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柴玲/包智明

2012-7-24 15:44:24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0年2

期第44～49页

【作者简介】柴玲(1980-)，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瑞士弗里堡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包智明(1963-)，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 作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概括了这种社会结构的三个特征，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得到开发。感情、利益与伦理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行为，而行动中的个人又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

As a key word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summarizes three characters of this kind of society: acquaintance society based o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patrilineal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rite order whose members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 sequence of ethics. In the transforme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is mode is inherited but its contents and orientation have changed. Besides the patrilineal relationship, in-laws, quasi-blood relatives, geographical and occupational relations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than before. Ethics, emotion and interest constitu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individual behaviors in which some new \of difference sequence\will emerge.

【关 键 词】差序格局/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礼治秩序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acquaintance society/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rite order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10)02-0044-06

从江村到云南三村，通过对多个中国村庄的比较与综合研究，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以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某种特有的体系。“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甚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形象描述。但这个抽离于任何一个具体中国农村社区的理想类型，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其内容和取向都在发生变化。

一、“差序格局”及其变迁

(一)解读“差序格局”

某一类型的确立需要与其他类型形成对比，“差序格局”的含义正是在与“团体格局”的比较中得到揭示的。“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束捆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P24-30)虽然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可能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但在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是主要的，西方社会则以团体格局为主。笔者认为，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有如下几个特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

1.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有赖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农业与游牧或工业不同，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游牧的人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

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从而不能自由流动。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他们必须依赖于团体生活。”[1](P31)费孝通还引用了迪尔凯姆的“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以这两个词分别来指代“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法理社会是因着某种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结合的社会。通常，人们认为这种社会发生于工业革命前后，是一个陌生的社会。可见，西方团体格局的形成，既有远古游牧经济的留传，也有现实的工业经济作为基础。

差序格局是以农业而且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农业为生决定了人们的不流动与封闭，而小农经济则需要人们聚村而居，以便互相帮助、照料。“封闭”是由不同地域上的人们不流动、缺乏相互之间的接触引起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在地方性的限制下，人们生于斯，死于斯，形成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每一对个体之间都是特殊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规定了互动双方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通过每天的接触自然习得的。差序格局就发生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

2.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遵从差序格局的原则。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先提生育再提婚姻，是因为社会的继替需要家庭的生育，而生育需要婚姻的保障。纵向的亲子关系支配着中国的亲属关系。而中国的继替原则是沿着父系的单线进行的。“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1](P39)中国的家之所以要扩展成为家族，是因为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核心家庭不足以发挥所有的社会功能：核心家庭可以生育，但其他经济、政治、宗教的功能则非扩大了的家庭不能胜任。这样的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的同性关系要比夫

妇亲密，夫妇之间太过亲密反而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熟人社会除了包括亲属关系外，还有地缘关系。在不流动的乡土社会，家族这个概念包涵了地域的涵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流动，农业社会中的人口流动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举家搬迁，“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1](P71)移民的后代还记着自己的籍贯，籍贯来自父亲，是跟姓一起继承的。因此，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另一种移民不能成长为新的村落，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新移民若想成为“村子里的人”，第一要在村子里有土地，或者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然而，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这些与当地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客，就经常从事血亲所不便从事的商业。[1](P69-75)

3.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稀薄。”[1](P27)在费孝通看来，这种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的有差序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伦。《礼记》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伦用以区别我群和他群。在水波波及范围之内的，属于自己人，反之则是外人。[1](P24-30)但是水波波及范围之内的我群，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我群所涉及的人，以我为中心，按关系的远近、亲疏排列在不同的位置上，离中心越近的，与“我”的关系就越亲近。这种亲近是伦理上的亲近。人们表达亲近程度的方式，最明显的莫过于红白事上的礼信。徐平在调查羌村社会时发现，以农为主的羌人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了家庭、家门、房族这三个不同的亲属圈，不同的亲属圈在结婚、丧葬和建房时送的礼是有厚薄之分的。[2](P71-98)

中国人的伦理维系着私人的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没有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而团体社会中的道德是超己的。因此，基督教有不分差序的兼爱。差序格局还具有伸缩性，即私人关系所编制的社会关系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缩小或放大。越到圈子的外围，“我”所属的群体界限就越模糊。对于处在中心的“我”来说，最容易辨识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在圈子的中心区，由内向外推的结果就发生了家族主义。

乡土中国的治理不是依靠从外部强加的法律，而是依靠从小习得的礼。礼最初是强加在孩子身上的，由于未成年人还不具备独立的意志，因此可以强加于未成年者。礼内化于人，人们只要各安其分，社会就会平稳运转。在封闭社会中，年长的人总是比自己经历的多。因此，长者、老者承担了爸爸式社会教化者的角色。礼治秩序是由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中的老人往往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

(二)乡土中国的变迁与“差序格局”的发展

乡土中国的变迁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清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别开来。他认为，尽管帝国的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3](P1-11)在孔飞力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秩序至迟到清末仍然稳固。杜赞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调查则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其一是经济因受西方入侵而受影响；其二是国家企图加深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4]这两种外在于乡村的力量都在有意无意地改变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察觉到。《乡土中国》开篇就指出，近百年来东西方接触的边缘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只是这社会成长于乡土社会的基层之上。我们的社会在急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只是这个过程比较长，从清末到现在我们仍处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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