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陈瑞文武汉六中六六届高中生2016年10月 - 图文

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

陈瑞文（武汉六中六六届高中生）

2016年10月杜先荣问我：“什么时候任命你为决派组织部长的？”

我笑起来了：“哪有什么任命！什么阴谋组织，完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说决派是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倒是符合事实。”

我进去的时候，决派已经成立了（所谓成立，就是社会上风闻已经有这个组织名称而已），大名鼎鼎的鲁氏（指鲁礼安，当时小圈子里面的称呼）到处活动。我住在江汉四路的泰宁里，鲁氏正在支持浠水巴河一司的王仁舟，红旗大楼离我家就二百米，走十分钟吧，我天天去那里，跟他们天天吃住在一起。

后来决派（也叫决联站）搬到中山大道工商联大楼里面，组织混乱。后又搬到武昌区委。

鲁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计划，往来神速。 高兴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谈的尽是巴黎公社、布朗基、巴枯宁、哥达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叛徒考茨基、杜林、埃尔福特纲领……这些名词，逼得你不得不找有关书看。

大家自我感觉还不错，甚至逐渐感到自己似乎就是1917年攻打冬宫的继承者，是列宁手下的那批职业革命家。

那时节，我们对捷克尔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列宁的战友太熟悉了，仿佛他们就是我们的革命战友，而我们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尽管鲁氏往来无踪，但是依然很容易见到。有一天，我又跟鲁氏在一起夸夸其谈。突然，我想起一直埋在我心里的一种感觉。

我说：“决派在江城已经大名鼎鼎，来联络的这么多人没有登记表格；要求参加的，没有手续；既没有组织条例，也没有决派大印。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他说：“可能吧。你想到了，你就管起来。我哪有功夫！” 于是我连夜起草了“决派组织条例”，设计了“决联站登记表”，有单人的、有多人的（由单位负责人填写）、组织的3种，用油印机印了很多，堆在桌子上面，供需要者取用。

决派口号是“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理念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革命不分先后，团结大多数，打倒一小撮，完成斗批改，缔造新型国家机器”。

参加者不分钢派、新派，哪怕文革初期的老“三字兵”也一视同仁，参加的也不少。

后来陆陆续续填好的表格有一尺多高。因决派地址经常变动，我担心遗失，统统拿回家中。

为什么把我当成决派的组织部长？决派从来没有任命过我。可能一是决派大印在我手里很长一段时间；二是工军宣队搞清楚

了，所有的决派名单在我手里。

直到恢复高考，我因此受到很大打击。

1977年考大学，黄冈地区我理科名列前茅，数学连附加题都是满分。但是把我录取到湖北十堰一个什么职业学院，我没有去。

1978年武汉六中刘怡冰老师给我写的鉴定是：“陈瑞文同学品学兼优，学习超前；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经调查未参与打砸抢，不能证明他是鲁礼安的秘书，不能证明他是决派组织部长，是决派组织一般骨干。

2015年国庆节，水果湖中学的李希九（决派宣言起草人）和柳英发来我家玩。

李说：“五中的阮平和说他是决派组织部长。”

我笑起来。说：“现在争这个官有点滑稽，没有一点点利益。为这个事惹的麻烦可以写一本书。有趣！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学习班的。表和公章都在我手上。决派大印，后来我给了七中的廖童焕，才没追查我。决派表是一直追查，从六中学习班到江岸区学习班，穷追不舍的。”

决派是个什么组织

以下几点我可以肯定：

1）决派从未公开正式任命谁是组织部长。

2）说决派是个组织混乱、结构松散、人员复杂、进出自由、

无组织、无纪律、无约束、无奖罚、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那倒是名副其实。人员统统是靠信念、观点类似，靠学生领袖个人魅力吸引而汇聚起来的，随时增减、随时变动。

3）以武汉各校中学生为主，有少数大学生、本市工人、干部、郊区农民参加，还有武汉市外、省内的农民、中学生组织。

4）说决派是王盛荣、李守宪、卜盛光、甘毅、周岳森幕后指挥，鲁礼安在台前操作的“帝修反别动队”、“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狗扯羊腿、胡编乱造、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决派没有任何阴谋，而当年的当权派出于政治需要而密谋策划、捏造罪名、编造事实，才是真正的阴谋。

5）虽然“北决扬”一案，1979年已经为湖北省委否定，但全面彻底地清理事实、还原真相、排除疑点的工作远未展开。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事，也许以后也没有人管这个事。

追责已谈不上了，但决派是文革中中央定性的所谓全国“三大反革命组织”（北京516、武汉北决扬、湖南省无联）之一，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存状态。

