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具有近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底解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也随之解体，这是当代人类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这一事件已过去十几年了，但它的影响还在历史的显现出来。为什么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自愿结合、曾取得举世瞩目辉煌成就的联盟国家，会忽然分崩离析;为什么一个拥有1500多万党员、曾在国际共运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大党老党会顷刻土崩瓦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统一国家，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同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多民族国家和同将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大党不能不认真思考并高度重视的问题。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什么？怎样才不会重蹈其覆辙？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要对其原因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诸如：经济原因说、政治原因说、军事原因说、民族原因说和历史原因说等多种观点，我认为：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和决定因素是人心的向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一个政权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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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下面我想从”人心向背是苏共兴衰的决定因素”和”苏共是怎样失去了人心？”两个方面对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和教训作些介绍，希望大家来共同分析思考。

一、 人心向背是（俄）苏共兴衰的决定因素 （一）列宁时期（俄）苏的党群关系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三个口号上台的，这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沙皇制度被推翻的直接导火索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俄国有47%的成年男子应征入伍，到1917年约有600多万人在战争中伤亡和被俘，俄国军队总人数950万人，而粮食供给只能勉强满足700万人的需要，俄军士兵不仅每天要面对死亡，而且连饭也吃不饱，反战情绪十分强烈，他们要求和平。

服役士兵中2/3是强征来的农民，战争使农业劳力缺乏，经济萧条，农民纷纷破产，一贫如洗，连土地和耕牛都被富农牵走，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强烈要求重新分配土地。

战争和经济崩溃使工人和城市居民处境恶化，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饥饿威胁着整个国家，居民们要求给他们面包。

1917年，俄国社会已陷入全面混乱，3月9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群众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们捣毁了警察局，调来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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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向群众开枪，12日工人和士兵联手攻下了军火库，取出了枪支武装工人、市民，罗曼诺夫王朝被群众的二月（俄历）革命推翻。

但是由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成的临时政府再次让民众失望，他们不肯退出战争，不肯重新分配土地，用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来压制人民的所谓”狭隘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反映群众最基本、最迫切要求的 “和平、土地、面包 “的口号，因而赢得了人心。下面的两个 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仅1万多人，在诸多党派中属少数，但到十月革命时增加到30多万人，短短的8个月时间，增加了近30倍，新党员中绝大部分是工农群众和普通士兵，主要由少数知识精英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十月革命前的杜马选举中，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的士兵中为61%；在波罗的海舰队中占57.5%；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卫戍部队中分别是79.2%和79.5%。就是说，在全俄这两个最大的城市中，每5个士兵中就有4个布尔什克的拥护者。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象样的武装，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只要临时政府派出500人的军队就可以直捣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那么历史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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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但是众叛亲离的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片中有这样一些场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临时政府的总司令克伦斯基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没有调到一兵一卒，连突击营、巴甫洛夫斯基炮兵部队和彼得戈夫准尉学校的学员等几支亲信部队也拒不从命，按兵不动。他又下令征集汽车，一辆也未调到。因此，当起义部队和倒戈士兵在”乌拉”声中潮水般涌进冬宫，只有少数士官生做了一些无谓的抵抗。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胜利来得太容易了，是不是在演戏，不是，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是民心、是人民聚集已久的伟力，将布尔什维克党推向了历史舞台，放到了执政位置。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列宁十分警惕执政党和革命领袖脱离群众的问题，他反复告诫全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共产党最大的优势莫过于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的根本利益冲突。作为执政党的党员，不仅没有任何”分肥”的机会，反而要为人民的利益作出更大的牺牲。

