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中特案例分析（2015上半年半期作业）

2015-2016第一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案例分析材料

答题要求：

1、每位同学需在以下提供的案例中选取三个，根据案例材料后的问题进行分析，要求每个案例分析字数在1000字左右，共3000字左右。

2、请写明案例序号和案例名称（如专题一第一题：结合材料回答一下问题），进行案例分析时要求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有理有据、分析全面细致。

3、所有内容一律手写，请用A4纸进行书写。在试卷首页写清楚学院、专业名称及学号、年级、班级。

4、要求原创，杜绝抄袭，如重复率超过30%认定为抄袭，半期考试成绩记0分。

5、请各班学习委员在本学期第12周上课之前收齐所有答卷，每个行政班级按学号顺序（小号在上，大号在下）装订好，交给任课教师，不能缺失任何一份。（由任课教师转交给班级主管教师）

专题一、二

一、结合材料回答一下问题。

材料1：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１）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２）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材料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是什么？ 2.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结合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我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

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

材料2：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就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上大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我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3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我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分别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

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块钱，短缺是当时外汇储备的基本特征，出口创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但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

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三十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大开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外经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对外经济逐步实现大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空前提高的30年。

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跃居第3位。改革开放头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扩大到1988年的1028亿美元，此后速度不断加快，5年后的1993年发展到近2000亿美元，8年后的2001年增加到5097亿美元，2002年以来，进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连续6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在2004年超过1万亿美元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从1万亿到2万亿的突破。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6.7%。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哪些基本内容？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的关系？ 3.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哪些目标？ 对此谈谈你的想法。

三、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毛泽东的群众观

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526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毛泽东：《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毛泽东：《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6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 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材料2：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材料3：农民与城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以每年0.8至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届时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 《蓝皮书》指出，单纯从人口城镇化率看，目前中国已开始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而从生活方式标准看，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县改区中存在的大量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这类群体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仍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市民化程度很低。

今后20年内，中国仍将有2亿多农民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4亿至5亿农民需要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这将是中国实现向城市型社会转型面临的关键问题。

据初步测算，仅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市民化成本至少人均10万元。在未来20年内，要将4亿至5亿进城农民完全市民化，至少需要支付40万亿至50万亿元的成本。为此，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1．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其中一个方面。结合材料分析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2. 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产党应当怎样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我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时期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处理得好，就能顺利发展;处理得不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呢？这是因为GDP3000美元以下时一般采用的都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就是靠资源投入来支持增加，用投资拉动增长，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内需不足。但是一旦GDP超过3000美元时，人工、资源、环境成本会急剧增加，出口的价格不再有比较优势，粗放的增长方式就难以为继。此时唯有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人均GDP为38354元，约合6100美元。目前，我国仍处于矛盾凸显时期，像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也相当程度地存在。 材料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

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摘自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

1. 分析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累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背景。 2.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3.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时期，主要的矛盾有哪些？这些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4. 结合材料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创新社会管理的启示。

五、结合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材料1：我国的医疗改革历程回顾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媒体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卫生部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医疗服务进入市场化阶段。2000年，公立医院产权“变卖”。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2005年，医改风云突变。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提出“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中国医改再次引起关注。2007-2008年，医改进入最后冲刺，最新医改方案提交2008年3月“两会”讨论。至此，中国医疗改革近三十年的风雨征途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009年，国务院出台最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其中重点提出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以此五项重点改革，旨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2年，3月21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到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6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完成。报告指出，新一轮医改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如期全面完成了三年医改各项任务；8月30日，卫生部、财政部等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

意见》。开展大病保险，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

材料2：中国医疗暴力史

2013年11月5日，一组上海华山医院医生跟公安学武的照片在网络爆红，有网友调侃道：“医而优则武”。调侃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曾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正成为当下中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从2000年至今，至少有150多起医疗暴力案例被报道过，其中致人死亡的有30多起。作案工具包括马刀、宰羊刀、水果刀、铁锤和斧头。这仅仅是被媒体记录的案例。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多。

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上世纪80年代，医患关系亦相当和睦。权威调查显示，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共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上升至1400件，而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双输游戏，最终受害的是每个普通人。患者对医生的恨从何而来？又是怎样的社会土壤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信任，演变成从医闹到滥杀医生。

