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7页)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7页)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

（党课讲稿）

前言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关于作风建设的问题，那这一讲讲的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是极端重要的理论武器，极端重要的作风路线，为何这样说？实事求是这个话说了大家都懂，但为什么单单只有共产党这样，绝非如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是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它肯定能够永远地执政下去，因为不是任何一个民族，不是任何一个文明，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正参透实事求是的意味。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文明都是在宗教思想的引领之下形成的，那宗教思想来自于实践，但它的追求未必真的符合现实生活，所以，要在人的生活领域的所有方面、所有的环节都做到实事求是，这实在是不太容易，其实对于个人而言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认同的原则，可自己人推的理想和原则未必也符合情况，不然的话人生怎么会经常遭遇挫折呢。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党更是如此了，我们讲实事求是，必须得先领会实事求是的含义，它有哪几个层次。

一、“实事求是”要求党员干部会学习、善于学习

首先，实事求是要求党员干部会学习、善于学习，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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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学习的角度谈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首要体现的是一种学习态度，其次，它体现的是一种实践态度，当然，这是我们做到实事求是的步骤，从另外一个层次上来说，实践是根本性的，我们是为了能够有实事求是的实践，才有了实事求是的学习，但对于一个人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来说的话，先得实事求是的学习，才有实事求是的实践。

实事求是为何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作风建设当中的一个追求？它直接的引导是来自于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实事求是，努力工作”，这是1941年冬，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彭真，曾向毛泽东请示，为中央党校要题一个校训，毛泽东说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所以很多人回忆到，毛泽东是1943年11月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的，根据是1943年11月7日，中央党校大礼堂竣工前有人提议要在大礼堂正门上挂一个校训题词，于是就有人请中宣部的范文澜，说：“范老先生写几个字吧。”结果范老先生写了几个字，自己感到不满意。于是他就提出索性找毛主席来说，毛主席同意了，就写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其实毛泽东在1941年就有了这样一个题词，当时他不是在中央党校大门口提的，这是他在报纸上提的一番字，其实“实事求是”这个字最早应追溯到1941年。这是一个典故。

但实事求是，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提这四个字？其实是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功底，毛主席非常厉害，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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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极深，国学功底极深，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最早这四个字是来自于班固的《汉书》，班固说当时的河间王刘德这个人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代的颜师古对《汉书》进行评注的时候，他对这句话的注解是“务得事务，每求真是”，对所有的事情，刘德这个人都要求其本源，这个态度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易事事都做到的，实事求是其实是一则古训。

这则古训的意韵更加地深远，实事求是在人的作风上就体现为要杜绝待人接物中的偏执，尽管孔子、老子，儒家经典学说当中最早是没有“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但它已经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例如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就提出，“子绝四”，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他讲的是，“毋意，毋必，毋古，毋我”，其意是不要太固执，在待人接物当中不能太固执己见，有时候太固执己见，就会偏离事情的真相了。

那汉代的郑玄对这句话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以道为度，唯道是从”，要以客观规律为自己的尺度，讲的是实事求是。到了南宋，朱熹也有一番自己的阐述，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真要做到没有偏执，什么事情就要放松心态，站在一个中间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你不知道变化的话，那就是偏执了。讲得也很好，我们有时候自己想法未必是对的，别人的想法也未必是对的，我们走一个中庸之道的态度，有时候中庸之道并不是和稀泥，很多人对中庸的理解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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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其实是让我们跳出来观察问题，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人的一个智慧。

古代人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是在阅读过去人的文献的时候，要站在过去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要站到今天的角度思考问题，更不能想当然，这样的话才能理解这些文献的含义，这是要在学习当中做到实事求是。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话讲得非常地精彩，你要谈到一个古人的思想，你可以读他的诗和书，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他这个人活在怎样的世上，你真能读得进去吗？就像我们今天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当时那个时代的时代环境，我们能够明白他要讲什么吗？所以他说，一定要知道古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跟古人交朋友，这个话真的讲得非常生动。似乎很好理解，但其实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出现了太多的教条主义，原因就在于不懂得如何跟经典作家交朋友，不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理论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在学习当中不懂得实事求是，在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自然就会产生偏执，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党校学习，很多领导干部自己的心中都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许多也是从书上读到的，但如果他们不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去运用这些想法，就会形成偏执，就会抱怨自己的实践环境，但其实不是环境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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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没有理解环境，这是中国人也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