1919年，国内反动势力发动叛乱，国外帝国主义进逼，妄图一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参军参战，在给上前线的党员发的一本小册子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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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只给他一项权力——最先为革命而战！”。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实践了自己诺言。俄国內战时期经济再度陷于瘫痪，7000多公里铁路被破坏不能使用，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4，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到1921年春季，城市军民每人每天仅能领到100克面包。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此埋怨和离开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抛弃苏维埃，全俄上下都洋溢一种团结、昂扬、乐观的革命气氛。革命领袖同工农兵群众一起，参加没有任何报酬的星期天义务劳动，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一定是党团员冲在前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和影视片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我们熟悉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当时一代年青党团员的缩影。人民和布尔什维克党一道硬是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白匪军和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人民不是只知道要“和平、土地和面包”，因为他们看到和认定；只有布尔什维党能毫不利己，一心一意地为他们谋利益，捍卫布尔什维克，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列宁时期是苏共党历史上党群关系最好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袖的率先垂范。列宁首创了亲自接待群众的来访制度和信访制度，他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都能在那里见到他。他还十分注意深入基层和群众，他的足迹踏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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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莫斯科所有的重要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到1922年底的4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列宁在莫斯科一地就演讲了251次，多时一天就向工人和市民发表演讲4——5次。当那些饥肠辘辘，穿着破衣烂衫的工人和市民看到面容消瘦，同样穿着破旧衣服而又乐观和激情洋溢的列宁，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交流和解答他们的问题时，大家都感到莫明地振奋，竟忘记了饥饿和劳累。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最能说明当时的革命领袖与群众的的关系。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发表演讲，被刺客刺伤，愤怒得发疯的工人差点当场把那个女刺客（卡普兰）撕成碎片。列宁住院疗伤，那些忍着饥饿，衣衫单薄的工人和市民，在寒风中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的病情公告，每当听到列宁的病情有一点好转，就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着就是当时党群关系、革命领袖与劳苦大众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得以巩固。

这一时期党群关系的特点是：同心同德、水乳交融。 列宁的因伤早逝，是布尔什维克当的巨大损失，也使俄罗斯劳苦大众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党群关系

內战结束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工作重心从依靠群众夺取政权和发动群众赢得战争的胜利转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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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地位变了，工作任务变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似乎没有革命战争时期那样直接和明显，而权力的作用似乎显得日益重要，而且由于列宁时期打下的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的权力的运用也似乎得心应手。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层群众观念逐渐淡薄而权力意识日益膨胀。这里讲两件事：

从1929年斯大林确立领袖地位到1954年他因病去世，共领导苏联25年，但他最后一次视察农村却是在其确立领导地位前的1928年1月，当时是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此后在他执政的26年时间里，他没有到农村搞过一次调研或视察，激烈而残酷的党内斗争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使他胆颤心惊，防范极严。不要说普通群众，连党的高层领导也难得一见，他主要通过听少数亲信的汇报来做指示和决定，与群众由隔离到隔阂由此可见。

第二件就是令世人震惊，被西方称为”红色恐怖”而让当代苏联人谈起色变的”大清洗”，关于”大清洗”的详细情况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就不介绍。”大清洗”使苏联的党內关系和党群关系受到严重伤害。

斯大林时期的党群关系在特殊情况和特殊历史条件下也有迅速好转的黄金时期。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五个月便深入苏联腹地1000多公里，占领苏联国土150多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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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苏联战前人口的40%，工业总产值的2/3，铁路里程的41%沦落敌手。德军先头部队仅距莫斯科20公里，希特勒曾乐观地估计。冬季前可结束苏联战事。大敌当前，苏联军民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当时影响最大和最惨烈有两场保卫战，一是莫斯科保卫战，一是列宁格勒保卫战。 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第一个冬春就有十多万城市居民穿上军装投入战斗，每天都有数十万居民和军队一起构筑工事，他们用双手和最简单的工具，挖掘和修造了数百英里长的战壕和反坦克壕，在敌军严密封锁，敌机狂轰滥炸、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工人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制造出一千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一万多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往近在咫尺的火线。在被围困的900多个日夜里，城里几度弹尽粮绝，粮食吃光了、动物吃光了，最后连老鼠也吃光了。老人把找到的一点可以吃的东西留给孩子，自己饿死了；孩子也不肯吃把它留给守城的人，自己也饿死了。但没有人停止战斗，更没有人投降。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补上来;男人们倒下了，女人们补上去；青壮年倒下了，老人和孩子们补上来。当徳军仓惶撤退，反攻的苏军到达城下时，城里的人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举起欢迎的旗帜。这场 保卫战中列宁格勒居民死伤近2/3，普京总统的两个哥哥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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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俄罗斯大地有两句振奋人心的口号，一句是”一切为了前线”，在这个口号下党的领袖、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与士兵、居民同生死、共甘苦，相濡以沫。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起来，人们恍惚又回到了党群关系水乳交融的列宁时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再一次崩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党成为一种促进团结的力量。第二个口号是”共产党员前进!”，每场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早牺牲的也是党团员，以至于在当时的苏联红军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每次大的战役过后党员人数锐减，支部变成小组，有的连队党员都牺牲了，但马上有更多的人申请入党，所谓的”火线入党”即由此而来。即使那些在”大清洗”中失去了亲人的人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卫国战争，很少听到有人叛国投敌。我国人民熟悉的青年英雄卓亚和舒拉的父亲就是在”大清洗”中被害的，但他们的母亲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双儿女送上了前线。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在卫国战争中苏联共有916万红军战士和1740多万居民牺牲，成年男子减少了60%。