我还记得的当年活跃分子

华工附中 周叔瑜等一批

地质学校 袁建疆，李开宇（已去世）等一批 东湖中学 黄茂清（已去世） 十二中 李建生

武大历史系 杨秀琳 四中 阮平和 七中 廖童焕

？中 贺国琤 贺瑞琤 水果湖中学 李希九

二十中 黄鹤 黄静一（住上海路天主教堂对面，大刚报记者黄邦和之女）

无机盐化工厂 蔡万宝

决派上层骨干 鲁礼安、冯天艾，周凝淳（其妹周凝觉，我初中同班同学，住汇通路）。

一些组织集体加入决派，名单上负责人的名字记得有： 洪山区青菱公社红旗大队叶脉； 武汉低压锅炉厂穆效铭。

表格式样：

清查决派，就得找依据，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是决派名单、表格。

1）个人表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派） 登记表

姓名 地址 简 历 现 在 观 点 单位 所属组织 电话 我同意决派观点（纲领？）和决派组织条例，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2）集体表

决派联络站组织登记表 单位 人数 地址 电话 简 负责人 所属组织 介 现 在 观 点 我同意决派观点（纲领？）和决派组织条例，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3）集体简表

决联站登记表 单位名称 所属组织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因年代久远，以上各表可能有误差，但出入不会太大。

公章和证件

我的印象里公章是我去刻的。直径比一般5—6厘米的圆形章大多了，估计有8厘米。锌锡章面，钉（粘）在红色木质章体上，高约8厘米。此章在我的书包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七中廖童焕要去，当时没有任何组织手续，他是经常来活动的决派

负责人 电话 人数 骨干，凭感觉给了他，也无收条之类。

一个中央定性的“反革命阴谋组织”的大印，就在我的书包里面。我天天背着它到处跑，包括挤公交车、包括上厕所、包括我背书包回家，这就是“阴谋组织”。我是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阴谋”的。

后据说查出公章在廖处。他交出，就没有追究公章了。查出决派表才是整人的核心。

决派的证件也是我设计的，油印了一批，发出一些。 说起来好笑：我给自己的证件号是000001(不记得有几个0)。

为什么没给鲁氏1号？他到处跑，根本不管这些事。

怎么追查到我头上的

1）省电力设计院的王建才

现在回忆起来，谜一样依然搞不清楚：此人原不认识，六八年（或六九年）突然找到我家来玩，说是决派的。来了几次，跟我家里人都混熟了，还与我妹妹打羽毛球。

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军人，是省农垦厅军宣队的。没有任何手续，说请我去核实他们农垦厅的几个人的情况。用军用吉普把我拖到武昌省农垦厅，我糊里糊涂地也就相信了。

进大院，上二楼，由几个人盘问，都是关于那几个人去联系决派的事。

天哪，决派联络站人来人往，一波又一波，我怎么可能记得有没有农垦厅的人。但是既然把我搞来了，他们不问出一点什么，我恐怕不是那么好出去。

我就说，决派就是个联络站，我得打个电话请示中学红联的领导。

他们没表示同意，也没阻拦。我径直走到门口墙边竖挂式电话机前拨电话，未通。

我装模作样：“喂，我是陈瑞文。哦，要我赶回？不巧，有农垦厅支左军人找我问一点情况，……好的，好的，马上完了。他们很客气，说请来聊聊天，问一点事。”

全是演戏，他们也没有上前阻止。

我已经能够肯定，说不清就可能留下了。因为我到这里，没有任何手续。

我就在电话机旁边说：“尿来不及了，去去就上来”。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打开门，下楼，一口气急忙走，（肯定不能跑，凭什么？我又不是逃犯！）到大门，装着镇定，大摇大摆地走过军人岗哨，扬长而去。

幸亏走了，否则就被软禁了。

后来知道：十二中的李健生就这样聊，聊到牢里去了大概一年。

2）我家楼上的居委会主任梅惠珍

当时我家住在汉口江汉路泰宁里4号楼下左屋，六八年或六九年，楼上谢妈妈（梅惠珍）让其子谢春源（黄石路中学二司小头目）叫我上去玩。

一上去就看见一个大个子军人，河南口音，要我去派出所坐坐。

“了解一点情况嘛，没什么大事。” 派出所有请，跑不脱的。一起去了。

进去还没有坐下，他问我：“什么学校的？多大？搞些什么

活动？认识些什么人？”

我说的基本是他知道的：“六中的，没搞什么活动，到处玩，不认识什么人。”

