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考古学简史

第二节 中国考古学简史

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中国考古学产生相对较晚，而且是随着西学东渐而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但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从比较早的时期开始，不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就对古代遗存，特别是古代文物有着传统的喜好。不过，这些研究古代器物的学问虽然在一定程度了丰富的古代历史的研究，但是最终也没有直接演变为现代考古学。

一、金石学和考古学的传入（1921年以前） （一）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

古人在追寻自己的历史时，很早就开始注意到埋藏于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根据对古器物的收集方式和研究深度，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零星发现和研究阶段（北宋以前时期）

北宋金石学产生之前，人们对地下出土的古器物和古文字资料虽然比较重视，但并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引用他实地调查到的古迹材料。如在《春申君列传》中提到考察春申君故居的情况：“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他也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① [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汉武帝时，曾有人得宝鼎于山西汾水，献于汉武帝，故将此年改元为“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所献宝鼎实际上就是商周时期青铜鼎。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美阳（今武功）得鼎，献之”（《汉书·郊祀志》）。好古文字的张敞对这件“尸臣”鼎铭文进行过考释。

东汉时期，许慎在撰写《说文解字》时，曾注意收录和参考郡国山川出土的钟鼎彝器之上的“前代之古文”。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掘魏王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后经过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和考订，最终整理和编次为《纪年》、《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十几种古书共七十五篇。这些古书被后人统称为《汲冢书》。

北魏时期，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其中对各地的古城、陵墓、寺庙、碑碣以及其他史迹多有记述，许多现在已经损毁不存，其价值甚大。其后，唐代的《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也调查和记载了许多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寺观等遗迹。

综上所述，自两汉以来的，虽然一直有人在零星地调查、收集和研究古代遗存，但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

2．金石学的产生和发展（北宋至民国）

北宋时期，随着史学和书学的发达和拓墨术、印刷术的发明，首先开始了收藏、著录、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风气，从而逐渐形成一门经久不衰的学问—金石学。

金石学，或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他是在没有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订文字资料，以达证经补史的目的。

首开金石学风气的是北宋仁宗时的史学家、经学家刘敞，他将自家收藏的11件古器物，摹写铭文，绘画图像，刻之于石，名为《先秦古器图碑》。①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述》第十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3。

他还在《先秦古器记》中开创了金石著作的体例。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欧阳修完成的《集古录》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专著。该书收录了上千件铜器和石刻，涉及的时代和内容都极其广泛。

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是北宋哲宗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10卷，共收入青铜器、石刻、玉器等古器物234件。也是文献史上第一次出现与当今意义相近的“考古”一词。（插图：《考古图》封面）

徽宗宣和5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王黼编纂），集中了宋代皇室收藏的历代青铜器800余件。每类器物有总说，每件器物有摹绘图、铭文拓本、释文以及尺寸、重量与容量，有的甚至还记述有出土地点和收藏，是宋代金石学发展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流传下来，如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

宋代学者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录古代各种文物，并使之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二是创造了传拓铭文和绘制图像的方法，从而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资料；三是考释和研究，包括对金石的时代和真伪、碑刻文字和内容、对经史记载的修正等；四是确定了一批古代器物的名称，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当然，宋代从皇帝到士大夫阶层对金石学的崇尚，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盗掘古墓的风气。

元明两代，金石学的成就不多。代表性著作有《河欮访古记》、《古玉图》等。前者重视野外考察，拓展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后者专门收录玉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到清代，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受乾嘉学派影响等原因，金石学又重新发展起来，并很快达到其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御撰的《西清古鉴》、《宁寿古鉴》、《西清古鉴续鉴甲编》和《乙编》，收录了清廷的大量藏品，

对古物研究和金石学的迅速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像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和冯云鹓的《金石索》等书，不仅从不

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金石学的发展，并且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插图：《古清古鉴》收录的铜器）

此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从以青铜彝器和石刻为主扩展到造像、画像石、墓志、铜镜、兵符、钱币、玺印、砖瓦、封泥甚至明器等领域，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拓宽。到清代末期，商代甲骨和汉代简牍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罗振玉和王国维是这一时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

据容媛《金石书目录》统计，从北宋到清代乾隆时期的700余年之间，流传下来的金石学著作仅有67种，而乾隆到民国初年200年间，金石学著作的数量就达到了906种之多，可见金石学在清代发展之快。

金石学产生于宋代，鼎盛于清中后期至民国，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与近代考古学相比，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是研究目的不同，金石学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而考古学则力图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历史；其次是研究的对象不同，金石学主要以零星出土和传世的遗物为研究对象，而考古学研究的是各种古代遗存；第三是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是采用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等手段来获取资料，并有专门的研究方法，如地层学和类型学等，而金石学则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考古学不是也不可能从传统的金石学中生长出来。