最近几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医闹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卫生部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万多起，比五年前多了7000起。医疗暴力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陈尸、拉横幅、设灵堂、打砸医院，谩骂、恐吓、绑架、拘禁、殴打医护人员，极端的包括火烧和爆炸。这些案例中，医务人员除了要面临被砍杀的危险，还遭受各种凌辱。其中包括女护士被扒掉外衣；医院院长被逼在死者灵前下跪一小时；主治医生被逼抱着小孩尸体示众4个钟头，一边走还要一边说：“这个小孩是我一针打死的。”

仅从150多宗案例看，医疗暴力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事实上，医疗暴力远要比想象中严峻，因为见诸媒体的只是少数极端个案。行凶者以家境贫寒的弱势群体居多，也有官员参与零星个案。2003年在河北任县人民医院，患者抢救无效死亡，作为患者家属的该县司法局局长聚众打死前来调解的医生。

2007年5月，陕西榆林市卫生局一名干部带小孩看病，因为嫌陕西榆林儿童医院医生看病慢，对医生大打出手。医疗暴力也可能发生在医生上班和回家途中。2006年3月15日下午，辽宁省锦州义县一名患者将午休归来正猫腰锁自行车的胡大夫连砍十多刀，胡当场身亡。医疗纠纷、对诊疗结果不满、嫌费用过高，是患者向医务人员施暴的三大主因，但有不少施暴并非因为疗效。2012年哈医大医生被杀案中，被杀医生建议患者先治好肺部结核后再进行治疗，患者认为医生在故意刁难他，遂杀医泄愤。

例如2010年山东齐鲁医院杀医案，“凶手父亲13年前死于肝癌，但他一直没闹，到自己下岗了，就把怒火发泄在当年给他父亲做抢救的两名护士身上”。

梳理150多宗案例可见，医疗暴力正从打砸医院、医闹，向无目的地滥杀医生转变，并在2012年到达顶峰——22起暴力伤医中有9起致人死亡，而过去每年只有两到三起。

医生从医信心在不断下降。中国医师协会2009年的一个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有六成多医师对当前医疗执业环境不满意，比2004年高了两成。仅有一成多的医师愿意子女日后从医。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会无医可求。卫生部2008年统计显示，最近6年共有100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

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患方并非一开始就诉诸暴力的，即便诉诸暴力，也并非一开始就升级的。之前还包括鉴定、调解、协商、起诉等过程。已经被执行死刑的白血病患者彭某在杀害主治医生王万林之前，曾数次向院方提出解决方案。彭的要求在其家人看来并不高，因为复查时专家会诊称其手术失败，彭要求要么免费再做一次，要么赔55万，但均遭院方回绝。

如果彭世宽想获得赔偿，首先要做医疗事故鉴定。现在鉴定权大多从原来的卫生行政机关移交给各地医学会，但医学会仍是半官方机构，跟医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于医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独立性和公正性难获患者认可。就算彭世宽真去做了，也要等上好几个月。有调查表明，市一级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可能拖一年左右。结果却往往难令患者满意。据报道，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只有一成多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从医院角度而言，医疗事故定性事关医院声誉，不少医院往往否定医疗事故的成立。

如果对医疗鉴定不满，患方也很难诉诸法律。尽管考虑患者举证难，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利益。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以医疗纠纷专业性太强为由，直接依据医疗鉴定结论裁决。举证责任倒置本身还有负面效果。有权威调查显示，72%医生不赞同举证责任倒置，认为这将会使医生趋向保守治疗，没100%把握不敢抢救，能多开检查就多开检查，严格保管医疗档案。患方对调解的回避，同样源自对公权力不信任。“且不说会否有包庇情况发生，卫生行政机关即便处罚也是处罚医院和医生，患者很难从中获得经济赔偿。”法律学者徐昕在《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中写道。

社会救济也并不完善。中国医院协会调查显示，有5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件，属于医院无过错尸检，比如严重疾病、药品不良反应、产品质量等等，但中国没有无医疗过错的补偿机制。多数患方在走投无路时，会先向医院提出赔偿方案，医院一般认为过高而拒绝。相比私了，医院更相信常规途径，他们会担心患者反复要求赔偿。患方最后往往会走一条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私力救助渠道：暴力。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这让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感到很无力