“那才巧，不认识什么人我会找你？放老实些，你老爹右派，你还是决派……”骂骂咧咧，用枪拍我头。

就这么耗了2个小时，我姐姐来了。估计他也无可奈何，又没有理由留下我，留下也问不出什么，就让我走了。出来一摸头顶，出血了。

3）六中刘成顺

六八年底，开始动员下农村，相互组团。我原想与六中同学张声进及我妹妹（黄石路中学，现在的警予中学）一起走。我们磨磨蹭蹭，她等不及：“哪像大男人唦，平时那么革命，到了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时候，拖拖拉拉……”。

她先走了，下石首。

六中对口襄阳地区的薛集。我带了两箱子书，全是红旗大楼“捡”回的，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肯尼迪言论集》《人的远景》（意大利加罗蒂）《人是机器》（法国拉·梅特里），还有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多本等等。

户口不交，以防万一，随时准备溜之大吉。

到县城，住招待所，遇邻居陈保均（襄樊空压机厂），把书箱交他保管。

在厕所遇3班的蔡正家。我说：“哎，还有多远哪？这一去

什么时候回武汉……”

他说到薛集区还要坐汽车，有一百多里；下到公社，又是几十里；再下大队，再下小队。我想去富裕的、交通方便的小队，恐怕很困难。这不是住几天，是扎根一辈子。

我一捏户口，当机立断，马上离开，说溜就溜了，回到武汉。 联系到黄冈，找到表姐范普乾，决定不回襄樊了。但是不能不告诉妈妈：“我改名陈向东，不要告诉六中同学。”

几天后，六中钢二司的刘成顺找到我家，对我妈说：“我是陈瑞文的同学，最好的朋友，我的一些书在他那里，我得找他。”

妈妈受骗了，把我准备保密的地址告诉他。 刘成顺这个人是个什么形象呢？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人可能看了《列宁在十月》电影。接近尾声，一个告密者，想跟被他出卖的议员握手，被拒绝。他难受地喃喃自语：“看不起人？哼！”

刘成顺的相貌几乎跟那个告密者一模一样。90年代，有一次我在武汉图书馆看见他。还是当年那个猥琐的猩猩一样，没有理他。他也看见我了，不好意思地溜了。他不可能难受，他有收获：他做工宣队的线人，没有下放农村。

4）六中工宣队

没几天，六中工宣队去黄冈找到我。

表姐夫刘明武是黄冈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天天有挨整的干部去他家诉苦，请求帮助。

一天上午，他正在开会，动员揭批黄冈的“北决扬反革命集团”。下午工宣队的山师傅、陶师傅一行人找到他，拿出非常硬的文件，要他交出决派头子陈瑞文。

刘政委气得把枪一拍，回去第一次大骂表姐。 我就这样被揪回武汉六中。 抓回六中

1）住学校老教学楼二楼拐角处

夜深人静，禁闭室冷，举桌椅取暖，不小心把墙上的毛主席像顶下来，踩在脚下。第二天工宣队发现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已是重要人犯，未追究，只是用绳子把我吊起来。

2）跑出学校，直奔火车站

半夜三更，溜出学校，不敢回家了。直接去大智门火车站，到北京去。

潜意识是：总得有人管一管，这种松散组织，怎么可能是反革命阴谋组织？

混进去了，天黑，走过铁轨时摔了一跤，一身泥巴。 混上车，无座，缩在走道旁，被列车员发现：“流串犯吧？怎么没行李？”

赶下车，就近送到火车站收容所，已是与河南交界处（信阳吧）。

回到六中，吊起，工宣队当然不动手，要红小兵打，打得并

不重。

3）那段时间被抓了几次，我已记不清。

印象深的一次：两个工宣队员直接把我从家里抓走，把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怕我跑了。走到循礼门环形转盘花园边的人行道上，几个群众围上来：“对学生怎么这样？”

工宣队员说：“他不老实，会跑。”走到大智路，我要上厕所，他们陪进陪出，严加防范。

审讯趣闻

山师傅（二七区建筑队工人）：“要竹筒倒豆子，不要挤牙膏。鲁礼安揭发你的材料有这么高（他比划有一尺多高）。他都承认了反革命罪行，你还说他是革命小将……”

“不可能吧，我们要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又一天：

“你先把问题搞清楚，再交入党申请书。现在申请入党也不方便吧？”他愁眉苦脸。

“我原来感觉不够资格。现在只能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才可能理解和承受你们这样的审问。我就只当是对我的考验。”我也愁眉苦脸。

