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特征研究

武汉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特征研究

摘要：作为文化载体，地名是地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能反映出文化的方方面面。武汉地名的演变充分反映出地名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地名甚至已融入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武汉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武汉地名有着鲜明的语言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地方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以武汉地名为研究对象，归纳出武汉地名的四种结构形式并概括出武汉地名的六种命名方法。从而进一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并对武汉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相关意见。

关键词：武汉 地名命名 地域文化

正文：地名是一定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约定的专有名称，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复杂的地名现象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外部也就是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形式及结构形式，是作为地名的显性形态而存在的；地名系统的内部主要由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生活发生联系的多种因素构成，是地名的隐性内涵。通过对地名的显性形态进行描写、分析，可以较准确地把握隐含在其背后的种种观念，从而揭示地名与文化的深刻关系。

一，武汉地名的命名体例及其特征意义

地名的命名方式是指造出、发展出地名的途径，是对地名的扩充方式在纵向平面的动态考察。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归纳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说明法、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地名的意义主要包括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基本意义主要是指地理实体的类型、方位、范围等；附加意义包括特征意义和隐含意义，特征意义指该地的自然景观、经济文化背景、历史人物事件等，隐含意义指人们在命名地名时对该地的认识及寄寓的愿望。

1，声名法

说明法是指大量地名通过其命名方式可以立知其命名意义，或是表明地理位置起到标记作用，或说名该聚落地居民的姓氏，或说明该地盛产的资源或曾作为生产、商贸交流、宗教祭祀场所的历史背景。该方法在武汉地名中运用最广。例如武汉出现了不少因行业命名的地名，如筷子街、玻璃街、洋油坊、打扣巷说明这些地名曾经作为手工业生产基地兴盛一时；再如高坡店、叶麻店、十里铺、孟家铺、张家铺这些通名为“店”、“铺”的地名反映该地

曾作为商贸集市而存在；再如火官庙、龙王庙、长春观、四官殿、青菱寺、归元寺则折射出该地曾经、现在作为宗教场所的信息。 2.派生法

派生法主要是由原生地名附加某种成分派生而出新地名的方法，既无需另起炉灶又点名地理方位。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类地名也日渐增多，最为常见的演化关系就是“对称地名”和“联称地名”的产生。

2.1对称地名

主要是附加“大中小、南北、上下、新老”等词义相反相对的反义词。如知音东村、知音西村，上堤前街、下堤前街，下钱东村、下钱西村等。 2.2联称地名

通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生地名各抽取部分缩略合成一个新地名的造词方法。如武汉市的得名就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减缩造词后的结果，再如其他宋徐湾、肖陈湾、程杨湾、尤李村等都可看作是联称地名。 3.借词转化法

借词转化法是指很多地名中往往借用别的名称转化而来，并加上一定的通名，多起纪念意义，也是运用名词联合短语构成的“熟悉陌生原则”的典范，把与武汉密切相关的如由人名、事件名、典故、其他城市名转化命名一些街道聚落。 a.人名：中山路、黄兴路、张之洞路、张自忠路、张公堤 b.事件名：二七街、八一街、首义路、广埠屯、九女墩 c.典故名：钟家村、落驾山、卓刀泉、梳妆台、楚望台 d.城市名：北京路、广东巷、四川路、江西路、福建路 4.形象命名法

形象命名法是在武汉地名的命名中多使用比拟的方法，即借助想像力把甲事物模拟作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式。如金鸡山、狮子山、元宝山、凤凰山等。比拟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造像“，创造情景或景象引起人们的联想。 5.谐音雅化法

谐音雅化法是指原来本地有一个名字，但是比较俗气不雅，往往以接近的语音所代表的高雅化的词语来命名这个地方的地名。如武汉的积玉桥，原称鲫鱼桥，后谐音雅化为积玉桥。同样的还有武汉的珞珈山原名为落驾山，“落驾”与“珞珈”二字谐音，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 二.武汉地名与地域文化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与载体，并与文化的共生共变，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独特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武汉地名充

分体现了武汉的地形水文以及历史文化特色。 1.武汉地名与水文地形

多湖、多湾、多墩、多桥，约占武汉地名的13%。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称，众多的湖泊和河流，几乎曾占据了武汉整个地域。含桥、口、渡、湾的地名非常的多，这也反映出武汉市的水系比较发达。众多含墩、台、塆的地名则说明因为湖泊众多，人们为避水害需筑堤围湖并垒土为墩，以营建居室，形成聚落。多“场、坝、坪”说明武汉地处江汉冲积平原、地形平坦，人口集中，聚落密布。 2.武汉地名与移民文化

武汉地名成了“江西填湖广”的一部“活教材”。相比较其他城市的地名，我们发现武汉地名中含有姓氏的特别多，这些姓氏地名多是从明朝开始有的，且其祖先多为江西人，如杨家湾、尤李村、马家庄等。这与从明初开始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的人口大迁移有关，“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这一地名现象的最好注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人的宗族家庭观念，而武汉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更为血缘族群提供了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 3.武汉地名与历史传统 3.1荆楚文化

武汉是荆楚文化的腹心也是荆楚文化重要的传承地，在地名中也可见一斑，体现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如经典故事类，与高山流水有关的“钟家村、琴台路、知音路”，与楚庄王有关的“落架山、鼓架山、清河桥”等。 3.2三国文化

武汉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国，称为夏口，苏轼《赤壁赋》中“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夏口即武昌，武昌是现在鄂州市的鄂城县，至今武汉地名尚留三国印记。 a.与关羽有关的：卓刀泉、洗马长街、藏马洞、关帝街 b.与鲁肃有关的：鲁山、鲁山城、白马洲、鲁肃湾等 c.与三国故事有关的：如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等。 4.武汉地名与世俗文化

一个城市的大街、大道多由政府、文人来命名，但是小街小巷多由市井乡民随意命名，并流传下来，这类地名往往能够反映城市的世俗文化。如搞条街、杨簸箕湾、王麻子河、光秃岭、新屋熊等，名虽不雅但却折射出武汉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征。而如仁寿里、升官渡、平安路等则反映老百姓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 5.武汉地名与时代发展

如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一系列地名如首义路、民主路、民权路、民生路等；与殖民统治有关的梅神父路、巴黎路、洋园、渣甸路、猪巷地名的演变等。进入新中国后，前进村、向阳村、跃进村、红卫村等带有浓重时代气息的地名在武汉也十分常见。由于近年来武汉与台湾

交流合作密切，出现大量以台湾的市、县名做专名的地名，如台北路、高雄路、澎湖路、马祖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与语言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地名的结构形式以及命名方法的归纳，我们可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地名常常随着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时代更替、人口迁移、科技发展、经济进步、文化繁荣而发生更改，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地名。但是另一方面地名的产生发展变化却往往滞后于自然地理以及人文社会的变化。武汉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做好地名的管理规范工作有助于确保城市中系统内信息交流机制的正常运转，充分发挥城市地名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并有助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与升华。一方面要保持地名相对稳定，能不改的尽量不改；如若必须更名，应审慎地把握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进行科学论证；无论更名与否，都不能切断历史文化血脉。另一方面要努力解决重名现象、一个地名多种书写形式，做好地名标志以及地名工具书的编撰工作将武汉地名进行更好的“数字化”建设。

1350110030 余张鑫 2015.6.6 参考文献：

董玉梅：《武汉老地名》，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彭建新：《武汉老街巷》，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程干庭等：《武汉地名志》，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汪端宁：《武汉地名与荆楚文化内涵》，《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9月。 董玉梅：《武汉三国地名中的吴国名》，《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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