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两种类型” (2)

中国企业的“两种类型”

——国有垄断企业改革探讨

在中国，我们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称谓中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改变了以往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包办一切的企业模式，实行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主要靠宏观调控来干预经济的方式。第二，这种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在政治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适度放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在行政力量这只强手的干预下，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政府扶植了一大批行业垄断企业。这些企业依靠着国家在某些行业的特殊政策，享用着稀缺的国家资源，占山为王独霸一方，有的还成为行业中的巨无霸，控制着某一行业的大部分市场，甚至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经济命脉。与此相反，另外一种企业是没有特殊资源可享用，而只能靠白手起家和敏锐的经济意识去发现市场，靠过硬的产品赢得市场，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制造型企业。

从资源分配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企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资源性的垄断企业，另一种是市场性的竞争企业。对这两种企业，有个形象的说法：“找市长”与“找市场”。前者占有资源，依靠政

策发展，无人能与之抗衡，缺乏市场竞争对手。后者顺应市场而生，用品牌和产品站稳脚跟，在充分甚至是惨烈的竞争中留存。因此，企业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一类的企业做标准；二类的企业做品牌；三类的企业才做产品。这里所说的一类企业就是垄断资源的企业，也可以说是“找市长”的企业。他们可以制定和影响市场的准入标准，可以垄断原材料的流通和产成品的价格。二类和三类的企业因为无资源支撑，只能“找市场”，靠做品牌和产品赢得市场，适者生存是后者的唯一选择。

这两种企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该如何看待他们？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据统计，2010年，工商银行实现净利润达1660亿元，同比增加28.8%；中国移动净利润1196亿元，日均净赚3.3亿；而中国石油更是以1676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的国有垄断企业。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虑。不可否认，国有垄断企业在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国有垄断企业缺乏创新精神与竞争力，生产效率低下。由于长期受国家扶持，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税收都是投入到国有垄断企业中去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30岁的男人怀抱奶瓶，还经常坐在地上大哭不止。同样，也正是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加上税收的投入，国有垄断企业在所在的行业都是居于龙头地位，垄断了差不多整个市场，获取了高额利润。由于这高额利润并

不是来源于企业本身的结构优化与降低成本，而是源自于国家扶持而来的垄断地位，所以成本再高、结构再不合理也无所谓。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效率的低下。美国《财富》杂志曾报道，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名列前茅，但它们的生产效率却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式经营的电力、电信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也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到1/20。国有垄断企业的这种经营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和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的。有政府的扶持，虽然不会轻易的倒闭，但随着中国的不断进步，国有垄断企业将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第二，国有垄断企业与民企争利，使民企发展举步维艰。一些国有企业保持行政垄断的地位，得到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支持迅速扩张。由于资源分配的倾斜，使得广大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不得不将自己的融资触角伸向民间的高息借贷，沉重的资金压力使许多中小企业陷入了进退维谷、生死攸关的险境。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2009年国有银行提供的10万亿元以上的海量贷款，绝大部分贷给了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使国有企业大大提高了扩张速度，甚至大举进入房地产业这一公认的资源性行业。它们挟巨资抢购土地，使地王频现，纪录不断刷新。凭借在流动性短缺和现金为王的年代，拥有巨额流动性以及继续保持垄断权力的优势，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在2001到2009年的8年间增加了1.2倍。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更达到了天文数字。仅两家最大

的中央国企中移动和中石油的净利润就超过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与国有企业赚的体满钵溢相反的是，由于银行贷款是优先贷给国有垄断企业，广大的中小企业却遭遇了资金的寒流。201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导致以出口为主的温州等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十分困难，出口订单的减少以及人工、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断上涨，让“开源”无望的众多企业还要饱受“节流”的折磨。在少数垄断资源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大发展的彩云下，却笼罩着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值得人们反思。

第三，某些国有企业不顾民生的提价，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从去年起，CPI就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局面，物价猛涨，而对应的工资涨幅却远低于物价的涨幅。就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两桶油”也来凑热闹。进入9月以来，华东、华南地区等地的汽柴油批发价格全面推高，利津石化90#汽油从每吨8500元上涨至8730元，杭州中石油0#柴油从每吨8180元上涨至8540元，广州中石化0#柴油从每吨8320元上涨至8758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正是这“两桶油”在默默的推动着CPI的上行。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中石油从大庆开采的石油，每桶成本不到十美元。中石化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每桶大约六十美元。可是中石油竟然能够把从大庆开采的石油卖到和波斯湾进口的石油一样的价格。每升五块钱的汽油甚至比美国加了资源税和燃油税的价格都高。对于如此幽默和滑稽的事，除了愤慨之外，我们能做的就是忍受了。油价的上涨，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出行时选择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工具的问题，它直接影响