“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早一点说清楚，早一点轻装上阵，

回到人民的队伍。”他非常诚恳。

“你们这样对我，只能让我想起李玉和。但是我又不能把你们看成鸠山。”我也是心里话。

他除了苦口婆心地规劝，从来不发脾气。

但是陶师傅：“老实交代！不然红小兵打你，我们不负责。” 一个红脸，一个黑脸。 批斗会

有一天，小瘦个子军代表对我说：“你老老实实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我不是反革命，不去！”僵住了。 “你就上去站一二十分钟，就要你下来。” “好吧，到时候得把我叫下来。”我妥协了。

一走上台，已经站着一个青年人，胸口挂着牌子：“二七区反革命武斗头目陈志雄”。黑色名字上打着叉。

一个学生要给我挂牌子：“决派头目陈瑞文”。我坚决不挂，后来军代表同意不挂。

人山人海，口号震天：“打倒反革命组织……”“打倒……” 要我喊，不喊；要我低头，不低！

也许军代表知道我是从黄冈县革委会主任刘政委家追回来的，对我不是太凶。

升级，到江岸区学习班

来学习的学员是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是来交代问题的。

有学校教师，红教工头目，名流我知道的有音乐家莎莱。 几乎都是成人，中学生就6个，除了我，还有二十中的付德华，某中的韦顺龄，住在汇通路的贺国琤、贺瑞琤姊妹，加一个胖子。

学习方式：讲课的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其实就是规劝学员老实交代问题的某校教师，他们受宠若惊地代表革命和正确，审问反革命决派中“受蒙蔽的群众”，查清问题，动员、启发、教育，相互交流，写材料，核实，找问题……

对我来说，就是追决派表。

“决派的事，你们知道的比我多多了，还写什么呢?”我问。 “写你认识那段时间的人，经历的事，揭发新问题。”。 写吧，不写是不行的：“1968年×月×日，湖大决联站，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天气晴朗……革命小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啊？

“要你写干货，不是要你写小说！”积极分子说。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生活

1）吃饭

老通城师傅做的可口美味，常有猪舌头（口条）、红烧肉。

五福路中学红教工头目一次坐在我身边：“哎呀，居然坐到决派核心大头目旁边了，三生有幸啊！”

我哭笑不得：“大头目？工宣队背后怎么说的？” 他笑而不答。

一个女教师说：“吃不下，怎么办？还剩一半饭菜，倒了又会挨批评。”

“给我吃吧，我还想吃。”于是都倒到我的饭碗（搪瓷小饭盒）里。

2）解压，自我放松

有时开完会，让大家各自找地方闭门思过。我溜到门外，院子里（在五福路、六合路一带）有人守门出不去。

一个老爷子和他孙女在晒太阳，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户。 我过去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很开心。 无聊时看树下的蚂蚁一步步爬到墙根，上墙，爬到树根，上树，特有趣。

吃得好，但不能不写啊。

3）每天上午集合，在五福路一带跑步，回来后开会、学习，下午思过，写揭发材料。

4）晚上睡通铺，上述中学生住在一起。 画图表

我把解析几何里二维图表用来表达时间—活动状况，至于曲线，只能随心所欲乱画一气，任意给个波峰波谷。

注明：“有时天气不好，没人来串连，有时很多学生来交流。” 活动内容：“谈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各派观点不一，钢派坚决，新派温和，逍遥派是我们的争取对象，老三字兵来参加也欢迎。”

蒙混过关是看得出来的。最终还是落实到具体人，这个是反反复复要我回答的。

对妈妈说

我被六中工宣队抓了好几次。

有一次被工宣队带走、离开家时，我抓住一个机会偷偷对妈妈说：“床后面箱子上的东西统统处理掉。”

我跑到河南抓回来后，他们逼我妈妈交待我和什么人联系。这次我妈妈真的不知道我逃出学校，从河南抓回。

我妈妈交出一本我的日记本，里面尽是我六八年和小学老师、小学同学聚会的内容。有黄石路小学的市模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章德慧，红旗中学张元良，十六中李素文，大智街办事处的夏芝瑞，武汉水泵厂鄢时在，什么中学的计小惠。

其实他们都跟决派毫无联系，我跟他们也从来没有谈过决派，能够查出什么？

后来遇到张元良，他说：“查了的，我说我们是小学同学，去章德慧家，有什么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什么都不知道”。

鄢时在说：“查啊，幸亏我什么都没有参加。”

最重要的事——销毁决派表

妈妈趁工宣队还没来抄家，按我提示的地方，把决派表、组织条例、鲁氏写的部分文章等，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统统撕成碎片，塞进马桶。

当时武汉的街道上每天清早有人拉着粪车，喊“下河啊！”收集人粪尿。家家户户把自家马桶里的粪尿倒进粪车。

就这样，我妈妈一面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是我记录小学同学聚会的日记做掩护，还有一些抄录的革命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写的歌颂毛主席的诗，交给工宣队；一面处理这些要命的东西。