苏联卫国战争是苏联的国难，但同时也给已经开始恶化的党群关系一次很好的修补，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流露出了对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挚的热爱和深深地眷恋；表现出了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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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的博大胸怀。然而可惜的是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共产党没有将这种党群关系保持和发展下去，反而变本加厉做了许多损害群众根本利益的事，苏共与苏联大众越行越远。

这一时期苏联党群关系的特点：由隔离到隔阂。 （三）后苏联时期的党群关系

后苏联时期的党群关系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这组数字反映了当时群众对苏共的看法和当时苏联的党群关系。

叶利钦的沉浮也佷能说明当时的人心向背。1989年3月26日苏联举行人民代表选举，撤消了党内职务的叶利欣在莫斯科参选，并以89.4%的压倒多数击败对手——苏共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利哈乔夫汽车厂总经理布拉科夫当选为人民代表。我们知道，叶利欣早在1987年就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受到苏共的公开批评，被撤销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并逐出苏共政治局，降职担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正部级）。苏共并未安排他去参选，而身为苏共党员的叶利欣公然与党对抗，违反党纪政纪参选，竟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1991年6月12日，他在宣布退党和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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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反社会主义后，又以60%以上的选票当选俄罗斯总统。当时苏联的党群关系和群众心理可以用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穆尔扎的一句话来描述：”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已经酝酿成熟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所以人们认定反共的、苏联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欣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实际上从1985年以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即：在媒体、在公开场合，抨击、谴责、甚至谩骂共产党，嘲笑、讽刺和丑化共产党的领袖和领导已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到处都得到人们的喝彩与赞扬。就是苏共把持的媒体在为其辩护时也底气不足，连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都不敢公开站在党的立场说话，出来维护党的利益和形象，而只是频频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夹在苏共与反对派之间充当和事佬和调停人，在反对派的紧逼下步步退让，苏联共产党已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1991年8月19日，叶利欣和戈尔巴乔夫都在乡间别墅休假，以苏联副总统亚拉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对外称总统有病不能履行职责），并派出克格勃最精锐的反恐怖特别部队“阿尔法”小分队去突击休假地，逮捕叶利欣。但是除组长一人外，全体成员都拒绝执行命令，眼睁睁地看着叶利欣的车队大摆大摇的进入俄罗斯的议会大厦（白宫）。亚纳耶夫又派部队去攻打”白宫”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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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部队到达后都按兵不动，甚至倒戈，许多坦克掉转炮口，叶利欣竟登上坦克，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幅照片。事后，国内外许多同情苏共的人士批评事变的发动者“优柔寡断”，是“秀才造反”、“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这真是“冤枉”了他们，其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都是经验丰富，处理过许多紧急情况的行家、里手。但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他们能做什么呢？当时苏共、苏联领导人所发布的命令无论在党內、军内、还是政府内都已无人执行，仅两天时间，事变失败，挽救苏共、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努力流产。

