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全五讲）

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五讲）

几十年前，为了保卫开放社会，卡尔波普尔将批判的炮火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几十年之后，声称是波普尔学生的索罗斯为了保卫开放社会，却把炮火对准了资本主义。

但那些想把索罗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拉来为社会主义和权威

主义张目的人却失望了，即便索罗斯批判资本主义，也只是认为它不够纯粹，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更糟糕的制度。

2009年 10月 26日至 30日，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共五部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身性理论，以及该理论在金融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并对未来之路做出了自己的见解。按照他的说法，此次的金融危机使他许多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他注意到，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缺陷就表现在反身性，当政客们学会了操纵而不是去理解社会的时候，他们的确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实际上，却损害了开放社会的真谛。

在经济上，他利用反身性原理分析了经济危机的形成，认为此次危机是一次超级大泡沫，是从 70年代以来一次反身性的大爆发。并提出了加强监管。从某种程度上说，索罗斯对金融危机的批判，其离经叛道程度比之克鲁格曼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实际和靠谱。但在索罗斯思想充满了独创性和真理因素的同时，反而是他对于加强监管的呼吁反而显得危险和空洞，缺乏具体的措施。

该系列演讲其中第一讲是历史和原理部分，着重谈到了卡尔波普尔的影响。第二讲是反身性在金融上的应用，以及对于此次超级泡沫的解释。第三讲谈到了开放社会，并谈了两种谬误，启蒙性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对于布什政府的恶评也很有意思。第四讲，则着重谈到了资本主义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以及金融等利益集团对于政治的反身性。第五讲，谈到了现在的局势和未来的走向，并谈到了中国崛起的问题。

这个系列演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了解索罗斯社会、经济、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讲：反身性概论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

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 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 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臵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

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

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臵，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

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脑

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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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 cognitive function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译者）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

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

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自我反身性”。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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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

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

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理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运营的初始和终结条件。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

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

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说，正经历着“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卡尔马克思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

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

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统一方法学说”的理论时，他是指自

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哈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臵，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臵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

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子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

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在这种精神下，我将在明天对金融市场做出阐释。

抱歉这么久一直盘旋在极端抽象理论的火星上。我保证下一讲回到地球上来。

谢谢。

第二讲：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为我昨天提出的抽象理论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测试的绝佳实验室。在这里，事态的发展比其他大多数地方更容易观察。许多事实都采用了量化的形式，数据被完好地记录和保存了下来。验证我理论的机会来了，因为我的理论直接违背了当前金融市场上流行的有效市场理论。根据该理论，市场总是趋向于均衡，偏差只是在外来冲击的作用下随机出现。如果这个理论正确，我的就错了，反之亦然。

如果我直接批评流行的理论，不会有人在意。但我是直接走进了金融市场去赚钱，而且赚钱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什么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或者理性预期理论。我发展了自己对金融市场的解释取代了流行的那些玩意儿。当我在 1987年发表了《金融炼金术》时坦率地承认了我对流行理论并不清楚。难怪经济学界也以同样的轻蔑忽视了我的理论。英国央行行长 Mervyn King还算客气，明确表示我的理论不对，其他多数经济学家理都懒得理。

近期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事件确凿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不足。它既没有预测也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同时，我却提供了一个可以更好地理解事件的理论框架。人们（不管是像 Mervyn King这样的外人还是我自己）开始认真对待这个理论了。我开始觉得我的解释的确提供了一个更新更好的模式，并在我 2008年初出版的一本书里进行了说明，那时还远远早于雷曼兄弟的破产。

但至今反身性理论仍然没有被学术圈子所接受。有效市场假说失效已经普遍得到承认，但是新出现的一个理论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是完全基于反身性的，但是，我将在下面表明，它只是探索了现象的一半。

***

在把我的基本框架引入金融市场时，先让我阐明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地反映其下的基本面，失真度的范围从可以忽略不计到极端重大。这与有效市场假说直接矛盾，该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了所有存在的信息。

第二，金融市场不只是被动地反映了现实，而是还扮演了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它们可以影响到所谓的基本面，之前人们认为它们只是反映基本面。这一点是行为经济学没有注意到的。行为经济学只强调反身性过程的一半：金融资产定价错误；但它没意识到这样的定价错误又反过来影响到了所谓的基本面。

在实际中，有不少反馈机制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纠正金融资产的定价错误。这可能给人们留下印象认为市场往往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些机制背后的运营与目前流行的理论是不同的。我认为，金融市场的确有方法改变基本面，这让市场价格和基本面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加密切。这里，和有效市场假说对比一下，有效市场假说宣称市场总是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自动趋向于均衡。但实际上，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有许多途径影响所谓的基本面。最流行的途径是那些涉及杠杆的途径，既包括债务杠杆也包括产权杠杆。对这些途径应该有更多的研究。

我的两个命题聚焦在了金融市场的反身性反馈回路上。这里两种类型的反馈：负反馈和正反馈。负反馈是自我修正的，正反馈是自我强化的。因此，负反馈趋向于均衡，而正反馈则产生动态不平衡。正反馈回路更有趣，因为它们既对市场价格也对基本面都可能产生大的变动。一个正反馈过程从产生后，就逐渐自我强化，但最终它将达到一个峰值或者逆转点，过了峰值之后，又在相反方向

上自我强化。但正反馈过程并不一定能一直运行下去，它们可能在任何时间点上被负反馈所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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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一个关于繁荣-萧条过程的理论，或者说泡沫理论。每一个泡沫都由两部分组成：一个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基本趋势，和一个对这一趋势的误解。繁荣-萧条的过程启动于趋势和误解正向互相强化之时。

这一过程可被一个反向的负反馈测试出来，如果这种趋势强大到足以经得住这次验证，那么无论是趋势还是误解都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最后，市场预期变得如此远离现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出现了误解。进入黄昏期，人们心中的怀疑逐渐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信心，但是正向的趋势靠着惯性仍然得以维持。像华旗前头目 Chuck Prince所说：我们必须继续跳舞，直到音乐停止。最后，到达了转折点，趋势扭转了，相反方向的自我强化再次开始。

【图表】[ C h a r t ]