后来听我妹妹陈小文、陈庆文说：“那几天好紧张啊！一个星期，天天撕，丢进马桶。又不敢烧，怕楼上谢妈妈知道了下来

问。”

我说：“没人逼你们交决派表啊？”

“问了妈妈。哪能交？妈妈装糊涂啊！都是名单，密密麻麻的，一本又一本，交上去这些人都完了。”

没抄家

我得知那些东西全部处理完后，完全放心了，同时奇怪为什么没想到去抄家。可能有以下原因：

1）我是从黄冈县革委会主任刘政委家揪回来的，工宣队不便过分造次。

2）我妈妈是那一片有威望的教师，主动交出我的一些东西，工宣队觉得这样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都交出来了，觉得比较配合。妈妈到六中看见我被工宣队吊起来，也没有哭着闹，只是要他们讲政策。

3）我姐姐是支援新疆的，文革中是逍遥派，跟楼上的居委会领导谢妈妈关系不错，文革前跟谢妈妈女儿谢贵娣一起在泰宁里4号办过墙报。谢妈妈也配合派出所的军代表，表现“不错”。

4）我两个妹妹什么都不懂。大妹的一个好朋友欧阳燕萍出身工人家庭，根正苗红，两人与谢妈妈的女儿谢春源（黄石路中学钢二司成员）都是同学，且关系不错。

一句话，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关系比较融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5）文革刚开始，因我仿宋体写得好，居委会老主任蒋妈妈把我推荐给新主任，让我满大街小巷用红油漆写毛主席语录。因此我家没有被抄。

6）最关键的是工宣队那些人没想到我会把“决派表”藏在家里。他们可能认为：要藏也会藏在一个非常可靠的、能保密的什么机关、学校或什么重要人物那里。

7）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当年我的班主任刘怡冰一直对我不错。“七二〇事件”中我被百万雄师抓进江汉公园，江汉食杂管理处主任徐道德审我时，与六中联系。后来据说刘怡冰介绍我是：“这个学生好学习，不可能搞打砸抢。父亲是右派，别的没什么。”于是就以“黑七类”为由打一顿，也不是特别重。

8）“七二〇”前，我去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的武汉市委“侦查”，被六中“三字兵”王松如（我小学同学，工人子弟，挤到军干子弟的组织里混）发现，打我一顿。造反派得势后，我没有报复任何人，我没有一个私敌。

所以对我审查虽严，但就一般打打踢踢，没往死里整，没有一个真正恨我的人。

在农村接受外调

刘成顺出卖我，回汉进学习班，结论是：决派骨干，回下放原地。

1）回去后被照顾去挑堤、拖板车，为的是吃饭方便，因为

我一人做饭不方便。

自从我被说成决派头目后，外调的人络绎不绝，有时要排队。 上面通知我：凡来人外调，必须接受询问，不必上工，工分照记。于是我开始新生活，每天与这些人周旋。

2）省出版局来人外调：“难怪说是反革命组织，你拿外调介绍信都特别。”

“我怎么拿？”

“你用食指和中指夹着。” “那应该怎么拿？”

“正常人使用大拇指和食指。” “那我不是暴露了？”我哭笑不得。 “可能你们成了习惯。”他总有理由。 3）一天来了两个年龄大的军人，优先接待。 “认识程楚吗？” “认识，十四中的。” “她是决派吗？” “不是，去玩过、聊过。” “聊什么？”

“她问决派说怎么回事。”

“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又说：“你比较实事求是，痛快。”

我写道：“程楚不是决派的，来过几次，聊聊天而已，什么

活动也没参加。”我知道他们的来意，所以非常顺利。

两个军人走的时候很满意，他们上级的上级是河南省军区副司令、程楚的老爹。

4）另一个：“认识张莲宝吗？” “认识。”

“竹筒倒豆子，不要我们多说了，自己说清楚。” 这个时候说不认识是不可能的，她可能说了认识我，不然怎么会找我来问。

我现在是“点石成金”的人。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我是他们认定的“组织部长”啊！

“是红旗中学的，在红旗大楼认识。她没有参加决派。” 要我好好回忆。“好的”，愿意耗就耗着吧。 最后还是那句话：“她没有填表，没有参加决派” 5）于是我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任命的决派组织部长陈瑞文”身份，开始为一个、两个、几十、几百、大批人证明身份。 当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工军宣队拿出“决派表”，斩钉截铁地说：“铁证如山，你填的表在这里。能够否认吗？”，而被打成决派，没有，一个都没有。轰轰烈烈的清查“反革命地下组织”一两年，没有找到一张“决派表”。