最近几年医疗暴力频发后，原卫生部、公安部两部委发文呼吁对医生进行保护，例如规定医院要设立警务室，但在起威慑效果的同时，也把医生再次推到患者对立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维稳逻辑下的纠纷解决潜规则，在医疗纠纷中相当见效。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医院赔钱了事。医院的赔偿行为很多是在政府介入之后作出的。有的是相关部门强行从医院账户划钱赔给患者。有的是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后，以医院无条件承担患者后续治疗费了结。维稳逻辑无形中助长了医疗暴力，使暴力陷入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广东2006年上半年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其实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就已建立，看病前的各种请托、送红包是最好例证。医好了大家都好，一旦没有医好，这种原本脆弱的关系会发生戏剧性转变，患者会立刻翻脸，150多宗案例中多数是因患者不满疗效引发。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在于患者认为医务人员和职业操守的普遍下降。有部分医生就诊时间短，态度冷漠，没钱不给看病，收红包，拿回扣，过度医疗，发生纠纷后，医院推卸责任，还有涂改伪造医疗档案，甚至集体造假。这些在现实中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账或许不能全赖在医院和医生头上。追根溯源，这跟中国对医疗的财政投入不足有关。1986年卫生总费用315亿元，国家财政拨款122亿元，占38%，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6%。最近几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9.7%的全球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跟美国16%的比例相提并论。

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要维持正常运行，资金漏洞必须从患者医疗费中抽取，以药养医的恶果由此种下。患者和医生都要为此埋单，患者承担高昂费用，医生超负荷工作。曾有八年从医经历的邓利强回忆，“为了完成上级层层下派的指标，医生的‘笔头’压力很大。”

据中国最大的医学专业论坛丁香园网站一份调查，有78%的医生将医患关系紧张，归咎于财政投入不足。

在财政投入不足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一份权威统计显示，城市基本上占据了全国80%的医疗资源，其中30%又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就诊时间以几分钟计。医患双方没时间沟通，导致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埋下医患暴力冲突的隐患。“如果医生和一位患者有15-30分钟的沟通时间，患者意见会大大减少。”中国医院协会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道中称，近半数患者首选三级公立医院。“强化基层医疗机构的力量，是当前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

1. 结合材料分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医疗暴力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2. 在医疗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同时，我国医改应该怎样做到以人为本？

3．要彻底解决医患纠纷，你能提出什么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六、结合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材料1：半个世纪人类发展观大反省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轫以来，人类便以为自己寻到了自我发展的终极密码，随着滚滚的车轮与隆隆的机器轰鸣，一番无边无际、无限无量的乐观发展前景被反复展示。但这种乐观最终被环境问题击碎，“技术万能论”与“无限发展观”一步步沦陷。

作为一个富于潜力的专有名词，“可持续”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关于林木的“可持续产量”的研究之中，此后关于渔业的“可持续产量”问题再次被提及。

然而最终促发人类大反思的机会，却是一系列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论述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著述。此书的问世，给作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书中提到的“可持续性”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概念。

1968年，来自全球（主要是欧洲）的100多位学者、名流聚会罗马，讨论当时人类的困境与出路。聚会中，基于共同的担忧，与会者以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为研究对象，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4年后，这个组织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

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这显然有失偏激而遭诟病，以至反对者以同样的关键词撰书《没有极限的增长》进行反驳。

但这样的瑕疵不能淹没《增长的极限》的后劲，在“可持续发展”大行其道之后，这个闪耀着人类自我反省光辉的报告，被奉为了“绿色行动”的“圣经”。

1972年实在是新发展观的一个好年头，除了罗马俱乐部的经典奉献之外，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在经过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概念观念的嬗变之后，联合国选择从民间机构手中接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连续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本报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

经过4年的研究与论证，WECD于1987年提交了成果——《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被正式提出。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检讨了“唯经济发展”理念的弊端，强调需要从当代和后代两个维度谋划发展，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及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21世纪议程》，更进一步确认和明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与内涵。

几十载的理论突破，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有了实践的收获。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协调共进。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质疑与突破，无疑是首先在西方国家发轫并逐渐成熟的，这跟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完成了经济繁荣并遭遇相应问题有关。事实上，传统模式聚焦于经济的片面发展，一方面是人类的理性认知存在时代局限，同时更跟发展的程序有关——发展的自由要优先于发展的正义。如今，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路线，后发国家理当可以避免踏入同样的误区——不少后发国家在自己的经济赶超阶段都声明，自己不会重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结果还是往往存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发展自由优先于发展正义的阶段，但前车之鉴在眼，国际潮流所示，这样的阶段可以得到尽量的缩短，而跟随