回到我原来的例子，60年代后期的混业经营繁荣：基本趋势由每股收益所代表，预期则和股票价格趋势相关联。混业经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提高了人们的每股收益。于是期望高涨起来，使人们能够获得的收入也更多，但最终现实无法跟上期望。黄昏期过后，价格趋势反转了。曾经被扫倒地摊下面的所有问题现在都冒了出来，收入崩溃了。当时，一家这样的集团 Ogden公司的总裁告诉我：我没有观众去表演。

通常情况下，泡沫是不对称的。繁荣是漫长的，但倒下时非常迅速：在启动时往往很缓慢，然后逐渐加速，到了黄昏期，速度又变得平缓。泡沫破裂是短暂而陡峭的，因为它偏离得过于离谱，往往面临着强行清盘。幻灭变成了恐慌，达到了金融危机的高潮。

这种模式下的泡沫会经历这样几个不同的阶段：建立期，加速期，被验证中断（如果熬过了验证）并成功强化期，黄昏期，转折点或高潮，下跌之后的加速期并坠入金融危机。每一个时期的长度和强度是不可预测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序列却是有一个内部的逻辑顺序的。因此，后果不难预料，但即便如此，政府干预或者其他形式的负反馈也可以终止这个过程。

最简单的例子是房地产热。促成房地产热的趋势是信贷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得；把趋势变成泡沫的误解是，抵押品的价值是独立于信贷的。事实上，信贷的可获得性和抵押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反身性的。当贷款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得，交易越来越活跃，房地产价值上升。于是违约率降低，于是信用得到改善，于是放款标准松弛。于是，在繁

荣的最高点，所涉及的贷款金额达到最大，逆转趋势导致强迫清盘，打压了房地产价值。

然而，误解继续发生在各个领域。1982年国际银行危机发生在没有担保的主权债务上。主权借款人的信用评定是通过各种债务比率来进行的，比如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债务与出口的比值。这些比值被认为是客观的标准，而实际上他们是具有反身性的。当上世纪 70年代，石油美元循环增加了流向像某些国家（比如巴西）的信贷，它们的负债率提高，从而鼓励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并开始形成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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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泡沫都涉及信贷，有些泡沫是基于产权的。最好的例子当然是 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当格林斯潘谈到 1996年的非理性繁荣时，他曲解了泡沫。当我看到泡沫正在形成，我马上杀进去购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监管机构在泡沫越长越大时去纠正市场，因为我们不能依靠市场参与者，不管他们有多理性，消息多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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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不是反身性的唯一表现形式。它只是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并且是最直接反衬有效市场假说谬误的形式，所以值得人们特别注意。但是，反身性还有其他许多形式。比如在货币市场，汇率的上行和下行是对称的，在繁荣和萧条之间没有典型的不对称现象。但在这个市场也没有均衡的迹象。自由浮动汇率像是一个跨越多个年头的波浪线。

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趣的反身性互动发生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之间。由于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就容易产生周期性的危机。金融危机会导致监管改革。这就描绘了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是如何演化的。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都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这使得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反身性。

虽然泡沫具有间歇性，但当局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任何一方的误解通常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市场反应向当局提供了有益的反馈，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但偶尔，这些错误是可

以自我证实的，于是就启动了恶性或者良性的循环。这样的反馈循环产生的泡沫最初也会产生自我强化，

但最终自我毁灭。 ***

并非所有的价格扭曲都是由于反身性造成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市场参与者可能做不到在知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他们不得不预测未来，而未来又建立在人们还没有做出的决策之上。人们将要做出什么决策，以及这些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都不可能准确预测出来。然而，人们必须被迫作出的决定。如果要让自己的猜测正确，人们需要知道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但这是不可能的。

理性预期理论为了规避这种不可能性，试图假定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期望集合，人们的观点将汇集在这个集合之中。这种假设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它是目前正在各所大学教授的金融经济学的基础。在实践中，参加者必须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作出决定。他们的决定势必是匆忙的和带有偏见的。这就是价格扭曲的一般原因。

有时价格扭曲也会启动一个繁荣-衰退的过程。很多时候，这个过程被负反馈所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波动就具有了随机特性。我把它们比喻为一个游泳池内的水面波动，而不是一次海啸。显然，海啸更为重要，但波动更为普遍。两种价格扭曲掺和在一起，以至于在现实的繁荣-萧条过程中，很少按照我的模型中完整过程发展。符合我的模型描述特征的那些泡沫是极少的，但它们是如此强大，掩盖了同时发生的所有其他进程。

***有必要区分一下接近均衡情况（具有随机波动的特点）以及远离均衡情况（以泡沫为主导）。接近均衡的特点是单调、重复，可以统计概括的。远离均衡情况是独特的，具有历史事件性质，其结局通常是不确定的，超出了根据日常事件归纳出来的统计规律。能够指导接近均衡情况的规则并不适用于远离均衡情况。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所有的风险管理工具，和那些基于价格是在均衡周围随机波动这个假设而制造出来的金融产品，都被打破了。那些依赖于在接近均衡情

况下制造出来的数学模型的人们损失惨重。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我远离均衡情况又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参与者，我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行动，我无法收集市面上所有的信息，这一点也适用于监管当局。这就是远离均衡情况如何突然间失控的。这不仅限于金融市场。我在苏联解体时也经历过。事实上，参与者的思维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不是像理性预期理论指望的那样经过无限长时间的算计再拿出一个结论。我能够理解反身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我，对 2008年不确定性的程度的巨大也感到惊讶。它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找到了正确的市场大方向，但我没有预料到巨大的波动性。因此，我持仓过大，超过了波动性允许我持有的仓位，有几次，为了控制风险，我不得不在错误的时间挥泪斩仓。如果我持有小一点的仓位，并坚持到最后，我会做得更好。我学会了一条痛苦的经验，即不确定性的范围也是不确定的，有时这个范围甚至几乎是无限的。不确定性在波动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波动性加大需要减少风险敞口。这导致了凯恩斯所谓的增长的流动性偏好。这是金融危机强迫清盘特征的一个附加因素。当危机减缓，不确定性范围随之缩小，流动性偏好停止攀升并最终下跌，股票市场几乎会自动反弹。这是我最近学到的另一个教训。需要指出的是，远近均衡情况的区分是由我提出的，这是为了让纷乱的现实看上去有意义一些，它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现实总是比我引入的两分法复杂得多。最近的危机相当于一个百年不遇的风暴，它是此前许多场危机共同作用造成的。那些危机相当于 5年或者 10年的风暴。那些曾经成功处理过比较小风暴的监管机构，在利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百年风暴时，就不甚成功了。这正好说明，并不是所有远离均衡情况都是一样的。 ***我给出的图景和有效市场假说完全不同。我相信它是更现实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它也为解释此次金融危机的新假设提供了依据。它不是来自我泡沫理论的演绎逻辑。不过，两者倒是命运相连，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所以情况是这样的。我认为，2007年次贷泡沫的破裂引爆了一个超级泡沫，就像是一个普通引爆装臵又最终引发了核爆炸。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是最常见的一种，只是由到底是债务抵押债券还是其他合成工具来区分。