的是各地之间的物流成本。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加油站前排长队的货车连绵几十公里的景象习以为常，因为加不到油而停运的客货车屡见不鲜。可以肯定的说，导致今年CPI的增长是某些国有垄断企业控制产品价格，使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

第四，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相比于体制外其他经济组织也严重的不公平。从理论上来说，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归属于全体国民，正是有了全体国民的支持，国企才能从50年代之初建立和发展的这么顺畅，国企的发展与壮大无时无刻没有离开社会大众的支持。政府每年有很大一笔税收再投入都是用于扶持垄断国企，再投入的钱都是纳税人白花花的银子。而这些垄断企业在赚取了巨额的利润之后，除了少数利润上缴政府之外，大部分都留在企业作为发展基金,相当部分被体制内的高福利、高消费、高工资的管理成本所消耗。从1983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改革以后的20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给政府，今年的最高上缴额又调整为15%。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国有控股和垄断企业高管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了吧！不仅如此，国有垄断企业的日常开支也令人咋舌。中石化近年来被曝出的1200万的天价吊灯、82万的贵州茅台、13万的名片印刷费等等，每一次的曝光都引来舆论一片哗然，一次次的考验着国人早已脆弱不堪的心里承受能力。如果说，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巨头毕竟是少数，开销大也有种种托词堂而皇之，那么请看：在湖南娄底一个小小的电业局奢侈浪费之风丝毫不拜下风。据报道，湖南娄底市电业局多

名局领导配备豪华车，其中局长的奥迪Q7更是价值130万元。10名班子领导超标准配备豪车：7名配备豪华奥迪车，另外3名分别配备丰田霸道、皇冠和三菱吉普，全部超过中央规定的用车标准。国有垄断企业的这些巨额开支，都得益于垄断收益以及几乎每年都有的国家巨额补贴。

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它所占用的优质资源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除了上缴政府的那一部分税收之外，它利润的一部分就应该回馈社会。国有垄断企业绝对不能借上交利税而回避对整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笔者认为：国有垄断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应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愤慨的说：“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国有垄断企业享受了政策资源带来的高额利润，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企业追求利润并根据利润水平给予员工高工资和高福利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然而，国有垄断企业实现的利润合法性、合理性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国有垄断企业过高的利润和工资水平正日益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社会各界的诟病，要求垄断企业让利于民和降低工资水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垄断企业不伦理”的说法也在社会和学术界广为流传，国有垄断企业成为人们议论与批判的矛头所向，其实问题的症结正在于垄断企业成本的合理性和国有垄断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忽视。

国有垄断企业是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由国家控股的独享某种资源经营权的企业组织。正因为其国有属性和垄断属性，使得他

们的产生与存在和竞争激烈的制造型企业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也同时对应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标准，垄断企业由于独享了某种公共资源，所以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与其垄断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等企业，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保证国家的能源供应，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为经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然而，垄断企业是否很好地履行了这些社会责任呢？从中石化重庆井喷事故，到中石油吉化公司爆炸造成松花江严重污染事件，从媒体报道某破产电厂抄表工年薪10万，再看看今年以来由于多次油荒，造成的全国性运输大瘫痪，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今年国有垄断企业高得令人咋舌的利润，人们从迷惑到愤慨也就不足为奇了。公众期望与企业伦理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偏差，也难怪垄断企业逐步沦为社会公众批评的众矢之的了。

总的来说，垄断企业凭借独特的垄断地位，不仅可以轻易地向公众转嫁各种生产成本，而且可以轻易抬高销售价格增加公众负担，他们的利润所得不是一种正常的利润收入，而是带有一定“掠夺性”的利润。在自由、公平的环境下，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而垄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低效率的，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增进社会福利的考虑，在一些特殊行业利用国家强制力形成垄断，阻止和减少其他社会成员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国家这一举措的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企业在建立之初，企业性质就超越了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社会目标或履行一种社

会责任。但是我们的垄断国企，并没有认识到，更没有尽到国家赋予自己的义务与责任，而是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与资源厚颜无耻的疯狂敛财，这不能不让人心痛。

与国有垄断企业相对的，是市场性竞争企业。这类企业顺应经济体制的改革，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断失败中努力探索，最终成为这个时代值得称道的、受人尊敬的企业。我们耳熟能详的海尔、华为、联想、比亚迪、TCL等等企业,都是其中的翘楚。他们与国有垄断企业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将国家资源占为己有，坐吃山空独霸一方，而是靠着自己独到的眼光，靠着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在市场中屹立不倒。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