下面我们回到班固的《汉书》里的这段记载，它记载的是河间献王德（刘德），它是这样讲述这个过程的，河间献王德，刘德这个人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个人从民间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善书（原本书），不是后面人抄录的书，当时也没有印刷术，也没有今天的版权，书都是抄写的，抄写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他从民间得到了很多书的原本，所以这个人非常地重真。他就把这些原本当中的真本都保存下来了，他为了能得到真本，他加金帛赐以招之，谁能给我这些原本，我就给他金钱，就赐他玉帛，非常地大方，所以四方道术之至人（做学问的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祖宗上留下来的旧书都献给流了了，所以他得到的书非常多。与汉朝等，与朝廷的藏书都可以等量齐观，而且他还特别批评的一个人淮南王刘安，刘安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的能下有许许多多的学士为他专门撰写了一部书是《淮南子》（亦称《鸿烈》），这部巨著是由我们研究汉代思想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但班固却认为刘安这个人也很好书，但他招的人率多浮辩，大多的人给他的不是真本，而是浮于浅层次的表象的，喜欢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当然班固认为光在浅层次上讨论理论问题，显然是实事求是，这个批评对我们来说也非常地有教义，大家经常也会争论一些理论问题，但争论的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你看的这些文献有没有考证和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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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刘安的做法也有其意义，但从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说，刘安确实不如刘德，班固就讲刘德所得的书都是先秦旧书，那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古代的书籍非常难以保存，孔子说在他的那个时代能看到夏朝的书非常难得，书籍很难保存，经常有战乱和大火，但刘德得到的书，这些书许许多多的都是先秦的孤本。

所以，班固就认为刘德这个人的做法叫“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面还提到了刘德这个人非常重视学术，经常与一些儒生在一块讨论问题，其实是基于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扎实。共产党人是讲究学习的，学风是作风的前提。如果你没有好的学风，我们很难谈得上有好的作风。刘德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学风过硬，所以他在作风上也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清代的乾嘉学派，晚清的乾嘉学派是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古训发展到极致的，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什么叫实事？实事即是问题所要解释的对象，我特别要强调两个字“解释”，“解释”二字是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之间的一个差别，马克思曾说过，过去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但哲学的任务是要改造世界。中国古代人的实事求是主要是解释对象，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是要解决问题，但没有在解释对象上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不相信在解决问题上也能实事求是。乾嘉学派的思想里认为实事是解释问题的对象，求是问题的解释方法，是是问题的解释目标，这概括得非常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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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具体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就不作阐释了，我们所要谈的是他们的思想态度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教义。

这个我们从乾嘉学派的大师戴震当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戴震难师》，以前叫《戴震问师》，通过他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领会一下。这一段话讲的是《戴震难师》的故事，戴震10岁那年才能说话，这有夸张之言，它说：“盖蕴蓄者久矣。”这个人一直都很聪明，智慧藏在肚子里面太久了，把他身体的某些机能给压制住了，所以导致他10岁才能说话，他说话之后，“就傅读书”，就跟着师傅读书，“过目成诵”看完之后就能朗诵，“日数千言不肯休”，他一天能说那么多的话，或能朗诵那么多的东西，有一次老师在教授朱熹的《大学章句》的这本书当中，教授到“右经一章”，于是他就问老师说：“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孔子的这句话，他怎么可以知道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把这句话表述出来的？于是老师就问了，“这个你不能质疑，这是朱熹所说的。”在明清时候朱熹可是大圣人，那可是仅次于孔孟的圣人，明清时期所有老学者读的孔孟的四书五经的话全是朱熹注的，朱熹的话怎能质疑，这是朱熹说的，不能怀疑。那戴震就请教老师说：“朱熹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朱熹是宋朝人。”“那孔子、曾子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是周朝人。”戴震又问：“周朝和宋朝隔了多少年？”老师说：“隔了2000年”，那戴震就问说，“你老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朱熹怎么就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下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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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被问得没话可说了，就说：“哎呀，这可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孩。”这句话是著名的《戴震难师》的故事，讲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朱熹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那权威说的就一定正确吗？权威的解释就一定正确吗？所以，整个乾嘉学派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孔孟的经典当中去解释问题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朱熹这段难师的故事现在已经收入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从孩子启蒙时代就要学会一种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还是那句话，学习上实事求是，工作上才会实事求是。这是朱熹的故事，它讲究的是传统的中国人在学习上讲究的实事求是。

那一提学习我们就想到了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遭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历史，但反过来我们也要想，其实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如我们在器物上学习西方，“洋务运动”，我们学习西方开设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在器物上学习西方。我们为了学习西方，还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但器物上学习西方，其成果后来被证明很大，但不是根本性的，甲午海战一败便知道了不能光在器物上学习西方了。