这个普通泡沫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超级泡沫，这个超级泡沫经过了更长时间的积累。这个超级泡沫中的普遍趋势是信贷和杠杆利用的日益增长。而普遍的误解是相信金融市场可以自我纠正，并且应该留给金融市场自己的机制去纠正。里根总统把它叫做市

场魔力，我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当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当英国首相时，它成为了当时的主要信条。

让超级泡沫变得如此独特的，是一次次金融危机在使它增大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市场可以由市场机制自行调整的信条是错误的，超级泡沫引起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是 198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跟随着许多次危机，最引人注意的是 1987年 10月投资组合保险崩溃，1989年至 1994年经过了多幕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7/1998年新兴市场危机，以及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有关当局干预、合并或着关照着破产的金融机构，并应用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来保护经济。这些措施又加强了信贷和杠杆越来越离谱的普遍趋势，同时它们还加强这样的普遍误解，认为市场可以安全地自行调节。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是当局的干预拯救了经济系统，而不是自行调节。然而，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成了这个错误信念的一次成功验证，最后，它们吹起了一个超级大泡沫。

最终，信贷扩张再也持续不下去了，于是超级泡沫破灭。次贷市场的崩溃导致了极短时间内一个接一个的市场崩溃，因为这些市场都是相互关联的，而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也早已因为管制的放松而被移去了。这就是此次危机与之前危机的不同之处。其它危机只不过成功验证并强化了这个进程，2007年次贷危机成了转折点。雷曼兄弟的破产让整个崩溃达到了高潮，并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干预。

我的繁荣-萧条模型的特点是，它不能事先预测一次验证能成功与否。这一点决定了到底是普通泡沫还是超级泡沫。我原以为，1997/8年新兴市场危机将构成超级泡沫的转折点，但我错了。当局设法挽救了经济系统，超级泡沫继续增长。这使得最终 2008年这次超级泡沫终于破灭的时候，更具有破坏性。

雷曼兄弟于 2008年 9月 15日破产之后，金融市场必须通过人工呼吸才能活着。这次灾难不仅影响了金融部门，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冲击。特别国际贸易受伤严重。但人工呼吸奏效了，金融市场稳定住了。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一年后，整个事件看上去像一场噩梦，人们宁肯忘掉它。人们存在一种普遍的愿望把此次危机等同于平常的其他危机，又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商业活动之中。但现实不应该这样被忽略，经济系统实际上被破坏严重，需要好好修理。

***

许多分析人士为必须的监管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首先，由于市场容易有泡沫，金融当局必须接受预防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格林斯潘和其他人都表示过拒绝接受这一责任。格林斯潘认为，如果市场不能识别泡沫，监管机构也不能，他是对的。但是，金融当局不得不接受这个人为，并且充分认识到，在做到这点之前，他们可能会犯错误。但他们有获得市场反馈的便利，这些反馈会告诉他们是做得太多还是太少了。他们可以据此改正自己的错误。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仅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控制信贷供应。仅仅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做不到这一点，你还必须使用信贷控制工具。最广为人知的工具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金要求。目前，保证金和最低资本金是

固定的，不以市场的阴晴而改变，因为根据均衡理论，市场没有阴晴。但他们的确有，为了控制资产泡沫，金融当局需要调整保证金和最低资本要求。

监管机构也可以创造新的工具，恢复已经不再使用的。比如，许多年前在我从事金融的早期，中央银行曾经指导商业银行，限制其向某一特定的经济部门（如房地产或者消费贷款）放款，因为他们认为该部门经济已经过热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涉，但他们错了。当我们的中央银行习惯于此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就消除了。中国当局今天也在这样做，他们对自己的银行体系控制得不错。在繁荣期间，商业银行被要求放在央行的保证金提高了 17倍，当有关当

局逆转这个过程时，银行也欣然服从。

或着考虑一下互联网泡沫。格林斯潘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时，1996年就谈到了“非理性繁荣”。但是除了他著名演说之外，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它。他认为减少货币供给对于监管当局而言过于生硬，他是正确的。但他可以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把新股发行冻结，因为互联网的繁荣是由产权杠杆推波助澜的。他也没有做，因为这将违背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仰。

第三，由于市场是潜在不稳定的，除了影响个别市场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有系统风险。参与者因为相信他们总是可以找到下家而忽略系统性风险，但是监管者不能忽视这种风险，因为如果有太多的参与者持有同样的仓位，这样的持仓就无法在不引起中断或者崩盘的情况下清盘。监管者不得不监测参与者的持仓情况，以发现潜在的失衡现象。这意味着，对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的仓位（包括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都需要进行监测。某些衍生产品，如信贷违约掉期和触碰失效期权，特别容易造成隐性的不平衡，它们必须加以管制，甚至在适当的时机限制或禁止。合成证券的发行必须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就像普通证券一样。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金融市场发展具有单向不可逆的性质。在执行其防止金融系统发生崩溃的责任时，金融当局实际上对所有“太大不能倒闭”的机构已经有了一个隐含担保。撤销这个保证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现在必须通过监管来确保这个隐含担保不会被触发。符合“太大不能倒闭”担保条件的银行必须降低杠杆率，接受对他们如何使用存款进行投资的各种限制。存款不应该用来进行自营交易。但监管机构必须走得更远。他们必须规范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以确保风险和回报直接挂钩。这可能促使自营交易者离开银行，进入对冲基金，他们本应该属于后者。

正如油轮之间是隔离的以保持稳定一样，不同市场之间也必须有防火墙隔离。再像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那样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隔离可能不切实际。但是，要对银行各不同市场的产权交易进行内部

