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

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

王 磊

按照委里的统一安排，今天轮到我给大家讲课。可能我今天的课程内容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希望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多包涵，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共同学习提高。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经常提到一句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其实这句话就是50年前最早的枫桥经验，当时毛主席曾经签批：“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枫桥经验”作为预防化解矛盾、和谐治理社会的特色经验，依然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学习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促进我们北林区的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今天我和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就是“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我将主要围绕“什么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有哪些？”，以及“如何结合北林实际，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等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

首先，我们共同探讨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枫桥经验？ 要想知道什么是枫桥经验，首先我们要知道枫桥是哪里？为了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前段时间中央综治办的“长安网”上特别设立了一个专栏来介绍枫桥经验。当时网站编辑在“枫桥经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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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的题头处引用了一首诗，那就是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位网站的编辑想用美妙的诗句来引入“枫桥经验”，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这段引言被完全删除了。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事实上，这位编辑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道枫桥是一个地名，但是确没有仔细认真的去研究过到底什么是枫桥，是哪一个枫桥。这首《枫桥夜泊》中诗人张继所描写的是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枫桥镇的夜晚美景，而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枫桥经验中的枫桥却应该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同叫枫桥镇，两个地方却相距二百公里，分属不同的两个省份。那么这个浙江省诸暨市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这里虽然没有留下过优美的诗词，但是却也一样留有美名，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远古时期的大禹曾经在此召集和封赏诸侯，这“诸暨”二字，就是天下诸侯驻留议事之地的意思。 同时，诸暨还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相传春秋时期吴越交战,绝世美人西施受越王勾践指派北上吴国,途经枫溪江时，突遇山洪暴发，危在旦夕，这时一棵枫树突然倒下，横亘枫溪江两岸，架桥成渡，使西施安全渡河，这枫树倒下的地方就被后人称之为枫桥。现在的枫桥镇是诸暨市东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仅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枫桥镇就出了35 名进士、68名举人。浓厚的文化底蕴，滋养出了享誉华夏的“枫桥经验”。

1、“枫桥经验”的诞生

“枫桥经验” 诞生在20 世纪60年代，起源于对“四类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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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对“四类分子”的社会改造工作，主要采取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但一些地方在对“四类分子”的改造中产生了过火、过激的行为，包括乱捕、乱斗、乱打等情况。1963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到浙江指导工作时，发现了枫桥不但没有捕人、没有打人，就仅仅只是依靠群众用说理斗争的方式制服了敌人。于是，公安部领导将此事口头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表态：“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63 年11月， 公安部蹲点调研、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联合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的文章（1992年5月，枫桥撤区并乡，称为枫桥镇），其主要精神，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 年11 月20 日，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要各地仿效， 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自此，“枫桥经验” 宣告正式诞生。

1964 年1 月14 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1964年2月，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从此，一场轰轰烈烈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在全国展开。“枫桥经验”在浙江 推广也取得了明显成效。1964年和1965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为万分之2.7 和万分之2.2，捕人率为万分之0.53 和0.25，出现了“捕人少、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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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安定局面。

2、枫桥经验的变革

“枫桥经验”在全国推广了仅仅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枫桥经验”被诬蔑为是“和平改造”、“阶级调和”的经验，受到冲击并一度中断。1970年12月11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讲话，会议重新肯定了“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挽救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20 世纪70 年代，枫桥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勇敢地冲破了“左”的禁锢，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调查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

1979年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首肯。同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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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83年，全国以枫桥为榜样，一律摘除了“四类分子”帽子。

改革开放后，党的路线方针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此时，“枫桥经验”也受到了广泛质疑。大家都在想，现在“四类分子”没有了，还要不要再推广“枫桥经验”？1979年，公安部调查组对“取消‘枫桥经验’论”作出了明智的表态，即农村的治安问题依然复杂，“枫桥经验”依然适用。

在枫桥，有一个案例一直被群众引以为傲。1987年，谢某28岁，他的家境在那个年代也还算不错。谢妈妈开着一家小吃店，谢爸爸是搞运输的，经济收入很可观。技校毕业后的谢某就在妈妈店里帮忙。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可是谢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周围邻居都说，他年纪虽小，却精通赌道，大赌小赌样样来，麻将牌九全都会。一次在朋友家里，他一赌就是两天两夜。不到3年，他就欠下了3万多元赌债。谢某本来有个女朋友，女友家里见谢某如此，当然不同意女儿再与他交往，要两人分手。谢某的事情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村里召开村委会，邀请派出所民警参加。会上有人认为应该把谢某交给公安机关严肃处理，但大多数村民表示，大家都是看着谢某长大的，好好教育他还有得救。村支书当场拍板，要大家齐心协力挽救他！之后，村干部一个个找他谈心，派出所民警给他开小灶，上法制课。古话说得好，“鸟有巢不闹，家有女则安”，村里还专门派了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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