就像沈醉证明某人是不是军统、某共产党员是否自首一样，我得证明这人填表没有，那人参加过什么活动，天天写材料。

天哪，写吧，几乎清一色地写：“此人不是决派，我在决派

表中未见其名。”

有的写：“此人自己说来过，那很可能就来过，但我不可能记住几千几万个决派群众。”

有的写：“他来问了一下决派是做什么的，就再也看不到了。” 6）至于那些天天跟着鲁氏鞍前马后冲冲杀杀的敢死队的人，他们交待的材料可能都几寸厚了，我能写什么？工宣队比我还清楚。

比如：

“李希九怎么写决派宣言的？” “那能告诉我吗？”

“决派纲领你没见过？”递过来。 否认不了：“见过。”

“说说什么时候、哪里见的，你旁边有什么人，怎么讨论，说了什么。”

“油印资料到处发，我是在桌上看到，当时就我一个人，感觉写得不错。”

“怎么不错？”

“看不出问题，现在也看不出问题。不是你们指出是阴谋，我的确认为写得好。李希九是我朋友，我佩服他有文才，不然我为什么去决派？”

“他写你的情况有这么厚……，你还保他！”手势，至少二寸。哈哈，挑拨。

“那他是会写，一点点事反反复复地写。我想起来了，非常清楚。”

“快说，想起了什么？”他一下兴奋起来。

“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谈过怎么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那是你颠覆得了的！受蒙蔽嘛！你就回忆时间、地点、说什么。”什么都没有捞到，有一点泄气。

“时间、地点，只要李希九记得，随你写。至于内容，都是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学习巴黎公社……”

7）我扯起了巴黎公社。

当年的确经常谈这些。对外调人员认真地扯这些是装，是东扯西拉，以歪就歪。

一般他们都没有吼我，因为我也很少跟他们争，争是对牛弹琴。

8）凡是希望我证明外调对象没介入决派的，我都痛快地证明，皆大欢喜，因为我的证明含金量高，决派组织条例起草人、管登记表的人、“组织部长”出的证明，那是非常权威的证明。

但有的人，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证实外调对象参加了决派，有罪。

这也无所谓。我有的是时间，还拿着工分，一起耗吧。我都懒得顶，有时候成了我反问他们。

“是这样啊？我都还没你清楚！如果照你说的写，那何必问我？”

“如果要我照你们说的写，可以，但要同时写上，我是照你们说的写的。”

他们往往哭笑不得。

有时候干脆装苕，说东扯西，或者干脆说另外一个问题。我有一种功夫，可以不受干扰地想我喜欢的事情。这样，他们看我发呆，就大声问：“到底是谁？”

“莫泊桑！”

“姓莫的？男的女的？” “法国的。”然后哈哈大笑。 他们面面相觑：“完了，神经了。”

说实话，我一经被封为决派组织部长，待遇高了很多，几乎没挨打，更不要说过分地逼供，对我只能是变招，诱导，暗示，提醒……

9）我已经驾轻就熟，我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何种身份”、“地位”。

你想让我写他不是决派，好办。

你想让我写他是，我眯着眼睛看这些人，恍恍惚惚、云里雾里的感觉。这都是些什么人哪！问到的那些人认都不认识，要我证明什么？证明是决派，你们好去整他？我还没受够？还要去复制一个我？然后他再去乱牵连？

我被诬为决派组织部长都熬过来了，搞疲了，无所谓了，难道还要把更多的人搞得重复我的经历？

想着想着…… “怎么睡着了？” “哦，刚才问什么？”

“他是不是决派？填表没有？”

“想了半天，他就是没填，依据是他都不了解决派纲领。如果你拿出他填的表，可以帮助我回忆……”

你有本事拿出表来啊，拿啊！

像玩小丑一样看这一个二个的二货。决派是个自由市场似的开放组织，还真当了个阴谋集团，让我当了个阴谋集团的组织部长！演戏吧！

就这么演，我不演，他们会找别人。

10）这期间我接待了无数批人，没有一个人来的，都是两人，一般都是男的，中年居多。开始都比较客气，达不到目的也有气急败坏的，但我已经沉得住气了，很老练了。

因为我感觉我就是杜聿明。他们有时翻开毛选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有时要我念，我就念，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这辈子当不了杜聿明这高级别的三星上将，体会不了他的威风，还不能把他当俘虏的榜样，体会他落魄时的心境吗？毕竟是大人物啊!