隔离。一些已经占据了准垄断地位的银行可能需要打破。

最后，巴塞尔协议犯了一个错误，给予银行持有的股票比一般的银行贷款以更低的风险评级：他们忽略了集中持仓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加剧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要纠正它，就需要提高银行持有股票的风险评级。这或许能阻止银行将贷款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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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都将减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杠杆率。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时机的有趣问题。目前还不是适当的时候制定永久性改革。金融体系和经济还处于远离均衡情况，通过简单的纠正措施，还没有被带回接近均衡情况，这就像一部打滑的汽车，你必须先把车轮转向打滑的方向，然后才能去纠正。短期内的措施可能和长期要做的正好相反。首先，已经蒸发的信用必须由新的信贷来取代，目前，唯一的可信来源是国家。这意味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货币基础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稳定，一旦信贷恢复，人们必须尽快缩小货币基础，否则，通货紧缩将由通货膨胀取而代之。

我们仍然处于这个微妙的演习的第一阶段。银行还在寻找自己的出路远离黑洞。减少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直接反作用。监管改革必须要等到第二阶段进行，那时货币供应量必须得到控制，改革计划必须适时推出，以免打断了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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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金融市场理论还很初级，尚需更多的发展。很明显，我不能靠自己把所有事情都完成。因此，把我的理论说成是新的范式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效市场理论已经被确证反驳。而全球金融市场的整个大厦是在错误的前提下建立的，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行完善，现在，它必须从头开始重建。

为了加速这个过程，我决定赞助一研究机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简称INET。这将是一个促进研究，研讨和授课的重要机构，并将致力于发展一套替代性的理论以取代通行的理论。我希望反身性将是探讨的概念之一，但显然不应该是唯一的概念。比如，我的反身性理论和复杂系

统理论有许多相似性，虽然反身现象不见得是复杂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复杂性和反身性如何相互关联？人类系统和无生命系统（比如电话网）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的初步回答是，网络系统理论可以为人际网络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借鉴，同时反身性理论则负责研究人类环境的独特性。

同样，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发现了反身性的一半特征，而没有发现另一半。因此，行为经济学在新的经济思想中将占有的重要的地位。即便反身性成功地成为了新的范式，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新的方法。

我意识到，同时作为领导者和赞助者暗含着冲突。为了防止这种冲突，我会在我和研究所之间树立起一道中国长城。为此，我不会亲自参加 INET，研究所委员会被明确告知要鼓励那些除了反身性意外的研究。

我计划在 4月 10日和 11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场金融危机教训的研讨会上宣布 INET成立。我希望新的经济思想会在这里，中欧大学，被发现。

谢谢。

第三讲：开放社会

今天，我将介绍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开放社会。在前面的演讲中，我总结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试验。在这里，我将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对于开放社会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改变，至今他们仍然在演变。因此，未来两讲将更加具有探索性质。

开放社会和反身性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在个人层面上，他们是紧密联系的。你会记得，我研究经济理论的同时还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坚持认为易错性是我们固有的属性，导致我对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质疑，并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层次上，两者的联系却是间接的。联接两者的是第一支

柱，也就是易错性。在这种语境下，易错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且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简化这个复杂的现实过程中，我们常常把它曲解了。我们的误解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确有什么原创内容的话，那就是对于误解的强调。它在对开放社会的批判性思维中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波普尔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社会的确切定义，因为他认为确切的定义与我们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定义事物，首先描述它们，然后给它们一个标签。在他命名为开放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实际上与民主社会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认识论做为论据为民主辩护。由于完美知识实际上超出了人类理智，一个由言论、思想、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起以武力强加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加可取。由于经过纳粹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迫，我发现这种说法非常有说服力。

波普尔的哲学让我对金融市场误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让我发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论。这给了我一根必要的拐杖来参与市场活动。

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经过了一场中年危机。那时我接近 50岁。我的对冲基金已经增长到 1亿美元，其中约有 4000万美元属于我个人。我觉得我已为我自己和家人赚够了钱，运作一个对冲基金极端紧张和枯燥。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继续卖命挣钱？

我苦苦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推动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我把这个基金会的使命定义为：去打开那些封闭社会，纠正开放社会的不足，和促进严肃的思维模式。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事业。我于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会，那时它还在XX党统治之下，在中国是1986年，波兰和苏联是 1987年，当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

通过这种方式，我获得了怎样建立开放社会的实践经验。我学到了

很多。我发现了一些我本应该首先就知道的东西。例如，封闭社会的解体并不一定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它可能只导致持续的分裂，直至一个和垮掉的前政权类似的新政权上台，而不是出现一个开放社会。

2004年，布什总统在美国连任，迫使我彻底重新思考开放社会的理念。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权，却在践踏着它本应该代表的原则，在反恐的名目下侵犯人权，仅仅靠着虚假的借口就进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当选了。这怎么可能？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哪儿出问题了？我写了两本书试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怪罪布什政府误导民众，我指责民众允许布什政府来误导他们。

当我探讨愈加深入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发现了一个开放社会的理论缺陷。波普尔主要考虑的是认识现实的问题。他基于认识论而选择了开放社会，而对政治争论则较少考虑。他认为，“只有民主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允许改革的时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问题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于此。”

但他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对现实的了解。而并不一定如此。操纵函数可以优先于认知函数。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当选，并赖在位臵上不走。

这个非常明显的分析导致了关于开放社会概念的一些其他问题。波普尔怎能想当然认为，自由政治过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现实？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个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纵函数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么会盲目地跟着他的思路走？

这两个问题都使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纵函数，或者把它臵于认知函数的附属地位。

***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对世界的看法是如何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认知函数的目的是生产知识。知识被表示为符合事实的断言。要建立对应关系，断言和事实是分开的，而且表达必须明白无误（只有是和否，没有差不多这样的说法）。因此，追求知识的过程要求思想应该和它们所

研究的目标分离。这项规则使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思想）产生这样的信念：理智和现实是不同的。这种二元论根植在希腊哲学中，在启蒙运动中又主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把他们的信心交给了理性。理性被认为像探照灯一样工作，照亮了静静躺在那里被动地等待被发现的现实。在重塑现实时，理性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没有认识到反身性。这导致了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偏差，但在当时来看，这显然没有被认识到。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对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识还知之甚少，科学方法还能给人无穷遐想。当时有如下想法是恰当的：认为现实的东西就在那里，被动地等待着被发现，在探索过程中理性积极地卷入其中。毕竟，当时就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实，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回报。人们从四面八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知识，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无限的。理性一扫几世纪的传统关系和宗教教条，摧枯拉朽播撒着人类社会将越来越进步的理念。

