观念，甚至只是殖民者的观念。

马克思在建立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以物的第一性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所体现的“精神”和“理念”，而以物的辩证发展论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久性。

因此，马克思建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其实，认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并非只是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的亚当－斯密，也始终坚持道德与市场的密切关系，而道德只是包含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发展阶段。

很难相信，专家们有勇气否定与民生密不可分的柴米油盐能够与政治的联系； 很难相信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大群把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主流经济学家；

很难相信，以商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人们居然能够背离人间而腾飞空间――就象鲁迅说的，那些打算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翔的人们。

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笔者十分着重吴敬琏，例如他提出的观点：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笔者所说到的空白是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共性，他们总是在回避什么，而企图掩盖什么。

例如吴敬琏说，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壶公评论写于09－08）

吴敬琏企图回避的是中国官僚制度的顽固性。毛泽东的文革的主题之一即在于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指就是官僚主义法权，或者说消灭官僚制度。但是，以毛泽东之伟大，不能办到。进而，邓小平挟文革之余威，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利益的诱惑，大批的官僚下海经商，中国官僚阶层面临崩溃的危险。但是邓小平之后，官僚阶层东山再起。吴敬琏为什么掩耳盗铃呢？经济学理论建立于诸多假设之上，难道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存在与否，也可以付于假设的吗？

吴敬琏企图掩盖的是商品经济的丑恶。奠定了商品经济学说的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有一个关于商人们的典型观察：

“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妙极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官与商也常常有这样的表现。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以人性恶为内核的，对商品经济在道德限止，无论是亚当－斯密时代，还是后来的后现代派都持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吴敬琏的态度是无视，还是另有所图？当通钢事件发生之际，是不是应该提醒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关注自己理论上的空白――不管留下这个空白是有意或是无意的。

我们所希望的是，不要让统计学意义上的GDP掩盖我们在经济学和现实社会所存在的大量的空白，其中包括通钢职工的命运。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二节：跨越中的缺陷。

《财经》杂志2009年第17期有一篇《通钢改制之殇》的特别报道：

“死后第七天，40岁的陈国君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擦拭干净，化妆，入殓，最终化为一缕清烟。”

记者以一种忧郁的笔调写到：

“陈国君的妻子和一双中学刚毕业的龙凤双胞胎儿女泣伏灵前。。。。”

对于个人，笔者不能不抱有同情之心。面对文字构成的这样的场景，不免想起孔子那一句成为世界金言的语录：“己不欲勿施于人”，担任一个大公司的经理，按现行标准也算是一个精英了，为什么连这一句话都不懂呢？

在理论缺失，文化沉沦的现代，也不只是陈国君一人，有多少人正在自以为是地违法乱纪。

例如，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代表吉林省国资委表示：

“建龙集团对通钢增资扩股方案，是在通钢集团已经改制，员工身份全部转换，并在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履行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据说，他的这一番理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把几个通钢的职工代表驳得哑口无言。王喜东大约不知道他在理论上的缺失如同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动，正在直接引发一个强烈的革命运动。

人们自然有权力问到：“员工身份全部转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三万通钢职工只能任人宰割？是不是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失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工人必须滾出中国？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中国人丧失做人的权力？

7月24日，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告诉记者：“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陈国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这句话倒是说对了，陈国君固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在王喜东们身上，更深刻的原因则在现代中国在理论上的缺陷。（《壶公评论》） 又如，根据工作组记录，在现场指挥援救的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上午11时判断，闹事的人中，可能有通钢在岗及离退休人员以外的其他类型人员。他要求公安部门关注此类人的动向。

来自吉林省、通化市“7·24”联合专案组的消息称，目前已锁定的超过50名疑犯中，绝大部分并非通钢职工，但他们的生计与通钢有直接关联。

悲剧仍然在继续，吉林省国资委至今无法明白他们正在做什么。谁也无法否定这种群众运动的复杂性，可是既然当掌权者不愿意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厅里与其他的群体交流，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拒绝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呢？

悲剧仍然在继续，吉林省国资委仍然坚持他们的一贯正确，而无视他们正在处于一个更加广大的事件中，他们自己甚至正在促进这个事件向更加激烈和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在东北生活的李来华们，应该懂得周立波描述东北土改运动的小说《暴风骤雨》，在这篇近于纪实的小说中告诉人们，土改开始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散兵游勇和妓女烟鬼类的积极分子――准确地说，他们也是属于贫民阶层，具有翻身求解放的权力。但是，如果抓住一些人的劣迹否定土改运动，证明的只是自己的反动立场。

严格地说，作为国企主管，吉林省国资委是没有权力指挥公安部门的，李来华们的行为突显了其官僚的特性；作为国企主管，李来华们当然有资产者颐指气使的权力，突显了其老板的特性。官商行为，或者这就是吴敬琏先生企图描绘的权贵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如同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