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不限于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的人本关怀，被纳入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最丰富地吸纳新发展观的内涵，而尽量缩短步向新发展时代的必要过程，是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后发优势。

材料2：雾霾：人类健康的新杀手

2013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以下简称“绿皮书”）指出，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雾日数呈明显减少，霾日数明显增加，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据了解，雾是由水汽组成，水汽遇冷就结雾，雾本身并不是一种污染。霾是由细小的颗粒物组成的，颗粒基本在微米量级，不像雾是在十几或者二十个微米的量级。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雾霾天气成因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1981年至2010年，霾天气出现频率是冬半年明显多于夏半年，冬半年中的冬季霾日数占全年的比例为42.3%。

从时间跨度来看，1961年—2012年，中国中东部地区（东经100°以东）平均年雾霾日数总体呈增加趋势。近52年来，年雾霾日数最多的是1980年，有35.8天。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中东部地区平均雾日数基本都在霾日数的3倍以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雾日数呈减少趋势，而霾日数呈增加趋势，雾霾日数比例逐渐减小，特别是2011年和2012年的霾日数均超过雾日数。

从空间分布看，雾霾日数变化呈东增西减趋势。东北、西北和西南大部地区雾霾日数每年减少0—0.5天，除新疆北部外，西部地区年雾霾日数基本都在5天以下；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呈增加趋势，其中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增加最快，广东深圳和江苏南京平均每年增加4.1天和3.9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年雾霾日数为25天至100天，局部地区超过100天。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中东部雾霾呈现高发态势。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4.7天，较常年同期(2.4天)偏多2.3天，是52年（1961年-2013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重庆、天津均为历史同期最多。

绿皮书选取了中东部6个典型大城市（北京、石家庄、郑州、南京、杭州、广州）和附近的6个小城镇（遵化、饶阳、西华、高邮、慈溪、增城），对比分析年霾日数变化可以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大城市和小城镇年霾日数差别不大，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大城市霾日数明显较小城镇偏多，大部分年份偏多超过50天。

绿皮书称，中国雾霾天气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石化能源消费增多造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逐渐增加。这些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热电排放、工业尤其是重化工生产、汽车尾气、冬季供暖、居民生活(烹饪、热水)，以及地面灰尘。此外，人类活动产生的光化学产物、局地烹饪、汽车尾气等造成的挥发性有机物转化为二次有机气溶胶，都会使雾霾情况频繁发生。

气候变化导致的气象条件也是造成雾霾天气增多的原因。

雾霾天气现象会给气候、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引起城市大气酸雨、光化学烟雾现象，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阻碍空中、水面和陆面交通；提高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

“雾霾”会导致肺癌的产生，华东地区最近查到了肺癌最小的患者，年仅8岁。江苏省肿瘤医院医生冯冬杰表示，这名8岁女童患肺癌的原因是家住在马路边，由于长期吸入公路粉尘，才导致癌症的发生。雾霾主要是因为PM2.5会沉积在肺部引起炎症，从而引起一些恶性病变。

据了解，南京一家医院的胸外科有120张病床，但是肺癌患者就占据了50张。其中有不少患者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劳力人群，这些人大多都不是吸烟引起的病症。根据医院统计，肺癌患者的增长人群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最快的是3岁到50岁的人群。

城镇居住人口已然超过50%。中国的城镇化已从城乡分割的二元型社会进入到了城乡一体，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如今，超过7.1亿人生活在中国的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城镇聚集，城镇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力量。

材料3：山水之间

（3）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与新时代背景结合，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三、当世界闻听毛主席逝世53个国家降下半旗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

意志的‘颤流’。”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

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10万人纪念游行，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

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

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请结合案例，从世界各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入手，结合毛泽东思想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专题四

一、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

案例呈现：1977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由此，邓小平发了批评“两个凡是”的先声。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 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自已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

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的这番话，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性格和胆识。

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

1977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以完整、准确、全面、系统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号召，逐步在全党形成了对“两个凡是”的“合围圈”！

请结合案例与邓小平三落三起的革命生涯，试论述我心目中的邓小平。

二、科技发展与人类生存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轫以来，人类便以为自己寻到了自我发展的终极密码，随着滚滚的车轮与隆隆的机器轰鸣，一番无边无际、无线无量的乐观发展前景被反复展示。但这种乐观最终被环境问题击碎，“技术万能论”与“无线发展观”一步步沦陷.