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给人们能否正确认识社会带来的困难。法国大革命领导人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人们从头开始重建社会，但他们对理性的信仰过了火。整个社会无法跟随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欢快小曲变成了 1794年的恐怖呻吟。

启蒙运动误解了现实，它错误地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了一个二分法，这样导致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获得完美知识。这个二分法不是来自于客观事实，而是由启蒙哲学家在试图理解社会的时候臆造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者给这个启蒙运动所犯的错误起了个名字：启蒙谬误。这里我也将采用这个术语，但我需要明确一点，我曾提到了一个术语叫创造性谬误，其中包含着有价值的真理内核。

让我简要解释创造性谬误的意思。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但我们绝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使我们所有的决策都建立在确定的知识之上。因此，如果一个知识点证明是有益的，我们就会将其过度开发并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为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运动发生的情况。理性和现实的二分法在针对自然现象时极其成功，但是运用到人类领域，就导致了谬误。

启蒙谬误深深根植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导致波普尔宣布同样的标准同时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导致经济学家利用牛顿物理学来创建经济模型。无论波普尔优雅的科学方法模型，还是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没有认识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连我，发现（或发明）了反身性的人，没有认识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概念实际上是基于如下隐藏假设的，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在他看来，我们在努力寻找真相，而不是简单地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

启蒙谬误根植于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该假说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中。在这两个思想的谬误在金融系统的崩溃中一览无余。但我发现的那个开放社会的缺陷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概念没有如同有效市场那么广为接受，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虑开放社会的理念。

我没有放弃我对开放社会优势的信念，但我知道这需要更强大的论据来巩固它。波普尔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认知函数天然优先于操纵函数，我现在相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蓬勃发展，就必须明确保证认知函数的优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须通过努力去保证。让我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活动不是为了发现现实（即认知函数），而是为了要当选和继续掌权（即操纵函数）。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动并不一定会比压制不同政见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操纵现实，承诺遵循事实已经成为了障碍。布什政府掌握了强大的右翼宣传机器，没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实。这反而给了它决定性的优势，让他可以轻易地对付掉那些更加传统的政治人物，这些人还在受着启蒙谬误的影响，受限于事实，无法放开手脚。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公开承认他在设计口号时使用的教科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信徒，

我发现这的确令人震惊。奥威尔书中的集权口号在开放社会中怎么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与一个集权国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让人保持一致相类似的效果？

最终，针对于美国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人们并不特别关注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已经习惯于被更加先进的技术所操纵，也不介意被欺骗；事实上，他们表现得还很积极。

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实现包装好的消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付费的政治广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民粹主义评论家诸如 Bill O’Reilly和 Rush Limbaugh的影响。

***

操纵的技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它们起源于 19世纪结束时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品牌和广告来区分他们的产品，从而提高利润。这促进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以及对于信息和重点小组的试验，并通过反身性的过程改变公众的行为。它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并最终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我逐渐发现，经济和政治所依据的隐含假设（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是假的。经济理论在给定需求和供应的条件下，显示了基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如何导致资源的优化配臵。但是，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受广告操纵的。

代议制民主理论假定候选人会代表自己和选民，选举和制度能够选择出选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没有预期到候选人们会研究公众意见，并专门讲选民喜欢听的话。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操纵现实也成为了一门主要的艺术。是文学批评最终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把启蒙运动翻了个底朝天：它否认存在可以由理性发现的客观事实，作为替代，它把事实当成一堆常常互相矛

盾的叙事。 ***

我已经无法跟上这个不可收拾的后现代世界观，因为它与我对客观

现实的深深敬意相冲突。我不知道后现代世界观和布什政府宣传机器之间的联系，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让我大开眼界。他引述一个宣传机器作手的说法说：“我们不学习事实，我们制造事实。”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对后现代状况更严肃，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谬误，与当初对启蒙运营的影响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响力。

但我仍然把后现代谬误更多看成是一种谬论，它缺乏像启蒙谬误那样更具创造性的因素。通过更加强调操纵函数的优先性，它忽略了客观事实的最核心部分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眼里，与启蒙运动忽略操纵函数相比，后现代谬误只能算是一个缺陷。***

根据启蒙运动，理性和现实相互分离和独立于彼此。人们利用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发展背后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想当然认为发现那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只有当对人类事务进行研究时，谬误才出现了。

相反，后现代世界观完全是误导。它催生了一种不道德、务实的政治态度。它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赋予认知函数比操纵函数优先的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绕过真理直接追求权力？

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决定性的。尽管现实可以操作，其结果必然会偏离操纵者的意图。如果要将这样的偏离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现实。正是这种见解，让我为开放社会引入了一个明确要求必须追求真相的承诺。

这个抽象的变量可以由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强化。看一看布什的总统生涯。在操纵事实上，他异常地成功。通过向恐怖分子宣战，全国人民都整齐划一地站在了总统身后，一说攻打伊拉克，全国人民就为他铺好路。这次入侵说是为了在世界上确立美国霸权，但适得其反。美国徒然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布什也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现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认识到，危险是，根据后现代谬误，它会被误解。一个反身性现实非

常难理解，人们更容易被简单的回答所误导。有时候需要一辈子才能理解“一个预测是对的，并不一定证明它所依据的理论也同样是对的”这样的话，但一个付费政治宣传只需要30秒。

我们很容易采纳后现代世界观，但它非常危险，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一个回到客观现实的方法是指出人是会死的。人的意识很难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这个事实，各种各样的神话叙述都在编造着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个阿兹特克人的仪式深深打动，队员们参加一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被献祭给神灵。这是此类神话威力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事实是冠军们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观念还是无法证明给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重要性的坚持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事实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构造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属性具有许多一神教中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经认为这是人们的常态。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相当不寻常的，它与我的个人历史有关。

我一生中经验形成时期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 1944年。在我父亲明智的庇护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成功地活了下来，还设法帮助了其他人。对我来说，1944年是积极的经历，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和艰难的现实相对抗。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时得到了加强。我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又避免摔到悬崖下面去。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学会了事先看到