吉林省国资委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国资委在中国普遍行为。 例1、

8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有一场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一个传之后世的观点：“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

大概是第一个，也许是第一次，有人为中国的下岗运动作如此证明。不知道李荣融先生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没有？是不是也想为希特勒的大屠杀做一个辩护？不过，就其它的方面言，李荣融先生绝对赶不上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基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这是当时处于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都无法做到的。

例2、

李荣融先生声称，他被称为是“国资一号探路者”，6年多来，他带领的国家队资产总额从7万亿增加到了18万亿，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呵，挺自豪的，难怪有鲜血染成红顶子一说。正如上面他对“下岗”运动的歌颂，6年多来他制造了多少贫困的家庭，又制造了多少通钢工人对陈国君式的仇恨？李荣融想往上爬一爬了吧？不过，依李先生的如此德行，与有德者居天下的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矣。 国企资产总额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一方面。事实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现在中国GDP统计数据掩盖了经济结构比率，掩盖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它所形成的机制正在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乱政、毁政。

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事件不断，而每一次事件所表达的信息都是社会大众对现在机制的不满，无论是崔英杰事件，华南虎案、杨佳事件、邓玉娇、刘汉黄案和正在进行时的通钢7－24事件，其本质就是一些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实例。

中国精英以GDP数据弹冠相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中国精英的GDP，从它作为一种概念出现的时候，就存在着对它的否定，这个否定来自民意。

什么是合法？并非法律意义的合法，而是社会公认价值意义上的合法。

什么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意义？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认同的价值意义，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才是合法的追求，其他的任何法都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检验。

所谓社会，指的是生存于这一空间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成份是复杂的，部分利益是冲突，虽然其中的关系具有妥协性和长、短期性，但是他们并非指少数人或者某个人的利益。（《壶公评论》）

我国的GDP统计中，掩盖了一个现实：经济的阶层流向和国别流向，即大量的GDP成为为极少数利益获得者的财富，大量成为美国的国债。

李荣融先生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例3、

李荣融先生又有一句名言，在谈到央企高管薪酬时，他说：“其实钱给少了，我也于心不忍”。

他告诉他的听众们，从2002年到2007年，他给1556个中央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导年均增加了共计4600万元薪水。

不知道李荣融先生注意到没有，不仅是私企，在国企中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仅仅数百元或近千元。

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个效益优先问题，还是撕裂社会的问题？

李荣融先生作为国企领导人，是否还知道国企作为生产关系的存在，其中最基本的要素的生产力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工人和管理者。为什么厚此薄彼呢？

这种分配模式合理吗？

在整个中国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与西方经济强国相比较的情况下，盲目地拔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拟于西方经济强国的标准，合适吗？

如果管理人员存在不平，无非拔腿而去――这种人并不少见，而广大职工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社会能够稳定？

如果国企的改革导致通钢式的混乱，李先生又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又如何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交代？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的李荣融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为一个企业家也许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执政人员却缺乏哲学与历史感。于是他自己也缺乏自己的定位。

例4、

08年8月10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答美国侨报记者问，得意地说了，他是中央企业最合格的老板，他可以为自己打一百分。 １０万亿元国有资产“掌门人”李荣融表示对央企改革的思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办法，中国的企业面对世界仍要不断地改革发展，学别人的，干自己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对此评论：

央企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思路进行的，但因为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央企改革不尽如人意，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林毅夫教授的评论有二层意思： 其一、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 其二、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事实上，中国国企的改革并非遵循古典经济学，而只是按照李荣融“干自己的”思路，这个思路抛弃了亚当－斯密的道德说，也抛弃了后现代派例如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的理论，甚至抛弃了主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主导思想边沁主义，李荣融基本上漠视了社会人文方面的关怀。这是多么可怕的思维缺陷。

李荣融作为一个老板，合格吗？

理论的缺失构成中国现代改革的致命的缺陷。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失败的重要改革： 例如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晁错面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社会乱象，勇敢地提出加强集权，力主削藩。晁错是有理论的，如《削藩策》，但是晁错的理论有致命的缺陷，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

又如11世纪的王安石，他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坚持“榷法不宜太多”，大约是人类第一个实践自由经济的政治家，不过他失败了，失败在他的理论缺乏社会基础。王安石变法留下的缺陷是如此致命，后来的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可惜把好端端的一个北宋葬送了。