作为一个富于潜力的专有名词，“可持续”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关于林木的“可持续产量”的研究之中，此后关于渔业的“可持续产量”问题再次被提及。 然而最终促发人类大反思的机会，却是一系列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论述杀虫

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著述。此书的问世，给作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书中提到的“可持续性”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概念。 一个真理，往往需要被不断地论说，才可能在人类“致命的自负”里挤出引起注意的空间来。而这样的一种注意，自然还跟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要求“以理性质疑理性”的社会热潮紧密相关：嬉皮士、摇滚乐、同居潮??一系列要求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再“启蒙”的热浪“颠覆了世界”。

而在更为根本的“认知世界”层面上，也开始有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者的反诘——人类的理性虽然是独一无二的禀赋，但它并不足以安排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事实上，连经济运作的进程也左右不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人类可以一力主导经济前行与社会进程的认识论基础也发生了动摇。1968年，来自全球(主要是欧洲)的100多位学者、名流聚会罗马，讨论当时人类的困境与出路。聚会中，基于共同的担忧，与会者以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为研究对象，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4年后，这个组织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

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这显然有失偏激而遭诟病，以至反对者以同样的关键词撰书《没有极限的增长》进行反驳。

但这样的瑕疵不能淹没《增长的极限》的后劲，在“可持续发展”大行其道之后，这个闪耀着人类自我反省光辉的报告，被奉为了“绿色行动”的“圣经”。 1972年实在是新发展观的一个好年头，除了罗马俱乐部的经典奉献之外，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在经过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概念观念的嬗变之后，联合国选择从民间机构手中接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1980年代初，在美国连续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本报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

彭永涛。出于保密考虑，此行不仅轻车简从，更是在邻近乡镇调研了半天后，才来到最后一站：脉旺镇三台村。

他们是冲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而来。

三台村1800余人口，90%以上的农户凭人均1.2亩地为生，没有村办工业。目光所及，房屋矮小，道路破损，鲜见砖瓦楼房。而就是这个满目凋敝的小村落，在新近启动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一夜之间，冒出了近30位身家数百万的富豪、企业家，全村个体工商户营业收入近亿元。

天色越沉越暗，平静的三台村正是暗流汹涌，山雨欲来。

十余分钟的旁敲侧击后，村主任彭先林已是坐立不安，宋处长单刀直入要求核对几位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情况，尤其提及了一名叫“欧阳书宝”的村民，普查表显示，此人名下资产300万，拥有一家雇工25人的“书宝棉花购销加工厂”。彭先林一时语塞，片刻沉默后，起身长叹，“不管了，说就说吧。”

同样的版本也在其他村上演。第二天，在邻近的桃闸村，冒着漫天雪花，宋处长一行拿着该村经济普查表要求村会计挨户核对，事发突然，会计一时手忙脚乱，没几户后就破绽百出，无奈之下将所知之事悉数兜底。

经过两天的调查，宋德家一行最后查实：脉旺镇在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中实际汇总个体工商营业收入8000余万元，但经过镇领导分派指标，落实到村，最终上报10.09亿余元，水分竟超过9亿。

半个月后，三台村有人从镇里带来消息说，事情闹大了，通天了，好像要在全国通报批评，再过几天，又传来了消息：镇党委书记、镇长两人被就地免职。 “造假造掉了乌纱帽”一时成为全镇的热门话题，但谁也说不清，中央怎么就知道三台村造假，这信息是谁捅出去的？ 举报者“欧阳书宝”

被村民们忽略的一个细节是，那次进村的最后一站，宋德家处长曾敲开一扇虚掩的铁门，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获悉来意后，喜极而泣。 事实上，在中央调查组离开后，当地就在寻找这位神秘的举报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知情人士“里应外合”，三台村的造假不会直接被国家统计局查处。 从调查组的片言只语中，镇里只摸到了一点线索——举报人的姓名是“欧阳书宝”。但一核实，三台村查无此人。

怀疑的目光后来锁定到66岁的村民杨振龙，他是1980年代汉川县人大代表，孝感地区劳动模范，十余年来就喜欢为村里的不平事奔走，更重要的是，他是本次三台村指定的经济普查员，对统计情况了如指掌。