8月23日叶利欣发布禁共令，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接受解散，只是要求再开一次全会予以确认，但这点要求叶利欣也不答应。于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1500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解散了。这年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又被迫宣布停止执行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宣布解体。

苏共被迫解散后，苏共的4228栋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的银行存款被俄罗斯当局查封。俄罗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或解散、或被禁止活动、或更名为社会党。奇怪的是无论是当时的媒体还是现已解禁的历史档案，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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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查封苏共机关和党产、取缔共产党时遇到党的各级组织抵抗的记载，也没有发现有工人、农民、士兵和共产党员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州委或抗议和示威游行活动的记载。而当时几乎每10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苏共党员，仅莫斯科一地，参加过卫国战争的红军老兵就有130多万人。以往每当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面临危机时，都有千百万人挺身而出，而今到了亡党亡国的紧要关头，当年没有因恐怖和饥饿而离开党的人民群众在哪里？在生死考验面前奋不顾身的党团员在哪里？无往不胜的红军又在哪里呢？苏共解散时的情景比十月革命前的临时政府，比历代封建王朝垮台时的情景还要凄惨，用“树倒猢孙散”还不足以比喻，真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切别无解释，问题的答案只有从苏共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苏联党群关系的特点是：对立、对抗。

二、苏共是怎样失去了人心？

江泽民同志指出：“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造成的”。苏共党的领导者推行些什么“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以致于“严重脱离群众”而“失去人心”呢？我把它归纳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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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 （一）、经济上的“轻民”政策

“轻民”就是不注重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在： 1、所有制上的重“国”轻“民”

苏共历任领导人都存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超前的错误认识。

列宁讲过：“现在已经50多岁的这一代人是不可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左右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他又宣布苏联进入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赫鲁晓夫更急，1959年他提出苏联已进入了“全国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苏共22大上他又提出“要在20年内（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赫鲁晓夫的设想上稍为后退了一步，将社会主义分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仍然认为他执政时期苏联已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这种理论上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经济政策上的两个重要失误：一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上强行推行国有制，消灭民营和私有经济，到193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全苏固定资产的90%，生产资料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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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为国有；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上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结果是企业和劳动者成了执行计划的工具，资源、劳动、劳动成果相分离，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扼杀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意识和主 2、经济结构上的重“重”轻“轻”

苏共领导人在苏联工业化完成以后仍然突出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苏联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关系一直严重失衡，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75.3%，（86年数，同期美国占65%），农轻重的比例为2：2：6（同期美国为2.5：2.5：5）。特别是冷战后期，为与美国争霸，苏联经济逐渐军事化，其工业产量的1/5，其中机器制造业和冶金业产量的1/3都用于军事方面。在每7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在军工企业或从事与军事相关的工作。军事工业还垄断了全苏最主要的科技力量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由于人为封锁和缺乏市场机制，军事技术难以向民用技术转化，极大地限制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食品和民用品长期匱乏。

3、再分配结构上的重“积累”轻“消费”“

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40%，而争夺世界霸权和军事优势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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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翁精神，使经济发展丧失了原动力。

只有不断提高积累率。长期以来苏联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27%—28%之间，最高年份达到30%。1965—1981的16年间苏联军事开支竟占到联盟开支的1/3，而人们的收入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由于急剧的通货膨胀不断下降。

重“重”轻“轻”使人们有钱买不到东西，而重“积累”轻“消费”又使人们无钱买东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崩溃的奥匈帝国分离出来的，1937年两国的年人均收入分别是：190美元和170美元，捷克斯洛伐克略高于奥地利，而到1990年奥地利的人均收入达到20215美元而捷克仅为2100美元，相差了近10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相比也大体如此。长此以往，生活水平的差距慢慢地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折射为社会制度的差距，人们就越来越趋向认为：要过上好日子只有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并积怨和迁怒于推行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党。

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但仅此一点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忍饥挨饿，甚至流血牺牲也要跟共产党走，誓死捍卫苏维埃政权呢？使苏共失尽人心的还有非经济的原因。 (二)政治上的“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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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民”就是剥夺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权力，搞少数人的所谓“精英政治”。 1、高度集权和个人专制