可怕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即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更失于社会基础。 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说，欧洲启蒙时代兴起的辩证法，还是毛泽东的矛盾学说，都承认任何事物，都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的。可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变革者们，总是企图以横扫千军的气概无视客观存在的另外一面。中国现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与晁错、王安石们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基本上是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当成犹太人了――希特勒眼中必欲去之的犹太人。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这些驾驶着独轮车的人们，如何达于“善”，又如何为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对社会的伤害是必然的，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一观点的论述还见证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本年度5月中旬，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访问中国，在经济学界激起热烈旋风。克鲁格曼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他提出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们不知或故故不知的问题：

1、“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这个问题现在也常常成为一些委员、代表们揪住的那些精英经济学家们的小辫子；

2、“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因为被人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克鲁格曼有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 。

事实上，之前，保罗－克鲁格曼不止一次地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描述中国经济前景： 1、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

2、“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币国际化”，他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巨大负作用，即使GDP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克鲁格曼认识到中国发展重大的缺陷，即在经济学上，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人文学上。于是他遭到了比他更伟大的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反驳，例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

人强力反驳。因为在后者看来，中国早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几十年的“太平盛世”语境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

龙永图们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人敬佩，可是至少在方法论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能力。克鲁格曼是现代国际级的自由经济的权威，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修正者，他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也热烈地抨击了美国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是，他的观念在中国的经济学精英中就难以得到响应，多少也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克鲁格曼已经谅解了中国精英们的心态，所以他只说用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是“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若以克鲁格曼在美国的风格，他完全有可能把此等问题提升到民生高度理论，其实，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怎么可以脱离民生呢？

无论是陈国君们，是王喜东们，是李荣融们，还是龙永图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最为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民生的关怀。这一点大约就是通用汽车和通化钢铁之间的差距了，大约就是克鲁格曼和龙永图们的差距了，大约就是美国式“危机”与中国式“胜景”的差距了。

有文章描述通钢工人在国企改革中的困境：

“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资福利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边缘感??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相互交织、发酵，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的心理能量。” 其实不只是通钢，所谓国企职工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中国国企改革是以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为前提，回到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笔者探讨“义宁陈氏”――陈寅恪家族的思想轨迹，在两次洋务运动中，并没有隔世之感，尽管前者是倒退，后者是变革。如果说俄罗斯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难道中国是在补上封建变革这一课？后来笔者把这一观点表达于《反封建论》与《墨子情怀》中。（《壶公评论》）

面对现实，笔者时常有一个疑问，我们到底是在弥补一个缺陷，还是在制造一个缺陷？ 据说，建龙集团已经在清东陵为陈国君选了墓地。在那里，一块一平米的墓位，售价已经到了11万元。

清东陵倒是去过，一些年前，笔者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主办方请邀请大家参观了这一名胜，主要的是看了慈禧太后陵墓，更主要的是看了那一块著名的“凤在上，龙在下”的石版。

清东陵确实是一风水宝地，进入那一片土地，就为北方能有这么一个所在感慨，有人描述：

“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

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

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不过，那里的农民似乎很穷，我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些核桃和红枣，都很便宜，不过农

民们都衣着古朴，满脸菜色。

建龙集团或陈国君大约都有很多钱，用在这个地方，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是比陈宝箴运气好了一些，大约是社会进步了。清末洋务运动的实践者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没有陪葬清东陵的机遇，却是被慈禧杀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节：大跨越中的无奈。 主题：庸俗经济学批判

通钢工人运动一下子把笔者从思考陈寅恪的氛围中拉了出来，可以读到许多报刊杂志纷纷派出的记者撰写的考察、评说，这是一个一石激起千重浪的事件。

但是，如果深刻地看待问题，我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两个大字：无奈。

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单个行动看，这个突破充满种种无奈：放弃了根据地，放弃了重武器，甚至放弃了医院和伤员。。。。 从当其时人民解放的大态势看，同样充满了种种无奈：王震南下的失败，李先念的中原突围，放弃了延安，四平战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占领。。。。 邓小平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大跨越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新有无奈，新的希望。

放弃寻求于获得，无奈寄托于希望。这其中饱含义利之辩，辩证之法，阴阳之说。重要的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从无奈中走出来，例如，吴经琏意识到只能摆脱经济学，重说政治经济学了；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大员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了；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 其实，全世界智慧的人们都在思考，中国人啊，请不要放弃我们的思考――思考的放弃才是真正的放弃。

一、理论上的无奈：

李荣融是下岗必须论者，以09年的一句“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09-08-06 华商网）闻名于世。李荣融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不过以前不如现在如此裸露。

有文章中介绍李荣融对下岗职工的态度：

他对国企下岗工人们表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相互理解的过程，改革需要大家的支持，而改革也要关心下岗职工，并表示政府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解决失业问题。

02年3月8日，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荣融谈到下岗时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所预期的。。。这个影响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认为“社区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这是政府要做的。”