在很早的时候，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并不局限于器物，我们也学西方的一些科学，左下部分的照片是在中国最早的大学里，这些留着长辫子的学生都在学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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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数学，严复很早就开始翻译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当然严复比较晚，严复的影响力都在甲午之后。

后来又发现光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也没有用，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所以在甲午之后，中国思想界就分裂出了改良派和维新派以及后来的革命派。改良维新派设计了一套君主立宪的制度蓝本，主要是学习英国，更主要的是学习日本，英国是虚君立宪，日本是实君立宪，这两种方案在当时都被抛了出来，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甚至清王朝还出国到英国考察他们的制度结构，和我们今天期盼的西方人的宪政模式，当时我们还派人出去考察。维新派经历了“百日维新”，后来失败了，但它已经证明了在制度上一味地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是不太科学的，但似乎制度上的照搬并没有因维新派的失败而终结。

清王朝自己也试图进行了改良，后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证明在实践当中遭遇了挫折，议会成员大部分是皇族内阁，所以导致了人们极度的不满，到最后索性就革命了，但革命最后所确立的制度模型也是来自于西方的，所以无论是通过“戊戌变法”、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后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所有的学习都是在一味地照搬照抄，中间其实中国因素并不多，所以，这样的学习很显然是失败的，我们中国人强调以古为鉴，近代人强调以西为鉴，无论是以古为鉴，还是以西为鉴，不搞清楚古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情况，都做不到实事求是。所以，中国古代的智慧讲得还是对的，只有搞清楚古人和西人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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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才能谈得上与他们交朋友，我们才能谈得上正确地学习他们，这是实事求是的本源。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很多的学习都因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失败了。

那共产党人的学习又如何？共产党人最早的学习其实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近代以来所有的挫折来自于全盘西化，共产党人最早的失败就来自于全盘的俄化，那共产党人为什么后来能走向胜利？就在于这样的学习真正摆脱了全盘俄化思想的束缚，我们懂得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二、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实践”

所以第二部分是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实践，如果中国人传统的实事求是是在于要正确地解释问题，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正确地解决问题，要想正确地解决问题，必须将学习与实践相统一。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直到今天对我们党还有深远的意义，所有的党员干部最好要读读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这篇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是批评当时党内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怎么的，毛泽东主席说，他们都是抽象的，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哪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我们学理论是为了解决问题，绝大部分人就抱着理论经典不放，这是一个不好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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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好的学风基础之下，可想而知他们的作风怎样，唯经典是从，唯命是从，独断专行，毛泽东主席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其实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曾提出，其实在思想上的这种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和在行动上的脱离群众完全是一个逻辑，到手的这些教条不放，那就不会跟群众打成一片，你只会觉得，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想法不符合经典呢？还别小看，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官员也有这样的想法，总觉得群众很愚昧、很落后，尤其我们在党校培训的时候也碰到一些领导干部，他有时也在抱怨，老百姓不懂我们的政策，不是老百姓不懂你的政策，是你抱着你的那套政策的合理性不放，不跟老百姓沟通，不到实践当中检验，当你固步自封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老百姓跟你格格不入，但这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为了单纯的学理论而学理论，为了单纯的贯彻政策而贯彻政策，很多学者的态度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有的时候瞧不起老百姓，认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对的，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的原因是你是从理论到理论，没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来理论传输出去，不是说学理论不对，而是要在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将理论升格，所以毛主席的话到今天也还是有很深刻的意义。学风不正，作风一定不正。

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要在实践当中获取真理性的认识，这一点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著名的著作《神圣家族》里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有一句精彩的话，“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宣传思想是对的，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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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人类社会的切身利益脱节。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像《神圣家族》这样的著作也写得非常通俗浅白，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经典著作真的得读，党校现在开经典著作课程，这做得非常好。

毛泽东主席就把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划分为“三部曲”。第一步，发现问题；第二步，认识问题；第三步，解决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个认识问题就是这“三部曲”，但毛泽东没有说单纯的认识就是认识了，你只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才能验证你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先拿到实践当中试一试，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验证认识是否正确，所以认识问题是获取真理的第二环节，不是最终环节。而主席又将这“三部曲”抽象为三个概念，发现问题是获取感性认识，认识问题是理性认识，解决问题是实践。而感性认识也伴随着实践，感性认识是在实践当中收集感性素材而形成的，把这些素材拿到大脑当中去加工形成理性认识，再把认识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又获得了新的感性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了知名当世、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实事求是，就跟古代人讲的不一样的，古代人是从学习的角度上而言，我们要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实事是以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实现准确系统全面的把握为基础。这句话是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的，胡鞍钢教授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所以话也讲得比较理工科，他讲的还是挺对的。以决策系统输入充分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要把握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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