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金锁记》中曹七巧悲剧的根源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 学号：0809174043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别： 08级中文系

姓 名： 李玲玲

指导老师： 阮学永

201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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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

摘要： 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得不提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着重刻画了曹七巧这一女性人物形象。造成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社会原因和人物自身原因两方面来阐述。《金锁记》这个凄凉悲惨的故事，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性、对人生意义深层的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金锁记 女性悲剧 原因 曹七巧

Analysis on the reason of Cao Qiqiao's tragic fate in the Golden

Cangue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legendary female writer Eileen Zhang whose novel is a great vogue throughout Shang Hai in the 1940s , we have to mention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Golden Cangue . In this paper , Cao Qiqiao, as a female image,was described especially by Eileen Zhang. There kinds of reasons that form the tragic fate of Cao Qiqiao.This paper expound these reasons from the social side and the individual side. And this novel Golden Cangue will bring us the depth analysis and thinking of huma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

Keywords: Golden Cangue , the reason, The tragic fate of female , Cao Qiqiao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反映着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仍然强大的年代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张爱玲总喜欢把爱写得“千疮百孔”，充满着缺憾与苍凉的味道。在她的众多女性女性文学作品中，《金锁记》又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的，夏志清教授称赞它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傅雷先生誉之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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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张爱玲以其特有的苍凉笔法，及一种近乎冰冷的语调，展现了曹七巧悲剧的一生。是什么让这个被黄金枷锁套住丧失了人性的毒辣女人，毁掉儿子婚姻和女儿恋爱，并把他们也逼成和自己一样的狂人?带着疑问，我们将从《金锁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七巧这类女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一、社会原因：

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生活在社会之外，他与社会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

关系，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但人不仅仅是生存在社会中这么简单，他还要体现着社会中某些现象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和社会的关系。人不仅是社会的承载者，也是社会的附庸。“曹七巧生活的时代是晚清末期，即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那个时期也出现过许多反封建的理论旗帜，但封建势力终究是强大的，那些新式的自由、男女平等的观点不可能迅速的替代人们脑中固有地浓厚的封建意识[3] 。”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贫苦弱小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幸福、自由地生活下去。她们不仅被封建意识约束着自由，而且她们一生的幸福都遭受着这种意识的摧毁。曹七巧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1、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

“森严的等级制度从魏晋时期起，就不断地控制并影响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4]”。在古代就有许多男女因为门第悬殊不能结为连理而殉情自杀的剧，如《梁祝》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因为双方家庭地位的悬殊，祝英台的父母就强迫要她嫁给大家公子，抛弃出身贫寒的梁山 伯，导致最后的双双殉情自杀。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因为出身低贱被自己钟爱的胆小懦弱的李公子转卖他人，最后一气之下投江身亡。这些都是残酷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所造成的悲剧，而且在古代那个极度严格的制度下，即使有人因为反抗封建制度而牺牲生命，都不会得到同情。曹七巧也不例外，她也是那个等级制度和门户观念中的受害者。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七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得到生存嫁入姜家，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维护着男权社会的井然有序。不敢表露自己的悲伤和快乐，不敢表露自己的憎恨和爱恋，这是曹七巧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所在。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有的只是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和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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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本来应该是归属的港湾，心灵的向往，但在曹七巧这里，“家”却成了造就她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将她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

关于家，这也正是折射了张爱玲的家庭生活环境。张爱玲出生在贵族家庭，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没落家族子弟，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堕落的生活，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母亲却是个追求新生活的进步女性，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她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家庭并没有为张爱玲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父母之间感情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但她的性格、观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了。因而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痛苦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2、不平等的社会观念——男权社会的附庸

“从母系氏族以后的中国一直是个男权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于社会中。女性在婚前作为依附物在父亲或兄弟所支 配的家庭中成长，最终又被他们做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婚后，她们又作为依附物依附于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更可悲的是，这些女性对于这种生活状态，不但不自 觉，反而自甘为附庸，甚至逼迫他人也成为附庸。[5]”

嫁入姜家之后，曹七巧便成了她丈夫的附庸，在姜家她必须以她的丈夫为中心，这就是“出嫁从夫”观念的影响。她死心踏地的服侍依附着自己的丈夫，并以此去换取供养自己的物质基础。

在搬离姜公馆后，七巧的身边这时只有一个男人，那便是她的儿子，这也是她生命里唯一的一个男人了，尽管他们是一种母子关系，她也要依附在这个男人 身上，这就是受“夫死从子”观念的再一次影响。

对比《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包括许多其他女性形象，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女性的生存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在男权话语下无从摆脱的精神禁锢和现实奴役，这种普遍而严重的病态的文化意蕴，恐怕才正是作者无意中留给我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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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文学史的并至今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张爱玲生活的时代，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张爱玲传》中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苦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6]”这段话清晰准确地描绘了张爱玲在香港的生存状态，心灵的煎熬不断折磨着她。内心世界是如此这般失落悲凉，而彼时的香港又是 “动荡不安、满目疮痍[7]。”张爱玲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的体验：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被时代抛弃了的他们，不能不感到孤独、惶惑和恐惧。张爱玲透过当时的人的生存困境、精神状态，并融入自己对生活地悲剧性体验，形成了自己独特悲剧式的苍凉。

二、自身原因

曹七巧的命运悲剧不仅仅是社会造成的，也有她自身的原因。她有一种鲜明、复杂的性格，同时她的这种性格又与封建的伦理制度、道德原则相冲突，甚至被压制着、摧残着。

曹七巧鲜明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向、泼辣 软弱 “曹七巧的娘家是开麻油店的，人又有几分姿色，因为卖麻油从小与外人接触多[8]”，所以不似一般少女那样保守拘谨。她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录调情，可见她的本性并不安分老实。她喜欢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金钱、情欲，为此她可以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但她这种性格必然会与当时的封建礼法制度发生冲突，在那个父权社会里，女人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受到这种压制后，七巧张扬的欲望也会受到压抑。比如喜欢她的朝录、沈裁缝的儿子，在她嫁进姜家之后，就只能将这些人锁进记忆的深处。

与《崔莺莺》中的莺莺相比，曹七巧起码在她被迫出嫁时并没有反抗这种残忍、不公平的行为，而是顺着她哥哥的旨意嫁进姜家，因此具有自身的软弱性。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相比，曹七巧守的是金钱，祥林嫂守的是名节。两个女人都向不公平的命运发出嘶声的叫喊，却看不到左右她们命运制造命运北京的那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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