李荣融透露着一种无奈，只能把困难推托于民营企业，又推托于社区。但是他的09

名言却在质疑他本人，是否真正认识无奈？是否能够走出无奈？

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则更深刻却也微妙一些，08年11月13日做客强国论坛，他提出“待富者”理论。他说，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

另外一个专家型的人物何祚庥并没有厉以宁教授的虚伪――因为现代中国社会，何来“机会的均等”，又何来“都在改革中受益”？谈到矿难，有采访者询问何祚庥：“他们（矿工）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何祚庥答曰：“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是一类悲壮的无奈。

对于中国工人的命运，精英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这个精英自问自答：“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厉以宁教授优裕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精英思想家，而不是李荣融类的执行者。他作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定政策的参与者，他当然有权力嘲弄无奈，要不就显示不了他的学识。

有网友评论，“厉教授面对中国的穷人阶层时有一种凌迟的快感，他比任何一个富商更恣意更痛快地强奸着中国穷人。”

厉教授的态度确实是很惊人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中来看，似乎也符合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感觉，例如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评论，或者是明末、清代部份仕大夫对李自成起义的评论。这是一种仇恨――一种渲泻性的仇恨。因为你看不到他的无奈之感，更多的则是一种意滿志得的潇洒。

厉教授居于摇动羽毛扇、语带戏弄的位置，何祚庥就直面无奈了，而大有国际政治背景的茅于栻就直率多了――他想化无奈于合理。

真正能够道出这一群人心态的是茅于栻。茅于栻揭开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种种伪装，点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强调需求和效用。也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返回重商主义。

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点，所谓反“大锅饭”、“国退民进”、“下岗”等理论都是它的延伸；所谓欠薪、低薪、反《劳动法》等等，都是它的产物。

试问，当劳动失去价值，给你的职业难道不是一种恩赐？你又何必说三道四？ 其实，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现代中国很有市场，例如关于通钢事件的大量报道中就很难看到关于劳动价值的评说。在人口众多的现代中国，劳动力的低廉，劳动力的买方市场确实为劳动价值的否定提供了客观的环境；而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社会大众中激发的强烈的强国热情，又为种种自我牺牲的倡导提供了思想基础。于是一种缺乏社会人文特性的，掩盖掠夺与剥削的理论以数理的――科学的的形态在社会出现，人们在承受它的种种伤害的时候，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应该经历这些磨难――好象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虽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无奈，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类假象。一个合理的社会必须承认劳动价值说，也就是承认个人的劳动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社会是由人构成的，

告知，跻身其间的1330名中国富豪里，已有49人“发生变故”，19人获刑入狱或等候宣判。因此，胡润排行榜也被戏称为“倒霉富豪榜”或“杀猪榜”。（8月29日《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评论员评论：

“如果你生财有道守法经营，胡润百富榜不是展示你的最好光荣榜吗？如果你不去巧取豪夺为富不仁，有可能成为‘靶子’吗？显然，是富豪自己‘杀’了自己。怨天尤人，只会徒添笑料。”

―― 大约是该生昧于致富了。

建龙之路并不是一条实业之路，中国的私企，很难摆脱红顶商人的命运，得也权势，失也权势。

例如，初起，以建龙的身份和规模，要取得银行的贷款很难，如果没有足够的官场机心，建龙寸步难行。后来建龙企图建设适宜于大型钢铁企业的宁波北仑深水港，又企图建设小宝钢，都是迎合宁波市政府的需求的。但是2004年3月，江苏铁本事发，殃及池鱼。铁本老板戴国芳在常州市看守所羁押四年，建龙项目完成80%时，也遭到宏观调控的重拳打击。小官之上有大官，自古官场难测。

建龙的图谋并没有在中国的南方得逞，《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说，“2009年，建龙董事长张志祥遭遇的第一次重挫，不是在通化，而是千里之外的宁波。年初，张志祥与其他民企股东一道，彻底退出其苦心经营数年的‘样板工程’——宁波钢铁(原宁波建龙)。”前些年，宁波钢铁与南钢、杭钢等国企都有过关系，但是最后悻悻然而去。 退出宁钢后，张志祥转战东北，当然，对他搞实业的愿望已经大可怀疑。汤武张罗，祝之四方；张志祥转战东北，其心亦惶惶也。

《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很研究了一些张志祥们的心态：

1、《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记录：“一位知情者向本刊透露,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建龙，如同一只窥伺国企发展的豺狼，寻找那些处于衰落状态的企业，随时猛扑过去。 2、《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认为：“十年中，建龙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参与国企改制的方法，如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

