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新加坡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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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新加坡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演变

作者：彭丹琴 魏敏

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4年第01期

摘 要 中国、新加坡历来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通过分别对中国、新加坡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发展演变的分析与考察，发现两国高等教育投资渠道呈多元化趋势发展，而新加坡政府一贯保持的高投入、高效率的投资政策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 新加坡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 发展演变

一、中国：从“统包统办”的国家单一投资体制到多方分担教育成本的多元投资体制 新中国教育60多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历经了从“统包统办”的国家单一投资体制到多方分担教育成本的多元投资体制的变革。这一伟大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阶段性的发展。笔者经过梳理60多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内容，发现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出现了几次明显变化，并以此为据将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统包统办”的国家单一投资阶段（建国以来至8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高等教育方面表现为国家“统包统办”，这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主要依靠单一的国家财政拨款。这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条件密不可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不可否认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存在一些缺陷。

具体说来，在国家财政拨款方式上，国家采取“基数加发展”的模式分配教育经费。“即当年各校的经费分配额以其前一年所得的份额为基础，考虑当年事业发展与变化的情况而定”。“基数加发展”模式一直从建国初延续至1985年，在当时中国高校数量较少、教育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具有一定可行性，并且简单易操作，基本确定了最初的高等教育经费核拨方式。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诸多不足，如高校经费是在往年开支的基础上确定，而不是基于合理成本；又如，高校高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不利于调动高校办学的积极性。

在经费管理办法上，中国采取“核定预算+结余上缴”的方式。即“高校的经费均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定年度预算，国家财政统一计划拨款，学校在年终决算后必须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核定预算+结余上缴”的经费管理办法在中国实施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方面，核定预算的方式保障了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宏观配置和管理；另一方面，结余上缴的方式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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