所有最坏的情况，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我选择投资于就算是最坏的情况出现，风险/回报率仍然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使我总是强调各种情况的阴暗面。

然后我开始积极地参与我的基金会。在这里，由于我发现可以采取积极行动减轻现实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认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意愿。负面评价导致了积极参与。

我的基金会最终投入了许多资源在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比如药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无望的事情上，比如缅甸、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不用说，打败仗不是许多基金会的首选。

我对现实客观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对宗教的信仰一样。由于缺乏完美知识，我们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残酷的现实，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过我认为，当社会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性，它自己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欺骗自己和选民来避免不愉快的状况，现实将惩罚我们，它的发展绝不会符合我们的预期。

是的，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但是我们操纵的结果不是由我们的欲望决定，而是由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其规则的外部现实所决定。我们了解愈多，结果就越接近于我们的预期。理解现实就是认知函数。这就是为什么认知函数应该优先于操纵函数的原因。忽略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的现实将导致后现代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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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人类引入了两个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们彼此相关。启蒙运动没有意识到对人类领域进行操纵的威力，但是操纵函数的发现又导致了后现代谬误。两种谬误各自注意到了这个复杂关系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一对概念的，从而将复杂关系的两半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谬误都已经很有影响力，但我的框架却很少有人接受。

这正好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误解现实，比获取正确的认识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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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谬误方兴未艾。它指导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觉地发现，它在奥巴马政府的影响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 George Akerlof和 Robert Shiller最近写的一本书《动物精神》，它在塑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时有重要影响。

这本书赞美了“信心乘数”的优点，也就是说，经济的弊病可以通

过大谈金融市场来治疗。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弹使银行筹集到资金，并加强了经济的其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数无视另一半的事实：如果现实并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变成失望，繁荣可以变成萧条。我非常担心，如果过于相信信心乘数，奥巴马总统已经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旧症复发，他将因此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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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讨论对现实的两种虚假解释，将有助于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论。尤其是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一点历来被阐述得不够清晰明确：客观事实是有一个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纵，就像死亡一样充满了必然性。正是这个硬核被后现代谬误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励下，我宣称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对现实正确的解释如何与人们永远无法取得完美的理解这个原理相调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参与者的思想和事态发展这两方面都引入了不确定因素。这个框架声称未来是天生不确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责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对现实的重要见解，它甚至可以预见一定范围内的未来，虽然这个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多变的，正如我们最近在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因为它不够完美，它拥有改进的余地。

其实上我能找到许多理论发展的空间。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只是想解决理解现实的问题。但是当我接续认为，选民应当珍惜真实惩罚欺骗的时候，我进入了价值领域。在这领域中，不确定性比在认知领域内更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很难建立，往往更难承担。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会导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谈及不愉快的现实，奖励欺骗，同时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这些倾向都必须予以抵制。

这个药方特别对于现在的美国更加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后，美国正面临着一大堆不愉快的现实。该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过着超出

其能力的生活，通过向国外借款来维持。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人们消费过度，现在必须需要重建自己的积蓄。银行系统已经崩溃，需要自己想办法逃离黑洞。

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时故意误导了选民。奥巴马政府不能被指控为故意欺骗，但它却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开始指望“信心乘数”。

不走运的是，客观现实不能满足信心乘数提出的希望。同时，政治反对派攻击总统时毫不受制于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选民应该更加致力于追求真理将难以实现。它为我的基金会提供了很好的议题，但目前美国的民主状况却无法为开放社会做出榜样，表现不出它是一个更有优势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强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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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的国父们在开放社会理论出现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来自于相信个体自由的价值。他们采用的认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个体自由的价值是持久的，并且，由于曾接触极权政权，我给个体自由一往情深。我并不孤独。

回到国父有另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允许讨论权力关系。宪法通过分权避免暴政。

分权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在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于现实世界不同的解释，而整个社会却需要靠政治进程去和解。宪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称掌握终极真理的绝对权力的出现。宪法确立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衡的机制。但这是不够的。只有社会能向权力说出真相时，开放社会才能获胜。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

他们赋予公民通过司法机构抵御滥用权力的权利。这就是国父们是如何创造一个开放社会的。

让我更清晰地说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开放社会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使一个社会通过将

认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纵函数之上，更加了解它正面临的问题，并比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更成功地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它的人民也更愿意直面严峻的现实。换言之，民主的工具性价值是依赖于选民素质的，目前美国民主的表现没有达到其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只是依靠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还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价值之外，开放的社会还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即个人自由，它能表示开放社会的兴旺与否。例如，它适用于苏联。

但是，个人自由的内在价值却不总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国，集体利益被臵于个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奥运会开幕式所表达出来的清晰信息。它显示，通过整齐划一的蚂蚁式服从，失去了个性的集体也能够产生极壮观的景象。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个人自由的价值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我将在我最后一讲谈这个问题。

谢谢。

第四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今天，我想探讨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问题。我将首先间接靠近这个题目，先谈一个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在我的思想里如此重要，我甚至可以称之为我概念框架的第四支柱。这种现象就是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商都应该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臵于他们本应该代表的利益之上。这就是代理问题。

经济学家已经广泛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仅仅从合同或者激励方面看待它，完全无视其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然而，如果你离开了伦理考量，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棘手。人们完全脱离了诸如诚实、正直等等价值观的控制，越来越成为经济动机的奴隶。

通过宣称价值中立，市场原教旨主义实际上已经破坏了道德价值观。

市场被认为是受看不见的手支配，这只手让市场保持了效率。在做销售和购买决策的时候，参与者不需要做道德判断，因为他们的行动被

认为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

实际上，监管金融市场的规则是由政客的看得见的手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也产生了代理问题。

因此，如果不呼吁把道德原则考虑在内，代理问题将给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问题在我的思想中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将分析代理问题，然后，我将解决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冲突。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我第一次遇到代理问题时，是和所谓资源的诅咒相关联的。说到资源的诅咒，我的意思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有一个腐败和压迫的政府，叛乱、内战使人民更贫困，比那些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生活得更悲惨。想想刚果、苏丹、塞

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吧。 ***

我支持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以“将你的付款公之于众”的口号向国际巨头们宣战。其想法是让石油和矿业公司公布他们支付给各国政府的账单。这样各国人民可以对他们政府的总收入进行问责。