张志祥们在挫折之后，已经深刻明白利用官僚体制的荫庇，在权力的角逐中获得利益的必要性。例如建龙收购效益颇好宽城铁矿，矿长苑占永不久后即辞去公职到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公司成为高管。建龙收购此矿花了不到一个亿，传说却出资几千万帮宽城县盖了政府大楼。

3、《中国企业家》的记者们评论：建龙的实业方式是“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等等。”

从建龙自身的管理方式看，只是采用了中钢理念中的“铁的纪律”，对于“爱的教育”就言不由衷了。“铁的纪律”与“重金投入”同步，构成建龙急功近利的文化特色。 其实，对于宁波建龙，笔者并不陌生，因为《反封建论》有一个姐妹篇，就是描述南京钢铁厂改制后，《反封建论》中提到的那个企业面临相同的命运，以及工人们的反应。

直到现在，笔者还能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些企业其实并不想经营钢铁行业，他们收购南钢，先裁员，后把优质资产和不良资产分离，把企业打造成型后再拍卖。正如一句话：“空手脱白狼。”

必须承认，不管面对的是什么，建龙进入通钢的行为，是一类掠夺心态引导下的行为。现代中国舆论进步了，于是有了《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企业家》、《财经》等等刊物的记者们的采访，使得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深入的思考的可能。

一种不信任、不确定的心态和捞一把就走的思维：

其实不只是铁本和建龙，现代中国的私企和台企其实都有依赖权力，又不相信权力；贿赂官方，又不信任官方承诺的的特点。这是中国从封建体制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满清时代出现过的典型的红顶子商人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可能形成恶劣的社会思维定式，个人财富的积累与个人的差异、利己两个特性相关，而个人的差异――智慧的差异仅仅表现为依附、捧迎权力的能力；利己的合理性也就摧毁了一切道德的堤防，有了歇斯底里的冲动，如同杭州闹市的飙车族。 其实，这种心态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纸业女首富”、亚洲最大的纸业企业玖龙纸业的女创始人张茵，在08政协中的发言已经有所申述，她说：

“税率太高会吓跑富人”、“建议为月收入10万元者减税”。

继她之后，富裕阶层纷纷出来表态。例如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娃哈哈的宗庆后等等，中国“富人们”终于成为外媒眼中的“中国两会热点新闻”。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及其公司其他高管公开他们的高薪，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按照一个农民工年收入2万元计算，马明哲6616万元的年薪，相当于3300多名农民工的年收入。 马明哲们为什么要挑战中国人不露富的文化传统？难道他不怕五千年间一直持续不断的盗砳们上门吗？难道他就不怕再来一个毛泽东领导穷棒子的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他就不知道中国穷棒子尚以十多亿计？

马明哲们的坦诚就是希望赢得社会的承认，或者是在亿万口唾沫之后能够死皮赖脸地挺住了。而其帮闲则是希望能够因此有了一个“石敢当”，为还有的、或是后来的暴富们者造一扇挡风的墙。不过总感觉，这一群人只是在导演二千多年前秦朝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闹剧。

笔者读过巴黎公社时代工人们的诗篇，其情调与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具有同样的旋律。这是一个困苦而又无奈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官僚权贵们，精英奸商们正在创造这样的一个时代。

四、人类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行为中的共性与个性：

笔者深信，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正义之火不灭，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主题永恒。 海涅的诗：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生活于1797-1856年，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交替的时期，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中他写到 ：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泪痕，他们坐在织机旁切齿痛恨；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殓布，我们织进了三重咒诅 ――我们在织，我们在织！。。。 巴黎起义：

1871年3月15日，法国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梯也尔政府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国民自卫军251个营队的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 ，3月18日发动武装起义，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3月28日正式成立巴黎公社。

在资产阶级控制的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巴黎公社坚持斗争了72天。梯也尔政府的凡尔赛军对巴黎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

通铁工人运动：

2009年7月24日，在中国吉林省通化钢铁厂，中国工人群起反抗资本家和工贼的掠夺。。。。

工人运动即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个性。 所谓共性：

共性存在于社会演变自身，它阐发一个个人、团体、政党都无法改变的主题：人类自身解放的寻求是永恒的。

正如马克思所言：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是来自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强调“自然的发展阶段”的不可改变性，对于社会演变的认识，如果不能从“自然的发展阶段”的角度予以分析和理解，也就不能不陷于谬误。

马克思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仍然是“自然历史过程”，它即不能被改变，更不能被制作，除了认识和抉择以避免盲目和歧途，其它的并没有意义。

不仅仅是马克思，从东方的理学到西方的哲学，整个第二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潮都基于自然法则—它的最肤浅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摆脱神权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而它最为本质的思想是关于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主题。

于是恩格斯说：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

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因此，通钢工人运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现代社会主义者关注的火花点。 所谓个性：