首先，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企业的原始积累。这些企业在创立之初，很多都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家底，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政策优惠，但是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在一片荒芜中建起了理想的大厦，用自身的努力获得了骄人的业绩。最为著名的海尔集团，1984年创立时，还是个亏损147万元、濒临破产的小厂——青岛电冰箱总厂。后来在张瑞敏的领导下，经过十几年的时间，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中国家电行业的排头兵。海尔目前已成为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中国最具价值品牌，2010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357亿元人民币，连续六年蝉联“中国品牌500强”，连续十年位居“中国最有价值品牌” 榜首。

其次，这些企业遵循着市场规律，顺应着市场潮流，在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中发展壮大。他们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与政府搞关系上，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走向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向市场要发展。如今中国计算机业的老大联想集团，从创办的那一天起就被逼上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之路。以柳传志为首的十几位科技人员，带着几分新奇、几分困惑走向市场，他们卖过彩电，卖过旱冰鞋，也卖过电子表，他们在中关村租门脸，研究员站柜台。现在联想的总裁杨元庆，来到联想的第一天就开始背诵产品报价，跑用户。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抱定了要为用户提供最合适的产品的理念，从市场中去寻找商机。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联想集团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在信息产业内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联想台式电脑销量进入全球前五，其中消费电脑世界排名第三。

总之，这些企业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管理方式与企业文化。在众多企业当中，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企业文化建设，海尔集团都值得称道。海尔企业文化是被全体员工认同的企业领导人创新的价值观。海尔文化的核心是创新。它是在海尔二十年发展历程中产生和逐渐形成特色的文化体系。海尔文化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战略创新为方向、以组织创新为保障、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市场创新为目标，伴随着海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中国走向世界，海尔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员工的普遍认同、主动参与是海尔文化的最大特色。海尔企业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是一种精神激励,能够调动与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

人们潜在的力量和智慧激发出来,使员工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创造出更高的竞争力。

事实证明，虽然没有国有垄断企业那些优厚的先天待遇，这些企业却靠着后天的努力，在市场的夹缝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体制不变革，“找市长”与“找市场”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还将长期共存下去。无可争议，找市场型的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找市长型的企业只能说是披着企业外衣的某种经济组织。这种企业的存在，侵蚀着全民共有利益，妨碍着提高效率，更损害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面对国有垄断企业，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庞然大物，历次改革非但没有使其扬长避短、造福于民，反而变本加厉的促使他们与民争利、中饱私囊。现在垄断企业问题，已经到了日益突出，甚至是民怨沸腾、千夫所指的地步。垄断企业就像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不但影响着经济良性发展，而且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到了迫在眉睫、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首先我们承认，虽然国有垄断企业在国内饱受诟病，但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这些垄断企业，大部分都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只有这些行业掌握在国家手中，才会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与整体经济社会运行安全。其次，这些行业

建设与经营投资规模极为巨大，并不是一般私人资本所能够承担得起的。而且，如果这些行业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同样可能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垄断市场，同样可能出现少数几家大型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人民利益，国家难以掌控的问题。

国有垄断企业产生的初衷，原本是为了确保国家战略安全，并不是为了让企业从中牟利。再者，相关的垄断企业既然是由国家投资，也就是用纳税人的税款投资建设，属于国有企业性质，同时又被特许享受垄断经营权，那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能简单的将自己定位为单纯的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因此，对国有垄断企业进行改革，既要使这些重要行业实行国家的垄断经营，同时又要避免相关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大肆敛财、损害人民利益，笔者认为：应将这些国有垄断企业向着公益型国企方向改革。企业主管部门考核这类企业，不能仅以盈利为目标的效益考核。国家应该强制一些相关商品与服务价格按照经营成本制订，保本微利甚者可以允许政策性亏损，将国家的财政补贴置于阳光下，国有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应该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实际上，行业实行充分竞争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效之一，也就是相关商品与服务价格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于企业经营成本。所以，只要国有垄断企业真正能够向着公益型国企方向变革，并最终实现按照不赢利原则制订商品与服务价格，也就可以在实际上达到实行

行业充分竞争所能达到的成效，并惠及工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以及民生，同时又有利于减少因为对这些行业实行垄断经营可能招致的社会批评。

同时，笔者在此告诫广大企业家们，不必去羡慕那些国有垄断企业。虽然他们享有国家赋予的特权，掌握着无可比拟的资源，但毕竟这是国家不得以而为之采取的非正常手段，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而且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纯粹的企业，也就不能以一般企业的要求来衡量他们。作为企业家，还是应该走向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接受市场的考验，在市场大潮中乘风破浪显出英雄本色。“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找上级找商机”才是企业家们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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