该运动起始于 2002年，它的历史也很有趣。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创造性谬误，因为虽然舆论会给大型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非民主国家的黑箱操作和对它们境内公司的监督却很难做到。因此，政府收入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

幸运的是，英国政府讨论了形成的原因，制定了“采矿业透明行动计划”，汇集了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一起致力于既针对于政府也针对于企业的国际透明标准。在那些签署了透明计划的国家，其政府承诺公开它们收到的金额。在诸如尼日利亚、阿塞拜疆等国，这的确奏效。

***

在分析资源诅咒时，我在我所谓的不对称代理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

献。根据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一国的自然资源属于该国人民，但政府由于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把自己的利益臵于他们应该代表的人民利益之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巨头的管理层非常清楚地代表了公司的利益。为了获得政府的优惠，他们宁肯贿赂政府。有人愿意提供贿赂，有人愿

意收受贿赂，是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

一旦我注意到代理问题，我在各处都能发现它。 共产主义也是因为代理问题完蛋了。卡尔马克思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

看上去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共产主义统治者把自己的利益臵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了。

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当选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利，宁肯损害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问题也被证明是金融体系的祸根。当金融工程师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CDO）把抵押债务变成证券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通过地域的分散化减少了风险。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因为将代理人（他们创造和销售这些合成产品）的利益和实际证券所有者利益分离开了，从而引入了新的风险。与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相比，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代理和发行费。

因此，代理问题似乎无处不在。

然而，与其广泛的潜在影响不同，直到最近它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学生时代，它几乎是完全无法识别的。在过去 20年来，它已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主要是研究合同和激励的经济学家关注。实际上，代理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合同和激励方面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加剧了道德问题。建立人们的行为应该受合同和奖励管辖的原则，已经消除（或至少减少了）道德因素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别扭，但这只是因为反身性没有被充分了解。

价值观受认知概念和客观实际的约束不大，它们更容易被人们采用的理论所左右，经济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市场被认为应该作为一

个无形的手来使供需达到平衡供应。让无形的手更有效的是，人们不需要做出道德的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和金钱是互换的”来表达。罗马人经常说，Pecunia nonolet（金钱无臭味）。但是如果把人类行为以自身利益至上视为理所当然，就没有为道德判断留下空间。如果没有道德准则，社会就不存在。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遵循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性质相当不同，而社会价值又被认为是指导人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考虑到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我尚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代理问题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我还受到了 Bruce R. Scott简洁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的鼓舞。因此我有一些新的发现。事实上，我本人对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感到震惊。

Scott认为，资本主义因为被人们和市场机制混为一谈，已经被误解了。Scott将这种歪曲主要归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我没有那么具体，只是把它归罪于市场原教旨主义。Scott还认为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隐藏着其人间代理那看得见的手，即建立和管理市场规则的政治进程。这就是代理问题出现的地方，也导致了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

美国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扎根于个人自由，受宪法赋予的法律保护。同时，美国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允许个人不受政府权力的不当干预自由地行使自由交换。政治和经济安排似乎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轻松地谈论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包括我在内）常常这么谈论。但表象是有欺骗性的。在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但在 1980年代里根总统的任期内，这个冲突已成功地被当时占上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覆盖了。

市场机制的显着特点是，它是不道德的：一个人的美元和另一个人的是等价的，无论她是怎么得到的。参与者无须担心道义，这使得市场运转如此有效。在一个有效市场上，个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是轻微的：如果一个人作为购买者或者销售者从市场退出，其他人将补上她的缺

口，提供的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单一的市场参与者对结果承担的责任很小。

但市场只适合个人选择，不适合社会决定。它们允许个人参与者能够自由交换，但它们不是用来行使诸如决定管理社会的规则、决定市场机制运行等等的社会选择的。这是政治的权限。将自由市场、自我管理、自我纠错等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则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会将道德考虑从政治中移除，而离开了道德，政治无法发挥出正常功能。

在美国政治采用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选举代表，代表运用权力。这些代表被认为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臵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当选的费用是昂贵的，代表们必须回馈他们的赞助者。谁不按这个游戏规则办谁就滚蛋。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胜过公众利益的。

美国政治系统的代理问题并不是新的。它内在于代议制民主制。宪法规定了向当选代表请愿的权利。然而，即便与我刚来美国的 1956年相比，代理问题也更加严重了。为什么？

有一些客观历史的演变将为此负部分责任，特别是复杂的民意操纵方法的发展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成长，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我宁肯认为，在建国初，公民真的是由公民道德意识指导的。但幸运的是，国父们没有把信心建立在其上，而是建立了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他们创建了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检查和相互平衡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即便道德水平下降了，宪法仍然运转良好的原因。甚至当我初到美国的 1956年，人们仍然声称以诸如诚实和正直等内在价值为指导。它可能已经被虚伪以及各种各样的恶习所渗透，但仍然与今天的公共生活的很不相同，今天，人们公开承认赤裸裸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人士受到追捧，不管他们如何成功的。

我不想被误解。描绘玫瑰色的过去属于某一年龄的人们的癖好，我可不想掉进这种陷阱。我不是想说在 1956年政治家更诚实社会更公正。在透明度、问责制、社会平等方面，美国已经比当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随着市场原教旨注意的兴起，在什么行为是社会可以接受甚至崇拜的这一点上，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特殊的意义上，作为与市场价值非道德性的对比，我把它表述为公共道德的退化。

我定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把市场价值过分扩大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领域内。经济理论认为，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无形之手保证了资源的优化配臵。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它使自身利益和趋利性获得了道德上的护身符，使它们能够代替例如诚实、正直、利他等美德。

这样的说辞在几个方面是无效的。首先，金融市场不趋向均衡。一般均衡理论将供应和需求看成是独立的输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再把供应和需求调节到均衡。这种方法忽略了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之间的反身性反馈。它还忽略了隐藏在市场机制背后那只政治进程的的看得见的手。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将资源的初始分配看成是给定的。这将任何关于社会公正的考虑都排除在外了。最重要的是，这个理论假设人们知道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实中，人们所认为的和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却取得了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主要的含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起证明这个含义的论据来，这个含义本身并不那么不靠谱。市场机制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政治进程更是如此。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比市场的参与者更容易犯错，因为政治围绕着社会价值，而市场只考虑参与者的价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价值极易受到操控。此外，政治受到了代理问题的毒害。为了防止代理问题，引进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这使得政府当局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比私人参与者更加刻板和官僚。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是有道理的。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把一个弱条件（政府参与市场往往无效）换成了一个强条件（政府应该在市场中保持最小）。它可以认为所有的人类结构都是不完善的，社会只能选择危害小的那种，在此基