而听到这个名字时，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彭先林顿时心里“咯噔”一跳，后悔不迭：看来自己指定杨振龙做经济普查员，真是一时糊涂。

彭主任随后就为“糊涂”付出了代价，2005年3月，镇党委、镇政府宣布免去他的职务，来宣布决定的镇干部临走时，还撂下了一句话，“看不准人，怎么当村主任？”

村民们后来分析，选杨振龙当普查员，实际上也是迫于无奈：2004年10月下旬，脉旺镇展开经济普查时，镇里的意见是各村会计担任经济普查员，而且提了两个硬指标：一要政治觉悟高，二要具备数据统计能力。

而三台村自2000年至今，就没举行过选举，也没有村会计，彭主任为这个普查员人选很伤了一番脑筋，尽管知道杨振龙喜欢“挑刺”，但左思右想，也只有他符合条件。

彭先林当然没想到，“危险”的种子就此播下，并最终导致了惊动中央的这起统计造假案。

但杨振龙最初也没想到，他的偶然“兼职”会一波三折，在普查刚开始时，他的想法是“如实把全村情况摸清楚”，7天的调查里，他逐户核实，填写了全村30份个体经营户普查表，汇总营业收入63.56万元，并经由村主任上交镇政府。 10天后，他的兢兢业业却被意外地认为是失职的。11月2日晚，村主任摸黑赶到老杨家，劈头就是一句，“表格不合格，得重来”。端着饭碗的杨振龙霎时糊涂了。

国家统计局调查组事后查实，2004年10月底，脉旺镇经过首轮清查摸底后汇总全镇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8000多万元。但镇统计助理、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夏厚宽认为“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不符”，遂向副镇长魏明、镇长方兵、党委书记赵炎华汇报。三位领导一致要求“查漏补缺”。

11月2日，“查漏补缺动员会”在镇政府召开，一位与会的村干部事后回忆，一位镇负责人拍着桌子说，数据“距离领导要求太远，要重新普查”，并当场确定：总额定在9亿—10亿元。这“多出来”的9亿，当场就逐村分配任务，分为村

办、个体、私营、商业、建筑、交通六项，指标分配精确到了每村多少万元。 有村干部私下嘀咕，没有村办企业咋报？镇领导当即支招，“不行就虚拟到户，但每户营业额不许超过400万”。杨振龙事后才知道，400万是个坎，超过了就要列入所谓的经济户口簿，被重点盯防。

压在三台村头上的指标是村总收入6820万元，其中村办企业30万元，私营2000万元，个体3800万元，商业690万元，建筑100万元，交通200万元。这意味着比原来的数据浮夸100倍。

11月7日，杨振龙咬着牙虚拟增补了25名个体经营户，虚报营业收入6950万元，加之先前的数字，虚实共计7013.56万元，“称职”地完成了镇里交给的普查任务。

虚拟的名单中有一个“欧阳书宝”，其名下拥有300万元产业，雇工十余人，“指的就是我，我借它发泄自己的愤怒。”杨振龙说。

老杨平素喜欢钻研姓名八卦，他遂以“我要虚报”的谐音，取了“欧阳书宝”这一假名，随后，他将所有虚拟表格均复制了一份，留在手边。

这25份表格会同其他村的虚假表格，构筑起了一个近10亿元的硕大泡沫，一路平安地吹到了镇领导手上。

在等待了1个多月后，老杨确信这些假数字已经被层层上报，2005年1月15日，他决定寄出署上自己真名的举报信，直接向国家统计局举报。

署名时，老杨费了一番心思——姓名地址是写在举报材料之外的纸条上。他的解释是：“如果检查组亲自处理这事，可以根据纸条找到我；如果交办地方，那转交的材料是匿名的，可以保护自己。”

此时正是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启动之初，如此恶性作假事件当即引起国家统计局领导的关注，仅仅9天后，宋德家处长一行，直奔三台村。

汉川市一位官员后来告诉记者，在国家统计局调查过后，市领导高度重视，对全市的经济普查工作紧急进行了补救和修正，也确实发现经济普查表格几乎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

汉川市统计局局长胡际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脉旺事件之后，14个市直督察组倾力而出，力求数字的真实准确。”