个性即是区域文化的，也是时代的。

任何一种冲动，无论它是否理智，都可能走到它自身的反面，笔者用大跨越来说明中国现代伟大的崛起，用“空白”、“缺陷”和“无奈”来说明崛起中的存在的问题。从现代中国的社会整体而言，通化事件是一个错误理论所引发而产生的事件，是可以克服的；从个体事件而言，却具有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表现出的共同特性。 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李荣隆的大倒退模式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薄熙来模式，都只是一类尝试，它在寻求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在善德之下保持稳定、持续发展的模式——当然，能够高速发展就更好了。

准确地说，文革是对大跃进的整顿，因为毛泽东显然发现了旧官僚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阻碍；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反腐打黑，也是对现代官匪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阻遏。薄熙来模式在局部发生，即体现了执政者的意识，也体现了执政者的谨慎。人民祈盼薄熙来的成功，这个社会实在经受不了左左右右的折腾了。

个性是现实社会的意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薄熙来；无论是整体的中国，还是局部的重庆，都无法摆脱现实社会意识的约束。即使是现在，这种约束力也是巨大的，并不只是陈国君、张志祥，还有宏大的国资委，还有业已进入中枢政治层面的所谓经济学理论。 遏制官僚权贵，建立社会契约，还社会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劳资和谐，社会和谐的路径。这一点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文化问题，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对张志祥们，还是对于通钢的工人们，心态的修复是文化的建设。非不可为，是今人不为也。官僚权贵们，愿意放下你们的特权吗？

笔者相信，人类自身寻求解放的意志是不可阻遏的，任何约束终将解除。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第三节、斯隆模式的启示。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

此言一出，扫尽笼罩在社会主义意识上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以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的特性为基点，所有的理论都不能不重新界定自己的取向，或者说，它指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标准。

邓小平之说含有两层互为的意思，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多元而共富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从“良序”的社会进入“多元”的社会，它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学上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发展过程的指向。

现代中国面对的现实课题，重要的是如何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和文化层面，实现本质性的进步，抛弃庸俗唯物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文化的产物：犹太文化和欧洲文化。前者予以革命性，后者予以实践性。只有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主要地产生了欧洲式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就是彻底抛弃落后自闭的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而返回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本身。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具有根本性对立的特性，在老子、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找到许多共同点，尤其是老子、孔子学说对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理论产生过重要性的影响。这种联系是一类良性的联系，近代主流中国社会从来不拒绝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产生了两代超级大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学习。如同马克思对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来自落后的德国的伯恩施坦看到英国的感慨，现代中国人到了美国也一样有了看到光明的感觉。

把通用汽车模式与陈国君模式相比较，即源于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也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斯隆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

通用汽车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体现于斯隆模式。

斯隆模式是美国企业家斯隆于1923年创立和实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模式。它直接决定了通用汽车公司指数型的成长速度、良好的盈利状况及其在产业领域里逐渐取得的主导地位。探讨斯隆模式，感受一类与良性社会保持一致性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

比较于斯隆模式，陈国君的企业管理模式，或曰苏南模式，或曰台湾的大陆模式，是一类掠夺型的模式。内涵一种不信任、不稳定的外来者心态，是一类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想法。陈国君模式，即使与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粗放型的管理模式相比较，也具有野蛮落后的性质，如果与斯隆模式相比较，却又有三代差，或者说，它几乎处于原始状态。 如果能够结束陈国君的“中钢模式”，然后完成粗放型模式的实践，也许能够和美国式19世纪的模式相衔接，也就是实现保罗－克鲁格曼的建议，进入依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创造“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

19世纪的30年代，西方社会，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美国面临席卷所有的经济大危机，美国社会的生命力体现于，美国的观念在改变的，在实践上产生了斯隆模式，而在理论上，产生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笔者已经进入罗尔斯的《正义论》思考，对于斯隆模式的认识也就乐在其中了。

美国的观念在改变表现于： 1、从知识型向专业型转变：

1895年，当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们赋于时代一个理念：“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运营公司的头脑”（《里程碑》）。但是，到了20世纪初页，整个汽车产业，尤其是通用汽车公司，公司首脑们认为，只有那些真正和汽车底盘、刹车打过交道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汽车人，例如创建凯迪拉克的亨利－莱兰、创建道奇公司的道奇兄

弟和创建克莱斯勒公司的沃尔特－克莱斯勒。

在这里个人的兴趣被引导向实业，人的潜能得到尽量的挖掘。虽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的学习，使斯隆的思维“如同工程设计一般具有缜密的逻辑条理性。”斯隆本身却“是靠自我学习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管理者。”