曾几何时，历史的浪潮袭来，一夜间成了杜聿明似的人物，唉，何其荣幸！

“今天我没上堤，又给了我十分工分……我倒是舒服，可是

无形中沾了农民的光啊……”

我经常这样想入非非，经人提醒才回到现实。 几乎没有激动了，你们的那一套，我都比你们熟。 11）很多故事都已淡忘，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

我经常想：看来无论干什么事业，都得做大头目。大地主不会杀，杀小地主；高级军官都收留，小喽啰一个不留。人只要出了名，就是上面挂了号的人了，谁敢怠慢我？只要不打，那就耗呗，外面还排成队了呢！

有几次我搞烦了，大吼一声：“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不相信何必来？我是组织部长，搞宏观的，这些小事我顾得上吗？太微观的事我能都记得吗？”

每逢此时，倒是他们让步。我不写点什么，他们交不了差，只差跟我说“息怒，有什么写什么吧”。于是我领情，大笔一挥：此人来过决联站没有，实在难回忆，但确未看到他的决派表。

心想，你找决派表去吧，在化粪池里呢。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谢我妈妈。

她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不老实的事；一辈子听党的话，相信组织，这次按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她一生没干过大事，这事可能是她干过的最大的事。 12）一念之差，她凭着本能不知挽救了多少家庭。想想后怕，如果她交出那一大堆表，后果如何？外调的潇洒地把真正的表递过来，你还敢写他不是决派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何时，

何地，多少人，什么情况下，谁谁怎么递交给你的。

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铁证如山，无可抵赖啊！我得进入一个无穷的扯皮循环，我扯得了一个，不可能都扯下去啊！

13）事后听说武汉电信局工总的一个头目，女的，被整得实在受不了，跳楼身亡。还有更多的悲惨故事未公布，如果都收集整理起来，恐怕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如果当时决派表被工宣队掌握，会有更多的人被整死，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数字可能无法统计。而一人挨整，绝不可能限于自身，会祸及全家。

这家人以后哪怕只有一个人熬出头来，会不会记仇寻觅当事人？

报复不断，循环往复，这对社会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伤害。

未牵连中学红联

后来了解到，我在中学红联的朋友（无论六中还是一中）基本上都没受到我的牵连。为什么呢？

1）我参加本校或外校造反派组织，无论“井冈山兵团”，“中学红联”、决派，本来就是带有考察性质。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能做逍遥派。

我觉得应该观察了解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造反派闹到哪里我就去那里。作为副产品，我在红旗大楼居然找到社会上看不到的不少内部书。

我把不少精力用在搞书上，从来没有、也无兴趣带一帮人去找谁搞武斗。

故虽然认识人虽多（不少还是负责人），但我没决策过指挥过一次武斗、打砸抢，而这是工宣队清查的重点。

2）所有参加决派活动的人都知道：参加决派要填表，当局也明确知道表都在我手里。但是表不见了，整人没有依据。 3）我跟中学红联的朋友联系多，常去一中玩，完全可以解释成：因为我家住一中附近。一中是我姐姐陈利文的母校。 七二〇期间我是在一中。但是是在一中冲淋浴时，被百万雄师抓到，不能说明我参加了什么活动。

为什么要整决派？

决派是“北决扬”系列中，影响最大、动员群众最多的一个发展阶段。核心人物是华中工学院船舶系一年级学生鲁礼安。他和一帮志同道合、造反比较早的同学，被造反派组织排斥，于是另起炉灶，研究社会，发表时评，串联工人和农民，形成一个与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有密切联系，而又比较“极左”（与北京“516”相同，反对周恩来）的极端、特殊、另类的“怪胎”。

抓决派是由头，目的是向三钢、三新、三联各造反组织全面开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全部造反派打趴。

不要说北决扬不是什么阴谋组织（刚刚相反，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就是三钢三新三联，也是组织松懈，一盘散沙，打打

杀杀坐不下来的流寇。

上海的造反派怎么那么厉害，实实在在地执政？人家团结啊！武汉的造反派怎么就这么窝囊废？一打就趴了？实事求是讲：武汉的工人组织的确是一帮没有严格组织纪律、没有正确斗争策略的乌合之众。

中学生，绝大多数倒是有献身精神的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武汉中学生较容易受上面的影响，所谓上面是指武汉工人、大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是一批造反早、但是其中不少人就是只会打打杀杀搞内讧的人。

这些头头，不挨整时，不停地争权夺利，坚决不搞大联合；一旦挨整，没有几个人管得住嘴巴，说他是反革命，马上承认是反革命，然后马上“竹筒倒豆子”、“反戈一击”，出卖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友，连江湖流氓都不如。

决派里面有理想主义者，有书呆子，有流氓地痞小混混，有糊涂虫，的确是没有一点点阴谋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