（二）外国考古学的传入（1895－192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传入，考古学也被介绍到中国。如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在其著述中，都提到过考古学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梁启超在其1900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甚至将汤姆逊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三期论与中国的古史进行过比附。

这一时期，在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大历史背景下，一批外国学者开始到中国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从这些考古工作的性质和涉及的地域，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1．俄、英、瑞典、德、日本、法等国学者在新疆和河西地区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对古遗址（包括城址）、古墓葬和石窟寺的考察和发掘。

受俄国学士院的派遣，D.A.克列缅茨(D.Klementz)率领的探险队于1898-1899年到新疆吐鲁番进行了古代城址的考古发掘。稍后，斯文·赫定（Sevn Hedin）到新疆考察罗布泊(1901年)，意外发现并大规模发掘了楼兰古城遗址，揭开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

英国人A.斯坦因（M.A.Stein）三次(1900－1915年)到西北地区考察，调查和发掘了多处古遗址。他两次到敦煌莫高窟，掠走各类文物1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在西北地区考察并发掘多处遗址(1906-1907年)，期间从敦煌莫高窟掠走劫走大量各种文书和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

模等。 这期间，部分德国、日本、俄国人也多次到西北地区，掠走包括敦煌莫高窟经卷在内的大量各遗址出土的文书、壁画和各种文物。

此外，法国传教士、地质古生物学者桑志华在天津创建北疆博物院(1922年)。桑志华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发现了庆阳、水洞沟、萨拉乌苏等一系列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2．日本学者在东北和台湾地区的考古活动。

1895、1905、1908年，日本第一代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先后三次在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遗址，这是中国境内开展时间最早的近代考古工作①（1902-1903年，鸟居龙藏还赴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过为期7个多月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调查。）。综合三次调查成果的《南满洲调查报告》(日文版)，于1910年在日本出版。后两次调查时，鸟居龙藏还把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延伸到了蒙古草原地区，著名的赤峰红山后遗址就是此时发现的。

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1909年，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发掘了4座积石墓。翌年，即1910年，滨田耕作在同一地点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包括龙山文化白陶在内的一些随葬遗物。同时，还在旅顺刁家屯等地进行汉墓的调查发掘。此后，日本学者在包括内蒙古的东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插图：辽东半岛积石冢）

台湾地区的早期考古工作也是日本人主导进行的。自1896年田中正太郞在台北发现石器开始，不断有人在台湾开展考古调查。据鸟居龙藏统计，至1911年台湾共发现各类遗址169处。

3．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是瑞典地质学家（1874－1960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应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其兴趣逐渐转移到了考古学方面，最终成为著名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家。

安特生于1918年首先发现北京西南郊周口店化石地点，并促成了后来的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21年，安特生先后主持发掘辽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并确立了仰韶文化。这一重要发现，被多数学者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插图：安特在仰韶村）

为了寻找仰韶文化彩陶的来源，安特生赴甘青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马家窑、齐家、辛店、沙井、卡约等一批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古代遗存。之后，安特生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他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论著有《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甘肃考古记》（1925年）、《黄土的儿女》（1934年）、《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等。

安特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他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中国早期历

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由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考古资料本身及当时工作的局限性，他在研究中也出现过一些错误，如支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甘青地区的考古分期也不准确等。不过，他晚年对自己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1921—1949）

关于中国考古学产生前后至1980年之前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1—1931）

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并确立仰韶文化之后，各种考古活动日益活跃，与近代考古学相关联的考古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建立起来。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担任研究室主任。略晚，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科（研究院），李济受聘为该院的人类学讲师。1926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北京合组“东方考古学协会”，后来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该协会解体。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内设考古组，聘李济为组长（插图：李济）。作为中国政府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史语所和考古组主持和引领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随后在北平地质调查所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主导了周口店的多次发掘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同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设立的考古组，也是当时开展田野考古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前述安特生在河南、辽宁、甘肃、青海等地的调查和发掘，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开展起来。

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李济主持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发掘了夏县西阴村遗址(1926年)，在晋南地区首次发现仰韶文化遗存。

1927年起，北平地质调查所开始在北京周口店遗址的进行连续的发掘，

这一工作先后由李捷、步林（B.Bohlin）、杨钟键、裴文中、贾兰坡等主持，发现了著名的北京人遗存。

1927-1928年，“东亚考古学协会”在大连地区先后发掘貔子窝（即单砣子）、高丽寨和牧羊城遗址。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等地开展了以历史时期为主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董作宾到安阳殷墟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此后至1937年抗战爆发，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先后由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和石璋玉等主持，发现了宫殿区和王陵区以及周边的近10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址。（插图：安阳殷墟的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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