向专业型的转变是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生产力的解放，人才并不局限于文凭，个人的兴趣才是真正的老师和创造的动力。在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意识到，我们现代的生产力的开发水平与美国的生产力的开发水平有近百年的差距。

吉林国资委为什么不愿意把通钢交给通钢的员工，而宁可交给外来的私有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对生产力的开发在意识上的缺陷――因为他们认为通钢员工是愚昧的，却看不到通钢员工是专业的――如果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脉，将迸发最大的专业热情。

遏制三万多人的职业热情，而信任一些特高课型的人物，这是封建官僚的属性。 2、从发明型向管理型的转变

在斯隆出现前的美国，获得巨大私人财富的惟一途径是发明新的产品或首创新的工作程序。美国早期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和革新者，诸如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电气大王托马斯－爱迪生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到了斯隆时代，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的动力了。

当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写道：斯隆“绝非一个自谦的人物，他对自己在美国经济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充满信心。”

正是“充满信心”的斯隆把“管理”推上王者的位置。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主体内容是向国外先进科技学习和模仿，现在只不过刚刚站在发明的门槛上，因此有了克鲁格曼的警示与劝戒。在管理上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不过陈国君模式的管理与斯隆模式的管理有质的差别，是野蛮与文明的对白，是匪性与人性的判别。

3、斯隆管理模式的要素：

1）事实和数据既是做出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惟一的决定因素； 2）公司应该鼓励分歧和不同观念的出现； 3）成立委员会以集中控制公司的分权体系； 4）要任人唯贤而绝非任人唯亲；

5）出现不同意见时，公司总裁或首席执行官拥有最后决定权。 斯隆模式充分显现人文特性：

其中“1”，斯隆对于依靠直觉做出决策的方式不满，也映衬出中国式的“拍脑袋”决策的荒唐；

其中“2”，这是美国自由主义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的家长式的管理而言，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中“3”、“5”，是对权力的运用，在企业运营领域中建立起职权线，即管理人员权限之间的关系，同时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不过，在中国文化中难觅其踪迹，所有的，也

无非说说而已。

其中“4”， 斯隆对于任人唯亲的专制管理体系不满。但是在中国即便最有肚量的人也做不到，因为它充满了轻视、怜悯和背叛――对于一个缺少自我约束的社会，总是如此。 应该说，从管理的角度，斯隆提出的模式条理清晰、极具说服力，它为通用汽车集团提供一个组织架构方案。

4、斯隆模式的本质：

斯隆模式实质上是基督教信仰在企业文化中的揭示，斯隆本身就是一个大慈善家。斯隆善行：

1）斯隆基金会成立于1934年，它的慈善事业范围涉及科学、经济、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到2003年年末，斯隆基金会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3亿美元。

2）斯隆于1946年出资建立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研究中心，该中心为世界顶级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之一；

3）斯隆出资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著名的斯隆管理学院；

4）由斯隆资助成立的、位于福林特的斯隆博物馆，是密歇根州历史上划时代的汽车和区域历史的中心。

5、斯隆模式在社会实践中： 1）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2）通过厂商广告和改善公共关系建立一个积极的公司形象； 3）通过海外生产或出口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4）实行多元化经营，形成除公司核心产品及服务以外的辅助业务。

斯隆的理念与20世纪初期汽车市场上的霸主福特公司的管理者福特的理念有一个巨大的差距，福特有一次声名不佳的评论，他说：

“顾客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汽车颜色，但我只提供黑色T型车。”

福特的独裁观为通用汽车的后来者居上奠定了基础。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6、令人关注的是通用文化中的劳资融合的文化：

斯隆时代的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高报酬、高福利的企业，工会的因素总是能够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之一，这一切都被后来的无能者认为是认为是拖垮通用汽车的罪证，可是另外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通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企业的意义在于人，这一点在美国企业文化的演变中充分的证明。

斯隆时代的高报酬、高福利：

1）人员结构成本，员工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在，通用公司成本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使每辆车的包含1783美元的医疗福利费用成本，2008年这项成本将增至1904美元。让后来的CEO瓦格纳觉得“不堪重负。”

2）公司为社会分担更多的责任，提供多且好的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甚至超出了企业能力。在工厂因故停业期间，必须付给工人几乎全额工资；

3）工人的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这些公司不能无限期地关闭工厂。同时规定在合同谈判中，所有的变动都必须保护正在失业的工人们的巨大利益。 斯隆之后，斯隆理念支配了九任CEO，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上世纪中叶的石油危机，还是日本汽车的挑战。在斯隆理念支配下，通用建立和巩固了世界汽车行业中的霸主地位。

二、瓦格纳的反证：

进入瓦格纳主政时期，2005年通用亏损，2008年让霸主地位于日本丰田，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