础上，政府干预经济应保持在最低限度。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相反，它声称，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就是不合理的逻辑了。

但是，目前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是服务于那些资本拥有者和资本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的。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为了共同利益。那些控制了资本的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它们构成一个富裕和强大的集团，不仅通过认知函数，还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则赋予了本来就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以道德外衣，并将对自利的追逐转换成了追求真理的公民美德。它是被操纵力量、而不是由理智的力量所主导的。它由一个资金充足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歪曲公众对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为什么遗产税仅适用于百分之一的精英人口，在当遗产税被废除时，却能得到众多人的支持？

当然，在这一领域还有其他竞争性的力量也用类似的手段来操纵公众，但他们往往缺乏充分的资金，因为他们吸引不了最富有和最强大的部门利益。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在过去 25年取得胜利的，甚至金融危机也不足以抵消它的影响。这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在对银行注资时也避免采用能让政府获得大多数控制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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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该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你可以是一个坚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的，但不必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是铁杆自由派。但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大学的经济课上受到束缚，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资本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他们还要为市场价值入

侵法律、政治等其他学科负责。 ***

资本主义并不像苏联那样直接反对开放社会。然而它的确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威胁。我已经讨论了其中之一：金融市场不是不均衡约束的，而是更容易产生泡沫化的倾向。管制机制的放松已经制造一个超级泡

沫，泡沫破灭后给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次讨论还揭示了另一个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代理问题和金权政治，它们污染了政治进程。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进程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但在当代美国政治进程已经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我们的当选代表是去感激那些资助他竞选的人，而不是广大选民。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和能源法案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选民已被洗脑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负责任地讨论一下公共利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国卫生服务和碳税都不足道，我们的选择范围只限于可以由特殊利益集团参与的解决方案。

游说是代理问题的核心。那怎样才可以控制游说呢？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修改经济激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游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即便是规则收紧也很容易保持。在道德价值缺失的情况下，法规总是可以被规避过去；更糟的是法规本身就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设计的。当一个受伤的金融业正谋求恢复昔日的主导地位时，这是美国面临的危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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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遵循利润动机也是非常合理的。与此相反，制定和执行规则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导，在这里利润动机不能进来。当人们试图歪曲规则对自己有利时，政治进程就会被损坏，代议制民主将无法产生使开放社会成为理想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应当强调，这种说法直接违背了目前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就是政治化的。

在开放社会中，如何才能提高政治进程？我建议使用一个相当简单的规则：人们应该分开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市场参与者的角色。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我们应当以公共利益为指导。这样做的理由也很简单。在接近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影响结果，因此个别人的市场决定不会

对社会情况产生影响，不论他是否对公共利益关心。不过，政治决策的确会影响社会情况，不管它是否代表公众利益，都会产生影响。

麻烦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要通过选民的意见来反映，但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选民的观点很容易受操纵。并且操纵的自我强化的，越无耻越反动的主张也难以分辨真伪。这使政治进程变得如此无效率。

与此相反，市场机制运行得就更好。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但利润的确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也难怪获利的动机在人们的指导价值观中获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追求他们达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产生自尊的成功标准。事实

上，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感到赚钱比花钱更安全。 *****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回顾历史，基督教曾经将追求利润视为罪恶。这阻碍了经济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通向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道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所取代。契约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并最终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在我生活的年代里变化巨大。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国的成年生活之间的差别太具有戏剧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国，我抵达的 1956和现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震惊于市场价值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我的家乡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国相比都相差太大了，后两者中社会传统价值观和阶级差别还占主流。从那时起，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进一步的转变。医学、法律等专业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是有破坏性影响的，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影响一样。

究竟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稳定是比较理想的，仍然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诸如法律、医学和传媒等职业中，利润动机的适当角色也同样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毋庸臵疑的，那就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产生了邪恶的影响，因为它加剧了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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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将代理问题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关的特殊利益者不去游说国会议员。烟草业必将反对反对香烟的立法，保险业必将反对单一支付医疗体系的立法。但那些没有攸关利益的人应该将公众利益臵于自己的狭隘利益之上。他们不必为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自私的人也可以从别人无私的行动中受益）

所困扰，因为行动的目标是令公众受惠。 ***

我想用一个个人的说明作为结束。我的说教已经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玩弄规则并试图最大化我的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尝试改善的规则，即使是这种改革会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对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这一信条，我们的政治制度会运作得更好。我还相信，正因为追随这种观念的人还很少，像我办的这样的基金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保护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支持民间社会问责政府。我将这些努力称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传统的慈善事业起到更大的贡献，因为传统慈善只能够惠及更少的人。

我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依赖于客户或者顾客，我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很好地利用我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团相比，我当然处于下风，但至少我的钱具有更大的稀缺性价值。

麻烦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它需要明眼人把这样的冒牌货揪出来，特别是冒牌货们和正品一样采用类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诱的时候。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做出判断。在辩论中，对一方持有善意的人们往往很难相信支持另一边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口号，而是要看到他们论点的实质。这有助于在政治辩论中把认知函数放在优先的地位。只有当他们不做实质性的回应，他们才应该被抛弃和忽略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往往很上镜，不会

被忽视掉。他们已经太有影响力了。选民是否拒绝那些无视事实试图操纵他们的人，是一个社会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考验。鉴于奥威尔书中那些宣传式口号在现实中的成功，美国做得并不好。

两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表现良好的政治进程似乎出现了恶化。我们曾经有两个争取中间派的党，但中间立场已缩水，政治越来越两极化。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一直试图成为伟大“老好人”，但徒劳无功。

最后，民主的运作依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将自己的政治和市场角色分开，美国的民主会更好地运作。它是由每一个个人决定的。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这样做的人是少数，也对于重建消失的中间立场大有裨益。

谢谢。

第五讲：未来之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 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 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 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60%,到 1932年增长到 250%；而 2008年初是 365% –这还不包括 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

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 2010年还是 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

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 (Harry 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 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 ”。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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