最终汉川市的普查结果修正为17亿元，在修正之前，17亿元仅是两个镇的数

字之和。

“17亿的数字应该不会有水分了。”该市新闻办一官员告诉记者。 5月19日、20日，记者随机走访了与脉旺镇一河之隔的分水镇。该镇的光一村会计李广财说，光一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2004年村子人均收入1640元，而据《分水镇统计资料选编》，光一村早在2003年的人均收入已达到了2688元，二者相差1000元之多。该村没有村办工业，李广财说他也没上报工业收入，但在镇统计资料里2003年却清楚写着工业收入203.3万元；2004年上报的村农业收入105万元，而在统计资料里则变成了近400万元，可谓天壤之别。 单见年报中如此之水分，或可想见当时经济普查表的真伪程度。 脉旺的土壤

2005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将脉旺造假事件通报全国，此事定性为“严重违反《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违法案件，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同时通报中对举报人给予了充分肯定。

汉川一位市领导叹息道：“对当事人而言，这是阴沟里翻船，在最不值得的地方栽了跟头啊。”

“阴沟”当然是指经济普查工作，这位官员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说阴沟里翻船？经济普查只是调查摸底，不列入统计口径，不算GDP，不扯财政收入，怎么会与政绩挂钩？再说，那么离谱的数字，一个市的谁不知根知底，会凭这个升官？”

他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当时正逢年末，乡镇清欠账、发工资、闹年关的时候，镇干部因无心旁顾才一时疏忽铸成低级错误。

而造假项目出在个体经营收入上，也被普遍认为事出有因，汉川市统计局一官员指出，“个体经营收入被列入经济普查还是第一次，这一块，是个说不清也不好统计的东西，脉旺镇这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调查这一块，加之镇领导新任，更是心中没谱。”

这位官员认为，在经济普查指标里，基层乡镇最不看重的就是个体经营这一块，要抓的主要是规模以上经济实体数据，规模超过500万的，“没人会在乎个体户的数字，你要是对哪个基层领导说，这个可以出政绩，会被当成笑料。” 偶然、不值得、低级错误，成为记者在采访中听闻最多的关键词，那么为什

么在这“不出政绩的数字”，也会出现造假呢？既然可能得不偿失，当事人为何还执意冒险？

是无心之失吗？国家统计局查实，在整个造假过程中，脉旺镇领导对汇总数据的篡改达到三次之多，从9.16亿元到9.46亿元，再到10.09亿元。其间领导磋商、会议部署，狠抓落实，都有序而循，可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个中滋味，或许只有当事人冷暖自知。记者辗转多时，终于与造假事件中受处理的一位当事人取得联系，对于东窗事发，他坦言自己运气不好，并流露出些许委屈之辞：“1980年代末脉旺镇乡镇工业很发达，在当时的几个重要产业，比如伞厂、｀钢管厂的带动下，催生了一股个体工商业发展的热潮，的确出现过接近十亿的状况，这些年经济垮下去了，但数字上却还在年年增长，你说我们怎么办？”

湖北省统计局向本报记者证实，脉旺镇近几年来上报的个体工商营业收入，一直稳定在10亿元上下。

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字财富，无疑成为了巨大的数字包袱，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新领导班子只有两条路，要么把谎话捅破，要么就继续撒更多的谎来掩盖。

把谎言捅破，无疑需要巨大的代价，这位官员认为，“这意味着你要面对历任的造假者，还意味着你的仕途可能从此完蛋。”

在计划经济时代，脉旺和马口、城关并称汉川老三镇，脉旺更是被誉为汉川工业重镇和商贸名镇，但这些年，在马口镇继续以其纺织业高居湖北省乡镇综合实力前十强时，脉旺镇却不可抑制地衰落了。

“脉旺镇的现实是，绝不能拖了后腿，对不住领导的栽培。”一位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后来在电话里这样分析，“所以我们肩上的压力更大。”

这种压力当然也来自汉川市强烈的发展梦想：2004年湖北GDP超百亿的县市只有五个，汉川是其中之一。今年2月22日召开的汉川市三级干部大会上，汉川市委、市政府十分鲜明地提出——今年乃至今后几年将赶仙桃，超潜江，努力建设湖北经济强市。

那脉旺镇该怎么办？汉川市一位官员认为，“脉旺政治地位又特殊，经济地位却又难以为继，如果不造假，这官怎么做下去？”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25x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