瓦格纳也许精力充沛，但是绝对不是一个高明者，尽管他表现得比中国的那些高管或国资委们要文明得多。09年3月30日，通用汽车换帅，韩德胜取代瓦格纳出任首席执行官，瓦格纳的下台是合理的。我们因此见证了瓦格纳的反动和斯隆模式的正确。 瓦格纳失败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他无法维持前任的责任，他致力于两项企图强化企业管理制度却同时又伤害工人利益的行动：

1、学习丰田精益生产方式；

学习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成为瓦格纳时期通用的必修课，他企图通过学习丰田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

丰田在推行精益生产方式的时候，遭遇到了丰田工人强大的阻力，保时捷在学习丰田方式的时候，甚至发生德国工人与日本教官之间大打出手的恶性事件。

通用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唯我独尊的文化会对外来文化有天生的抵御惯性，但是瓦格纳的通用却企图因之改变自己的困境。作家威廉－荷斯坦说明了通用人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理，他说：“鲁兹还在克莱斯勒的时候，就常常听瓦格纳苦恼地讲，那些更小更快的汽车制造商总是能战胜那些又大又慢的汽车制造商。”瓦格纳的苦恼来源于对文化惯性上的不理解。

2、与工会在退休金等方面进行谈判。

瓦格纳与工会在降低退休金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1）2005年10月，瓦格纳与工会领导人就减少通用的医疗保健支出达成了一项协议，将通用医疗保健支出每年削减30亿美元；2007年，通用与工会又达成协议，在通用10多年时间内转移55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成本到雇员互助会后，医疗保健费用的支付就转移到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那里，最终，通用将完全摆脱医疗保健业务。通用一般每年都会在医疗保健支出上支付70多亿美元，7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通用全球的工程技术预算。 2）买断了大量员工的工龄，将通用的在职员工削减了35000人。瓦格纳为此而兴奋，“从05年下半年到06年整年，我们使得成本下降了90亿美元，主要是劳动力或者说和劳动力相关方面的成本下降”。

3）通用在工会的同意下，可以雇佣每小时15美元的工人以代替早期签下的每小时28美元的工人、正常离职的工人以及某些项目的特签人员。

放弃斯隆模式的人性化特性，瓦格纳注定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坎坷路径。从2000年起瓦格纳就任通用CEO，到了2005年底瓦格纳就不断面对股东要求他辞职的压力，前后不下十次。尽管在08年年底，瓦格纳表示愿意将年薪从1000多万美元降至1美元，以继续他的工作。但是，对于美国这个社会而言，无须让工人选择暴力，即有正确的信念，也有合适的方式，让一个不合潮流的人物黯然退出。

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

有一篇介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文章这样描述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思想演变及其主张。

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当过学徒、职员、私人秘书和报纸主编，成了国会议员，也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家。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知道一个工人儿子的成长历程是完全必要的，它与这样的一些问题相关：

为什么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权威理论的赋予，只能从社会的自然属性中明白工人使命的合理性和它内涵的意义。

伯恩施坦生存于1850—1932年，这是一个欧洲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对于稍为落后的德国而言。从1901—1928年是伯恩施坦政治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德国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对于近代人类社会大变革，中国更是一个落后者。如果1901—1928年的德国，还能够容忍伯恩施坦这样政治、思想家的存在，而中国式的容忍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思想和言论尚未达到自由的程度。但是，这种比较――实在不忍往后走了，以免让人心灰意冷。

伯恩施坦首先是拉萨尔主义者，拉萨尔主义主张：

第一，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的“专政”，主张改良国家政治，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让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实现全社会的权利平等；

第二，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在于雇佣劳动，而在于分配的方式。 187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只成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而应该是“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伯恩施坦成为费边主义者：

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当其时，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比德国要先进得多，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降低了，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有效的提高。

在英国伯恩施坦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的景象，于是充满热情地关注费边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主张渐进性社会主义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与

和平的变革之路。

1899年2月，伯恩施坦以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面的修正，并系统地整理成书出版，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施坦在书中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民主”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

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

他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他写到：“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在于通过积极的行动推动它的发展，以此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他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模式，而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最终阶段，它总是在不断进步。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后，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得到了完全的贯彻。我们在斯隆模式中可以看到它深刻 的影子；把伯恩施坦观与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同列，我们能够感觉出，后者是多么贫乏和阴暗，这是现代意识与封建意识的分野。

壶公评论写于09－09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注：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是对“四人帮”之“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

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概括性的表述。（人民网）

第五章：瞻望（结束语）

思考通钢是笔者探讨北京模式的一个附产品。

亡国之际的顾炎武还能够“路远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而我们，是处于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人们。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是顾炎武对于一个古老文明复活的祈求；而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大变局中我们民族的新生，又何必空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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