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活动和组织原则，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统一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这些原则在以后历次通过的苏共党章中都予以了保留。它表明：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共产党不允许个人集权和独裁专制。

苏共执政后的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初期，虽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与专政问题也存在一些极“左”的认识和行为，但党內民主比较正常，社会环境也相对宽容（黄药眠先生回忆—巴甫洛夫），党的重大决策和决定都基本通过集体讨论、激烈争论甚至党内斗争，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最后形成。

在权力构架上，十月革命后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相当于秘书长）、托洛茨基任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三权分离（俗称“三架马车”），最后又服从和统一于党的集体决定。从苏共党只设总书记、总书记的名称含义及其当时的职责范围可以看出：苏联共党没有党首、党魁和党的领袖，他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但是由于列宁时期党內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及其民主气氛的形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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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列宁崇高的党性、良好的民主素养和人格魅力，没有形成具体的党内制度和严格的党的纪律，而他的同事们又都缺乏象他这样的个人民主素养和足够的影响力，于是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民主就出了问题。

熟悉苏共历史的同志知道，列宁病重期间口述了部分日记，这就是著名的《列宁遗嘱》，由他的遗孀克鲁普·斯卡亚转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信中准确、客观地对当时苏共的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作了评价，特别是尖锐地、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和不足。其中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批评尤为严厉，列宁指出：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倾向，喜欢搞行政命令”，说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同时他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让其他更适合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遗憾的是，列宁的警告为时已晚，遗嘱没有按列宁的意思传达到苏共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而是按在遗嘱中受到列宁批评的几位领导的意思，只在中央全会上作了传达。斯大林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作了十分诚恳和深刻的检查与反省，得到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谅解而继续留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他利用总书记的职权顺理成章地延续和推动了列宁在世时就已开展的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而托死不认错，被苏共中央免去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927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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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苏共12大上这位苏共和苏联红军的重要创始人被开除党籍，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斯大林接管了军权。以后他又暗杀了已被驱逐出境，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枪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党内元老和反对派，开始了先后5次，延续20多年的“大清洗”。“大清洗”涉及多少人，有多少人被害，其内幕一直为世人关注，

这里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档案资料做了个分类统计：

领导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员中，除两人被反动派杀害，7人自然死亡，1人失事遇难，其余14人都受到不公正对待或处决；1919年自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的21名委员中，幸存的仅5人（中1人被免职），其余全部被处决；1934年召开的苏共17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因反革命罪被捕，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捕或枪决。清洗中几乎所有的州委书记都被杀害，列宁格勒州党委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被一网打尽，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120人只有3人幸免于难。

军队是清洗的重点，733名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镇压579人，包括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人，5名元帅中的3人，5名一级军团长中的3人。被清洗的.还有：全部10名二级军团长；57名军长中的50人；28名军政委中的25人；64名师政委中的58人；以及456名团长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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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这些清洗都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对苏军战斗力形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当许多德军将领劝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时，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的最优秀部分已被斯大林自己消灭了，其他人暂时还缺乏作战所必需的智慧”。卫国战争初期，红军一再失利，德军长驱

直入，此即重要原因之一。

“大清洗”到底多少人被害，西方媒体包括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有2000多万人，按照最近俄联邦安全部公布的原苏联档案记载有130—150万人，加上波及到的亲友，其影响面起码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8—10%。特别是“大清洗”中大搞“莫须有”、株连亲友，形成了人人自危、十分恐怖的社会气氛，不仅给当代人也给下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不好印象，从此，苏共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所谓民主派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开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渲染“大清洗”的恐怖场面，他们对群众说：“选择苏联共党，就是选择回到你们的家人忽然哪天不能回家的恐怖时代”。“大清洗”留下了苏共垮台的隐患。

“大清洗”后斯大林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党內国内再无政治对手和不同的声音，所以“大清洗”也是苏共集权制和苏共党的性质蜕变的开始。从此，由个人独裁、专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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