“北决扬”被当权派选为瓦解造反派的突破口，选得太准确了。他们首先突破的一个关键就是鲁礼安。他联系的人特别多，五花八门，最关键的是他的性格：不拘小节，留下很多易于被人攻击的“大不敬”言行、文字；一旦被抓，他又非常幼稚地牵连很多人。

于是当权派给造反派编织了一张大网：鲁礼安的朋友的老爹干毅，曾留学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和剑桥大学，通过他把决派与帝

国主义联系起来；经常与鲁礼安聊天的华工附中校长周岳森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干毅曾任国民党少将，这样就把决派和国民党联系起来；鲁礼安认识的老干部王盛荣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决派就和苏修、王明联系起来了。

好了，都凑齐了：这个决派就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反革命地下组织”。鲁礼安与武汉各造反派组织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当权派就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逼迫与决派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批判过决派的造反派承认加入了决派，企图把所有造过反的人都装进这张大网。

我家庭受到的牵连

1）1970年下半年居委会要将我爸、奶奶遣送到浠水老家。奶奶年事已高，怎么受得了这种折腾？到浠水老家，蒙乡亲照顾，总算活下来。坚持到七五年，因吃不饱营养不良去世。

父亲原是郑州铁路局基建处高工，1958年补划右派，1964年从河南西华县五二农场回武汉。当时没任何理由，就将他遣送回老家。

2）1971年搞“五七干校”，属于老弱病残之列的妈妈下放到枣阳熊集公社茶庵大队某小队。好在妈在农村有小妹照顾，相依为命。后坚持到1973年，可以回武汉，但是已无住房。只得到我下放的黄冈，靠表姐范普乾分到一处房子。

3）我受到的牵连：

①一直受审查，招不上去，当不了工人。

②1971年由贫下中农推荐考工农兵学员，理科满分，文科优，因决派问题不让我去。

③1977年参加高考，数学100分，4个微分方程附加题全对，又是满分。因决派问题没学校要。安排到十堰一个什么职大，没去。

1992年与鲁礼安谈决派

我毕竟不是做医生的料，1984年进市科委系统。

1992年，我主持“武汉市无形资产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涉及武汉第六制药厂注入深圳某医药公司的港资，改制为“马应龙药业集团”。

在位于航空路的武汉市医药工业公司会计室，遇到中学红联老战友、市实验学校女生某某.她说起市实验中学初中六九届的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名教授，所谓“新左派”；又特别提到当年风云人物鲁礼安，“他就在我楼下的一家公司上班，经常看到他，可惜他不认识我”。

她提起的这两个人，我后来都联系上了。有了王绍光的QQ邮箱，王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美国，适逢‘六四’留下，当时已在香港大学任教。

我告诉王绍光说：“鲁礼安想出书，能否联系？” 王绍光说：“我当年在中学红联是最下面的‘提提’，去决派

串联，我是小喽啰，你们是上面的头啊，鲁礼安就更不用说了。一定帮忙。”

这本书后来还真的在香港出版了，书名叫《红卫兵吁天录》。 那天马上下楼去找鲁礼安，还真的找到了，他是英国英高顿医药公司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

这是二十多年前他从武汉去黄石铁山被抓后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聊天非常热闹，一直到他下班，意犹未尽。后又一起去他家吃饭、继续聊。

不能不谈决派。

我直言不讳：“你写了我不少揭发材料吧？我值得你写那么多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也算是默认。

我说：“当年你是风云人物，革命小将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你怎么跑到黄石大冶铁山，又怎么被那里的新派抓起来？一笔糊涂账。你用伏契克笔法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被抓小辫子，连累多少人啊！”

但是他回避谈这个话题，或许不堪回首，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依然跟当年那样，用一贯正确的口气、伟人的姿态，夸夸其谈。

我内心其实非常沉重。

一个有才华、但是不负责任的学生领袖，当年言行不检点，留下那么多被人整的把柄；至今对受他牵连的人，没有一点内疚，

没有一句自责的话。

我能够说什么呢？

他依然对当年的“政敌”张立国后来挨整，兴高采烈： “湖北省委平反决派，我出牢以前，张立国已经抓进去，牢房正好就在我隔壁。他在里面天天喊冤枉，可怜巴巴，嚎天喊地，像个无赖。”然后哈哈大笑。

我哭笑不得。但是想起当年张立国是怎么对鲁礼安，那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做法，又对鲁礼安的怨恨似乎有一点理解！

但是，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偶像，都应该知道自己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这是一群什么领袖啊？他们愧对曾经信任他们的广大群众。 他们不值得受到人民的尊重。 历史证明他们不配有更大作用。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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